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治国，马上江山马下守_关于赵匡胤的事迹

以文治国，马上江山马下守_关于赵匡胤的事迹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治国的先进理念，就没有国家的强盛。宋太祖吸取五代以来各国君王国家管理失败的教训，采取重文轻武的政治理念，开创了以文治国的盛世，确立了儒家的政治主流思想。以文治国，主要表现在重视读书、重用读书人等方面。

五代是武人的天下，马上得天下，马上被拉下；君臣相忌，父子相杀。争权夺利，使五代形成了重武轻文的社会风气。寻常百姓都觉得读书没多大用处，士人贵族也大多让自己的后代习武。读书人的地位非常低，在军阀割据夹缝里生存的文人学士，经常受到武将的迫害和欺压。

张式是后晋时期一位有名的学者，因其善谋略被镇国军节度使张彦泽聘请为掌书记。张彦泽生性凶残、为政暴虐，杀人无数。他对儿子管教非常严格，动不动就实施体罚。有一次，他又鞭笞儿子。儿子忍受不了，就逃走了。张彦泽一气之下，就上奏章请石敬瑭杀了自己的儿子。这个奏章他交给了掌书记张式。张式心想，虎毒尚且不食子，张彦泽这样残暴，将来说不定也这样对自己呢！张式便劝说他不要对自己的儿子这样残忍。张彦泽大怒，觉得张式无权管自己的家事，便引弓要射死张式。张式见状，赶紧逃走，逃到朝廷请求保护。张彦泽知道后，亲自跑到皇帝那里，扬言若得不到张式，誓不罢休。皇帝也懒得管这些事，就将张式交给了张彦泽。张彦泽竟然对张式剖心、割口，然后斩首。

因为文人没有地位，所以遭受欺凌。时人记载，生在五代时期的文人学士，经常要为如何保全身家性命而烦恼。他们四散逃跑，北方很多文人士子就逃到现在的四川和江南地区。蜀国和南唐当时的文学文化如此繁荣，就跟这有关系。

《宋史·宋太祖本纪》中记载：“宋太祖起介胄之中。”宋太祖生长在动乱的五代，儿时做武将的父亲厌恶了打打杀杀的日子，不希望儿子跟自己一样在战场上厮杀，希望他能多读书，做文官。谁知道子承父志，宋太祖从小就是一个练武之才，且对习武有很大的兴趣。虽然调皮捣蛋，经常逃学，但他也并不放弃读书。在后来入伍之后，他也经常读史书。(www.guayunfan.com)

周世宗柴荣时期，已经是禁军高级将领的宋太祖对读书尤加重视起来。他平时沉默寡言，酷嗜观书，哪怕行军打仗的间歇都手不释卷。只要听说民间有奇书，常常不惜千金求购。为此，还有过一段有趣的插曲。他随着周世宗平定江淮时，被人在皇帝面前告了一状，说是他在攻克寿州时，偷偷运走了数车财物。周世宗对此半信半疑，他所器重的赵匡胤应该不是贪财之人。不过，既然有人揭发，那就去看看吧。周世宗派人去查看，出人意料的是几辆车中装的全部是书籍，有几千卷。周世宗觉得疑惑：“你一个武将，不好好收拾甲兵舞枪弄棒，带这么多书干什么？”赵匡胤回答说：“皇上重用我，我常恨自己没有好的计谋献给皇上。只好多看书，增加自己的见闻。”周世宗闻言，越发欣赏他。其实，此时的赵匡胤，野心已经膨胀起来，觉得只有文武双全才能成就大事。他重武不轻文，并着意于读书。这不但有助于他建功立业，也奠定了他登基后崇尚文治、尊重儒士、奖励儒学的思想基础。

当上皇帝之后，太祖仍然不忘记读书。他明白，治理国家这样的大事，没有文化是治理不好的。据《宋史?宋太祖本纪》记载，说宋太祖“晚好读书，尝读二典……”他为了博览群书，经常派人到史馆去借书看。他特地配置“崇政殿说书”的官职，每天给自己讲书。卢多逊当时担任史馆修撰、判官事，他得知皇帝有这个爱好后，便事先打听好皇帝读的书，然后自己通读一遍。从小就酷爱读书的卢多逊记忆力非常好，他记住了皇帝所读之书的有关内容，皇帝询问时只有他对答如流。

