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治国，必以安康还百姓_关于赵匡胤的事迹

以德治国，必以安康还百姓_关于赵匡胤的事迹

自古以来，成者为王败者寇。尤其在五代时期，失败的一方要么被杀掉，要么当俘虏，做牛做马。对待失败者，宋太祖的仁厚心肠让他没有采取杀戮，也没有把失败者像俘虏一样虐待，他使用的是安抚和优待。

北宋建立后，太祖对后周朝廷的大臣全部留用。就连宰相这样重要的职位，他也没有更换。而对于后周的皇室成员，太祖更是尊敬有加。

禅让当天，太祖在大殿举行完禅让仪式，结束后听到婴儿的啼哭声。他与赵普等去查看。一个宫女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太祖问：“此乃何人之子？”

宫女一脸慌张，吞吞吐吐说：“不关奴婢之事，这是娘娘产下的皇子。”

赵普闻此，赶紧劝太祖：“皇上，斩草除根，勿留后患，杀之！”(www.guayunfan.com)

范质、王薄等吸了一口冷气，也不敢言语，心中叹道：“先皇之子尚在襁褓之中，造孽啊！”

宋太祖思考片刻，他看着婴儿明亮的大眼睛，不觉心生怜惜。他想：夺人之位，再杀人之子，岂非禽兽！何况是个襁褓之中的婴儿，我岂能做出这等不仁不义之事！于是，他朗声说道：“朕乃天子，岂能对这幼儿动杀戮之手？”他带着婴儿去拜见符太后和恭帝。

符太后心中忧惧：自古禅位者终不免一死，我死不足惜，可训儿才七岁，还有襁褓之中的婴儿，也得无辜受死……她见宋太祖走来，主动要求赐她白绫。可是，太祖沉重地说：“事已至此，让太后和幼主受罪，乃臣之过。不过，我曾立下誓言，要善待幼主。”他又将婴儿交予太后：“此乃世宗之子，望太后抚养成人。”他缓缓转过身，对众臣说道：“百官在此，今我对天起誓，以后凡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如违此誓，必遭天谴！”

赵普叹气：皇帝太心慈手软，将来必定为大患啊！而其他文武百官，都欢欣鼓舞，无不为新皇帝的仁爱所感动。宋太祖封柴宗训为郑王，符太后为周太后，让他们搬去西宫洛阳居住。

虽然符太后感谢宋太祖的不杀之恩，但他们毕竟是新王朝的俘虏啊！她心中凄然：柴家江山是断送在自己手中啊！幸好这个赵匡胤还算仁义，没有让训儿过上逃亡生活，而是依然按照后周时的标准，享受皇家所有的一切待遇和礼遇。对其他皇室成员，也都不同程度地予以加封。这也就足够了。

宋太祖登基后，对周室宗庙仍然派人守护，按时祭祀。柴宗训后来由洛阳移居房州（今湖北房县），宋太祖担心地方官对他照顾不周，还专门派自己的老师辛文悦前去担任知州。开宝六年（973年），柴宗训去世的时候，宋太祖又亲自为他穿孝服发丧。根据陆游《避暑漫抄》的记载，宋太祖在建隆三年（962年）专门命人在太庙中立了一块碑。碑上有三条誓言，其中一条就是“保全柴氏子孙”，“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在小说《水浒传》中有这样的话：柴进柴大官人，“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与他誓书铁券在家中，谁敢欺负他”。

安抚周朝遗孤，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是宋太祖的权宜之计。新王朝刚刚建立，重要的不是杀戮，而是拉拢人心。但是，后来政权稳定，他又立碑刻誓，不仅发誓自己不杀柴氏后代，子孙后代即位者都要遵守。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仁爱之心。在后来一统天下的过程中，太祖对亡国的皇帝和皇室成员都实行了仁爱政策。

平定荆湖地区时，宋军活捉了周保权及其全家。太祖在汴梁见到被绑着的周保权。这个十一二岁的孩子，经此惊吓，腿直哆嗦，话都说不清楚。太祖顿生怜悯之心，赶紧命人给他松绑，好言劝慰。他又下旨赦免其罪，特授右千牛卫上将军，并赐给一座旧邸院，令他与家人同住。他还关心他们的生活，岁赐禄米。

