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舌帽_抹不掉的上海情结_邓小平遗物的故事

鸭舌帽_抹不掉的上海情结_邓小平遗物的故事

1993年邓小平视察上海杨浦大桥时所戴的鸭舌帽。

鸭舌帽，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这是沿海城市的特色装扮。在许多海派喜剧风格的影视剧里，平民出身又富有正义感的年轻男主角就戴着这样一顶帽子。而这种平民化的装扮，似乎很少出现于国家领导人的身上。不过事有例外，这顶鸭舌帽，就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我们留下的。

邓小平曾为我们留下了两张戴鸭舌帽的经典照片，但这两张照片的时间跨度却超过了70年。留法勤工俭学的邓小平，时年16岁，这位西装革履，头戴鸭舌帽，意气风发的广安少年，正在经受异国求学的磨砺。在此后的漫漫革命征途中，这身装扮再未出现在邓小平身上，取而代之的是朴素的军服和中山装。不过退休以后就另当别论了，晚年的邓小平，再次戴起了鸭舌帽。(www.guayunfan.com)

1920年留法勤工俭学时的邓小平，时年16岁。

1993年的12月13日，年近90高龄的邓小平戴着一顶鸭舌帽冒着冬雨，登上刚刚建成的杨浦大桥，眺望浦东。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黄菊回忆：

那天刚好是蒙蒙细雨还有寒风，六级风呢，早上五点多起来，八点钟我们陪他到浦东视察浦东的新路，还登上了杨浦大桥，他非常高兴，他说：“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毛毛在边上，她说四十多岁了，第一次听见你作诗。小平同志对在场的我们说，这不是诗，这是我内心的话，我们听了都非常高兴，大家都笑了。

1993年12月，邓小平冒雨视察杨浦大桥。

“今日路”与“百年书”，邓小平确实有资格这么说，因为他用了近百年的时间阅读中国这本巨著，而今日中国的道路也是在他带领下开辟的。这两张戴着鸭舌帽的照片，用岁月的尺度诠释着邓小平的人生，又在不经意间将他与一座城市紧密地联系起来，这就是——上海。

1920年，邓小平从上海登上邮轮，奔赴遥远的欧洲寻找救国之路，这是他第一次到上海，也是他第一次接触大千世界。1993年底，邓小平登上杨浦大桥，这是他最后一次来上海，也是他最后一次到外地视察。这座城市，凝结着邓小平毕生的期望。

曾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吴邦国说：“小平同志多次到上海检查工作，对上海工作挺关心。从1988年开始，小平连续7年在上海过春节。最长的一次在上海过了72天。”

今天的人们可能会觉得，邓小平到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上海去过春节，是顺理成章的。实际上，当年的上海，与今天大有不同。

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对外开放经验、资金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上海被赋予改革开放后卫的角色，承担了沉重的历史责任。从1981年到1988年，上海的经济增长速度连续7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国民生产总值第一的位置被江苏取代，外贸出口的冠军让位给了广东，曾经引以为豪的主要经济指标十个全国第一，只保留了财政上缴的第一。

80年代末期，上海到处是一片败落的景象：厂房破旧、设备落后、市场狭窄、住房紧缺、交通阻塞、污染严重。上海每平方公里有4.1万多人口的密度，为世界罕见；人均拥有道路只有东京的1/3；人均绿地还没有一张报纸大；人均住房只有6.5平方米。1987年12月，黄浦江渡船上发生拥挤踩踏事故，造成17死71伤的惨剧。1988年1月，35万人感染甲肝，31人死亡。美国《华尔街日报》写道：“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问题最多的城市，远东第一都市的殊荣早已逝去。”

“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1990年1月21日，邓小平的专列从北京驶向上海，这是他1979年以来第7次到上海。

三天前，在会见香港知名人士李嘉诚的时候，邓小平专门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已经退休了，但仍关心国家的事情。开放的政策是不会变的，也不可能变，不是短期不变，是长期不变。”

这段话，邓小平是有的放矢的。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中国正遭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国内外、党内外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怀疑之声不绝于耳。中国该怎么打破困局？专列上，邓小平的心情并不轻松。

到达上海以后，邓小平没有出门。1月28日，大年初一，上海少有地下了一场瑞雪。这天上午，邓小平委托同他一起来的老战友、国家主席杨尚昆代表他听取上海市委的汇报。为了便于会后向邓小平汇报，杨尚昆专门带了一个笔记本，但是直到汇报结束，他却一个字也没有记。