太祖对读书如此器重，自然要倡导他的臣属们也要读书。赵普是大宋开国功臣，是太祖最重要的谋士。他善于谋略，但文化并不高。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便有了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

乾德五年（967年）的一天，宋太祖与赵普等几个谋臣议论起年号来。君臣谈笑风生，甚是开心。宋太祖对自己“乾德”这个年号相当得意，认为是一个从来没有的好年号。赵普见皇帝高兴，也跟着拍马屁，说这几年来朝廷连续收复荆湖、蜀等地，都要归功于皇帝改的这个年号。

在场的翰林学士卢多逊极有学问，与赵普是死对头。他听赵普拍完皇帝马屁后，很平静地轻轻说了一句：“好是好，只可惜乾德是伪蜀用过的年号。”闻此，宋太祖大吃一惊，赶紧派人去查，果不其然是前蜀的年号。堂堂一个大宋皇帝，竟然用的是亡国的年号！太祖大怒，对赵普的不学无术非常生气。他拿起“柱斧”，让赵普过来。这柱斧是一个象牙柄水晶头的斧头，是太祖随身带的，发怒时就用它打人，而且越是亲近的人打得越狠，也就越疼，说是为了让人长记性。赵普靠近皇帝，太祖没用柱斧，反而拿起御案上的笔，蘸饱了黑墨，在赵普脸上就是一阵乱写乱画，弄得他满脸满身翰墨淋漓。太祖还边骂道：“叫你不学无术，怎么比得上卢多逊？”他又叹了口气说了一句：“宰相要用读书人。”

涂墨事件之后，赵普铭记那次的奇耻大辱，据说他开始发奋读书。他有一个大书匣，不许别人动。每天处理完政事后，他就关起门来，从书匣里取出一本书来读，但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书。有了丰富的书本知识，“少习吏事”的赵普临政处事，便如虎添翼。直到赵普死后，家人打开书匣，发现里面只有《论语》的前半部分。这就是“半部《论语》治天下”典故的由来。

半部《论语》治天下，虽然有可能是后人的杜撰，但确也体现了太祖对读书的重视。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记载：“（赵普）……以其半（指《论语》的一半）辅太祖（即宋太祖赵匡胤）定天下，今欲以其半（指《论语》的另一半）辅陛下（指宋太宗赵匡义）致太平。”北宋人范祖禹即认为：“帝自开宝以后，好读书，尝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太祖还教导皇室贵族子弟要读书，他说：“帝王的后代，应该多读书，知道历史上治乱的情况。”以史为鉴，可以明兴替。就是这个道理。

宋太祖认为，读书也是有选择性的。他和文武大臣们读书，就是要汲取书本上的知识及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从而提高自己的办事能力。照搬历史是不行的，要得出自己的心得，而且懂得运用到实际当中。他对御史台冯炳说：“我每读《汉书》，见张释之、于定国治狱，天下没有冤民，这正是我所期望于你的。”

书本是古人知识流传下来的载体，有直接知识——各人实践中的总结，有间接知识——先人和他人的经验之谈。

正所谓用理论来指导实践，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会让管理者少走很多弯路，让整个团体成长更快。太祖就是在史书中寻找治理国家的经验。加之，又想利用文人治理天下，他便做好读书的榜样。不管目的如何，结果都一样。太祖明白，倡导读书、尊重知识、崇尚有知识的人，是促进本朝发展的捷径。他对读书的重视，对文人的重视，大大提高了文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为北宋文化繁荣打下了基础。

在中国历史上，凡开国之君，由于马上打天下，周围聚集的都是功臣大将。因此，对武功有了足够的认识。但是，对于“文治”方面，常常缺乏足够的重视。

文人学士既然地位低下，自然不受重视，文臣也受到武将的欺压与轻视。后汉时，在一次贵臣宴会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厉声说道：“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指文职官吏手中之笔）能顶什么用！”他的话自然代表了武将们的观点，文臣对此不服。慑于武将之地位，宰相孙逢吉只是回敬了一句，引起史弘肇挥剑动武。

