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农工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支持农工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二、支持农工

1926年4月中旬，邓演达被蒋介石贬至潮州分校任教育长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这是蒋介石排除异己，对邓演达明升实降的一种手法。潮州分校是黄埔军校的四所分校之一。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部队急需军队干部，黄埔军校的招生任务不断扩大。第一期至第四期毕业生4900多人，第五期至第六期在校生发展到20000多人。在潮州、南宁、长沙和武汉增办4所分校，在校学生共8500多人。潮州分校是在黄埔军校学生军第二次东征胜利后于1925年12月18日正式开学的。潮汕原是蒋介石东征军总指挥部、周恩来总政治部主任的指挥部所在地，也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防区战略要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原是蒋介石，后由其亲信何应钦继任。政治部主任原是周恩来。“三二〇事件”后，蒋介石下令第一军的所有共产党员的政工干部全部清除，包括周恩来在内。蒋介石想由邓演达顶替周恩来的位置，但邓演达表示：他与何应钦在许多问题上分歧很大，是不会去第一军上任的。何应钦对邓演达也是死对头，也不会让邓演达到任的。

邓演达经过“三二〇事件”后，对蒋介石的险恶野心已有所察悟，根据他出国考察学习所得体会，“革命的成功全靠拿最下层的民众做革命的基础”，“与外国的革命党人和革命民众联合，是中国国民革命最重要的策略”。[18]因此，到潮州分校不久，邓演达于5月下旬即回到广州，把主要精力和时间，做联系工农群众，支持工人农民运动的工作。

在潮州分校期间，5月1日，邓演达发表了《今年“五一”节之意义》的重要文章，分析了工人农民从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重要性；分析了中国在“世界帝国主义集中力量重重包裹压迫的铁桶中间，实在很不容易叫新兴的民主主义者——一切大商人、中商人、知识分子得到一个结合的机会和可能”，“所以中国的国民革命自然不是欧洲民主主义式的单纯对封建制度的革命，国家主义很难在中国得有根基。简单点说，就是极少数的民主主义者无担负国民革命使命之能力。于是乎国民革命之重担不得不落在大多数的痛苦的农人工人的肩上，而进步的产业工人自然更容易取得领导的地位。所以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运动的短时期间内，能够急转直下的做革命的先锋”。因此，他号召广大受苦受难“呻吟辗转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资本剥夺及黑暗统治权底下的农人，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枪炮与刺刀面前流着鲜红的血的工人”，不仅要作迫切需要的经济斗争，还要联合起来作政治斗争，“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作国民革命的神圣工作”。他在文章中呼喊出“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万岁！”的响亮口号，把国民革命成功的历史任务寄托在广大工农群众的肩上，忠实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19]

他经常约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研究和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十分关心全国的革命形势和时局的变化。其中相约最多的是留法刚回国不久的陆军小学同学郭冠杰等人。郭冠杰，1892年9月出生，梅县丙村人，其祖父曾在南洋叻利经商，收入仅堪糊口。郭冠杰五岁丧父，随母回梅县务农，入村塾读书，由于其读书刻苦用功，成绩名列前茅。后由其堂兄、同盟会员郭典三带到广州报考陆军小学，与邓演达成为同窗好友。并一起加入同盟会，一起参加姚雨平率领的广东部队东征，成为亲密战友。由于战斗有功，由稽勋局派往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和经济学。毕业后回国参加粤军东征，1921年又考上蔡元培在法国里昂创办的中法学院，被保送到里昂大学法律研究院攻读经济学。他在里昂大学成立国民党支部。孙中山逝世，他在里昂组织举办了孙中山先生追悼会，并代表留法学生发表演说，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其演说词在上海《民国日报》刊登后，引起北洋政府驻法大使馆的注意，认为他是“煽动革命，颠覆民国”分子，与法国政府勾结，勒令他半年内离开法国。1925年9月郭冠杰回到广州，由邹鲁介绍任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法学院教授。1925年，汪精卫以查办该校政治问题为理由，迫害学校一些进步教授。郭冠杰被迫回到梅县。不久，他打听到邓演达在汕头，于是赶到汕头，与邓演达畅谈中国革命问题。两人谈得十分激动而又担忧。正如后来邓演达与郭冠杰多次通信所强调的“家事（指国民革命）不必太奢望，也不必太灰心，只要我们大家用功一定有办法”。[20](www.guayunfan.com)

