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几个有争议问题的看法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对几个有争议问题的看法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三、对几个有争议问题的看法

（一）邓演达是否超越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我们认为，邓演达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和积极追随者。在政治理论上，他的平民革命思想是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例如：他在1927年7月3日为《汉口民国日报》撰写的《我们现在又应该注意什么呢？》一文就指出：“三民主义的革命意义在：一、民族主义是革帝国主义者统治的命而求中国的自由独立；二、民权主义是革封建政治的命而造成民主的政治；三、民生主义是革封建经济的命而得走着非资本主义建设道路。”显然，邓演达的平民革命思想是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其理论出发点，又把它向前推进了一步。主要表现为：第一，在反对封建势力方面比孙中山更加彻底；第二，把“扶助农工”发展为以农工为核心，扬弃了孙中山阶级调和、全民政治的观点，采取了被压迫阶级联合向压迫阶级进行斗争的方针；第三，提出了过渡时期的经济政策，比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有所前进，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第四，确立了联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总方针，扩大了反帝统一战线，比孙中山的“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方针，更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邓演达超越孙中山的理论基础，是在于树立了正确的唯物史观，克服了孙中山的“民生史观”。主要表现在：

第一，关于社会历史的重心问题。(www.guayunfan.com)

孙中山赞成美国学者威廉的观点，即：“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为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33]所谓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34]，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了片面的理解。他认为“世界一切历史都是集中于物质，物质有变动，世界也随之变动，并说人类行为都是由物质的境遇所决定，故人类文明史，只可说是随物质境遇的变迁史”。[35]否定了先进意识形态对推进社会前进的反作用力。邓演达则比较全面地了解了唯物史观。他不但承认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而且正确地掌握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他在1929年给丘哲的信中说：“推进历史的只有一元：‘生产技术的发展！’但是在历史的行程中，因为由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形成进步的意识——‘觉悟的意识’，而这个‘意识’被人们掌握着又去推动历史前进，所以往往有历史的行程表面上看去是‘意识’的推动力量，精神的力量，而其实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36]生产力、生产技术的决定作用体现在经济制度的建立与消亡之上。邓演达认为：“一个经济制度的发生、成熟、衰亡，必反映到与此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制度的发生、成熟、衰亡；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经济制度正在发展，则与他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必不会走向衰亡的路向。”[37]同时，政治问题都是经济及社会要求的反映，意识形态也是该经济制度的产物。

第二，关于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问题。

孙中山认为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因为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相冲突。他认为：“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这种病症的原因，是人类不能生存。在不能生存的情况下，人们不得已地发动了阶级的战争。”[38]因此，他认为：“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家’。”[39]马克思以阶级斗争为社会进化的动力是倒因为果。他主张社会的互助，而不是斗争。

邓演达在他的《我们的思想体系及主张的根据》一文中，充分表达了他对于阶级斗争理论的接受。他说：“我们便应该明白：自有历史以来的人类社会是构筑在上述的两个的概念上面。所谓政治是解决阶级争斗的问题，所谓经济是解决生产力问题，因为阶级争斗和生产力息息相关，所以政治、经济、伦理也是息息相关。”[40]他在文章中，十分详细地介绍了阶级斗争的理论：由于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私有财产，阶级随之而生。自有历史以来人类社会都存在着阶级。对立阶级之间，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斗争，因此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斗争的历史。敌对阶级存在与斗争，往往促进了社会的技术发明与生产力的提高，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进化。这就是一般的社会进化规律。他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提出了中国当前的阶级斗争，是平民阶级与买办、地主、官僚阶级的斗争。他们之间的斗争将是一场空前的恶战，已经不是温和的方式所能控制，诉诸武力不可避免，因此对反帝、反封建和反蒋斗争决不妥协。

所以，邓演达于1929年3月间给季方与严重的私人信件中，曾表露：“三民主义的解释，我以为愈少愈好，因为多则有冲突及附会的嫌疑和误会。”[41]而在给严重的信中，更尖锐地说：中国只有“保守主义和前进主义（革命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现在已经变成《太上感应篇》和三姑六婆的符咒，你来信还要引它，这也是中国保守主义的无聊”。[42]回国以后，邓演达在提到孙中山的思想的时候，往往回避三民主义这个称呼，而改称为“革命的孙中山主义”。