后蜀灭亡后，太祖在汴京接受了孟昶的受降礼。一下子失去优越生活的孟昶，闷闷不乐。太祖对他许诺：“尔既自求于多福，当尽涤其前非。朕不食言，尔无过虑。”所以，孟昶到京之后，太祖同样给他一个宅子，让他与家人同住。并且下旨：封孟昶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授爵秦国公；自孟昶之母以下，子弟、妻妾、下属都赐给不等的银两。他不仅对孟昶宽大，连对孟昶的母亲李太后都尊称为“国母”。谁知没过多久，孟昶突然病死，太祖将其葬于洛阳北邙山。对李太后，太祖知其亡国丧子之痛，对她抚慰一番：“国母不要太过悲伤，如果觉得京城不便，朕派人送你回去。”老太后心中凄然，说只要送她回太原老家就行。当时的太原还是北汉的都城。为了达成李太后的心愿，太祖答应了。正当他想办法实行这件事时，李太后却绝食而亡。太祖感叹，这真是一个有胆识的老太太，遂将她与孟昶一起葬在洛阳。

对于这些降王，不少官员主张杀掉，以绝后患。宋太祖不以为然：“他们曾经拥有千里国土，十万军旅，而今被我大宋所擒，成了被放逐的孤客，还会有什么作为?” 终太祖一生，没有杀害过一个降王，这在历代皇帝中，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后人质疑孟昶的死与宋太祖有关，我们不去猜测。单单从这些事件上来看，宋太祖所作所为，确实是一个仁义之君。作为皇帝，登上了皇位就有很多不得已要做的事。比如，赵普力劝他杀周世宗的遗孤。但是，他仍然能坚持心中所想，坚持做人的本色。这在古代皇帝中是非常难得的。对敌人施以仁爱，叫妇人之仁。对手下败将施以仁爱，这是仁厚的性格决定的。

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人的生命是十分脆弱的。如果遇到穷凶极恶的士兵，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稍不注意脑袋就搬家了。或许是儿时在乱世的经历，又或许是他本身的仁厚性格，太祖对生命非常重视。

宋太祖兵变时，就曾下令进城后不得行杀戮，从陈桥驿挺进到汴梁，基本上没有出现喋血宫门、伏尸遍野、烽烟四起、兵连祸结的后遗症。

在稳定政权和统一天下的过程中，他尽量不使用武力，用招降、赎买等方式。而且制定作战计划时，尽量周详慎重，不仅为了早点打胜仗，也是为了减少战争伤亡。他还命手下将士不得有滥肆杀掠的暴行，不得惊扰百姓。

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乾德元年（963年），宋太祖去武成王庙。他观看两廊所画历代名将，看到了战国时期秦国大将白起的塑像，突然发起脾气来，当即下令将白起塑像清除出武成王庙！赵普不解，为他为何。太祖愤然说道：“白起不配为武将，连降卒都要杀！”我们都知道，白起被称为“杀神”，据不完全统计，死在白起手上的六国将士，竟超过160万之多。最让太祖痛恨的是，长平之战中他坑杀了赵国40万降兵。如果单论白起的功绩，当时无人能及。要不是白起，秦始皇没有那么快能够一统六国。作为皇帝，太祖是应该赞赏白起的。可是，白起坑杀手无寸铁的降卒，简直不可饶恕！

这体现了太祖悲天悯人的慈悲心肠，而在实际行动中，他也是这样做的。蜀国归附后，太祖下诏，释放所有俘虏。为了安抚西蜀的百姓，他又下诏，在西蜀实行大赦，免除乾德二年赋税，三年的夏税也减半征收，废除地方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降低食盐价格，发粮赈济灾民等。但是，王全斌却倒行逆施，为了平定叛乱，竟然坑杀蜀兵。太祖心痛至极，按照朝廷律令，他理当处斩。但是，太祖又念及其赫赫战功，就对他进行降职处分，从此不再用他。对于一个武将来说，没有比被朝廷停用更悲惨的了。

发兵南唐时，太祖对曹彬交代说：“此次征江南，不得暴掠生民，破城之后不得滥杀无辜。李煜一门，不得加害，要给他们留条活路。”他还赐给曹彬一柄剑，说道：“今任命你为元帅，潘美为副无帅，征讨江南。如果有人妄杀一人，自副元帅以下，你都可以随时用此剑斩下其头，先斩后奏。”曹彬本是仁义之将，又有尚方宝剑在手，征讨江南时，宋军基本上没有大肆杀戮。

不仅打仗如此，太祖对朝中大臣也不妄加杀戮。开国后，他既没有为难周朝旧臣，而且对于开国功臣，他也没有像朱元璋一样“狡兔死，走狗烹”，屠戮功臣而落得个忘恩负义的名声，反而通过“杯酒释兵权”这样巧妙的手段将兵权收归中央。

不仅不杀功臣，太祖还不随便杀文臣。他所立之碑的三条誓言中，其中一条就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他命后世子孙都要遵守，不能实施滥杀。为此，北宋名臣范仲淹曾由衷地说：“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范仲淹年谱?庆历三年》）