此时，广东工农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的领导下蓬勃发展。4月1日，广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到会代表2500多人，通过关于政治报告及要求国民政府制定劳动法等十多个决议案。大会要求国民政府从速出师北伐。4月2日，广州各界十余万人为北京“三一八”惨案在广东大学召开反段祺瑞政府大会。会议指出：此惨案是北方反动政府残杀爱国民众之开始，其目标是直接指向广东国民革命政府的存在；一切不平等条约，尤其是《辛丑条约》，都是帝国主义束缚中国的工具。大会号召各界人民团结起来抵制反动势力的进攻，早日取缔一切不平等条约，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会后举行游行示威。

5月1日，全国总工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502人，代表全国699个总会和分会124万会员，并有英、苏、法、德、美、日等国工会代表及广东各界代表参加。大会由李立三报告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情况，鲍罗延报告世界革命状况，邓中夏报告职工运动总策略，刘少奇报告中国职工运动近年发展状况等。大会共开12天。大会决议：修改工会章程；选举执委39人、候补执委17人；修建职工运动死难烈士碑和廖仲恺纪念碑。

同日，广东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开幕，到会244人，代表62万农会会员。广东第六次教育大会开幕，到会482人。广州工、农、军、学各界800多个团体共20多万人举行集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苏兆征、何香凝、陈公博和施华诺夫等人在大会上演说，通过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奋斗，共同解放。”

5月2日，广州华侨协会举行反帝大会。会议通过决议：（一）请国民政府向压迫华侨的帝国主义国家提出严重抗议；如无圆满答复，即通告海内外实行对该国的货物抵制制裁；（二）唤起海外侨民积极参与当地的反帝运动；（三）通缉为帝国主义效劳的走狗汉奸等。

5月4日，广州3万多人集会纪念“五四”运动，甘乃光、黎樾庭、褚民谊等发表演说。

5月5日，广州工农和各界代表两千多人集会纪念马克思诞辰108周年，会上高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高唱《国际歌》。陈启修、郭沫若等在会上发表演说。[21]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乐山县观峨乡中等地主家庭，排行第八，学名开贞，号尚武。4岁跟母亲朗读唐诗，9岁已能吟诗作对，13岁已发表诗作，19岁赴成都省高等中学就读，20岁受母命与张琼华订婚，21岁考入成都高等学校理科；22岁考入天津军医学校，后经长兄保送赴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医科就读，与郁达夫、张资平是同班同学。预备班结业后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医科就读。25岁（1916年）与安娜热恋同居，26岁做了爸爸。27岁冈山学校毕业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就读，同时继续研修文学，发表大量文学作品。1921年（30岁）3月弃医与同学成仿吾同船回国，在上海泰东图书局编辑所任职，专职写作，加入“丙辰学社”，主编《创造》季刊，出版《创造周报》。1926年（35岁）3月离沪抵穗，担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院院长、教授。3月23日经成仿吾（广东大学法学院教授）介绍在林伯渠家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4月上旬在黄埔军校与邓演达第一次见面。四五月间与来广东大学演讲的周恩来第一次见面。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直接鼓励下，逐步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5月3日，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毛泽东任所长后举行开学典礼。会议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林伯渠主持，毛泽东报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筹备情况及办所宗旨。参加开学典礼的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谭延闿、青年部长甘乃光、妇女部长何香凝、广东大学校长褚民谊、文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国民大学校长陈其瑗、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代表彭湃、共产党代表彭述之等各方代表。本期学员共300多人。萧楚女任教务主任，高语罕任政治训练主任。开学的第一课，毛泽东亲自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周恩来讲《军事运动和农民运动》，郭沫若也被邀在农民讲习所授课。在农讲所的带动下，广东农民运动蓬勃发展。