宋太祖是从五代时期走过来的，他是一个有头脑善思考的人。对于文臣和武将，他并没有如史弘肇那样的偏激，相反却重视文臣。于是，他偃武修文，倡导文教，尊重读书人，甚至以文制武。太祖这个做法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广泛拥戴。

鉴于自己在陈桥兵变中“黄袍加身”的经历，让他对武将有深深的恐惧。而且儿时他看到了武将因不爱惜生命，制造了太多血腥，即使他在改革禁军时用了许多手段笼络武将，但内心对武将们却十分警惕。他曾发过这样的感慨：“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用文臣治理天下，太祖是包藏私心的。连老百姓都知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重用文官抑制武将，可防止武将制造动乱。

宋太祖重视读书人，重用文臣，科考来的文臣也十分荣耀。当时的新科状元登科后，会披金挂彩地骑在高头大马上满京城游街夸耀，接受人们的崇拜。时人曾说，这些书生们的风光，甚至超过统兵十万，踏破敌国的大将军。新科进士们还能得到皇帝亲自赐宴，可见有多么荣耀。而朝廷中，文臣的地位也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文臣武将相见时，军人“见大臣必执梃趋庭，肃揖而退”。也就是说，文臣已经不需要低眉拱手，一般是由武将们恭恭敬敬地唱个诺，先致问候。

不仅如此，文官在朝中的职责也得到大大提高。972年，赵匡胤决定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以避免重蹈地方节度使称霸的覆辙。由此，宋王朝地方领导位置都为文人所据。

文官不仅地位和职责得到提高，待遇也相当优厚。赵翼《廿二史札记》记载：（文官）“禄赐之外，又时有恩赏”，“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文官在朝廷按例发放的俸禄之外，还经常得到额外的赏赐。所以，宋代的文官们不必为工资太低而考虑养家糊口的事。

宋太祖有这样一句名言：天下可以在马上得之，却不能骑在马上治之，更不能躺在马上守之。他经常教育目不识丁的武将们，你们不能不学无术，也要读书。他说：“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皇帝的爱好影响了朝中的武将。

太祖有一个亲信武将叫党进。他目不识丁，有时候连自己所统率部队的各种数字都搞不清。太祖派他到高阳戍边，按例走之前他要到朝堂向皇帝致词告别，但因他不识字，太祖就免了这一项。这党进却也倔强，非要写告别词。他命幕僚们写好词，教自己背诵。到了朝堂，党进行跪拜礼之后，准备背告别词。但是一紧张，竟然说不出一个字。沉默了一会儿，他竟然说出这样一句话：“臣闻上古民风淳朴，请陛下多多保重。”大家都不知道这两句毫无相干的话是什么意思，都掩口偷笑。事后，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说出这么两句来？”他回答说：“我看那些穷酸文人喜欢在皇上面前说酸话，我也说几句，省得皇上说我不读书。”

很搞笑的一个故事，虽说的是党进的憨厚，却直观地反映了宋太祖对读书人的重视，致使武将不由自主被感染。在政事上，太祖在其统治期间，逐渐在中央和地方机构中确定文官执政的原则。他在位后期，不断从中央派出文臣到地方机构任职，陆续取代原来藩镇手下的将吏。他还曾立下祖宗家法，在宫中立碑，告诫后世子孙勿杀文臣士大夫。

晚唐五代以来，地方武将势力过大，形成“藩镇割据”。而且各藩镇之间，又凭借武力争夺地盘，轮流称帝。对武将引起社会动荡而深深担忧的宋太祖，一方面抑制武将的权力，另一方面重用文臣。而文臣是通过科举考试而来，所以，宋太祖继承隋唐开创的科举制度，大批选拔文职官员充实中央和地方政府。南宋陈亮言：“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科举时代能够金榜题名，就是读书人一辈子最高的荣誉。宋太祖对文官的重视，招揽文臣，又不遗余力地选拔文官，这些举措让天下读书人看到了更大的希望。寻常百姓和达官贵人再也没有五代时那种崇尚武力的思想，便让子孙们安心读起书来。