（二）毛泽东的农民理论与邓演达农民理论的异同点

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和中国共产党代表人物毛泽东分别是国共两党负责农民运动的领导人。毛泽东是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邓演达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内部，他们并肩战斗，密切合作，协力领导全国的农民运动。在共事过程中，他们在农民问题上形成了基本相同的思想见解。周恩来说邓演达“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说的就是他们在农民问题上主张的一致，但具体策略和方针政策问题上也有不同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关于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这是农民理论首先必须要回答的问题。邓演达和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都作了基本一致的估计。在中共“三大”，毛泽东就指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43]因此，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中就提出有必要发动农民以促进国民革命。1926年9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精辟地阐述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他说：“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44]1926年夏，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农民问题》时，也详细而深刻地阐述了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他指出：农民问题，就是革命问题。从前的许多革命所以失败，就是“没有提出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辛亥革命和“五卅”运动的失败都是因为未得农民的帮助。[45]邓演达也说：“农民问题是政治的中心”，[46]“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在农民的解放”。[47]为什么农民问题在革命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呢？邓演达认为：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革命如果不发动农民，解放农民，就不会成功；就是成功了，那么革命简直也是没有意义的，他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指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正是由于革命党没有组织农民铲除束缚人民的封建制度，没有解决农民问题。因此，他得出结论，要取得国民革命的成功，就要解决农民问题，因为“中国的国民革命，可以说就是农民革命”。[48]

第二，关于组织农民、武装农民，建立农村政权问题。

邓演达与毛泽东在此也基本相同地提出了一系列解决的正确方针、方法和步骤。

毛泽东说，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就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在农村“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掀起革命的暴风骤雨，“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49]农民革命一旦发动起来就会“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的抵抗和镇压，因此，必须把农民武装起来，建立农民武装，“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特色”。[50]

邓演达也多次号召农民“快些组织起来，用我们‘野蛮人’粗手笨脚，团结斗争，造成我们的新世界”。[51]“团结你们的力量，严密你们的组织，自己来解决自己的事情”。[52]当各地土豪劣绅利用地主武装凶恶地向农民运动进攻，残杀农会干部时，更使邓演达强烈地认识到，必须尽快建立农民武装，打退地主阶级的进攻，以保卫农民运动的胜利果实。为此，他大声疾呼：“目前农民武装起来，是迫切的需要……在取得政权的斗争中，非有武装不可。”[53]他要求农民武装要以县为单位，“各县农民便都要武装起来”。[54]他认为，农民的政权是建立在农民的武装之上的，只有农民武力的保护，农民政权的基础才会巩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对于这一点，1927年4月19日邓演达在国民党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阐发得非常深刻。他说：“农民政权问题，宜经下层着眼……但乡村自治、区自治、县自治，均须顾到农民武力的保障，故解决农民武装问题极关重要。故第一步宜讨论乡、区、县自治机关的组织法；第二步要使农民得到武装，革命的党和政府应设法给武装与农民，我们应作一决议，请中央由兵工厂出品中交百分之五或十与农民”。[55]第三，关于农村土地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与邓演达两人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

毛泽东十分重视农民的土地问题。他强调：“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56]“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厥唯土地”。[57]他从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结论，农民造地主的反，中心就是要获得土地。1927年初，毛泽东在考察湖南五县的农民运动时，发现农民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土地革命阶段已经到来。为此，他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农民问题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两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58]希望中央对此予以重视。毛泽东从长沙回到武汉后，接着与邓演达、陈克文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对农民宣言》，肯定“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农民的最后要求在于土地”，“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以最后之成功”。[59]四五月间，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上及中共“五大”上，毛泽东多次强调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把它作为挽救中国革命的一项重要措施提了出来。他主张：“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60]

关于土地分配问题，毛泽东指出，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是由于当时缺乏土地斗争的经验而来的。1929年4月兴国县土地法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土地方法，是不妥当的。事实上，在革命根据地，长时期都是实行按人口平分土地的原则。

邓演达认为，“解决农民问题，即是解决农村政权问题及土地问题”。[61]1927年4月2日，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上，邓演达提议组织中央土地委员会。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邓演达再次强调：“农民要解决的大问题，即土地问题。”“土地问题若果不能解决，我们可以说革命必不能成功。”[62]邓演达认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不仅是革命的要求，也是解决国民政府财政困难的需要。他认为，“农民受层层之剥削，已达百分之五十，削减农民负担，为解决财政收入，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否则，“土地问题不解决，农民固感困难，财政也是困难的”。如何解决土地问题呢？邓演达认为，“解决土地问题步骤改为两部分：原则上是‘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以至‘土地国有’。两个步骤即：一、政治的没收；二、经济的没收。”即是“把政治上仇敌扑灭”，“把经济上特殊利益打毁”，然后实行分配。分配标准：“是以无田的佃农为标准”，“以乡为单位”，“以人口为准则”。土地分配以后，土地归土地委员会管理，农民仅有使用权，禁止买卖土地。[63]