宋太祖建国之初，设宴招待群臣。翰林学士王著几杯小酒下肚，突然放声大哭，声称思念旧主。众臣都为他捏一把汗，以为王著肯定没命了。但是，宋太祖摆一摆手，命人扶他出去。可这位王著，就是不走，趴到屏风上继续哭旧主。第二天，宋太祖就收到参奏王著的奏折，说他大逆不道。宋太祖笑着说：“酒醉哭泣，思念故人，实属正常。朕当年与他同朝为官，知道他的脾气。何况一个书生，哭一下会出什么问题呢！”如果这事放在其他皇帝身上，不一定有这种度量。不说诛九族，起码会直接砍了王著的脑袋。

对生命的珍惜，这是太祖马上得天下，却并没有开创流血王朝的原因所在。成功者，比的不是杀多少人，而是征服多少人。征服手段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德行。打天下可以靠武力，守天下如果还靠武力，那与商纣王有何区别！以德服人，实施仁政，这才是宋太祖治理国家的基本思想。一个成功的管理者，靠的就是一个字——德！

宋太祖去世后，宋太宗遣人编纂《太祖实录》。不过，关于“陈桥兵变”，编纂史官就绕不开。为此，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记载：宋太祖的弟弟宋太宗，以陈桥兵变的重要参与者之一的身份，专门向编书的史官训话说：

太祖受命之际，固非谋虑所及。昔曹操、司马仲达皆数十年窥伺神器，先邀九锡，至于易世，方有传禅之事。太祖尽力周室，中外所知，及登大宝，非有意也。

宋太祖如此在意后人的看法，在兵变时才如履薄冰，不愿流一滴血。宋太宗这样对史官说，就是担心史书和后人会把赵匡胤看做是与曹操、司马懿一流的人物，都是天天处心积虑地篡夺皇位的奸雄。

要知道，官方史书当然都是按皇帝的调子编写，但后人还是有与皇帝唱反调的。宋仁宗时，有人写了一首《题少主陵诗》：

弄耜牵车晚鼓催，不知门外倒戈回。

荒坟断垅才三尺，刚道房陵半仗来。

有人就向朝廷揭发，说这是“诽谤太祖”。宋朝是“禅让”得来的天下，诗中却说靠的是兵变“倒戈”。

元代大学者刘因也有一首《书事》诗：

卧榻而今又属谁？江南回首见旌旗。

路人遥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岁儿。

这个是说宋朝灭亡是宋太祖当年欺负孤儿寡母所得的恶报。

历史已经发黄，后人的说辞不代表事实。不过，纵观宋太祖一生，不管他是做将军，还是做皇帝，都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他深深明白，品行对于事业的重要性。因此，他做事总是小心翼翼，唯恐给时人和后人留下不好的把柄。

太祖当年在后周为将军时，曾攻克滁州。周世宗接到捷报，赶紧一面摆酒庆功，一面派遣翰林院学士窦仪到滁州，将战利品登记造册，收藏入库。窦仪奉命来到滁州传达旨意，由赵匡胤将战利品进行全面清点。移交完毕，赵匡胤让人从仓库里取出一些绸缎、布匹，准备带走。窦仪予以阻止，赵匡胤很不理解：都是我的战利品为何不能拿？窦仪解释道：“这些物资均已登记造册，就是国库的物资。如若动用，须经皇上批准。”赵匡胤赶紧还回去。闻错即改，这才是做大事者的风范。以小见大，这一件小事体现了宋太祖的胸襟和做大事的态度。

做皇帝后，宋太祖更是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据宋朝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有一天，宋太祖处理完政事在禁宫后苑闲逛，忽然看到一群麻雀叽叽喳喳。他少年时的习气又来了，就让人弄了个弹弓，打起麻雀来。正打得不亦乐乎，兴趣盎然的时候，突然太监禀报说大理寺的主官雷德雷大人有要事求见。太祖正在兴头上，让那臣子等一会儿。又过了一会儿，太监又禀告说雷大人有要紧事。太祖无奈，只好收起弹弓去见雷德。谁知道，就是一件很平常的奏折，并非什么要紧事。宋太祖大为不快，责备他说谎。雷德却丝毫不让，说：“再小的事也比陛下打鸟雀要紧！”宋太祖大怒，抡起不离手的玉柱斧就打，打掉了雷德两颗牙。雷德从地上爬起来，不慌不忙将牙齿拣起来，装进口袋。宋太祖见了，怒气冲冲地问：“你把牙齿捡起来，是要告我不成？”雷德慢条斯理地说：“臣子不能告陛下，但自然会有史官书之。”太祖听了立即消气，然后赞赏雷德的品行，并赏赐他黄金百两。据说，后来有一次退朝后，宋太祖想起这件事又闷闷不乐，他对内侍说道：“早来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故不乐也。”

