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牌检阅车_迈上强军之路_邓小平遗物的故事

红旗牌检阅车_迈上强军之路_邓小平遗物的故事

1981年邓小平在华北阅兵时乘坐的红旗牌检阅车。

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红旗”二字，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轿车品牌的含义。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朱德总司令乘坐缴获而来的汽车，检阅了部队。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尚不能自主生产汽车。因此，在国产汽车上检阅部队，成为共和国开创者们的共同梦想。

在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努力下，红旗牌轿车问世了。邓小平、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参观了这款汽车，共同见证了红旗牌轿车的诞生。1959年国庆节，红旗牌轿车作为检阅车登上了历史舞台。红旗牌检阅车，成为中国国力崛起的一个标志，让国人引以为傲。(www.guayunfan.com)

也就是从1959年开始，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军队和国防建设开始进入一个长期曲折的历史阶段。中苏关系的恶化，“左”的思想影响逐渐加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军队建设开始遭受严重挫折。装备落后，纪律松弛，军队的战斗力严重下降，军队的形象受到极大的损害。在长达22年的时间里，中国再也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阅兵。

直到1981年，中国的领导人才再次检阅部队。这一次检阅部队的，是新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这次阅兵中，邓小平在红旗牌检阅车上提出了“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雄心壮志!

1981年6月，邓小平任中央军委主席后，提出必须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战功赫赫的军人

邓小平曾经这样评价自己：“我是一个军人，我的职业是打仗。我25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中国红军第七军。从那时开始干军事这一行。”

邓小平确实是一名能文能武的杰出人才。能文，邓小平23岁时，就被中央任命担任中央秘书长的职务，面对艰巨的工作，邓小平应付自如；能武，邓小平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军队工作上，都做出了极其突出的贡献。

“文武双全”这四个字，用来描绘邓小平，恰如其分！

邓小平“军旅生活”的开端，我们可以追溯到他7岁那年。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1月下旬，川东北发动起义的革命党人攻占了广安，宣布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等一些哥老会成员参加了起义军的行动。邓绍昌，是广安县及其周围地区有影响的人物，他精力充沛，乐观豁达，乐于同人交往。革命新军的队伍就驻扎在广安县城对面的大、小寨子里，而少年邓小平住在数公里之外的姚坪里（牌坊村）乡下。在军营中的邓绍昌想让儿子来看看军营，长长见识。于是便给家里写了信，吩咐家人带着贤娃子（邓小平）到军营里来玩几天。这趟军营之行，让贤娃子抚摸到他日思夜想的钢枪，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如火如荼的革命火焰，在贤娃子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迹。直到邓小平退休后的晚年，他还能清晰地回忆起这件事情。

1927年，在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下，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我党为了挽救革命，发动了一系列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武装起义。1929年夏天，25岁的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委派，同张云逸、叶季壮等先后前往广西，领导当地的工作，准备武装起义。从第一次大革命的惨痛失败中，中国共产党人以血的代价换来了对枪杆子重要性的深刻认识。邓小平到桂后，首先抓的就是掌握武装、建立革命军队的工作。这样，在不长的时间里，广西地区的工作有了明显的起色，革命形势日趋好转，一个新的革命热潮悄然到来。12月11日清晨，百色城头，旭日初升，口号震天。邓小平率领部队起义了！部队战士纷纷撕去军帽上的青天白日的旧标记，打上红领带，列队集合在广阔的广场上。写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她庄严地宣告了红七军的正式成立和百色起义的举行。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发出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由于环境恶劣，一二九师政委张浩的身体出了状况。师长刘伯承将这一情况向八路军总部做了报告，将张浩同志送往后方治疗。总部随即电告，将择日选派一名政委到任。此时日军、伪军、国军，各方态势犬牙交错，这就很需要经验丰富的政工干部到八路军地方部队开展工作。邓小平在敌我斗争方面的经验非常丰富，特别是在动员与鼓舞部队士气以及展开政治教育工作方面的卓越能力，早在他领导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中国红军第七军时期就显现了出来。邓小平，无疑是一二九师政治委员的最佳人选！1938年1月5日，时任第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接受中共中央发出的任命，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与师长刘伯承搭档。

