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服_江西岁月_邓小平遗物的故事

工作服_江西岁月_邓小平遗物的故事

1969年10月22日，邓小平与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一起，携带了一些简单的个人物品，离开了他们居住了10多年的中南海，登上了去往江西南昌的专机。

在南昌，邓小平夫妇被分配到新建县拖拉机配件厂监管劳动。这套工装陪伴着他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也见证了邓小平在逆境中的乐观与坚守。

1969年邓小平在江西劳动时穿过的工作服。(www.guayunfan.com)

孤独的南行座机

含秀轩，也称三号院，是邓小平在中南海的住所。他一家在这里居住了17个年头。院子的名称和主人的性格一样，外严内秀，柔中有刚。

1966年8月起，含秀轩失去了往日的忙碌与欢笑。当了10年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一下子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含秀轩的北屋，他和妻子被关押了三年。据邓榕介绍，那时的邓小平和卓琳实际上已经处于软禁的状态。既不许他们夫妇出屋子，也不许他们跟家里其他人见面。因此，孩子们既见不到父母，也不能同他们说话。

这期间，邓小平除了写检查和学习之外，不能做任何事情。造反派经常来抄家，还曾在院子里开了一次批斗会。到了1967年，连儿女们都被赶出了中南海，音信杳无。

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在黑龙江珍宝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中苏关系急剧恶化。10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开始加强战备，并决定10月20日之前在京的老同志全部战备疏散，邓小平也在疏散之列。

邓小平被安排疏散到江西，因为不知道这一次疏散要多久才能返回北京，他提出希望可以和妻子卓琳一起并带上年迈的继母一同去江西。

临行前，邓小平要求再见见儿女们。经过批准，在河北宣化下乡劳动的长女邓林赶回了家中。

在邓林的回忆中，这次回家的机会来得非常突然：

突然连队里通知说，让我回北京，但要干什么不知道。等我到北京下了火车，就直奔中南海。跑到西门后，我就问警卫。结果警卫说你进去吧。我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结果到了家里看见爸爸妈妈，才知道要我去送他们。那时候见面以后感到特别特别高兴，但也挺伤心的。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们老多了，就是比我们离开的时候老了很多。后来，我就帮助他们收拾东西，送他们去机场。

回想起这段往事，邓林依旧红了眼眶：“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离开了爸爸妈妈。我们那时候的离开跟现在说爸爸妈妈再见了，不是一个感觉。那时候，就是生离死别。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也不知道每个人的前途到底是什么。”

临行前，邓小平向中央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能不能把“刘邓路线”去掉；二是还想再做点工作。毛泽东听后表示：“刘邓路线可以分”，去江西先锻炼一下。汪东兴向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之后，又特意加了一句话：“如果拿不了的东西可以放在含秀轩，这个院子会一直空着。”

毛泽东的态度让65岁的邓小平看到了重返中南海的希望。邓小平带着这样的信念和希望登上了飞往江西的专机，这是一架“孤独的南行座机”。

初到江西

江西，绵延不绝的红土地，是磨砺人意志的地方。1933年，邓小平在这里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政治磨难，那时的他只有29岁。没想到30多年之后，这里又见证了他革命与政治生涯的第二次失意。

在周恩来的关照下，邓小平一家三口住进了南昌陆军步兵学校的“将军楼”。

邓小平在江西的住所——“将军楼”。

“将军楼”是一个环形的院落，中间一栋两层小楼，邓小平一家住在二楼，保卫人员和工作人员住在一楼。二楼向南一个长长的阳台，站在上面，一眼望去，满目苍绿。邓小平在江西的谪居生活都是在这栋小楼里度过的。在这里，虽然有别于中南海的囚禁，但是邓小平和卓琳的生活还是处于半软禁和监管状态，除了每天步行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参加劳动以外，他们被规定不能随意外出，连所住的小院子也不能随便出去。

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离邓小平居住的步兵学校只有一公里的距离，是一个修理农机配件的小厂。同当时不少工厂一样，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是按部队的连、排编制的，一个车间就是一个排。车间负责的排长叫陶瑞缙，是个厚道直爽的老工人。在朴实的陶排长看来，不管什么“走资派”，来厂里干活，就和大家一样。但是怎么称呼邓小平呢？是叫他同志，还是直呼其名？工人们很有智慧，他们想出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叫法“老邓”。