作为皇帝，拥有无限制的权力，何惧之有？而宋太祖“心有所畏”，担心史官书写，还长期为此担忧。皇帝在乎身后名节是正常的，他肯定想与汉武帝唐太宗一样流芳百世。但这件事又从侧面反映出太祖自律的一面，作为皇帝，一言一行关系到天下苍生。如果不能谨言慎行，冲动由着性子办事，肯定是要出乱子的。

一个分得清是非的人，就不是坏人。一个知错就改的皇帝，就不是一个昏君。作为将军，宋太祖能够听得进去劝告，及时改正过错。作为皇帝，他也没有摆皇帝的架子，能够放下面子及时道歉，改正错误。这是非常难得的。即使后人看到这一段，也并不苛责宋太祖，而是为他的闻过改之而感动。

不可否认的是，宋太祖是通过背叛和兵变得到了天下。为此，太祖一直耿耿于怀。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他希望他的每个子民都对国家忠臣，都能死心塌地为朝廷效力。所以，他在位期间，极尽所能地做一些忠义仁爱之事，为的就是昭示天下人：我并不是不忠不义之人。

其实，他对忠义精神的需求如此迫切，不单单是他得天下的途径怕让人误解，还有一个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五代时期，动乱至极，没有所谓的仁义道德。仅有的几个忠臣，在随着城头大王旗的极快变幻中，慢慢麻木。什么气节，什么忠义，什么伦理，都不重要了。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曾痛心疾首地说，“于五代，得全节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可谓是寥寥无几。他还感叹道：“忠义之节，独出于武夫战卒，岂于儒者果无其人哉！”有的武将尚能忠于国家，可惜的是儒臣竟然一个都没有。而刚刚建立起来的大宋，如果延续五代这种作风，国家如何长治久安呢？

我们且不说宋太祖得天下的方式，就论他还没做皇帝之前，确实是一个忠义之士。周世宗在位时，南唐时不时来汴京进贡。一次，南唐李璟派大臣冯延鲁偷偷来找赵匡胤，说李璟给他修了一封信。赵匡胤看了信，无非是一些奉承之词，并没有实质内容。然后，冯延鲁说出了来意：“闻听令弟（赵光义）即将完婚，特备薄礼白银三千两以致贺，表现微忱。”赵匡胤恍然大悟，原来是行贿的。他思考了一下，李璟无非是想通过行贿来离间我们君臣，让皇上猜忌我。于是，赵匡胤冷冷地笑了。他打发冯延鲁走之后，将其所送白银全部装上车，一并拉到皇宫。他将李璟的书信让柴荣过目，又说了三千两白银的来龙去脉。柴荣本就对赵匡胤非常信任，见他不收南唐贿赂，更是赞叹他人品，并将白银赐给他。赵匡胤拿着三千两白银，并没有自己花掉，而是带到军营，犒赏了大小将领和士兵，军营中人人欢喜。

陈桥兵变后，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是陈桥事变中唯一试图抵抗而被杀的后周重臣。当年韩通父子曾为赵匡胤设鸿门宴，而且太祖带兵进开封城时，所有后周官僚都识时务而归顺大宋，只有韩通誓死效忠后周朝廷。当时大势已去，他明明知道抵抗无效，还是甘愿以身殉主。虽然太祖当时恨韩通的愚昧，但随后又为这种愚忠精神所感动。逆潮流而行，这是蠢。但誓死效忠君主，这是忠。新王朝建立，不正需要这种精神吗？于是，太祖追封韩通为“中书令”，命以礼厚葬。他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表示他不是滥杀之人，要实施德政，另一方面就是为了树立忠义之榜样：一个时代要有一种精神，新王朝更需要韩通这样忠心耿耿的人，忠于主子的气节。自古以来，圣贤都提倡忠孝节义，彰显韩通之忠义能取得民众的拥戴。而对斩杀韩通的军士王彦昇，“终身不授节钺”（《宋史·王彦昇传》），以示惩戒。

宋太祖所树立的另一忠义榜样，也同样发生在陈桥兵变之后。当时，宋太祖带着兵变的部队回到开封城，遇到一股并不强大的抵抗力量，就是驻守在南门的祇候班。按照当时的情况，以祇候班的力量对抗兵变的军队，那就是以卵击石。让兵变的将士们大感意外的是，就是这支小小军队竟然以武力拒降。他们的两位卒长，率领全班士兵死守南门。宋太祖急着回到皇宫，不想发生流血冲突，便带着部队折向封邱门。