当时参与汇报的上海市委常委、秘书长王力平回忆：“尚昆同志一个字都没记，就在这儿笑眯眯地听，说完了以后呢，快到12点了，他说是不是有时间，再聊一聊。1989年以后外国人说我们要收啦，我们要向‘左’转啦，不搞改革开放。小平同志说，做点什么事情，证明我们没有收，没有向‘左’转，上海的同志，你们想一想。”

邓小平的要求，令上海市委领导颇感意外。为了回答好这个问题，他们专门向上海几位已经退居二线的老领导请教。几天后，上海市委再次向杨尚昆等人做了汇报，汇报的内容包括上海存在的严重问题，以及多年来上海市几届领导班子关于重振上海的各种设想，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开发浦东。

浦东，指的是黄浦江以东、长江口西南、川杨河以北的一块三角形地区，面积约350平方公里。20世纪80年代，这里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码头、仓库和工厂外，仍然是阡陌纵横、炊烟袅袅的田园风光，与一江之隔的繁华外滩形成鲜明对比。“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是当地的一句民谚。自80年代初期，开发浦东就是当地政府的重要设想，只是缺少条件，难以实施。

这次汇报会后，杨尚昆把上海方面开发浦东的设想详细汇报给邓小平，邓小平表示赞同，但没有提出具体意见。

2月13日晚，邓小平准备起程返回北京，经过几天的思考，他已经下了一个决心。在乘中巴车前往火车站途中，他突然转过身，对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说：“开发浦东，我赞成。你们去向江泽民同志汇报，说我赞成这件事。”

王力平回忆当时的情况：“镕基同志脑袋反应很快的，他说小平同志啊，江泽民同志是上海到北京，刚到北京就讲上海的事儿，恐怕不方便呐。后来小平同志说，好，我来讲。”

邓小平还鼓励朱镕基：“从80年代到90年代，我就在鼓动改革开放这件事。你们胆子也要大一点。怕什么！”

他总结性地说：“我已经退休了，但在关键时刻，我活着还有点用处。开发浦东，你们搞晚了，但现在搞也快。”

这句话，邓小平是对朱镕基讲的，但表达的也是他自己的决心！

上海，与地处沿海一隅的经济特区不同，它是中国特大型中心城市，是中国经济和财政的支柱。在这里的大动作，不仅要冒很高的风险，还必然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稍有差错，甚至会动摇整个中国经济的基础。正由于这个原因，上海的改革步伐处于全国后列。但从全国的大局出发，邓小平已经决定顶住风险和压力，义无反顾地做出这一战略决策。

2月27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的委员。抓住会见前不多的时间，他把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几人叫到一起，开门见山地说：“上海要搞浦东开发区，可以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是发展经济的一条捷径，应该支持一下。”

听邓小平这么说，江泽民赶紧接过话题表示：“我们一定抓紧办，抓紧开发。”邓小平还特别交代李鹏：“你是总理，浦东开发这件事，你要管。”对于邓小平布置的这项特殊任务，李鹏一刻也没有耽误，当天中午就布置了解上海方面的规划，加快相关文件的起草。

几天后的3月3日，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再次强调：“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与此同时，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国家计委副主任叶青已率工作组在浦东进行了实地考察。3月下旬，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率领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再一次来到上海，为浦东开发问题作为期10天的深入调研。在上海期间，姚依林向上海市领导特别转达了邓小平的意见：对于浦东，不仅要开发，还要开放。

如王力平所说：“开发浦东是上海同志先提出来的，开放浦东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

4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国务院召开办公会议听取姚依林的汇报，对浦东开发开放的若干问题逐个进行研究。两天后，同一个会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国务院提交的浦东开发方案。

不到一周，4月18日，李鹏在上海向世界公开宣布：加快上海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并且指明：这是我们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出的又一重大部署。4月30日，上海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朱镕基宣布了开发浦东的10条政策。从邓小平的内部提议到公开宣布，前后不到两个月时间。

开发开放浦东的决策一经公布，首先打消的是国外对中国未来走向的疑虑。7月15日，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这样写道：中国正在建立亚洲的金融中心，同时向世界证明，它仍然未关闭对世界的大门。这名普利策奖得主还敏锐地观察到：中国正在将它的经济发展从珠三角移到长三角。