在这里，邓小平被安排做起了钳工的工作。早在40多年前，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在雷诺汽车厂里干过钳工。邓小平自己也没有想到，早年在法国一边干革命，一边学到的这门手艺，40多年后竟然在江西的这个小工厂中派上了用场。真可谓世事难料。

邓小平在江西劳动时的工作台。

虽然每天只有上午上工，但对于一个快70岁的老人来说，每天工作的劳动量还是很大的。邓小平的性格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认真负责，不论做什么，他都会尽力完成。同在一个车间劳动的夫人卓琳曾劝邓小平在椅子上坐一坐，休息一下。邓小平则回答说，坐下就站不起来了。此时的邓小平，并未将工厂的劳动看作是一项可以简单应付的事，而是全力以赴认真对待，每天做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劳动成了最大的需要，虽然在盛暑，也坚持到工厂。”

艰难岁月

在江西，邓小平、卓琳和夏伯根，这三个加起来已经超过180岁的老人必须自己张罗自己的生活，做饭、劈柴、砸煤块，洗衣服、打扫卫生，所有的家务活都要自己干。“将军楼”的水压很低，有时候二楼没有水，三个老人就要用桶，把水提到楼上去。

除了里里外外的家务活全要自己承担外，由于邓小平和卓琳的工资被停发，改为发生活费，家里的经济状况成了很大问题。

对于当时的生活情况，邓小平在1970年2月9日写的一封请汪东兴转毛泽东的信里是这么说的：

当然，坦率地说，这个数目对于我们这个九口人之家（我们夫妻，我的继母，五个孩子，还有一个卓琳姐姐的孩子也是我们供给的），是不无困难的。因为除邓林已有工资外（她本人病多，最多只能自给），我的大儿子邓朴方在医院每月需三十五元左右，两个大学生每月三十元左右，三人即需九十至一百元，我们在南昌的三个人，只有一百元开支……但是，党既作了这样统一的规定，我们没有理由提出额外的请求……

为了尽可能地节省下钱来给孩子们留作探亲的路费，邓小平和卓琳在平时就已经相当俭朴的生活开销上，进一步节省，还在院子里开荒种菜，补贴家用。只要孩子们没有回来，三位老人在家就不怎么吃肉，只吃青菜。每顿要是有剩饭剩菜，都要留着下顿再吃。据邓榕回忆，有一年夏天她去江西探亲，一天吃晚饭时发现中午熬的粥已经馊了，她就准备把粥倒掉，结果被邓小平发现了。邓小平坚持说这粥还能吃，热一下就杀菌了，可以吃。

乐观坚守

在江西的日子里，邓小平一直用书信的方式保持着和中央的联系，有时谈政治，有时谈他在江西的情况以及家人的事情。虽然他并不能确定这些信能够起到什么作用，但他仍旧坚持不辍。

在邓小平看来，保持沟通，就是希望。

在邓榕的记忆里，这时候在江西看不到父亲有任何悲伤、困惑，或是皱着眉头。在平常生活里，处理任何事情，邓小平仍然是那么地镇静。

“没有节日的鞭炮，过年的喧闹，我们一家人同样高高兴兴地吃了年夜饭，安安静静地送走了1969年，迎来了1970年。”这是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对于在江西度过的第一个春节的描述。在邓榕的记忆中，那一年的冬天就是一个感受——“冷”。

南方的冬天，是一种阴湿、透骨寒心的冷，与北方那种痛痛快快的冷大不相同。邓小平对付寒冷的办法就是“以冷制冷”。在战争年代，邓小平就一直保持着洗冷水澡的习惯，到了江西也没有改变。已经将近70岁的他，不敢再用冷水直接浇身了，便改用毛巾浸入冷水后擦身。对于擦冷水澡，他也有自己的理论：“冬天洗冷水澡，就不怕冷，还可以提高身体抵抗力，可以预防感冒不生病。”