在开封城几乎处于宋太祖的绝对控制之下时，宋太祖信心十足派人去南门，许以厚利，劝他们归顺新朝，并承诺绝不会杀害他们，“解衣折箭，誓不杀”。在那个年代，个人的荣华富贵比起国家的荣辱更要现实一些。宋太祖以为这些人就和参与兵变中那些将士们一样，会为利所动。何况大周王朝的帷幕已经被迅速拉下，历史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即使他们不投降，也只有死路一条！但宋太祖错了，没想到在忠孝节义逐渐被人们所忘记的年代里，还有这一群有骨气讲忠义的男儿！在南宋陈世崇的《随隐漫录》中就记载了这样感人的一幕。

祇候班的将士们对“谋逆者（他们眼里的发动兵变的人）”所许的厚利冷冷一笑。在两位卒长的带领下，他们朝着庆陵（柴荣陵寝）的方向跪下，重重地叩头，这是最后一次向待他们如兄弟一般的旧主行君臣大礼。随后，他们站起来，目光横扫周围的人群。这些人中有曾与他们一起效忠世宗的兄弟，有那些口是心非藏匿着谋逆之心发动兵变的人。他们又缓缓一笑，然后做出了惊人的举动——纷纷悬梁自尽，以表示他们宁死不为宋臣的决心，以及效忠后周的决心。

所有人都惊呆了，这种场面让他们心中翻滚起一阵热浪：这才叫忠义。虽然他们知道，一条生路摆在眼前，并且是荣华富贵之路，但那是牺牲他们的人格和对周世宗的忠诚为代价的。他们不选择这条光明大道。反正，人总有一死，为人格而死，为忠义而死，也算是死得其所、死有所值。

宋太祖闻听祇候班集体自杀殉周后，立即赶到南门。这一幕让他永远难以忘怀。虽然那几年为了成就大事业而暗中纠集实力，似乎忘记了他作为大臣对后周朝廷和世宗的承诺，但这一次他被深深震撼了。年轻时流浪江湖，讲求侠义，所谓的侠义也就是内心对正直的坚持。坚持自己内心的追求，才能产生最伟大的力量。这才是英雄！

于是，宋太祖忍不住叹道：“忠义孩儿！”虽然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热泪盈眶，但也是发自内心地敬重。他下令，将殉周的祇候班所有义士体面下葬。同时，为他们建立了一座庙，赐名“忠义庙”，将祗候班更名为“孩儿班”。孩儿班帽子后垂头巾两条，一条粉青色，为了给后周发丧；一条红色，为了庆祝太祖登基。太祖又特别降旨，在孩儿班大营的正门上面“护以黄罗”，以示旌忠。

在这之前，兵变将士们簇拥着宋太祖，至陈桥门时，守门的将军拒绝开门。没有办法，只好转道。守卫封邱门的将军则望风而降。也就是说，宋太祖带着军队进开封城，只有陈桥门和南门的守将拒绝开门。于是，宋太祖又提拔守陈桥门的将军，以嘉奖他忠于职守。

不仅如此，宋太祖随时随地宣扬忠义精神。《曲洧旧闻》记载，即位之初，宋太祖驾车外出，在路上突然飞来一箭，还好只是射中宋太祖头上的黄伞。侍卫们惊魂未定，急忙准备搜捕刺客。太祖却摆摆手说：“这个刺客因为忠诚于柴氏，才来刺杀我。忠义之士，不必搜捕。”左右皆为宋太祖的宽容大度所感动。

治国之道，重在驭人。而驭人之道，重在驭民。提倡忠义精神，是让全体百姓复拾起快要遗忘的忠孝节义，让他们时刻记着老祖宗留下的东西。这就是民族精神。对于新王朝来说，需要的就是这些铁骨铮铮的精神，这种为朝廷、为国家宁死也绝不背叛的忠义精神。宋太祖绝不是一个草莽英雄，他能在百姓心中寻求共同点。这是宋太祖长期以来对时局的思考，对历史文化的思考。

宋太祖成长于民间，儿时父亲虽然是禁军将领，却也因为时局动乱而经济拮据。成年后又闯荡江湖，经历各种磨难，尝遍酸甜苦辣。最重要的是了解百姓的疾苦，也是因为这一点才激发了他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志向。而长期艰难困苦的生活，让他养成了俭朴的生活习惯。