开发开放浦东，是振兴上海的必然选择，是上海摆脱发展滞后，重塑国际经济地位的现实需要。决策已经制定，但要付诸实施，还有许多想象不到的困难。最主要的阻力，并不是资金和基础设施的短缺，而是思想的禁锢。

王力平描述当时的情况：“有的人认为，我们就是打个政治牌，表示个态度，要钱没钱，国外又制裁，中央支持有限，就是表示个态度，要搞，但不能着急，总觉得好像信心上差一点。”

1990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增长最缓慢的一年，甚至比1989年增长4.1%还要低，仅仅只有3.8%，中国经济陷入了停滞困境。同时，政治风波和东欧剧变发生，国内有些人认为，这都是“改革引起”的，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疑问和诘难，对每一项措施都要“问一问是姓社还是姓资”。他们讲得最多最激烈的是反对和平演变；而对改革开放“姓社姓资”的诘难，目的则在于彻底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开放事业。

中国，再次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

“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

1991年1月27日，邓小平的专列再次出发，前往上海。

与往年不同，这一次邓小平特别提出，要到几个企业去看一看。

邓小平一路看一路讲，讲的都是些与众不同的语言。

2月6日上午，邓小平视察的是位于上海嘉定安亭的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这里生产的“桑塔纳”是中国老幼皆知的品牌，在全国轿车市场销量第一，而且从零件到技术管理人才基本实现了国产化。看着一辆辆新车从流水线上下来，邓小平说：“如果不是开放，我们生产汽车还会像过去一样用锤子敲敲打打。”面对眼前的生动例证，他坚定地说，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

10点30分，邓小平离开上海大众，途经外滩时，朱镕基指着被喻为“万国建筑博览群”的外滩大楼说，新中国成立以前这里是银行大楼，新中国成立以后是政府办公楼，有些楼现在可以租赁给外国人设银行、办商业，但又有顾虑，有些人担心这和旧上海的租界差不多了。

邓小平却毫不犹豫地说：“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在视察中，邓小平还专门谈到了计划与市场的问题。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邦国曾说：

为什么谈这个问题？因为上海是长期性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国民企业比较集中的地方，是计划经济贯彻得比较集中的地方，因为最多的时候它95%以上都是计划经济，要想上海经济比较大的腾飞，几年跨一个台阶，首先的问题要从计划经济的束缚里面摆脱出来。

邓小平明确地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而关于开发开放浦东，通过几天的视察，邓小平更加确信。在市中心新锦江酒店的41层旋转餐厅，邓小平听取了浦东开发的规划，他进一步鼓励上海人民：“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

不过，邓小平的这一系列讲话，外界是不知道的。考虑到自己已经退休，邓小平视察时要求：不见外国人，不放电视，不见报，免得引起外国报纸注意。但这些思想火花，实在太过重要，它们以另一种形式走进了百姓之中。

农历辛未羊年正月初一，上海《解放日报》头版，一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文章开篇即鲜明地提出：“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当时这段话令许多人眼前一亮，要知道国家的主要媒体已经19个月没有用这种口吻谈论改革开放了。更重要的是，文中引用了许多邓小平视察上海时的原话，锋芒力透纸背。

从2月15日到4月12日，每间隔20天左右，《解放日报》在头版连续发表了4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4篇文章相互呼应，围绕解放思想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个中心，反复阐明宣传了邓小平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

如今，我们已经从当事人那里了解到，“皇甫平”这个笔名，除了大家很容易想到的“黄浦江评论”的谐音，“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才是“皇甫平”的深层含义。这4篇文章，也正是邓小平视察上海时的讲话激发出来的。

然而，“皇甫平”鲜明推进改革的舆论先导，收获的反应却令人忧虑。4篇文章发表后，在党内外、海内外反响强烈。但是，除了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文章，公开表示支持外，其他媒体大多保持沉默，还有少数进行攻击、批判，甚至谩骂。这种状况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态。而在北京的书房里，邓小平冷静地观察和思考着这场源自上海的思想交锋，这成为第二年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

“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

1992年的春天，注定浓墨重彩。

在视察武昌、深圳、珠海，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后，1月31日，邓小平再次来到上海。2月3日晚，邓小平满面春风地出现在上海各界人士齐聚的猴年迎新晚会上，向上海人民问好。第二天，《人民日报》公开报道了这一消息，这是邓小平1月17日离开北京后，官方对他活动的首次报道。