邓演达反对采取无条件的没收土地的方法。他认为共产党使用的没收地主的土地的方式，只是一种极端情感的暴烈，带有封建政府主义者“否定”的色彩。他认为经济制度的转移，单纯的用消灭的方式是难以奏效的。“在用有组织的争斗程序，才能向前进展”。尤其在中国，以小农制为主，农村内部相当复杂，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土地集中的情况是不同的，因此，简单地没收政策是不符合中国的经济结构的，会给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破坏，不能立刻加以实行的。他强调“土地的重新分配及管理必须由革命的政权机关去实行”。土地耕者所有的实施，邓演达设想是在平民掌握政权以后，由省、市、县乡各级会议进行土地的重新分配与管理，着重运用政治的手段，而不是没收的方式。所谓政治的手段，就是平民掌握了政权，使用政权的力量，进行土地的再分配。

邓演达强调：将土地问题的最终归结定为土地国有，而以“耕者有其田”作为过渡的形式。他宣布立刻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法令。凡不耕作者没有耕地；宣布免纳佃租；原佃农与雇农暂时拥有原耕地的使用权与收益权。地主回村并能实际耕作者，与佃农同时暂时拥有原耕地的使用权与收益权。待国民会议制定了土地法，把私人拥有最高限额以外的土地，国家以全国土地作为抵押，发行五十年长期公债，酌价收归国有，等等。

毛泽东与邓演达在农民问题上的最大差异：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以及世界观和理论素养的不同，因而他们对农民问题的分析以及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毛泽东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刻地剖析了农村各个阶级、阶层的面貌和他们对革命的态度以及农村阶级斗争的规律，从而正确地探索出中国农民问题的中心问题，为中国无产阶级找到了最可靠和最坚定的同盟者。1926年1月，毛泽东发表《中国农民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一文，将中国全部农村人口划分为八种成分：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贫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指出各个阶层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不同，对革命的态度也各不相同，越贫穷的阶层革命性越坚决。1927年初，毛泽东在湖南农村经过详尽调查之后，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富农对革命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而“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毛泽东得出结论说，农民问题是一个贫农问题，贫农“合共占乡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没有贫农阶级，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64]这就把贫农问题突出了出来，为发动和领导农民进行革命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邓演达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分析是从三民主义出发的。邓演达在分析农民问题时，虽然承认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对立和斗争，也指出：“在乡村是要把雇农、佃农、半自耕农、自耕农组织起来，对大地主及一班乡村执政者实行乡村革命。”但他没能进一步从农民阶级的经济地位出发，深入分析农村中各个阶层以及他们对革命的态度，因而没有找到贫农这一坚决的革命同盟者。这是邓演达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缺陷所在，也是大革命时期他与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的最大区别所在。同时，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为邓演达建立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提供了很好的现实素材，使他为之感奋而欢呼。可是在处理农民问题的时候，他的思想却呈现出矛盾的状态。一方面，他深切地体会到中国革命，就是农民革命，农民革命的目的就在于获得土地。因此，真正发动农民，就应该实行“耕者有其田”。尤其在蒋介石集团另立中央之后，武汉国民政府的实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广大的农民。在这种形势下，邓演达以至于整个国民党采取的基本态度，是要“农民拿出自己的力量”，政治上组织起来，打倒地主阶级，巩固政权；与此同时，在经济上，让农民“自动的来解决土地问题”，即政府与党不正面引导农民夺取土地，顺其自然，跟着农民意愿走。他们不愿意对农民运动有所限制，但也不愿意公开地站在农民一边去夺取土地，取得政权。

这与当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提出的建立“工农武装割据”，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政权结合起来的斗争形成鲜明的反差。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的严峻形势下，发动湖南农民秋收起义，奔上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并立即实行土地改革，“无代价地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并且要保护工商业，反对均分小资产阶级财产的倾向”。对于富农，则要根据它对革命的不同态度予以区别对待。在富农继续同军阀地主豪绅斗争时，要争取它们。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积极参加红军，建立中国第一个红色根据地，顶住了蒋介石的多次围剿进攻，使井冈山的红色根据地不断牢固和向外发展。如果不是共产国际的干预和王明极“左”路线的破坏，毛泽东在井冈山所实行的正确的土地革命一定取得更大的胜利。这可以说是毛泽东的农民理论与邓演达农民理论的最根本区别。

（三）邓演达的平民政权理论属于旧民主主义范畴，还是新民主主义范畴的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由于邓演达在平民政权理论中没有鲜明地肯定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因此他的平民政权理论仍然只属于旧民主主义范畴，不能说是新民主主义范畴。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多次表述：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它“同共产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我们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承认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65]邓演达的平民政权理论是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它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前途和转变等问题，强调了农工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核心地位；强调了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盟执政，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非资本主义道路，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强调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是平民政权发展的必然归宿。这些创新的民主主义理论，我们怎么能说它仍属旧民主主义范畴，而不属于新民主主义范畴呢？