刘伯承和邓小平，在我军的战斗历史中无疑是一对最佳“拍档”。从抗战初期开辟太行山根据地，到解放大西南，整整13年的战斗生涯，烽火弥漫中刘邓二人一直并肩同行，同舟共济、亲密无间，共同谱写了一段段战争神话。刘伯承逝世后，邓小平在刘伯承的悼词中写道：“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由于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的疯狂扫荡和封锁，抗日根据地的处境非常艰难。面对这样的困难，刘伯承和邓小平响应中央号召，自给自足，带领太行山区的人民一手拿枪抗击日军，一手开荒种地，纺纱织布。从1940到1943年间，太行山根据地没有向中央要一颗子弹、一粒粮食，反而给予其他根据地以物质上的支援。

当日本天皇宣布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时，举国沸腾，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但蒋介石为了达到他独裁的目的，不顾破碎的山河与水深火热的人民，紧锣密鼓地发动了又一轮战争。蒋介石密令5个师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残酷壮烈的国内战争也从此拉开了帷幕。

全面内战爆发后，刘邓大军在陇海南北先后与蒋介石的军队9次交手，九战九捷，令蒋介石的军队闻风丧胆。解放战争至1947年上半年，我军晋冀鲁豫部队由最初的战略防御逐步转入战略反攻。

由于战争形势危急，机会稍纵即逝。1947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电令刘邓：

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邓小平在一次回忆中提到：“我们看完后立即烧掉电报，当时我们真是困难啊，但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这是一次“纵井救人”的行动，刘邓大军将最大的困难留给了自己，在解放全中国的信念下，奋勇向前！

在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的指挥下，晋冀鲁豫野战军10个纵队在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从而揭开了解放战争大反攻的序幕。刘邓大军成功突破黄河天险，使蒋介石深为震惊。慌忙之中他调集重兵埋伏于刘邓大军的前进线上，企图逼迫刘邓大军背水一战、置于死地。面对几倍于自己的敌军兵力，刘邓大军没有退缩，他们成功地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终于在8月27日指挥野战军全部渡过淮河。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历经20天连续急行军千余里，冲破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先敌进入大别山区，胜利完成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将战争引向蒋管区，扭转了陕北、山东敌人重点进攻的局面，跃进中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948年11月，中原战场大军云集，战云密布，淮海战役即将打响。对这次会战，国共两党都十分重视。对于淮海战役，蒋介石曾多次强调：“徐淮会战，实为我国家存亡的最大关键。”毛泽东也明确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基本可以解决。”

如此看来，为了战争的最后胜利，此战不容有失！那么，党中央将会派谁来统帅军队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淮海战役五人总前委，其成员有：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

解放战争时期的邓小平。

淮海战役中，我军共歼敌55.5万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据说，斯大林知道后，连声说：“奇迹，真是奇迹！”淮海战役后，毛泽东对邓小平等人说，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国力的一步步提高，战争似乎离我们渐渐远去。但人民解放军绝不能因为表面的平静而忽视了自己的锻炼和建设，这是从骨子里散发军人气质的邓小平的清醒认识。

在红旗牌检阅车上宣告我军的雄心壮志

1977年重新恢复军委工作的邓小平，早就在考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问题了。

自上世纪60年代起，中国边境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斗争愈演愈烈。霸权主义，威胁着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到1980年前，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局势越发紧张。做好反侵略的战争准备，是人民解放军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

此时，我军原有的战略方针，可以概括为八个字“积极防御、诱敌深入”。这个战略方针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形成的。方针主要考虑在战争中，敌我力量对比仍然是敌强我弱。如果我军处处设防，战线不足以支撑我军的防御。自由大胆、主动地诱敌深入，把敌人放进来再打，对我军才是最有利的。这是我军几十年武装斗争经验的总结，也为相当长的历史实践所证明是正确的。随着历史的发展、环境的变化，军事领域的斗争形势、战争对象、装备水平、编制体制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对新的形势发展，是否将“诱敌深入”作为军事战略方针，在军内产生了一些不同意见和思想困惑。

