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邓演达国民党左派的关系与演变

中国共产党与邓演达国民党左派的关系与演变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大革命时期，以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亲密合作，曾出现过互相支持，共同发展的大好局面。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和中共领导机关的政策失误，使双方出现了矛盾并发展到尖锐激化的地步。但是，正如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曾说过的：第三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党派，始终反蒋不反共。[1]

（一）合作阶段

1923-1927年，中国大地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独裁的大革命运动。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提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2]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同国民党合作是历史的必然。1923年6月12-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与国民党合作的主张，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同国民党合作，推动大革命高潮的到来。[3]孙中山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于1924年1月20-30日，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出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伯渠）、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李隆郅（立三）等20多人参加了会议，其中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长，林祖涵任农民部长，冯菊坡任工人部秘书，彭湃任农民部秘书，杨匏安任组织部秘书，正式建立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4]邓演达当时正任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他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在部队发动官兵参加国民党，亲自宣讲《三民主义》。1924年1月24日，黄埔军校成立筹备委员会，邓演达被调担任筹委会委员，参与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后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和学生总队长。任职期间，他与校内的共产党员关系密切。他多次请求从德国回来的政治部副主任、共产党员张申府推荐在国外留学的有识之士来校工作。他与多位学生队长、共产党员茅廷祯、金佛庄，区队长、共产党员曹石泉、郭俊工作互相支持，共同把学员管理好。1926年，邓演达担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他大力支持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熊雄整顿政治部，使政治教育丰富多彩、生动活泼。1926年7月邓演达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他重用了不少共产党员参加政治部工作，例如任命共产党员孙炳文担任政治部秘书长，郭冠杰任总务科长，季方任党务科长，朱代杰任宣传科长，胡公冕、周恩寿任宣传队长等，政治部成了国共合作的楷模。1926年冬，国民党中央决定创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邓演达被任命为分校校长。他亲自邀称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等来校讲课，与军校常委、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关系密切。1927年3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邓演达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他亲自与毛泽东在武汉领导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与毛泽东、陈克文共同担任农讲所常委，领导该所工作。邓演达还与毛泽东领导组织中华全国农民协会，毛泽东、彭湃、方志敏、谭平山、易礼容、陆沉等共产党员担任协会委员。他们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以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名义，向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提交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对农民宣言》，把解决农民问题作为会议中心议题。邓演达在会上作了《土地问题案》的说明，共产党恽代英、毛泽东、夏曦、吴玉章等都在大会发言，同意和补充邓演达的说明。1927年4月2日，邓演达在国民党二届常委五次扩大会议上提议成立土地委员会，邀请毛泽东、谭平山参加。毛泽东说：“大革命时代搞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5]周恩来也说过：“当他（指邓演达）从苏联回来，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6]

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全国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北伐军节节胜利，在武汉建立了中国革命中心。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湖南、江西等地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开展大规模的土地革命。就在这大好革命形势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叛变革命，开展残酷的武装镇压，实行彻底的反共。(www.guayunfan.com)

1927年7月24日，中共发出《中央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指出：“在国民党中央除孙夫人及于右任、彭泽民、陈友仁、邓演达等数人之外，余均实行反动”，“孙夫人发表宣言不满于现中央之政策而避住上海，邓演达因不满汪等亦早已离汉而去”。《通告》“号召一切革命分子团结起来拥护孙夫人及邓演达的宣言”。同月，中共中央在《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中指出：“武汉的国民党中央现在已变成政客俱乐部，他们已是革命的叛徒”；“国民党的一切同志都应当和孙夫人、邓演达及其他革命领袖一样的明白”，“我们共产党员决心和这种中山先生的真正忠实的信徒，共同工作，同生同死决一死战”；还提出要“努力建立国民党的新中心”。8月7日，《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中指出：以后还是“要与国民党的左派联合”。8月14日，在《中国共产党为汉宁妥协告民众书》中，公开宣布了自汪精卫等背叛革命之后，中共“与革命的国民党领袖孙夫人、邓演达一起号召国民党员和民众，来推翻这些叛徒及蒋介石张作霖的反动统治”的基本方针，号召全国民众兵士赶快行动起来，“在共产党和革命的国民党旗帜之下推翻这些互相勾结的叛徒和一切新旧军阀”。8月23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二期，刊登了《中国共产党员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提出“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下”的政治主张。同日，中共《中央复湖南省委函》中还指出：“此时我们仍要以国民党名义来帮助农工的民主政权”，“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这是不对的”。[7]此后中国共产党打响了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举行了南昌起义。邓演达没有参加这次武装起义。但这次起义仍使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起义胜利后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仍被当选为委员和主席团成员，目的是联合国民党内愿意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左派，“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权”，[8]组织一个以共产党员占多数的与国民党左派联合的政权。邓演达1927年8月15日到达莫斯科后，中共旅俄支部派人与他晤谈，劝他参加中国共产党。