966年科举考试之后，礼部报告说此次考试进士合格者六人，诸科合格者九人。宋太祖担心人才遗落，下令从落选者之中再挑优秀者，重新试过录取。唐朝每次科举录取不超过五十人，而北宋前期却是每次一二百人。

宋太祖对封建科举制度最大的贡献，就是确立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宋初以前的科举，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省试之后，由礼部确定好名次，报给皇帝。为了防止漏掉真正的人才，又为了显示科举的公平严格，太祖于开宝六年（973年）实行殿试。

关于宋太祖确立殿试，有一个插曲。开宝六年，太祖在大殿上接受新录取的38位进士的谢恩。在交谈中，太祖发现其中名叫武济川和刘睿的两个人举止粗俗，学识浅陋，讲话都是东扯西凑，这样的人怎么能考上进士？太祖经过调查，原来负责这次考试的翰林学士李窻和武济川是老乡。正好这时，没有被录取的进士徐士廉等人联合起来，向朝廷状告李窻，说他徇私枉法。太祖很生气，决定亲自处理这件事。他从所有没被录取的人员名单中，选定195人，加上已录取的38人，重新任命主考官员进行考试。为了防止再出现武济川这种情况，太祖亲自到讲武殿批阅考卷。经过皇帝亲自批定，此次考中进士为26人，其他诸科101人。紧接着，太祖对徇私舞弊的李窻和其他主持考试的官员进行了严厉处罚。

从此之后，殿试成了封建科举考试的法定程序，且为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后分三甲放榜，所考中考生，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皇帝亲自主持殿试，显示了皇帝对读书人的重视，这也是宋太祖笼络天下读书人的一种手段。

关于严肃科举考试纪律，体现公正公平，有一个有名的“宋太祖怒责宋白”的故事。有一次，科举考试由宋白主持。他收取他人的贿赂，在评选时偏袒他人。但红榜贴出去之后，肯定会引起别人的争议。为了不让他受到众人指责，宋白便想把这个责任推给皇上。他便列出中举人的名单报告给宋太祖。宋太祖明白他的意思，愤怒地说：“朕让你去主持科举考试，中举的名单应当是你自己决定，为什么要向朕报告？朕怎么知道这些人合不合适呢？如果红榜贴出后遭到别人的非议，朕将你斩首向天下人谢罪！”宋白没有办法，只好不再偏袒行贿之人，将正常中举的名字写上榜单。

徇私舞弊向来都是科举考试难以避免的弊端，而参与徇私舞弊的一般是豪门势要，这就将一些真正有才能的寒门之士堵绝在朝廷之外。为了广泛搜罗人才，太祖扩大了科举取士的范围，规定无论出身门第，凡是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都可以参加科考。天下寒门之士，因有这样的规定而欢呼雀跃。

鉴于历史上因科举而形成的文官结党营私的教训，宋太祖还规定，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一来，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

当时，有些文人屡次参加科举考试而不中，甚至从年轻考到老。宋太祖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创立了“恩科”取士的制度。何为恩科，就是指经过解试合格，而省试或者殿试落地的举人，累积到一定的举数和年龄时，不经省试，由礼部特别奏名，直接参加最高级别的殿试。有一个70多岁的老儒生，考了一辈子的科举都没考上。得到太祖恩典之后，老儒生来到金銮殿。可他身体不支，记忆力减退，只写了一句：“我太老了，不能做文章了。祝皇帝陛下万岁、万万岁！”就这一句，竟然“特给初品官，食俸禄终身”。这也许是太祖慈悲心大发，对这样一个已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儒生这样的“恩典”。

宋太祖改革科举，重视科举取士，一方面壮大了北宋王朝的官僚阶级队伍，其中有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家，巩固了政权；另一方面，开创了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的重文轻武的风气，推动了宋代文化、科技、教育的长足发展。