2月10日，上海晴空万里。邓小平来到位于漕河泾开发区的中外合资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视察。

在超净化车间，邓小平站在隔离观察窗旁听取介绍。这个车间里面，是贝岭公司最重要的生产设备和调试检测仪，是从国外引进的，其中关键设备大束流离子注入机，是经过国际巴统会批准首次进入中国的。邓小平指着这些设备，向周围陪同的人提出了一个问题。

公司董事长陆德纯回忆说：“邓小平看了这个设备以后就说了，这个设备是姓‘资’还是姓‘社’？就问大家。当时我们，小平同志身边蛮多的，包括吴邦国、宋仪侨等，我们都说是姓‘社’，小平同志肯定了这一点。”

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它们姓‘社’。资本主义国家的设备、技术、管理，拿来为我们社会主义所用，那就是姓‘社’了。”接着，他又为在场的人分析，苏联原是一个经济技术发达的国家，由于闭关自守而导致落后，最后落得个国家解体的悲剧。所以，他加重语气强调：“关键是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

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2月12日邓小平对这里的视察，后来成为南方谈话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午9点多，邓小平来到紫藤宾馆一层大厅，首先听取了闵行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鲁又鸣的汇报。鲁又鸣回忆说：

我跟小平同志汇报，我们现在通过这6年，投下去的钱，非但没有扔到黄浦江里面去——当时人讲开而不发，地皮晒太阳，钱扔到黄浦江里面去了——而且回报了2.8倍，他这个数字听得很清楚。他说2.8倍，这不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吗？他很高兴。

1992年春节期间，邓小平乘船游览外滩，观赏夜景。

本来考虑邓小平的年龄，鲁又鸣的汇报被限定在10分钟以内，但激动的他一下子讲了20分钟。更出人意料的是，邓小平站起来又坐了下去，他说：“我讲几句。”随后他把汇报中的开发区生产发展、外资引进数目、外资企业数目准确地复述了一遍，令在场人都十分吃惊。他接着说：“这就是发展，这就是进步。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做假。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上海要回答这个问题，要靠大家努力。”

实际上，这是邓小平对纠缠许久的姓“资”姓“社”问题的正面回答。

又是大年初一，又是在《解放日报》头版率先发表了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的署名评论，拉开了宣传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序幕。与一年前不同的是，中央和全国各地方媒体，以支持邓小平南方谈话为中心，纷纷发表自己的言论，一个加快改革开放的舆论环境蔚然成形。

同时成形的，还有中华大地上的蓬勃生机。从这时起，上海与全国一道，驶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并且担任起龙头的新角色。

吴邦国说：“上海这些年的发展，大家都感觉到，包括国外的反映，发展得比较快，较大的变化，尤其是浦东开发以后。发展变化都和小平同志特别对上海工作的关心，对上海工作具体的指示是分不开的。这一点上海的干部，上海的群众都是清清楚楚的。”

“上海变了”

1993年的春节，邓小平也是在上海过的，与过去两年相比，这位老人的心情要平静许多。他在团拜会上说：“我向大家拜年，并通过你们向全体上海人民，首先是上海工人阶级拜年。上海人民在1992年做出了别人不能做到的事情。”

在即将返回北京的时候，他再次找上海市的领导谈话。

当时已经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吴邦国回忆：“我跟黄菊同志送他走，就是已经送他上火车了，已经告别过了，又把我和黄菊叫到火车上去，谈了十分钟，一直谈到什么时候，已经谈到火车已经动了，再不下火车就把我们带到北京来了。”

在火车上的十分钟，邓小平谈的重点是上海要抓住机遇，从现在开始到2010年是难得的机会，不要丧失了。

吴邦国说：“不仅要上海抓紧机遇，而且对上海的发展有要求，抓住机遇以后上海一年一个变化，三年一个大变化，所以上海‘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是深入人心的一个口号。”

1993、1994年之交，邓小平最后一次来到上海，戴着鸭舌帽的他如愿以偿地登上世界跨度最大的斜拉桥——杨浦大桥。此时，上海经济正以平均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着，浦东经济的年平均增长达到了19.6%。上海恢复了远东第一都市的荣光，向国际社会递上了一张世界级的名片。

元旦那天晚上，邓小平来到新锦江酒店的顶层。俯瞰着浦东开发区的璀璨夜景，他用平静却饱含深情的语气缓缓说道：“上海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