中共中央这段时间采取打着“左派国民党的旗帜”，实行团结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的政策，其主要原因是：

1.来自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1927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作出《关于中国目前形势的决定》，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立刻宣布退出武汉政府的同时，指示“不退出国民党，仍留在该党内”，希图通过同“国民党的下层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以改变国民党上层领导，推进中国革命。共产国际新代表罗米那兹于7月23日到达武汉，也持“现在不应当退出国民党”的观点。[9]邓演达到达莫斯科时，受到苏联红军总司令部的接待和有关方面的欢迎，也影响了中共的决策。

2.邓演达不仅是中共在国共合作期间的亲密战友，而且在面临汪精卫集团“分共”的紧急关头，仍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在临走前发出《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的信，严厉谴责汪精卫一伙背叛革命的行为和“与共产党分裂”的主张。他还特意提醒共产党人要警惕突然事变的到来。因此，受到中共的多次赞扬。

3.中共中央认为，在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国民党的旗帜在一部分群众中“已经很有威信，中国共产党现在不应当让出这个旗帜”，使蒋介石、汪精卫一伙“叛徒篡窃国民党的名号”而做反革命的勾当。同时，“还有一个目的，便是吸引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因为“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还留在革命的道路上”。[10]

（二）分道扬镳

1927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决议作出两个重要决定：一是抛弃过去重振“左派国民党的旗帜”的口号，会议认为中共中央前一段时间提出复兴左派国民党的估计已不能实现。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国民党因蒋介石的背叛已变成“政治的尸首”、“压迫与屠杀的象征”，另一方面是经过所有共产党员的努力，团结左派分子，打算重创革命国民党的组织，但“一直到现在尚无成绩之可言”。所以决定“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二是决定在中国“成立苏维埃”，提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这是指导思想和重要政策的重大转变。虽然在决议案中还说“对于零星散乱的国民党左派分子”，“可以在每次斗争中，使他们来赞助我们与革命的民众”，但又错误地强调“他们只是革命的暂时的同道者”，是“不可靠的”。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申：“本次会议完全赞同中央九月间关于取消组织左派国民党之计划及提出苏维埃口号之决议”，并强调“凡是真正革命的分子，只有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之下”，“号召一切革命分子退出国民党”。[11]从上述决议案发出后，中共彻底抛弃“左派国民党旗帜”，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和苏维埃的旗帜。这样，海陆丰农民武装起义建立起来的政权称为“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广州起义建立的政权也称为“广州苏维埃”。

中共打出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和苏维埃旗帜之后，同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张闻天1934年1月在苏区出版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说：“南昌暴动的失败结束了我们党与国民党左派最后的联合”，“暴动失败后，我们遂与国民党左派最后的断绝关系，以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来独立的领导中国革命”。[12]周恩来后来曾就大革命失败后，是否可以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问题说：“假如邓演达没有走，仍与他合作，是还可以用国民党旗帜的。但在南昌起义之后，只有共产党是革命的，国民党叛变了，这时再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就会使群众的认识发生混乱。”[13]

邓演达由于在领导权、在中国建立苏堆埃等问题上同共产国际和中共发生分歧，在苏联受到不公正的对待，遂于1927年12月悄然离开莫斯科赴德国柏林。他在1930年9月1日发表的《中国到哪里去？》一文写道，“自从1927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暴动建立所谓苏维埃政权以后，已经暴露了它的阴谋与盲动”，“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坚决的对中国共产党抗争”。[14]邓演达离苏赴德是他与共产国际和中共的矛盾趋于尖锐、双方关系破裂的表现。