管理的核心就是管人。治理国家的核心，就是治民。宋太祖在军事上采取一统天下的行动，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在思想文化上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思想文化对于教化民众起到根本性的作用。太祖重用读书人、倡导读书，是在笼络士人的心，但广大民众的心该如何笼络呢？这就要加强思想文化统治。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魏孝文帝的倡导佛教、唐玄宗的尊崇“老子之术”……纵观历史上各君主采取的思想文化方面的统治措施，太祖吸取经验，也采取相应的措施统治百姓。他的措施就是，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主体，又允许各种宗教存在和发展，使它们共同为封建政治思想统治服务。

首先，最主要的就是尊孔崇儒。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其著作《论语》一书集中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仁。纵观北宋建立之前的历史，儒家思想的进化以及它与封建专制制度的结合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秦朝统一六国之后，儒家思想曾被法家思想一度取代，出现了“焚书坑儒”的历史悲剧。西汉时，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理念，成为汉武帝统治的主导思想。魏晋时期，出现了综合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玄学。唐朝时，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主张儒家的仁义之道以及“三纲”、“六纪”之说。五代十国时期，儒家思想遭到废弃，君臣之道破废，父子之道不讲，国家四分五裂，新建的国家寿命都十分短暂。

历史上，封建帝王尊崇儒学，无非都是想达到粉饰政治、愚弄百姓、维护统治的目的。宋太祖深深明白儒家思想在天下百姓中的作用，他建立宋朝以后立刻恢复儒家的治国理念。在具体措施上，他命人在国子监和祠宇内修饰“先贤十哲”，绘画“先贤”、“先儒”肖像，让学子后人顶礼膜拜，他还亲自为孔子、颜回作像赞。他教育武将要读书，也是让武将学会用儒家的理念来做事。

当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治国理念，还包括被儒家所认可的礼法制度。孔孟为圣人，平民也都应该遵守圣人提出的礼法制度。就这样，儒家思想被赵匡胤确立为官方思想。治国理念确立以后，宋太祖就可以此为指导思想开创他的丰功伟业了。

儒学思想为主体，对其他宗教，宋太祖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宋太祖提倡拜佛之风，主要是因为佛教教会百姓忍受现实生活中的痛苦，以求死后进入“极乐世界”享受幸福。他亲自到京城中的佛寺，如大相国寺、开宝寺中礼佛，以示尊崇。

宋太祖登基后，曾改元“建隆”。为了作纪念，他命人在开封城内建了一座建隆寺（后来改元“开宝”，开封城内便又多了一座开宝寺）。宋太祖曾多次带赵普去建隆寺等庙宇，对佛祖进行膜拜。遇到大旱之年，宋太祖带近臣入寺祈求佛祖赐雨。

尊佛虽然是维护统治的需要，但宋太祖也是一个信佛之人。开封城内有个读书人叫李霭，一朝考中了进士。本应是飞黄腾达之时，却写了一本《灭邪集》的书，专门攻击佛教。太祖得知后大怒，下令将前途无量的李霭流放。太祖曾用金银字把整部《金刚经》抄录下来。如果不是对佛的虔诚，也不用自己动手抄佛经。太祖皇帝这样信佛，又倡导百姓信佛，逐渐形成了一股信佛之风。于是，天下信佛者日渐增多，僧尼人数大大增多。

对佛教，宋太祖还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鸿胪寺。鸿胪寺的长官专门负责外交事务和外来僧人的接待以及国内佛教、寺庙事务的管理。像汴梁的大相国寺、洛阳的白马寺都属于鸿胪寺的管辖范围。连各大寺庙的住持、典座等僧官，都是由各级政府任命的。但是，倡导佛教也有个度，太祖又想办法严格控制佛教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朝廷对佛、道二教实行“度牒”制度，即持证上岗，国家每年限量颁发。开宝六年（973年），太祖发布《放僧数目诏》，规定每70～130人中每年可以放一人。同年，又颁布《限制度僧尼诏》，规定每100人只能度有经业童行1人。如果发现私度为僧尼的，勒令还俗。僧官的任命也有严格的考核。

这种信佛之风大大地消解了百姓的反抗心理，增强了百姓的隐忍心理。佛教思想的世俗化和社会化确实起到了维护政权统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