（四）关于邓演达在平民政权理论中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而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邓演达在平民政权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的提法，只是作为一种革命理想和奋斗目标，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普遍规律而提出来的，它对社会主义的内涵和特征，以及实现的具体方案都没有详细谈及。因此，我们没有充分根据判断它是“科学”还是“非科学”，更没有理由为它“定性”，说它是什么社会主义。

其实，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长河中，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至今还是一个在实践中探索的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66]所以在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我们对前人没有必要过于苛求，也没有必要为此而争论不休。

今天的社会主义，已经从理想的社会主义变成现实的社会主义，从书本的社会主义变成实际的社会主义，从传统的社会主义变成现代的社会主义。在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的今天，社会主义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目前世界上已掀起一个新的探索热潮，各种观点众说纷纭。但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7]这应该成为我们判断社会主义的基本准则，也包括判断邓演达所提社会主义的准则。

邓演达始终坚信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并把实现社会主义作为自己毕生的奋斗目标和崇高理想。他这种崇高的革命精神、科学态度和坚定的信念，是永远值得我们崇敬和学习的。

（五）谁是告密陷害邓演达的凶手？

丘挺在《邓演达年谱》中有以下观点：

“国民党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师长陈诚征得蒋介石的同意以后，伪装着拥护邓演达的样子，到上海看望邓演达，并拿出一笔钱给他作为活动经费，还表示愿意从十八军十一师的公积金中为邓演达提供生活费用；又让邓演达派人到他的部队工作。邓演达一时不察，以为陈是自己的旧部，会有良心血性，可以争取过来为革命事业效力，便将自己的活动情况陆续告诉他。陈诚每从邓演达那里得到消息，都原原本本地向蒋介石报告，并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去应付邓演达；甚至邓演达给他的信，也原封不动地送给蒋介石拆阅后才敢看。这样一来，蒋介石对邓演达的活动便了如指掌。陈诚因此很快被提升为十八军军长。”丘挺还加了一个注解：“这是1940年6月叶挺在游峨嵋山途中沉痛地对李洁之谈及的‘从多方面打听，获得可靠的消息’。杨伯涛在《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亦记此说。”[68]

杨伯涛在1960年写的《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是这样说的：“陈对各方面运用诡术的事例甚多，实难以枚举。但是有一件疑案一直没有得到澄清，这就是关于陈诚出卖邓演达先生的传说。现在把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写在下面，以供有关方面研究。陈诚于1924年在广东粤军第一师当连长时，直属营长是严重，直属团长是邓演达先生。他由于得到邓、严的提拔而投入黄埔军校，从此一帆风顺，青云直上。陈对邓、严二人不仅怀有知遇之感，而且奉之为师，极为钦敬。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邓先生在武汉与共产党合作，严则挂冠而去。后来邓先生建立第三党，与蒋介石作斗争。蒋认为邓是心腹之患的政敌，阴谋杀害。邓先生匿居上海租界，蒋遍索不得。这时陈诚一面积极拥蒋，一面却暗地和邓先生保持联系，因而对第三党的活动略有所知。邓先生被捕以后，当时即有人说是由于陈为了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向蒋告密，邓先生致遭逮捕。但是，另一方面，据说陈诚在蒋杀害邓先生之前，曾向蒋力保，恳蒋暂不动手，留待邓先生转变。蒋于第二次下野的前夕，终下毒手，将邓先生杀害。这时陈诚正因参与第三次‘围剿’失败，撤驻吉安。据其亲信宋瑞珂（注：第十一师第六十三团团长）谈，陈闻此耗，极为伤感，曾有数天不进饮食。当时宋瑞珂和萧乾（注：第十八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一旅旅长）驻地离吉安数十里，闻讯后相偕进城见陈劝慰，见陈面容果然消瘦。宋认为陈诚不会出卖邓演达先生，一般人所传关于邓先生被捕需要陈诚出面、蒋帮特务非借助于陈不可的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宋如此云云，实情究竟如何，不敢妄加臆测，姑至此一说，以供研究。”[69]