入伍后，他凭借一身的好武艺和豪爽的性格，交了一批生死与共的兄弟。成为禁军军官后，他虽然俸禄高了，却依然是出了名的“穷光蛋”。这是因为他把钱都花在请兄弟喝酒上，以及救济穷人。他又是反腐败的积极分子，从来不接受贿赂，可谓两袖清风。有时候，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都是好心的同僚们帮忙接济。他的上级——殿前都点检张永德经常在经济上帮助他。据说，弟弟赵光义结婚时，他都拿不出钱来办酒席。

钱不是问题，但没钱就是大问题。宋太祖登基后，发现国库存留不多，如果光供朝中臣子的俸禄也行，但军队支出是个问题。如果打起仗来，更是为难。也就是与这个原因有关，太祖与赵普商议制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是想从南方富庶之地开辟财源。灭掉后蜀时，缴获的金、帛从水陆同时运往开封，竟然10年才运完。而南唐政权还没灭亡之前，就在短短14年里进贡9次，每次的金银都数以万计。

没钱的时候过穷日子，有钱了，皇帝自然是绫罗绸缎、山珍海味。就说后蜀国君孟昶吧。他乃文人，非常讲究生活品位，吃穿住用行，一例都要高档的。后蜀亡国时，北宋卫士们在孟昶的寝室清理出一个溺器（夜壶），那可是个不一般的溺器，由七宝镶嵌而成，式样奇特，精美绝伦。如此不同凡响之物，卫士们不敢大意，赶紧上报给太祖。太祖训斥道：“朕日理万机，怎么连溺器这样的小事也要汇报呢？朕管得这样细，那不累死了。”将士们说这溺器不同一般，请宋太祖过目后再作定夺。宋太祖看了之后，问了卫士一句著名的话：“拉屎用这玩意儿，吃饭该用什么？”

他顺手将那溺器丢在地上摔得粉碎。面对卫士的疑惑，宋太祖解释道：“一个溺器，还需要七宝镶嵌。如此奢侈，焉能不亡国？”

还有那岭南的南汉政权，更是难以意料的奢侈。前面提到刘岩曾建一座豪华的昭阳殿，其奢侈程度令人惊叹。到了刘鋹这一代，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建造的乾和殿有十二条铁铸柱，建造的万政殿装饰一条柱子就用去白银三千两，又用白银和云母相间隔包装殿壁。刘鋹宠幸的波斯女子，名叫“媚猪”。她有一个奇特的嗜好，她住的宫殿必须用一种产自500尺深海底的珍珠装饰。为了满足这个高品位的爱好，南汉国民葬身海底者不计其数。皇帝这样挥霍，不知道要榨取老百姓多少血汗？难怪当时宋太祖要说：“吾当救此一方之民。”

也就是因为他们的奢侈，贪图享受，才不理政事，置百姓困苦和国家安危于不顾，这才有了亡国的下场！血淋淋的教训，让宋太祖更倾向于俭朴作风。他平时穿衣大多是绢布，有的和一般小官吏的布质是一样的，而且常洗了再穿，很少换新。不过，上朝时所穿赭服是用绫锦做的。住的方面也是一样，宫廷内的帘幕都用青布制成，陈设的用具更是力求简朴。行的方面，宋太祖登基后连轿子都是沿用后周王朝的，常年使用连颜色都脱落了。女儿永庆公主看不下去，劝他装饰些黄金。宋太祖严厉地说：“黄金是国家的，朕要为天下守财，绝不可乱用。”再看看他的内宫：宦官50多名，宫女200多名。他还嫌多，又遣散自愿出宫的50多人。

有一次，吴越王钱俶送给太祖一条宝犀带。太祖对钱俶说：“朕有三条宝带，和你的不一样。”钱俶恭敬地说：“恳请陛下让臣欣赏一下。”太祖笑道：“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钱俶十分惭愧。

太祖对自己要求如此严格，对亲人也是一样。永庆公主是宋太祖最疼爱的女儿，公主装扮富贵一点情有可原。但一遇到太祖，永庆公主就无奈极了。一次，她穿了一件华丽的新衣，是孔雀毛所制。太祖看到后，要求她不要再穿。公主不解：“宫里翠羽很多，我是公主，用一点点能怎样呢！”太祖教训道：“就因为你是公主，穿这样的华服，一定会引起王公贵族的效仿。历史上，东周的齐桓公喜欢紫衣，结果全国上下都跟着学，当时的紫布贵了好几倍。你一个人穿不会浪费很多，但如果全国都效仿呢？”公主为宋太祖的俭朴作风而感动。他并不是享受不起，而是不能带头浪费。否则，全国上下都跟着奢侈，那国家的经济状况只能每况愈下。