为了明确我军在新形势下的战略方针，1980年9月17日，一场代号为“801”的军事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秘密召开。全军中的大批精英到会参与讨论，而对于本次会议的议题，他们感觉到熟悉而又陌生。熟悉，是因为当前的战略方针参会的精英们都能说得头头是道；陌生，则是对积22年武装斗争和10余年国防实践中形成的军事战略方针的“讨论”。这个时期的战略方针，确实有着一些“神圣性”，而现在要对它进行“讨论”，在思想上确实很有冲击力。

将领们对我军战略方针的争论十分激烈，主要有三种不同的主张：一种是积极防御；一种是积极防御，持久作战；最后一种是维持原来的提法。即便在休会用餐时间，将领们关于战略方针的讨论声都不曾停歇，这成为“801会议”中的一道奇特的景象。

9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同志们到邓小平的住处汇报了会议的进展情况。在汇报问题的同时，他们希望邓小平能到会场作些指示。如果邓小平亲临会场并讲话，这必将会极大地鼓舞在场的将领们。听完总参同志对会议的汇报和建议后，邓小平当即明确表态，他要去讲讲！10月15日，军队将领们翘首以盼的邓小平来到了会场。对于新时期的战略方针，邓小平有自己的想法。他在会上明确表态：“我就赞成积极防御四个字。”

邓小平对自己的观点作了解释。积极防御，这四个字内涵深刻。积极防御不仅仅强调防御，它讲究的是防御中有进攻。同时，既然是积极防御，这也就要求军队作好持久作战的准备。

明确“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为我军面对可能面对的防卫作战作出了指导，意义重大。

作为曾经指挥千军万马鏖战沙场的军事家，邓小平深深知道，军事训练，对于一支长期处在和平环境的军队的重要性。在“801会议”上，邓小平对我军的军事训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认为我军应该以一两个集团军作为基础，可以进行合成军的训练，在训练中学习现代化作战的知识。

举行一次实兵演习的目标被邓小平提上议程。

经过我军积极谋划，演习的时间确定在1981年秋季，地点选定在张家口，演习同“801会议”一样秘密进行，行动代号为“802”，也称“802会议”。这次演习，由解放军总参商北京军区举行，总参谋长杨得志总负责，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任演习总指挥。在策划“802会议”的过程中，两个难题摆在了功勋卓著的将领们面前。

1981年，在国际上可以称作“军事演习年”，世界各国的军事演习不断。仅仅苏联就在亚洲地区举行了较大规模演习近60次，中国的军事演习一旦举行，是否会引起国际震动，诱发战争呢？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百业待兴，许多关系到国家百年大计的行业和项目等待政府扶植和注资。在财政上，邓小平早就提出了“节约”的要求。如果演习采用第一方案，在财力和物力上的投入是空前的。这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国内各个方面的建设发展，都需要大量资金。演习规模搞大了，必然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作为支持；规模搞小了，演习的效果又难以实现。

所以，军队拿出了大、中、小三份演习方案，希望邓小平作最后的决策。

第一方案：进行方面军防御战役演习，参加兵力共计10.5万余人；

第二方案：方面军编成内的防御战役演习，参加的兵力为5万余人；

第三方案：只搞集训，进行战场勘察和集团作业，图上推演。

参加规划演习的许多人猜测，邓小平可能会选定第二方案。因为从中国人的性格来说，中庸总是比较习惯的选择。

1981年3月10日，杨得志和张震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前往邓小平的家，准备请邓小平定夺最后实行的演习方案。作为军人，他们都愿意将演习和阅兵按第一方案的设计，搞大搞好。邓小平会如何定夺？