但是，黄维、邱行湘、宋瑞珂曾于《文史资料选辑》上分别撰文，根据亲身经历和调查，说明陈诚没有出卖邓演达。1982年9月3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党史研究会函复黄维说：“出卖邓演达先生的是叛徒陈敬斋，不是陈诚。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从邓先生被捕迄今，数十年都无异议。所以在解放以后，我党即把捉拿叛徒陈敬斋归案，作为当时一项重要事情来办的。陈敬斋是1950年春由江西省公安部门在景德镇捕获的，经解京审讯后，于1951年秋在此伏法。他出卖邓先生的经过，据中央公安部1950年10月16日致我党函称：‘据供，由于反动势力压抑，对前途悲观，乃思卖党求荣之念，于1931年7月中旬，向蒋匪密告该党领袖邓演达先生之行踪，并与匪特暗中计谋，待机行动。同年8月17日，在上海英租界静安寺愚坊街20号，邓演达出席地方干部训练班之际，陈犯听讲未及一半，伪装肚痛离席外出，向预伏之伪警备部侦缉队联络，遂将该址包围。当时被捕者计有邓演达先生等10余人。事后该犯即赴南京，向蒋匪领取奖金一万元。以上事实均供认不讳。’”[70]

不过，这个争论直至今天仍然没有结束。1984年夏天，文强同丘挺谈及黄维的意见时，认为轻易否定叶挺的说法是不妥的，而要肯定叶挺的说法，需查看蒋介石的日记，这不是短期内能办到的。同时，至今仍然怀疑陈诚是告密陷害邓演达的真正凶手的还大有人在。例如：陈卓凡在《我所知道的邓演达》中写道：“邓先生回国不久，陈诚来沪密访，表示赞同他的主张，并愿在十八军公积金项下提供革命活动费。陈诚这一行动看来可能是得到蒋的同意。证之邓遇害后，陈诚竟一跃而成为蒋的左右手，邓陈关系蒋非一无所闻，此中奥妙可以想见。”[71]

陈诚的同乡和世交杜伟在《我所知道的陈诚》中提到一事：邓演达被杀害后，陈诚对杜伟说：“邓被捕时，我在江西曾密电请求释放，不知蒋会怀疑我是第三党否？”毛啸岑对此提出驳难：“就陈诚这个首鼠两端的人，不可能密电请释，相反地投井下石或向蒋自首很有可能。”“如果他是密电请释，顾虑的决不仅是撤职查办而是生命能否保全（存）的问题。邓死后，不到半年，陈就做了蒋的干女婿，蛛丝马迹，耐人寻味。”[72]

1995年，陈智贤在《邓演达与陈诚》一文中指出：“陈诚能飞黄腾达，离不开邓演达、严重和蒋介石的赏识与提携，而起陈诚于草莽者邓演达也。1920年，陈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旋即到浙江陆军第二师第三旅第五团第三营当见习官。半年后，补了少尉排长缺，当了两年也没有迁升，潦倒之极。邓演达曾在保定军校当过陈的区队长，1922年，邓奉孙中山之命来沪罗致保定军校毕业生赴粤参加革命，陈被选中，随邓来粤，被派任为连长。当邓调到黄埔军校任训练部副主任时，陈亦随同到黄埔，被派为上尉特别官佐。随后邓调任教育长，又提升陈为第二期炮兵区队长。不久，又晋升为少校炮兵队长、中校炮兵科长。1927年北伐时，陈已是二十一师师长严重部下的团长了。国共分裂，邓演达出国，严重辞职。严不计资历，力荐陈任师长。1928年蒋介石复职，陈被提拔为南京警备司令部警卫司令，年仅32岁。1930年，在蒋、阎、冯的中原大战中，陈因对吉鸿昌军作战有功，擢升为十八军军长，驻守武汉。陈对邓、严不仅怀有感激之情，而且奉为良师。对蒋介石曾公开表示，‘嗣后只要绝对服从他一人好了’。邓被杀害之后，陈曾电蒋辞职，内中有‘上无以对总司令，下无以对恩友’等语，应当说是他内心矛盾的写照。感情是真实的。陈参加第三党活动，资助第三党，拥护邓演达，蒋介石何以不拿他问罪呢？邓演达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参加及受影响的黄埔各期学生至少有五千人，占黄埔系军人的二分之一。参加或支持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有罗卓英、杜聿明、宋希濂、周至柔、萧乾、高桂滋、邓宝珊等人。委员会还与杨虎城、冯玉祥、程潜、陈铭枢等军事集团有一定联系，并酝酿互相支持结成反蒋联合阵线。对第三党及同情者蒋介石当然了解。如果逐个立案，一一审查，甚至大开杀戒，岂不等于逼人家上梁山。官渡之战，曹操缴获的袁绍文件中，有不少曹军将领给袁的书信。有人建议对号入座，逐一问罪，绳之以法。曹操说：‘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将书信全部焚毁，从而稳定了三军之心。当时蒋之处境，一如官渡之战前的曹孟德，于是蒋效法曹，在杀邓之后，对第三党实行冷处理，基本上不追不问。对这些青年军官仍然放手使用，论功行赏。以上诸人，后来都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将领。对黄埔同学中官阶最高、影响最大的陈诚更尽力笼络。宋美龄将干女儿谭曼意（谭延闿女儿）许配陈诚。在庐山办军官训练团时，蒋介石不顾何应钦、熊式辉、杨永泰的反对，任命陈诚为军训团团长。厚待陈诚也就安抚了其他人。历史证明蒋介石的做法，维护了国民党的统一和军队的团结，也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73]

