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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党校学习_李培福的故事

时间:2022-08-17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在中央党校学习_李培福的故事1943年,李培福因病休息了半年。8月,组织上安排他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参加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1944年7月,李培福转到中央党校二部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学习六大以来的党内文件,学习党的历史。此时,他受习仲勋委托,与当时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原庆北苏区党代表马仰西一起,撰写了《庆北苏区的创立与路线的执行》一文。

在中央党校学习_李培福的故事

1943年,李培福因病休息了半年。8月,组织上安排他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参加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

关于李培福去中央党校学习,《马文瑞传》中写道:

对于李培福这位从陇东红色土地上走出来的优秀干部,马文瑞很是看重的。……马文瑞十分关注李培福的进步,提议送他到中央党校学习,选他为党的七大候补代表,光荣出席了“七大”……[9]

李培福与在庆阳县工作的陆为公一同去延安,并肩而行,谈笑风生。想到多年来一直忙于工作,没有机会学习,常为自己文化低、缺理论而苦恼,这次有了学习提高的机会,这是组织对自己的照顾和培养。他越想越兴奋,忘记了路途的劳顿,一心向往宝塔山,向往延安城。(www.guayunfan.com)

李培福到延安后,被分配到中央党校四部先学文化。

中央党校开始时只有一部。一部的学员是地委、旅级以上干部,还有少数地委以下的七大代表,部主任是黄火青。后来党校又将不是七大代表的县、团级干部编为二部,部主任是张鼎丞。1943年5月,中央决定把中央研究院合并到党校,组成三部,学员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部主任是郭述申。随后又把军事大学合并来的学员和党校原有学员中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组成四部,在整风学习的同时,学习文化知识。四部的学员级别基本和一部相同,部主任先是张启龙,后来是张邦英。1944年初,中央根据西北局的提议,决定把西北局党校合并到中央党校,组成了中央党校的五部和六部。五部的学员以边区的县、区干部为主,也有部分经过长征的团、营级干部,部主任是白栋材。六部学员是敌后来的县区级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部主任是马国瑞。全校学员加上公务人员最多时达六千余人。

李培福只读过四年私塾,虽说这些年在实践中提高不少,可总觉不够用,现在学起来真是如饥似渴,小本子上记得密密麻麻,白天忙学习,晚饭后利用休息时间纺线,完成组织上交给的生产任务。中午,还要上山挖药材,用来换钱解决抽烟问题。虽然又苦又累,可李培福心里乐滋滋的。

1944年7月,李培福转到中央党校二部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学习六大以来的党内文件,学习党的历史。通过学习,李培福掌握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方法。李培福注意把全党的历史与自己所在地区的历史相结合,从自己的切身体会和经历出发,认真总结历史经验。

党校学习,以自学为主,读书特别多,主要读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学辩证唯物主义,分辨路线是非,批判王明、陈独秀、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等。学习期间,听过毛主席的报告。常务副校长、中组部代部长彭真经常作报告,传达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来党校作了华北前线抗日斗争的报告。因为七大延期召开,从前线回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和六大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都上了党校。

中央党校二部学员近千人,在一个大食堂吃饭,二三十个炊事员做一日三餐,非常劳累辛苦,于是形成了星期天帮灶制度。每到星期日,全体炊事员休息,由学员们到食堂做饭。以支部为单位,从第一支部开始按顺序轮流,既密切了干群关系,又锻炼了学员们的生活技能,对集体伙食质量的改善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李培福同志手迹

李培福在延安党校学习时,正是延安整风运动之际,各根据地的同志都在回顾历史。此时,他受习仲勋委托,与当时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原庆北苏区党代表马仰西一起,撰写了《庆北苏区的创立与路线的执行》一文。马仰西是陕西绥德人,是受陕甘边政府派遣到庆北建立革命政权的领导人。马仰西重点写这一时期的前一段,即马鸿宾“围剿”前的情况,李培福重点写后一段,即马鸿宾“围剿”后以及土地政策的具体执行情况。这份资料共分八部分,即“庆北在建立苏区前的情况与群众斗争”“庆北苏维埃的建立与扩大”“庆北党的建设”“庆北政府各种政策之设施”“马鸿宾之‘围剿’与群众对政权之保护”“庆北苏区之被占,我们的地下工作”“庆北苏维埃政权之恢复”。

这份资料对庆北苏区的建立、建政、建军及反“围剿”和土地政策作了详尽的描述,回顾了庆北苏区创建的历史过程,总结和分析了这一时期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为我们今天研究庆北苏区的历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资料。凡是看过这一资料的老同志都认为记述准确、价值很高。无论是写庆北的历史论文,还是撰写县志,都是以此为依据,被广泛引用。这一资料后来被收集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合编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一书中。

据李培福的弟弟李培贤回忆:

1959年,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之际,省上要搞展览,在各地征集革命资料、文物。我把在家中的这份资料连同大刀、旗帜和其他文物一同捐赠到甘肃省博物馆。

李培贤所捐献的这份材料,就是《庆北苏区的创立与路线的执行》这篇文章。但文章上面没有署名,也没有交代写作的时间和背景。甘肃省教育厅原厅长白继忠,在西北师范大学上学期间,将庆北苏区的创立作为毕业论文选题。他搜集到这份资料。于是,他带着一连串问号,走访调查,寻找当事人,终于弄清楚了来龙去脉。原来,这篇文章系马仰西和李培福共同撰写。后来,白继忠撰写了《〈庆北苏区的创立与路线的执行〉撰写始末》一文,收录在《史海觅踪》一书中。他在文章中说:

首先询问了李培贤同志,他是这则资料的捐赠人。李培贤回忆,这些资料是1959年捐赠到省博物馆的,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之际,省上要搞展览,在各地征集资料、文物,捐赠的文物很多,还有大刀、旗帜之类。这个资料来自家中,当然与其兄有关系。接着又访问了李培福同志,他听读了这一资料后,认为资料所述事实准确,他写过类似的资料,但这一资料显然是经过加工而成的,不是他的原作,并且说要搞清这个问题,需要问马仰西同志,他是庆北的党代表,也是亲历这段历史的人中文化最高的人,写这些东西,恐怕离不开此人。马仰西是何人,他住在哪里?当时只知他在宝鸡地区医院任党委书记,后来再不知下落,线索再无从查询。

正在犯愁之际,马仰西的儿子从陕西到甘肃来看望培福同志,从他那儿得知马仰西已休息在绥德老家,得到这一消息,真是喜出望外,整点行装,奔赴陕西。

1981年秋,到绥德,找到了马仰西同志。马仰西同志听明了来意,没有急于回答,反复看了资料后,告诉说这一资料是和培福合写的,时间在延安整风之际。当时他在中央党校学习,各根据地的同志都在回顾历史。习仲勋同志把他找来,交给他一个任务,让他把庆北的历史写下,马仰西接受了这一任务,但提出这一时期的后一段,即马鸿宾“围剿”后的情况以及土地政策的具体执行情况,他不了解。习仲勋同志说不要紧,这一段让培福同志写(当时培福也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马仰西把资料的前一段写成后,交给了仲勋同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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