听完汇报，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做出了判断：就按第一方案下决心搞一次，要搞，搞合成军，要有地面部队，还有空军协同。不怕动用部队、不怕动用储备，邓小平的态度异常坚定。最终，邓小平在杨得志和张震带去的请示信上明确批示：“同意第一方案，力求节约。”

张家口，距离北京仅有200余公里，地势复杂，地形崎岖，自古以来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也是北京北面的最后一道军事屏障。

1981年，就在这片土地上，一场军事演习让许多窥探中国军事行动的国家，绷紧了神经。6月，解放军很多部队停止了休假，探亲外出人员也接到命令火速返营。北京军区的部分野战军以铁路运输和摩托化行军的方式分批出动，同时空军飞行部队也相继出动，空中地面立体开进，数万人的部队荷枪实弹，向北出发，条条路线均指向军事重镇张家口。

这场扣人心弦的演习，是刚刚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亲自领导的。这场演习，作为邓小平上任指挥的第一个大的军事行动，在我军的建设史上有着极其非凡的意义。

在我军的悉心准备下，演习终于开始了！

这是一次号称“中南海大搬家”的军事演习，1981年9月，中央党政军领导几乎全部前往张家口。

9月14日上午9点30分，77岁的邓小平身着戎装出现在演习场，当这位久经沙场的军事家，再次走上战场时，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1300多辆坦克、装甲车，1500余门火炮，285架飞机1000多次飞行，1万余辆汽车，10.5万人规模的演习部队，在演习场地进行了4个科目、持续4天的演练。

4天的观摩，邓小平一场不落，壮观的场面让他极为兴奋。眼前的场面怎能不令人高兴！装备着现代化武器并一眼望不尽的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部队，英姿勃勃地接受检阅。战旗飘飘，军威雄壮！一列列阵形严整的海陆方队循序通过检阅台。雷霆呼啸，鹰击长空！一队队错落有致的飞行方队从阅兵场的上空盘旋飞过。在大演习的过程中，当演习的“红”“蓝”双方将战况推演到高潮的时候，邓小平兴奋地说道：“打得好！”

更让邓小平欣慰的是，这次演习正是围绕着新确立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所展开的，演习反映出我军对新的战略方针有了深入认识，并能够将战略方针落实到战斗层面中去。

“802军事演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完成演习预定科目后，我军部队在张家口机场整装待发，等待邓小平的检阅。邓小平，精神抖擞地站立于红旗牌检阅车上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因此，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邓小平确立了新时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建设总目标，是军委主席邓小平的雄心壮志！这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雄心壮志！

“802会议”结束后，出现在庆功晚宴上的邓小平，依然十分高兴。在晚宴中，邓小平对敬酒的将领们来者不拒。豪饮，对于邓小平而言，并不常见。

1981年，邓小平在张北检阅军事演习部队。

时至今日，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邓榕）仍然对当天晚上的情景记忆犹新：

华北阅兵结束以后，父亲破例在庆功宴上允许喝酒。在宴会中，将军们抓住机会纷纷上来向我父亲敬酒。我父亲来者不拒，大家一来敬酒他端起杯子来就喝。我和我姐姐们担心父亲喝太多酒，就上去挡驾。只要叔叔伯伯们来敬酒，我们就替父亲喝。后来父亲说，你们就在那儿吧，我自己喝！

“802会议”后，我军朝着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目标迅速迈进。为增强现代化条件下的作战能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陆海空三军的建设上，都有大动作。陆军方面，着手组建陆军集团军，同时开始对不适应现代化作战要求的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进行裁减；空军方面，在编制中出现了陆军航空兵等新的兵种，空军的整体装备也得到了改善；海军方面，则开始加强海军大型舰艇部队的建设。

“裁军是个得罪人的事，还是我来得罪吧！”

到1984年，我军的建设初见成效。在这一年的国庆节，80高龄的邓小平再次登上红旗牌检阅车，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成果。那辆在华北大阅兵中使用的红旗牌检阅车，作为副车紧紧跟随着邓小平，见证着中国军队发展的新历史。

