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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重放光芒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时间:2022-08-18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1926年11月30日,中央军校政治科约500人由黄埔迁至武汉。12月19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决定:政治科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国民党中央委任邓演达、恽代英、谭延闿、徐谦、顾孟余为委员,并推定邓演达、恽代英、谭延闿为常务委员。3月28日,将武汉分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邓演达在武汉期间肩负党、政、军职务之多,工作之繁忙是可想而知的。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重放光芒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重放光芒

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后,为了培养更多的军事政治人才,以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根据1926年10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省市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上的决议《在国民革命军占领的各省设立军事政治学校》,1926年10月16日在武汉成立政治训练班筹备处,开始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筹备工作。由邓演达担任主席的招考委员会,致电广州国民党中央,请求拨予经费,电报说:“已于此间党部开会决定:一、招男生千名,女生百名,一个月内开学;二、派员到重庆、长沙、江西、北方各地招考或直接来武汉投考,广东女生在中学以上程度愿考者,应请初试后送来复试,但不得过百名;三、政治科经费现需十万元,开学后每月需六万元,请即筹拨,如黄埔能拨一部(分)更好。”[41]招考委员会除派专人赴湖北、湖南、江西、四川、上海、奉天等六处招生外,又承河南、安徽、山东、直隶、山西、陕西、甘肃、热河等处党部及韩国青年会介绍学生投考。计录取男生986名,女生195名。

1926年11月30日,中央军校政治科约500人由黄埔迁至武汉。12月9日,邓演达主持召开了政治科教务会议,决定了教授课目和编审讲义人员,其中有《中国农民问题》(毛泽东)、《三民主义总纲》(李汉俊)、《社会科学概论》(李达)、《国际职工运动》(李立三)、《中国最近社会运动》(周恩来)、《国民革命军历史及战史》(邓演达)、《中国国民党宣言政纲及一切决议案》(恽代英)、《军队中政治工作实施方法》(周恩来)、《国民革命军之军事政治组织》(邓演达)。12月16日,根据邓演达的意见,李达召开了政治科教学会议,决定:(1)准备开三班,每班每日授课二次;(2)在本校未开学以前,暂取讲演形式讲授;(3)讲授科目分三项:有关政治的讲演、主义的讲演和有关国内外政治的报告,担任教学的教官有毛泽东、恽代英、邓演达、铁罗尼、李汉俊、李达、包惠僧等。担任特别讲演的人员有鲍罗廷、董必武、李立三、张太雷、宋庆龄、詹大悲等。[42]

1927年1月1日,中央军校的炮兵大队800人和工兵大队400人也由广东黄埔和南昌迁至武汉。12月19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决定:政治科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武汉分校不仅有由政治科在武汉招考的第六期学生,也有由广东黄埔迁来的第五期学生。武汉分校校长原为蒋介石,党代表原为汪精卫,但当时蒋、汪都不在武汉,12月20日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人部委任邓演达为代理校长,顾孟余为代理党代表。同时,委任张治中为教育长兼训练部主任和学生总队长,周佛海为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恽代英为政治总教官,蓝腾蛟为军事总教官,李达、沈雁冰、樊仲云、区克昌、袁振英、董光孚、施乃铸、吴文祺、吴企云、周佛海为政治教官,高子春、曾旭、赖汝霖为战术教官,刘桐思为筑城教官,郭增昌为马术教官。

经过将近四个月的筹备,1927年2月12日,武汉分校在武昌两湖书院举行开学典礼。邓演达在演说中向学生指出:我们“不只是国民革命,还要进而参加世界革命,谋全世界人类的解放的”。“武汉分校成立开学于此时,诸位好比革命的小儿刚产生,将来是要负着这个使命前进的。”“各位同志,三思努力,为党为全民众奋斗到底啊!”[43](www.guayunfan.com)

武汉军校的最高领导机关为常务委员会。开学之初本为校长制,后来鉴于蒋介石的反动倾向日益明显,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议改校长制为委员制,实际上撤销了蒋介石的校长职务。国民党中央委任邓演达、恽代英、谭延闿、徐谦、顾孟余为委员,并推定邓演达、恽代英、谭延闿为常务委员。3月28日,将武汉分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4月4日,邓演达对军校师生说:“我们的学校已奉命改为委员制,我们的委员虽只有五人,但汪精卫来后,定有很重要的责任交给他,我想这是你们很欣慰的。”[44]汪精卫回国后,虽任军校的委员,但并未主持军校的工作。学校出版了《革命生活》日刊,还成立了血花剧社。

武汉军校的学生数目,开学之初约2900人,5月中旬约3700人,6月间曾高达6000余人。学生的编制是:全校设学生队,下辖政治大队、炮兵大队、工兵大队,每大队下辖四个队;由于新生入校后首先需要接受入伍教育三个月,然后才接受正式教育,所以,又设立入伍生总队,下辖政治第一大队、第二大队及女生大队。