邓小平保持着一颗平静、豁达而又乐观的心。他很快就适应了江西的生活。在北京消瘦的身体，开始逐渐恢复，服用了多年的安眠药，也在到了江西两个月后停用了。

劳动锻炼体质，清闲修养思想。逆境中的邓小平一天也没有放弃他的政治理想和对未来的信心。至今，邓小平老朋友张鼎丞的女儿张九九仍清晰地

记着自己偷偷去看邓小平的情景：

那天下的倾盆大雨。我和华川一走进他们家里，奶奶、卓琳阿姨看见我们就很高兴。这个时候，因为邓叔叔已经吃完饭，准备上楼了，所以他正站在楼梯上。我和华川两个人一看见他也很激动，可是邓老爷子什么也没说，就问我们：“吃饭没有？搞饭吃！”就是完全不是一种落难人的感受。他也没多说什么话，但你就觉得他还是一个总书记，还是在那个位置上，他的气势就把你压住了。当时的感觉就是他还是一个领袖人物。

在江西，通过与工人们的接触，目睹工厂的生产状况，邓小平真正地接到了“地气”，了解到了真实的国情民情。社会混乱，人民的生活每况愈下，“文化大革命”真实的一面使得邓小平的心情愈发沉重，他话说得更少了。

小平小道。

在将军楼通往拖拉机厂的路上，有一条小道，如今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小平小道”。在江西的岁月里，邓小平的身影每天都会出现在这条约两公里的小道上，他一边走着一边思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这条蜿蜒曲折、长满杂草的田间小道上，邓小平走了三年，思考了三年。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他在这条小道上想了些什么，但还是有人说，中国现在发生的许多事情，就是从这条小道上延伸出来的。

亲情相依

在江西，工作服成了邓小平和卓琳最常穿着的衣服。为了方便做工，细心的卓琳还在工作服的袖口上缝了一圈松紧带，以便劳动时能把袖口缩紧。

细心、耐心，卓琳用这样的心情，忠诚地陪伴着丈夫度过那些风刀霜剑的日子。在那段岁月中，这对老夫老妻却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要亲密。两人住在二楼，身体不好的卓琳上楼的时候有点费劲，就对邓小平说：“老兄拉我一把。”于是邓小平回过头拉着妻子的手，一步一步踏上楼梯。

今天的新建县拖拉机厂，依旧保存着邓小平和卓琳的工作台，细心的人们会发现，邓小平的工作台与卓琳的工作台相对而望。在政治大潮的颠簸起伏中，妻子卓琳的支持与坚守，使邓小平更能从容地应对政治的逆境。

从在中南海被软禁开始，孩子们成为邓小平和卓琳感情上的唯一牵挂。在“文革”风潮的冲击下，邓家的孩子们四散各地，由于只能和孩子们保持书信联系，因此，多年未曾见面的孩子们的探望就成了他们最期盼的事情。

这可能是邓小平一生中写信最多的时期，在江西的日子里，邓小平一次又一次地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希望受到牵连的孩子们能够得到妥善安排，希望能够允许孩子们来江西见上一面。

在邓小平不懈的请求下，中央终于同意了。

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邓榕是这样描述自己第一次到江西探望父母的情景：

我背着沉甸甸的背包，在黄土高原的塬上沟里，一口气走了30里路。从插队的村子到江西南昌，花了整整的7天7夜。要回家，心里急，脚步急，7天7夜，过得是慢是快，也顾不得想了。

邓质方也清晰记得自己第一次到江西探亲时的情景：“我回去以后，他们使劲给我吃好的。我记得我姐姐给我拿苹果吃，我一次吃了12个苹果。我看我爸爸妈妈那时候特高兴，就是感觉我们可算回来了。”

孩子们的陆续到来，给几位老人增添了许多欢乐，邓质方和比他早到1个月的姐姐邓榕一起帮着老人们种地、干家务，一时间，将军楼里充满了温暖与欢乐。

相聚的时间总是短暂的，到了3月，春耕在即，插队的学生开始陆续返回所在的公社大队，邓质方也要走了。

与儿子的离别使得邓小平和卓琳很是不舍。在那个年代，匆匆一别往往不知何日再见。卓琳早已是泪水涟涟，邓小平依旧沉默不语，还是照常去工厂劳动。

结果就在车间里工作的时候，邓小平突然感觉不舒服，脸色苍白，冷汗直流。卓琳听说后，就知道邓小平犯了低血糖的老毛病，一面和工人们一起扶他坐下，一面询问工人有没有白糖可以冲水。女工程红杏赶紧跑回家里冲了一杯糖水拿来。待邓小平喝下糖水后，工人们就用拖拉机把邓小平送回了“将军楼”。