在国庆阅兵中，28种中国自行研制的武器装备集体亮相，其中战略导弹方阵的出现，宣告着中国已经具有仅次于美苏，居世界第三位的远程战略核打击能力。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势头令人振奋。

看着规模宏大、场面壮观的阅兵式，邓小平笑了。这笑容中有欣喜，也有沉思。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邓小平对军队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的思考和探索从未停止过。

一个多月后，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座谈会，包括海军、空军、二炮和11个大军区的最高军政首长出席了这次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近90分钟的讲话。从哪里讲起呢？邓小平说：“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我不是讲这次阅兵如何，这次阅兵时不错，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我说有个缺陷，就是80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这就点出了军队高层老化的问题。在会上，邓小平根据近年来对国际形势和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认识，作出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论断。他从军队干部的年轻化和体制改革，讲到了军队的进一步“消肿”，讲了裁军的重要意义。这次会议以后，全军的精减整编方案开始紧锣密鼓地制定。

1985年6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

国庆阅兵后不到一年，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出席了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在会上，他伸出一个指头，宣布了一个惊世之举：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

在我军作战历史上战功赫赫的张震将军，是这样理解邓小平的决定的：

百万裁军在当时是一个突然的事情。为什么裁军100万呢？说明我们的部队装备还不行，集中能力差。就在这种形势下，小平同志下了决心，要建设正规化、现代化、革命化这样一支部队。

确实，相比世界上的几个军事大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武器装备方面不占优势，在军队的编制上却存在着较大的问题。从1949年以来，中国军队的人数是世界上最多的。当时，有资料表明，世界上几个军事大国的军队中官兵比例分别是：苏联1∶4.56，美国1∶6.15，联邦德国1∶10，法国1∶17；中国则是1∶2.45，平均一个军官只领导两个半兵。而中国军队的员额相当于美国的两倍，略高于苏联的军队人数。机关庞大、机构重叠、官兵比例极不合理，成为制约我军战斗力提升的大问题。

然而，裁军牵涉的面很广，要协调的方面很多，一次裁军100万，难度极大。邓小平预见到裁军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和阻力，他以恢宏的气势直言表态：“裁军是个得罪人的事，还是我来得罪吧，不把矛盾交给新的中央军委主席。”

早在1979年，邓小平提出一个目标，他说：“总要创造条件，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目标，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五年，能在六年内想办法把军队臃肿状况解决了。”从1979年到1985年，正好整整6年，邓小平终于走出军队“消肿”的最有力的一步棋。裁军百万，如约解决军队臃肿状况！

邓小平对为什么要裁军做了说明。邓小平说：

为什么我们下这么大一个决心，把军队减少一百万。减少一百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即使国际形势恶化，这一点也是必要的，而且更加必要。

同时，裁军又支援了我国的经济建设。邓小平曾意味深长地告诫部队的将军们：

现在需要的是什么？需要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要紧密配合这个大局。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

邓小平，创造了一个国家一次裁军100万的奇迹！通过精减整编，人民解放军由400.6万人减少到305万人，大军区由11个减为7个，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机关人员减少近一半。

百万大裁军，使中国军队从战时体制走上了和平建军的轨道，邓小平领导人民军队踏上了现代化和正规化的新阶段。

1989年深秋，85岁的邓小平“解甲归田”，辞去自己的最后一个职务。漫长的军事生涯，给邓小平身上留下了太多军人的烙印。以邓小平平常的生活为例，他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几点起床，几点吃早饭，几点吃中午饭，几点散步，散步要散多少圈，都是很严格地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惯来做的。同时，邓小平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从不迟到，事先安排好的事情，邓小平几乎能做到分秒不差。

邓小平从1929年任广西前委书记，创建红七军、红八军和敌后抗日游击队开始，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以后军队建设的重大事件。他身经百战，指挥军队屡建奇功。

62年的风风雨雨，从中山军事学校的教员到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邓小平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人民军队。邓小平在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后，深情地说：“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