当时投考军校的青年,因名额有限而未被录取者编为总司令部学兵团,由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兼任团长。在反蒋斗争中,学兵团立场坚定,是军校亲密的战友。邓演达赞扬了学兵团的革命精神,他说:“学兵团的忠实同志们在这次的清校运动中,表现出拥护党权的热烈,是我们值得欣慰的。”邓演达对学兵团学员的成长十分关心,他说:“我们奉命对他们举行一种考试,考试的意义,一方面,是看他们学术科的心得,重要的是要看他们的思想是否正确。现在考试已经完毕,稍缓即可将考试的结果公布出来。以后除思想落后者外,其他忠实的同志们都要设法将自己的力量贡献给党,或者分发到军队中去作下级干部,或者继续他们受教育的机会。”[45]

根据邓演达的提议,原由黄埔迁来的政治第一、二大队学生毕业,分配到各军服务。他说:“现在,武汉方面的军队俟誓师后便要出发,为巩固我们的首都起见,计划要训练三千志愿军,这也是我校的同志应负的一种责任。”5月12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他的建议,决议:“(1)团长为委员制,以徐谦、孙科、谭延闿三同志为委员;(2)副团长侯连瀛;(3)参谋长黄仲恂;(4)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周学昌;(5)参谋处长陈奇涵;(6)第一营营长孙树成,第二营营长刘先临,第三营营长刘之至。”[46]

武汉军校的建立和蓬勃发展,在当时的革命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邓演达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

邓演达在武汉期间肩负党、政、军职务之多,工作之繁忙是可想而知的。据日本新闻记者永井龙太郎回忆:“在那时候,蒋介石在南昌受了反革命的包围,只来武汉一次。只有邓氏一人在武汉,以不眠不休的精神,应付一切军事政治的工作。当革命最高潮的时节,邓氏因过劳的结果,陷于极度的神经衰弱症。然犹不自爱惜,无日不蓬头垢面,乘着小汽车,东奔西走,为革命尽瘁。他的这种精神真令我们日本人也受了异常的感动,即帝国主义者也在暗暗的惊叹。”但是他虽身居高位,生活却十分简朴。当时有人造谣说:“蒋总司令身上还是穿着由广东出发时所穿的一件衬衫,邓演达已经穿上了外套。蒋介石斥责了他,把他监禁起来了。”永井龙太郎回忆说:“这只是一种逆宣传……邓氏之廉洁持己,生活简朴,不修边幅,完全以牺牲的精神从事革命。宋庆龄女士之‘艰苦卓绝’四字真是邓氏的适评。”[47]郭沫若也回忆说:“择生的心脏不强,手足每每发冷发麻,但他平常是把这些置诸度外的,他的工作非常艰苦。”[48]邓演达的献身精神是十分令人敬佩的。

注释:

[1]《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2]《中央局报告》(1926年12月5日),载《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

[3]铁罗尼关于武汉形势给鲍罗廷的报告(1926年10月30日),载《武汉党史》1991年第一期。

[4]《黄埔潮》周刊第20期。

[5][6]1926年11月26日、10月6日《广州民国日报》。

[7][10]1926年10月4日《革命军日报》。

[8]杨逸棠:《邓演达》第23页。

[11]1926年10月4日《革命军日报》。

[12]张光宇:《邓演达传》第147-148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3][14]1927年《农民问题汇刊》。

[15]1927年3月20日《汉口民国日报》。

[16]《在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议上的报告》(1927年3月27日),载《邓演达文集》。

[17]1927年4月25日《汉口民国日报》。

[18][25]国民党中央二届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速记录。

[19]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会议速记录。

[20]肖三:《毛泽东同志在大革命时代》,载1946年7月1日《晋察冀日报》。

[21]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载《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9][22][23][24][26][28][29][31][35][37][39][44][45]梅日新、邓演超主编:《邓演达文集新编》第18页、第112页、第163-68页、第151页、第62页、第171页、第128页、第127页、第69页、第113-114页、第116页、第116页。

[27]1927年2月17日《汉口民国日报》。

[30]1927年5月17日《汉口民国日报》。

[32]1927年1月17日《广州民国日报》。

[33][34]邓演达致蒋介石电,《电稿抄录》,第54页。

[36]1927年1月29日《湖南大公报》。

[38][46]国民党中执会政治委员会会议速记录。

[40]梅日新、邓演超主编:《回忆邓演达》第25页。

[41]邹鲁:《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1936年版。

[42]1926年12月13日《革命军日报》。

[43]1927年2月13日《革命生活》。

[47]永井龙太郎:《追忆邓择生先生》(1932年11月15日),载《邓演达纪念集》,1932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编。

[48]郭沫若:《纪念邓择生先生》(1946年11月20日),载《中华论坛》1946年2卷7、8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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