在工农革命浪潮鼓舞下，邓演达在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等待不下去了。他于5月下旬返回广州，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中去，支持工农运动。

5月29日，广东农工商学联合会主席团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接纳该会通过的七项决议：取消火油专卖；惩办贪官污吏；成立劳资仲裁机构，解决劳资矛盾；增加教育经费；普及教育；开拓道路，改良港口，改善民生等。国民政府代表接请愿书后，表示完全接受，拟明令公布，与人民合作。

5月30日，广州各界群众代表20万人举行纪念“五卅”惨案一周年集会，高举反帝旗帜，发出“拥护国民政府，立即出师北伐，统一全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的号召和要求，向全国发出北伐不可避免的信息。

这些人民群众的反帝斗争，邓演达都以不同的方式给以支持，或直接参与，或发表谈话，或给予鼓励。他反复说，我们“一定是要联合起来作政治的斗争——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作国民革命的神圣工作”，“成了世界至伟大至勇敢至强烈的人类历史主宰者。一切反动的势力都在对着我们发抖。我们只要前进，努力地前进，将来的胜利一定是在我们的面前”。[22]

邓演达不仅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群众运动，同时也支持国际上的反帝斗争。1926年初，国际工人救济总会主席卫立曾致电邓演达说：“反帝国主义的殖民政府的行动委员会，定于本年夏季召集反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国际会议，届时务请广东各团体派员参加。”邓演达接到电报后，在2月8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国际工人救济会召集反帝国主义的国际会议，函请广东各团体参加，应如何办理”。会议决定：“准派员参加，并由邓演达以本党名义电复卫立询问开会日期及地点。”后接到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执行委员章伯钧和国际反帝同盟及国际工人救济总会等来函，指明会期约在七月份，地点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4月13日，邓演达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上再次提出要落实派人参加会议之事。会议决定派胡汉民、廖焕星两人出席会议。[23]

正当全国反帝、反军阀、反分裂的工农群众运动不断高涨的大好形势下，蒋介石为了篡夺工农群众运动的领导权，竟然操纵国民党党内右派势力，抛出《整理党务案》，于1926年5月15-22日，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强行通过。《整理党务案》规定：凡他党党员加入国民党者，必须绝对信仰总理所创的三民主义；必须把所有加入的人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保存；担任执委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的部长职务；不能召集本党的党务集会，履行本党的训会等。由于中共中央领导采取退让妥协方针，此方案竟被通过。共产党员担任的国民党中央部长全部辞职。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并兼任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随后，又通过国民党中央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人身上。

6月4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就国民党的《整顿党务案》发表公开信，指出国民党中央通过的《整顿党务案》应当是国共合作方式的改变，不应是合作的结束。“两党之共同职任，即在努力巩固革命战线，肃清其内部，反抗以至推翻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指出帝国主义及其军阀势力竭力破坏国民革命的联合阵线，摧残中国之革命。关于两党合作之方式，“可各自根据其党之决议以相协商”。[24]此信对蒋介石仍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使对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处于十分被动状态。

在陈独秀对国民党的步步退让和国民党的步步紧迫下，中共广东区委在周恩来、陈延年的领导下，采取坚决反击的斗争策略：把被蒋介石排挤出来的共产党员集中起来，在东皋大道农民协会举办地方干部训练班，为北伐准备力量；把第一军的军政干部转移到其他各军去，叶挺、张善铭等同志转到李济深的第四军去，后来叶挺的独立团成为第四军的主力；在广州大佛寺举办政治干部训练班，周恩来亲任班主任，为北伐准备大批政工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