最近笔者重读李洁之的《我所知道的陈诚》一文，从陈诚一贯的鄙劣品质和作风，他用两面手法取得蒋介石的欢心和邓演达的信任，不是直接而是间接地谋害邓演达是有可能的。李洁之在《我所知道的陈诚》一文中说：“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县人，从1923年夏初至1924年冬末，我和他在粤军第一师第三团有一段同事的历史关系，以后亦偶有往来，对他平日的言行知道一些，现将它纪述于后，以供参考。”

“一、拉拢关系。陈诚于1919年至1922年，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第八期学习时期，由于天资鲁钝，对学习又不认真，所以成绩平庸，平日所注意的则在如何联系一些气味相投的同学结成封建关系，互相标榜，互相支持，为毕业后作向上爬的张本。就中与邓鸣汉、周至柔、王东原、万耀辉、郭歼、罗卓英、邹洪和郭思演等结为小集团。尤其是他知道邓鸣汉是当时粤军参谋长邓铿（仲元）的同族兄弟，特别与他要好，希望将来能够通过他的关系投入粤军部队，为进身之阶。听说后来他投靠蒋介石，爬到相当地位时，还盗用邓演达在粤军第一师第三团时创立的以团结革命军人研究时事和社会科学促进中国革命与建设为主旨的‘断金学会’名义，作为他封建组织的称号，简直是一种卑鄙行为。”

“其后他真的由邓鸣汉介绍到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充任下级军官。由于他胆小无能，丑行又多，为同事所鄙，才不得不改换环境，转到黄埔军官学校工作。在他取得蒋介石的宠信以后，他的封建组织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特别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后，是起过不小作用的。”

“二、趋炎附势。陈诚在1923年5月初到粤军第一师第三团任上尉副官时，粤军第一师正在围攻肇庆城的叛军——广西沈鸿英部黄振邦的军队，战况激烈。第三团团长邓演达率部向东北城垣一带进攻，并在麒麟里城脚挖地道埋地雷，准备将这个城垣炸开一个缺口，让我军士兵冲进去歼灭敌人。那时陈诚刚来团部报到，见过邓团长后便在火线上要求派个传达军士作响导，领他去拜望旅长陈济棠和第三团的营长严重、陈式垣等。这在表面看来好像很礼貌的样子，其实在当时的军队中是很突出的，尤其是在火线上这样做，更引起大家的诧异。”

“在第二年的七八月间，粤军第一师第二旅全部为援助李宗仁、黄绍竑去解决卷土重来接受北洋军阀任命为广西边防督办的桂系军阀头子陆荣廷，进驻梧州。有一晚全旅的上尉军官都在中筏某酒家聚餐，正在兴高采烈，饮酒猜拳的时候，第三团的军需叶玮卿突如其来，并说，邓团长同新由北京来此的哥哥邓演存，也在隔离一间酒楼吃饭，我做陪客，听到你们这样热闹，特地乘空溜来看看。陈诚知道邓演存是陆军大学毕业的，现在北京某军事机关任上校参谋，是邓团长的胞兄，认为能够和他拉上关系，将来对于自己的发展前途是有帮助的。于是他便一面起身离席整顿衣冠，一面责备叶玮卿说，你这个人真不识高低，为什么团长的哥哥来了，也不通知我去拜候他呢？随即拉叶到隔离的酒楼去向邓演存打躬作揖，问长问短，同席的同事们都为之侧目。”

“后来他任蒋的十八军军长，将他的发妻吴氏遗弃了，另与宋美龄的干女、谭延闿的女儿谭曼意（又名谭翔）结婚，这更明显地看出他的为人了。”