太祖带兵亲自征讨北汉时，途中正逢七夕节，他送给在开封的母亲和妻子（太后和皇后）的节礼是：太后三贯钱，皇后一贯半。皇后和太后都是他最亲最近的人，他相信她们可以理解。

据说，太祖有一次半夜醒来，非常想吃羊肝。可他犹豫了半天，也不肯下令。左右问他：“皇上有什么事就尽管吩咐吧，我们一定照办！”太祖回答说：“我若说了，每日必有一只羊被杀！”他连吃的都在节省。

宋太祖如此节省，他的行为产生了示范作用。北宋初期，士大夫竞以节约自勉：州县官上任时，五代时挥霍的送往迎来都取消了；小官上任时，很多人只穿草鞋、拄木杖，徒步而行。这才是宋太祖要达到的真正目的。如果人人节俭，国家焉能不富？如果人人都明白节俭的意义，国家又怎能不富强！

事实证明，宋太祖这种俭朴作风，确实为国家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北宋建国不久，便已有32个国库堆积满金银锦绮。这些金银钱财，宋太祖悉数收藏于国库，只有国防军需、赈济天灾时才拿出来使用。

宋太祖虽然崇尚俭朴，却并不是抠门。对于功臣，他从不吝啬。范质生病，赐金器两百两、银器千两、绢两千匹、钱两百万；赵普有病，赐银器五千两、绢五千匹……为了国家安定，保证黎民百姓的正常生活，太祖花钱买安定。他拼命累积国家财富，打算用“备价取赎”的手段向契丹买回燕云十六州。在国家内政上，他为了和平解除禁军老将的兵权，许以钱财。这时，宋太祖又成为史上最慷慨的皇帝。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钱也要用在点子上。政治家宋太祖同时也是一位经济家，他精打细算，深谙理财之道，为天下守财。他又能巧妙地把钱花到点子上，用钱换取臣子的忠诚，用钱换来和平。他看得远，也算计得远。在国家大事上，他目光远大。为天下人守财，他也是高瞻远瞩。

作为一个君王，不以贪图享乐为乐事，将精力完全投入到国民生计的方面，这便是宋太祖成功的原因。唐末以来连续一百多年的混乱社会，政治环境、经济条件都是最恶劣的，但宋王朝却在宋太祖的统领下短短的十几年间便建立了相当稳定的政权。

五代十国时期，战事频繁。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百姓必须负担繁重的兵役。加上其他力役和各种苛捐杂税，百姓不堪其苦，纷纷弃地逃亡，致田园荒芜、耕地缩小。土地是立国之本，农业在国家经济中最为重要。可是，农民纷纷逃离土地，土地荒废，农业不振。面对这种情况，宋太祖决心励精图治，为百姓开拓一个安定良好的生存环境。

建国之初，太祖为了镇压“二李”之乱，以及统一天下，也曾大力征役人民，百姓负担很重。当政局逐渐稳定之后，宋太祖实行了宽减徭役的政策，以便农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

首先整顿徭役和税制。宋太祖对五代时期制定的各种苛捐杂税尽行废除，农业税制作的某些调整以及对税吏行为的严管，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徭役是政府强加给农民的一种无偿劳役。比如，兴修水利、运送粮草、传递文书等。这些繁重的徭役占用了农民大量时间，也消耗了农民大量的体力，百姓苦不堪言，又耽误农事。因此，宋太祖登基后，就明令免除各道州府征用平民充当急递铺递夫的劳役，改用军卒担任。建隆三年（962年），他又罢去征用民夫搬运戍军衣物的劳役，改以“官脚”代替。其实，政府征用的劳役并不是很繁重，主要是用来发展生产，特别是修河。宋太祖自己说：“朕即位以来，平常没有别的差役，只有春初修河征用劳役，那也是为人民防患。”这也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是，服劳役存在明显不公的现象，那就是贫富服役不均，富家逃避力役，而且一些官吏还利用政府征用劳役从中获取私利。这种不平等现象，加重了穷苦人民的负担。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宋太祖下令制止官吏袒护豪民脱役，并禁止官员私自占用人户供役。

除此之外，宋太祖在平息藩镇、统一南方的战争中，每攻下一个地方，除收编一部分精兵外，其余军士一律遣散返乡，派人帮他们修盖房屋，发给耕牛、种子、粮食，鼓励他们积极生产、认真耕作。经过太祖亲自整顿，一方面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另一方面将一部分劳动力从繁重的徭役中解放出来。有了种田的人力，接下来就是土地的问题。