据当时在场的邓榕回忆，邓小平的突然晕倒并非没有原因的。在《我的父亲邓小平》里，邓榕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把窗帘拉上，让父亲静静地休息。我们都知道，父亲的这次犯病，完全是因为儿子走的原因。在父亲的心中，家庭、亲人、孩子是他最珍贵的，也是他现在所唯一拥有的。儿子远行，不知何时再能相见，他虽然口中不说，却不能不思，不能不想，不能不忧。

好在除去离别的伤感，也总有快乐和幸福的时刻。

邓小平在江西生活中有一张难得的露出笑容的照片，照片中的邓小平抱着二女儿邓楠出生不久的女儿眠眠。第一个孙辈的降生，为邓小平的江西岁月带来了很大的安慰。

眠眠出生的时候邓小平所处的政治环境已经比较宽松，组织批准他和卓琳去井冈山进行调研。得知眠眠出生的消息，邓小平一回南昌便往医院赶，急着去看女儿和小外孙女。风尘仆仆，赶了一路，到医院一问，邓楠已经带着孩子出院了。邓小平和卓琳又急忙赶回家，这才见着小外孙女。

有了眠眠，邓小平的江西生活似乎也一下子增色不少。每天早上起床以后，邓楠就会把孩子抱到邓小平卧室外面的小客厅里。把两个沙发一拼，铺上个小褥子，眠眠就睡在那里。等到孩子尿了，全家人就都围了上来，卓琳喊着：“谁去拿点热水来！”邓小平就会赶忙去提热水瓶，同时用四川话说：“我来，我来！”江西的冬天寒冷又潮湿，孩子换下的尿布不容易干。邓朴方在炭火盆上做了个铁丝网，邓小平每天就在那儿为小外孙女烤尿布。

邓小平曾说，家庭是个好东西。这是他切身的体会，尤其在“文革”这个特殊的年代里，更是这样。家庭的温暖给邓小平带来了许多欣慰和希望，这种温暖和希望不断地转化为对未来的信心。

邓小平和外孙女眠眠。

告别江西

1971年11月6日，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工作的邓小平和卓琳突然得到通知，要去食堂听取有关林彪罪行的中央文件。此时的邓小平已经将近68岁了，他的听力在逐渐下降，他被允许坐在了前排收听，并且带了一份文件回家阅读。

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的党支部书记罗朋还记得当天的情景：

我进去的时候，传达文件以前，看他坐得比较远一点，这件事对他来 说很重要，我就说坐前面点，坐前面点，你耳朵不好坐前面点，他就坐到前面来。他聚精会神地听，他听完以后还记不清楚，就要求把文件拿回去看一看。

8月14日，当毛泽东看到邓小平8月3日的来信后，作出了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过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从批示的内容来看，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判是留有余地的。而在周恩来看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他就以中央的名义正式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并指示江西方面给邓小平安排一些参观、访问和调查研究工作。

对于邓小平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开始复苏。

11月12日，在江西省革委会的安排下，邓小平夫妇踏上了去井冈山等地的考察行程。这是他们到达江西两年多以来第一次外出，也是自“文化大革命”爆发6年以来的第一次外出。这次外出，标志着邓小平长达6年的监禁生活的结束，邓小平的复出工作也开始提上日程。1973年1月，江西省委书记黄知真告诉邓小平中央通知会安排他于近期返回北京，这一消息让邓家人喜出望外。虽然邓小平表面上依旧不动声色，但从女儿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的描述中看来，他的心里也是激动欣悦的。

父亲从来遇难不惊，遇喜不亢，但此时，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他的一举一动之中，体味出他心中的欣悦。“文革”被打倒以来，六年多了，他时刻期盼的，难道不正是这一天的到来吗？

他不是一个宿命论者，不管事态向着什么方向发展，他都从容以对。他从来没有因为个人的遭遇而消沉，而悲观，而失望。他一直坚信，真理终究会战胜谬误，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他坚信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现在，这一天终于来临了。他已经做好准备。

1973年3月29日，毛泽东在住处约见了邓小平。毛泽东曾问起邓小平江西的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邓小平简练地回答了两个字“等待”。

1979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华时，他探究似的问邓小平重返政坛的秘诀是什么。邓小平的回答是两个字——“忍耐”。

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华，邓小平在回答他的问题时曾说：“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