（三）尖锐对立

随着邓演达、谭平山等加快筹建新党，在共产国际“左”的思想指导下，中共领导与邓演达的矛盾日益激化。早在1927年11月4日，在瞿秋白主持下，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中就说，谭平山“今年7月武汉国民党及政府开始排共之际，曾秘密与邓演达等联络主张取消中国C·P而组织第三党，并向知识分子同志作反对中央、另组第三党之宣传”，“至南昌仍继续其第三党的宣传”。这次会议开除了谭平山的党籍。1928年春，在邓演达关于《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的宣言》的影响下，谭平山在上海组织中华革命党，推举邓演达为总负责人，在邓回国前暂由谭平山代理。中华革命党自称是区别于国共两党的“新党”，说“只有代表广大劳动阶级的中华革命党，才真正能够领导中国革命以达到于成功”。它把统治阶级的国民党视为“敌党”，对共产党也进行了批评和指责，但仍表示“愿与之合作”、“建立革命同盟”。[15]1928年2月25日，由苏联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和中共代表团向忠发等联合提出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草案），在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上通过。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应当实行严厉的斗争反对组织新的仿佛是‘真正共产主义的’党，或者所谓‘劳农党’，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党。有些过去的共产党员（如谭平山）是有组织这种新党的企图；其实这新党是孟塞维克的反工农的党，做蒋介石及其他工农刽子手的走狗。”这就轻率地对邓演达和谭平山筹建中的新党作了定性，并把其推到自己的对立面。这个决议案的特别之处在于是苏联和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提出的，因而具有特殊的权威性，对中共与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的关系的消极影响深远。中共中央于4月接到这个决议案后即进行讨论，并发出通告表示接受这个决议案。[16]

对第三党应采取什么态度，中共各地方党部都要求中央表态。于是，中共中央于1928年5月11日发出第四十六号通告。这是党中央首次专门为第三党问题向各级党部作的指示。《通告》对第三党的来源、性质、前途和方针作了分析和规定，指出第三党出现的原因，是一部分参加过大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从共产党中游离出来的分子，“一方不满意C·P的革命策略，深恨工农运动过火，一方受国民党在朝派之压迫，没有出路，所以有第三派的活动，进一步还想组织第三党（他们的名称还没有确定）”。《通告》依据共产国际的决议说“第三党的活动已经证实它是反工农暴动效忠于豪绅资产阶级的蒋介石走狗”。这个《通告》对第三党的定性与共产国际决议一样，是“左”的指导思想和政策的产物。[17]

1928年六七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虽然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形势的分析、对党的任务和政策的规定，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对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却缺乏必要的分析和正确的政策，错误地断定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城市小资产阶级也由动摇而堕入反动营垒。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赞成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体会议对邓演达、谭平山的所谓‘第三党’的估量。”并指出在阶级力量“两个极端化”的条件下，这一类的政党“必然要成为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工具，专来到群众中散布许多蒙蔽阶级意识的迷药”。因此，中共对第三党的任务，“就是指斥他们在反帝运动和民众运动中的动摇犹豫和妥协，指斥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奸细”。[18]历史证明，以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虽然对中共的认识有不少错误，但它是为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而奋斗的革命力量，指斥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奸细”、“反革命的工具”，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中共“六大”后，是中国革命从遭受严重挫折走向复兴的关键时期。为了贯彻“六大”决议，“独立领导中国工农群众循苏维埃革命的路线发展”，对于在领导权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并反对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第三党，中共领导机关存在着很大的戒心。因此，“六大”会议结束以后到1928年底，中共中央发出的许多文件，如《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1928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1928年11月11日）等，在把主要斗争锋芒指向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同时，也把批评、指责邓演达、谭平山及第三党作为内容之一。[19]

1928年7至9月召开的共产国际“六大”，在提出“第三时期”理论的同时，相应地提出在各国共产党内部反对右倾。1929年2月、6月、8月、10月连续给中共中央发来含有“左”倾错误的指示，强调“右倾是党内最主要危险”。[20]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思想和政策，直接影响到中共和邓演达、谭平山领导的第三党的关系。

周恩来后来总结经验教训时指出：“邓演达，他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赞成土地革命，能与我们长期合作，是国民党中的左派。开始他相信无政府主义。当他从苏联回来，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他积极主张摧毁封建势力。他是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与军队有些关系。在武汉时，若以邓演达为中心，不以汪精卫为中心，会更好些，而当时我们不重视他。大革命失败，他很苦闷，同俄国顾问一起走了，后来回国组织了第三党。虽然他在思想上是反对我们的，应该批评斗争，但在策略上应该同他联合。这人的人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在‘九一八’以后，蒋介石把他杀了。”

“在阶级关系的分析上，过去我们的缺点，一是公式化，一是定型化。所谓公式化，是教条地搬用俄国1905年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公式到中国来，对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正确的认识，不能分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把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看成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一样。所谓定型化，是把人定死了，不懂得人是会变的。蒋介石代表过民族资产阶级讲话，但不能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对汪精卫也一样。看不到中国的阶级关系的复杂与变化，这是错误的。第三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的。”