“三、胆小如鼠。陈诚在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部任副官，不到三天就被流弹打伤胸部，到广州医治了一个多月才痊愈，随即调任第一营第四连连长……陈总是说第四连是新成立的，战斗力不强，希图做预备队，当年冬初在第一次柏塘战役中，第三团第一营担任全线最左翼的阵地战，第四连为预备队，位置于中央后约二百五十公尺的小丘陵后。到了夜半敌人以猛烈的火力向粤军第一师阵地进攻，这时营长严重为策万全计，马上派传达军士袁梅芳去通知陈诚，要第四连准备增援第一线。谁知袁跑至第四连，遍找陈诚不见，弄到他很着急。最后才在一个已经挖了骸骨的土坑里找着了，陈缩在里面发抖，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袁将陈的这一丑态公开后，大家莫不捧腹。”

“据报载，1936年12月间，‘西安事变’时，陈诚住在西安招待所的楼上。黎明前这个胆小的家伙，一听到枪声便仓皇失措、毫无主宰地溜到楼下的茅厕里去躲避，弄得满身屎尿，臭不可闻。”

“四、不学无术。陈诚于1924年4月调任第三团炮兵连连长，部队驻在肇庆西门外从事教育训练……陈诚是保定军校炮兵科毕业的，在炮兵连已搞过三四个月……连在射击前和射击准备炮身水平都不能校好，其不学无术可以想见。”

“抗日战争时期，凡是他参与决策或亲自指挥的战役如武汉会战、宜昌会战、桂南会战等，不是敌情判断错误，便是兵力使用错误而失败了，从没有打过一次胜仗。更足以证明他的不学无术。”

“五、野心无厌。1923年冬末，东江讨陈军事告一段落后，粤军第一师全部调回肇庆整训。第三团第一营营长严重另有任务辞职，改由黄明接任营长。黄亦是保定军校工兵科毕业的，黄的营副陈德建，也是保定军校毕业生，但身体不好，做事不负责任，加以用钱无度，经常透支薪金。有一次陈德建请假往广州，要预借半个月薪，黄不批准，陈便不服气，和黄吵闹并说黄是军阀，黄以他目无长官便打了他一个耳光。事为陈诚获悉，认为有机可乘，如能将黄的营长搞垮，自己是第一营唯一的保定生，必然可以承接其缺。于是一面装着要替陈德建打抱不平，肆意抨击黄明的不是；一面四出向各方拉拢，以为己助，有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之势，闹得满城风雨。明智的邓团长，得悉其隐，作了严正的处理，即将黄明和陈德建同时调走，而以余汉谋接任营长，朱国纲接任营副。陈的如意算盘没有打响，感到失望，时发牢骚，从此第三团的军官，对陈的行为又多一种不好的印象，和他往来时存戒心。据说陈在蒋帮中爬上了十八军军长地位后，也大耍这个手法，经常在蒋介石面前攻击钱大钧，说钱自由散漫，做事不负责任；又攻击何应钦说何包庇部下贪赃枉法，还检举军政部军械司司长陈宇飞、营缮司司长端木杰等，乘机将自己的死党俞大维、陈良等插进去，掌握军政部所属司的实权，以扩大他的势力。这虽是蒋帮内部争权夺利的把戏，但也可以看出陈诚一贯的阴谋诡计了。”

“六、卖友求荣。关于邓演达先生之死，一般人只知道是由于叛徒陈敬斋的告密，因而被蒋帮特务拿获所致。其实这只是一个表面情况而已，他真正惨遭杀害的原因，则是由于陈诚的从中出卖。”

“1940年6月间，我和叶挺先生同去游览峨嵋山，在途中叶曾将这个内情，沉痛地告诉我。叶说：‘我从多方面打探，获得可靠的消息，1930年春，择生（邓演达的别字）抱着要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重振中国革命的热情与决心，从欧洲回来，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革命行动委员会（即所谓第三党）以领导反帝、反封建，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的运动。这个运动的首要任务，当然是要推倒蒋介石的独裁政权，建立农工平民大众的革命政府。因此，博得许多人的同情和支持，连蒋部的军官主要是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亦有不少在暗中拥护择生的主张的。所以这个新兴的势力，发展很快，陈诚认为这是他猎取高官厚禄最好的机会，于是在取得蒋介石的同意以后，伪装着拥护择生的样子，很恭敬地去找择生，请示发展组织问题，并先后帮助过几千元作为活动费。择生一时不察，以为陈是自己的旧部，会有良心血性，会以国家人民为重，可以把他争取过来，为革命事业效力，并毫不怀疑地将自己的活动情况及其发展，不断地老老实实告诉他。谁知陈诚每次向择生方面打听来的消息，都原原本本地向蒋介石报告了，并秉承蒋的意旨去应付择生，甚至择生写给他的信，也原封不动地送给蒋介石拆阅后，才敢取来看，才敢作复。这使蒋对择生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而易于对付了。陈诚做了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得到蒋的特别青睐，很快就由师长升任为十八军军长。陈诚又故意向择生表示忠诚，愿以十八军做革命武装的基础，请派同志去担任指导和联络等工作，择生乃派同志庄明远、丘新民二人前去，以为陈是切实可靠了，而不知自己早已被他出卖了。至第二年（1931年）8月，择生在上海被捕解往南京后，陈为掩饰他卖友求荣的罪恶，还故意惺惺作态，打电报给蒋介石请为释放，这就是择生所以会惨遭杀害的真实内情。择生死后，蒋除了一个大政敌，有利于巩固和推行法西斯统治，得力于陈诚是不小的。所以后来，蒋为了酬劳陈诚，不断将他提任为什么总指挥、什么总司令、什么主席、什么部长、什么战区长官，在军事上、政治上，担任着重要的职务，使与何应钦并驾齐驱，这不是偶然的。”

