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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然辞职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时间:2022-08-18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愤然辞职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四、愤然辞职冯玉祥致电汪精卫时,公开要求邓演达辞职,认为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搞得这样糟,都是邓演达过左行为的过错。邓演达在这无可奈何的绝境中只好另谋出路。至此,受邓演达影响至深、关系最密切的武装,亦受汪精卫的诱骗,脱离了革命。1927年7月13日,邓演达在北京《晨报》公开发表《辞职宣言》,表明自己“辞职”的缘由与立场。

愤然辞职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四、愤然辞职

冯玉祥致电汪精卫时,公开要求邓演达辞职,认为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搞得这样糟,都是邓演达过左行为的过错。邓不辞职,宁汉无法合作。

在武汉大革命处于急剧转变关头,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推行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助长了这股反动气焰,使国民党左派力量孤立无援。邓演达在这无可奈何的绝境中只好另谋出路。1927年6月30日,邓演达写了一封《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的公开信,分别送给国民党中央和比较密切友好的同志,他沉痛地指出:“不幸到了今日,总理的三民主义受了不少的曲解和背叛。前时有了蒋介石的屠杀农工群众,屠杀忠实党员,藐视总理的主义和政策,所以我及一般的同志们都主张讨伐他。现在正在进行北伐黑暗的奉天军阀及东征蒋逆介石的封建背叛者工作当中,我们的中央各同志也发生了不幸的变动。前时主张讨伐蒋介石的,现在忽然有投降妥协的要求;前时主张联合一切革命分子去革命的,现在忽然有与共产党分裂的主张;前时主张拥护工农利益的,现时忽然反而要去屠杀农民和嫉恶工友。政治工作本是党的权威,现在也是无理的受尽一切屈辱和遭值意料外的蹂躏。我自己在工作当中固然是不能执行责任,我更为我们的中央危。”“我们的党如果不决定而且承认农工政策及有决心解决土地问题,则革命的意义完全消失,结果必难免第二次辛亥年的失败。我因为这个,所以离开了目前的工作,而且希望我们党的领袖们的反省。”邓演达最后表示:“我并不是就永远离开了工作。我一面准备着争斗,一面准备着如果我们的中央确固了革命的纲领,三民主义革命的纲领,坚守着总理的策略,那我必立时受中央的命令立刻回来工作。同志们!革命是我们的职业,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是我们的立场。同志们!大家奋斗!我一定在最近的将来来和大家再见!”[37]

在这以前,汪精卫力谋拉拢广东部队首领张发奎,朝夕周旋,欲使脱离革命,并由陈公博随侍张发奎,陈说利害。张发奎最后亦为所动,阴谋除去当时在第四军、第十一军中的共产党员。邓演达曾从政治上和革命的关系上力图挽救这支部队,对张发奎亦晓以革命大义,而张发奎始终执迷不悟,跟着汪精卫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至此,受邓演达影响至深、关系最密切的武装,亦受汪精卫的诱骗,脱离了革命。乌云布满了武汉的天空,大革命已告失败。邓演达感到只有留待日后从头收拾局面,于是下决心出走。1927年7月,他化装为检查电线的工人,沿京汉铁路至郑州,转赴西安,会合由武汉回国的苏联顾问,经五原榆林越沙漠至西伯利亚,最后到达莫斯科。

1927年7月13日,邓演达在北京《晨报》公开发表《辞职宣言》,表明自己“辞职”的缘由与立场。他在《宣言》中说:“中国革命之目的,在以三民主义为基础,而期完成农工政策。不意同志中有故意对此曲解者;有无视此旨而对农工阶级加以压迫者;有于倒蒋及实行北伐工作中,由中央执行委员中向蒋图谋妥协,并与共产党相分离,而残杀农工者。是宁非吾党之大不幸耶?总政治部者,革命之中心机关也。乃竟拟加以压迫,是不啻禁其执行职务,而欲使国民党终化为反革命团体,此何可乎?”(www.guayunfan.com)

“又若对蒋之举而出于私怨,并否认农工政策及土地分配等,则此次革命势将重蹈民国元年(1912)失败之覆辙。此殊与予素愿相违,故不得不辞职让贤。倘将来诸同志能翻然觉悟,遵奉先总理遗嘱,根据三民主义努力作真正之革命,则予仍当乐归从事,而与诸同志合作也。”[38]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进行的第一次国内革命,终于因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背叛而失败了。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时期,在斗争中还缺乏经验,策略思想仍不成熟,那时的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推行了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危害革命,也危害了共产党本身。国民党中真正的左派如邓演达等,处境孤立,更不可能举起大革命旗帜,把革命进行下去,只好悄然出走。十七年以后,周恩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过这么一番话:“邓演达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赞成土地革命,能与我们长期合作,是国民党中的左派……在武汉时,若以邓演达为中心,不以汪精卫为中心,会更好些,而当时我们不重视他。大革命失败,他很苦闷,同俄国顾问一起走了。”又说:“至于大革命失败后,是否还可以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问题,我也讲一下。假如邓演达没有走,仍与他合作,还是可以用国民党旗帜的。”[39]周恩来这番话,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同时对认识和评价邓演达在这个时期的地位和贡献,也是很有帮助的。

注释:

[1]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速纪录。

[2][3][7]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

[4]《在总政治部欢迎会上之演说词》(1926年1月24日),载《黄埔潮》第20期。

[5]1926年12月15日《湖南大公报》。

[6]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北)《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8]1927年1月26日《广州民国日报》。

[9]1927年1月17日《广州民国日报》。

[10][11]周佛海:《逃出武汉以后》,载《黄埔潮》第1卷8期。

[12](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504-50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3]徐谦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载《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

[14][15]郭沫若:《南昌之一夜》,载《革命春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16]《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666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17][19][20][22][23][26][37][38]梅日新、邓演超主编:《邓演达文集新编》第52-53页、第61页、第73页、第86-87页、第126页、第112页、第180-181页、第187页。

[18]曾扩情:《黄埔同学会始末》,载《文学资料选辑》第19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

[21]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议速记录。

[24]国民党中央二届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速记录。

[25]1927年3月22日《汉口新闻报》。

[27]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1928年4月),载《党史资料》第4辑。

[28][29][30][31][32][33][36]杨逸棠:《邓演达》第43页、第44页、第51页。

[34]汪精卫:《在黄埔一期学生毕业大会上的讲演》,载《汪精卫先生讲演集》。

[35]汪精卫:《武汉公共之经过》。

[39]《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6-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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