“至于大革命失败后，是否还可以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问题，我也讲一下。假如邓演达没有走，仍与他合作，是还可以用国民党旗帜的。但在南昌起义之后，只有共产党是革命的，国民党叛变了，这时再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就会使群众的认识发生混乱。对三民主义不革命的方面应该批驳，对三民主义革命的方面应该保留下来，而我们当时却是对它全部否定了，没有给以历史的科学的分析。”[21]全盘否定三民主义，也是此时期中共与邓演达这个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关系破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着手改组中华革命党，8月9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8月14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对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成立作了评论，说“在谭平山的第三党破产后，邓演达的社会民主党又开始发现了”，“社会民主党在西欧工人中间已经成了腐臭的尸体，但现在却被邓演达们将他搬到中国作为欺骗工农的工具”，“社会民主党在中国组成的意义，就是将西欧一切改良主义的欺骗搬运到中国来，反对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党，反对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企图在中国革命的大风暴中，挽救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的命运”。还说邓演达的社会民主党与汪精卫的改组派、陈独秀的取消派“都一样的是专以愚弄中国工农群众的骗子以及破坏工人斗争的法西斯蒂”。《宣言》把邓演达为首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与西欧社会民主党和汪精卫改组派等相提并论，甚至说成是“破坏工人斗争的法西斯蒂”，是不正确的。[22]

1930年9月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但由于对国内阶级估量的“左”的思想未得到纠正，仍然否定第三党的存在，因而未能改变对待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的态度。在《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等文件中，继续提出必须“反对邓演达”，说在革命与反革命开始日益接近胜负的战斗时，“凡是这些企图站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所谓‘中间’派‘第三派’，都自然要更加努力帮助统治阶级”“维持反动的统治”。[23]

六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中共中央于1931年1月7日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使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左”倾错误领导者把中央对待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的“左”的错误推到极端。在四中全会后第一号中央通告中，就把第三党与国民党、改组派、托陈取消派和黄色领袖等并列。2月23日，中共中央给第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信，错误地把第三党划入苏区“阶级敌人”之列，要求“作残酷的斗争”。王明的《两条路线》小册子1931年2月在上海出版，把第三党划入“反革命派别”，并指责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由李立三起草的决议，“对于那时正在组织的第三党”“一字不提”。意指李立三反第三党不积极，是右倾错误。此后，《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1931年4月21日）、《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议》（1931年8月）等文件中，都有部分内容涉及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或邓演达本人，作出“左”的错误指斥。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不幸被敌人逮捕，并于11月29日被蒋介石派人秘密杀害。这是中国革命力量的重大损失。直到1934年，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第一次全会上作《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的讲话时，还说邓演达被“蒋介石刽子手枪毙以后，所谓第三党或中国社会民主党更烟消云散了”。对邓演达的牺牲和他创建的第三党遭到的挫折采取消极的错误的态度。[24]

（四）恢复科学评价

遵义会议建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并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之后，才有可能独立自主地对邓演达作出科学的评价。1935年，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尖锐地批判了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对待中间势力的错误，这是中共中央指导思想的根本性转变，为中共正确评价邓演达、正确对待他创建的第三党奠定了思想基础。同年，在中共《八一宣言》的影响下，邓演达创建的第三党在香港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改变党的名称，通过《临时行动纲领》，调整了政策，明确规定联共的方针，承认中共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提出“共同对日作战”。此后，中共与第三党的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论统一路线》等报告和论文中，深刻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鲜明地对中共与邓演达及以他为首的第三党的关系作出了客观的评价。新中国成立后，追认邓演达为革命烈士，中共领导人多次地指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25]

1961年11月29日，邓演达殉难30周年的时候，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举行纪念集会，周恩来和宋庆龄出席了集会。会场悬挂朱德和宋庆龄为邓演达殉难30周年的题词。朱德的题词是：“择生先生在大革命时期艰苦奋斗并最后为反对蒋介石反动集团而英勇牺牲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怀念的。”[26]宋庆龄的题词是：“择生先生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坚贞不屈和临难不苟的精神，是不朽的。”[27]

1981年11月26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隆重集会纪念邓演达殉难50周年，中共中央代表彭冲在会上讲话中说：“邓演达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勇敢坚强的战士，他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是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他的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坚贞不屈的牺牲精神，在民主革命中立下的功绩，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称颂。”[28]

1985年3月1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举行座谈会，隆重纪念邓演达诞辰90周年。薄一波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讲话，指出：“邓演达先生是中国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之一，是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者、可敬的爱国主义者。”“邓演达先生在前进中有过一些曲折，但他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伟大的一生。他高举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的光辉旗帜，与国民党左派人士一道，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为国家民族的独立、平等、自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一名优秀战士。他为国为民，忠勇奋发，刚毅严正，为革命坚贞不屈的高风亮节，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