所以，宋太祖第二步就是奖励垦荒，鼓励农耕。乾德四年（966年）八月，太祖颁《劝栽植开垦诏》，鼓励百姓垦荒，扩大种植面积。他采取的鼓励措施有：凡是新垦土地一律不征税，凡是垦荒成绩突出的州县官吏给予奖励，管辖区内田畴荒芜面积超过一定亩数的要给予处罚。这些措施有效地激励了农民垦荒，在十年里全国垦荒达到2953320顷，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虽然鼓励垦荒，但太祖又明令严禁砍伐：凡剥三工以上，为首者处死，从犯流三千里，不满三工，为首者减死配役，从犯徙三年。宋朝，“工”是一个计量单位，412尺即为一“工”，“三工”合计就是1236尺，换算一下就是412米。砍伐树木超过一定数量者，要被政府判刑。

开垦出来的土地，当时是为了种粮食。但太祖目光远大，认为光种粮食并不能繁荣经济，他下令种植桑、枣、榆等经济林木。桑树的作用，不言而喻是为了发展蚕丝业。枣树和榆树又是为何呢？我们都知道，古代灾荒之年，枣树和榆树曾是穷苦百姓的救命之树。种植枣树和榆树就是未雨绸缪，帮人们度过凶荒之年。于是，他采取措施，鼓励种植桑枣榆。他发布种树令：每县将农民定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100棵，第二等种80棵，依次递减。如果是种植桑枣，只要达到半数，即可完成任务。

因为种植桑树，使得北宋初年的蚕丝业发展较快。北宋时的纺织业中仍以丝织业最为发达，工艺水平也达到相当的高度。如定州刻丝用各色丝线，织出鲜艳美丽的花草鸟兽，堪称丝织珍品。另外，树木的一大重要作用就是固堤。太祖下令广植树木，又巩固了堤防，对预防洪水灾害有一定的作用。

太祖重视农业，文武百官提出一切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措施他都会采纳。舒州（今天安徽潜山）防御使司超，后来官职从团练使，升任防御使、都指挥使、行营都部署，成为宋朝初期重要的高级将领之一，其主要贡献就是在舒州采取了农本政策。当时，因为战争原因，人口稀少，形成地广人稀的局面。同时，为了打仗，仍有很多劳动力服兵役，脱离农业生产。而舒州水产等资源丰富，百姓以此为副业，种地的就更少了。司超便下令没收百姓打鱼、采摘的收获，以求解放更多劳动力来种地，满足国家对粮食的大量需求。历史上的动乱年代，明智的君主，如汉高祖、魏武帝等都采取严厉的措施加强农业生产，限制副业、商业活动。司超的这些措施得到宋太祖的赏识，因而得到不断提拔。

水利政策与农业息息相关，关乎百姓的安危。兴修水利一方面保障灌溉农田，运输物资的需要，另一方面对于防止洪害、稳定社会的意义也非常重大。出于使皇权长治久安的需要，宋太祖实行农业政策时，也将水利建设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五代时期，人人都思谋着如何做皇帝，如何争夺更大的地盘，忽视了对水利的整修。那个年代，黄河决堤、改道，淹没村庄农田、淹死百姓的事情时有发生，宋初也不断有水灾出现。这些问题都是宋太祖所要考虑的。为了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水利事业亟待整修。在水利事业中，要放在首位的就是黄河。太祖为此忧虑，但得到了南唐大将陈承昭的辅佐，他在位期间成功地将黄河水患灾害减少到最低。

宋太祖即位之初，下令在黄河沿岸修堤筑坝，并大量种树，以做防洪时用。在建隆三年（962年），赵匡胤下诏说：“沿黄、汴河州县长吏，每岁首令地分兵种榆柳，以壮堤防。”每年的正月、二月、三月，是黄河堤坝的例修期，年年都会加固维修，以防患于未然。政策制定出来之后，就要实施到位，实施过程中也要严格按照政策执行。为了监督政策的执行，太祖下令严格巡察。这些措施实施后，素以黄害著称的黄河在宋太祖在位的17年中，只有十几次溃决的记载，并且未出现严重的灾害。除了黄河之外，宋太祖对运河、汴河、蔡河等主要河流也做了不少修整。水利事业的发展，对于农业经济的稳定、商品的运输、商业经济的流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经济问题就是民生问题，民生问题就是民心问题，这与国家的安定息息相关。太祖这一系列重农兴本、兴修水利的措施，得到广大穷困人民的认可和拥护。经历五代动乱时期，农民们终于看到了一个为他们的生死所担忧的君主。所以，回归到土地的农民们不用忧心黄河灾害，也努力开垦种植粮食和树木，使得北宋的经济迅速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