“丘哲亦曾对我说过，‘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结束后，我与黄琪翔住在上海，陈诚曾几次来对黄琪翔说：‘蒋先生有现成的力量，我们应该拥护他，帮助他，把中国搞好，不宜另立门户，再起纷争，我以后除拥蒋外决不会再做其他人的部下了。’邓演达死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陈诚就公然向第三党负责人黄琪翔说这些无耻的话，他卖友求荣的罪恶，也就不打自招了。”

“1954年夏，我在北京曾与庄明远谈论过这一问题，庄说：‘当时我和丘新民奉邓先生之命派到十八军去工作，陈诚每次出差回来的第二天，必然很客气的请我二人去谈话，问长问短，表示对邓先生和他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很关心的样子。现在想来就是陈搜索情报的手段。但自邓先生被捕后，陈诚就没有再约我二人去谈话了，完全以部属看待，甚至在1931年冬，邓先生殉难后，他的遗体草草地葬在南京麒麟门外管家庄一个小山窝里。在蒋介石下台后，我去替他做坟墓，树立了一个墓碑，也遭受了三天的拘禁。从这些情形以及从陈诚一贯卑鄙的可耻行为看来，叶挺先生对你所说的一段话，当然是可以深信无疑的。’”[74]

李洁之（1900-1994），又名清廉，广东兴宁县新陂乡上长岭村人，出身贫农家庭，早年入伍，后参加粤军第一师孙中山警卫团任排长，1923-1924年在邓演达第三团与陈诚共事，其后一直在国民党军队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为广东第九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率部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潮梅人民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黄埔建港管理局副局长、省水利厅副厅长。1957年错划为右派。1961年摘帽后，担任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兼军事政治史料征集组组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省政协副主席，是“广东的活军事字典”。我们认为，他对陈诚的了解是可信的。陈诚的为人，对邓演达耍两面手法也是有可能的。这个问题值得我们继续跟踪研究，以澄清事实，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注释：

[1][7][16][17][18][19][20][22][23][24][30][32][37][40]梅日新、邓演超：《邓演达研究新论》第431页、第448页、第452页、第453页、第454页、第454页、第455页、第455页、第456页、第457页、第13-16页、第19页、第496页、第492页，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

[2][3][4]《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90页、第91页、第10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肖三：《毛泽东同志在大革命时代》载1946年7月1日《晋察冀日报》。

[6][21][25]《周恩来选集》（上）第166页、第167页、第167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8]《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

[9]《中共“八七”紧急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

[10]《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1927年8月）。

[11]《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1927年11月）。

[12]《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440-44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13][28][29]梅日新、邓演超主编：《回忆邓演达》第3页、第1页、第6-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4][36][41][42][46][47][48][51][52][53][54][61]梅日新、邓演超主编：《邓演达文集新编》第268-269页、第504页、第464页、第501页、第125页、第46页、第84页、第76页、第63页、第121页、第93页、第18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5]谭平山《中华革命党宣言革案》（1928年），《中华革命党对时局宣言》（1927年3月）。

[26][27]《邓演达纪念画册》第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1]郭沫若：《纪念邓择生先生》1946年11月20日。

[33][34][35][38][39]《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64页、第365页、第363页、第369页、第369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4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94页，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44][45][57]《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第182页、第182页、第199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9][50]《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1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5]转引《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6]《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3-131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8]《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第208页，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

[59]《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786-78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60]《毛泽东年谱》（上）第19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2][63]曾宪林、万云主编：《邓演达历史资料》第96页、第113-114页，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64]《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2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5]《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8]丘挺：《邓演达年谱》第46页，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69]《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广东人民政府参事室编印。

[70][73]梅日新、邓演超、丘挺主编：《邓演达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75-276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71]《广东文史资料》第22辑。

[72]《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

[74]《李洁之文存》（下册）第252-260页，广东兴宁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印，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