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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_乐黛云访谈录_汤一介自述

时间:2022-08-14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附2 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_乐黛云访谈录_汤一介自述刘晨芳/采访整理刘晨芳   汤一介先生的作品《我们三代人》获得“2015年度影响力图书”年度荣誉推荐。《在非有非无之间——汤一介自述》又是一本怎样的书呢?乐黛云   我认为,人的认识总是一步步深入的。乐黛云   如书中所写,“三代人”之后,汤氏家风已然中断。新中国成立前夕,汤一介买进了一批他喜欢的珍贵书籍。

附2 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_乐黛云访谈录_汤一介自述

刘晨芳/采访整理

刘晨芳   汤一介先生的作品《我们三代人》获得“2015年度影响力图书”年度荣誉推荐。2003年,某高校出版社表示,这本书多处“敏感”,希望修改后出版,汤先生不愿修改而束之高阁。曾经的抽屉文学如今获了大奖,对此您有什么感想?《在非有非无之间——汤一介自述》又是一本怎样的书呢?

乐黛云   我认为,人的认识总是一步步深入的。《在非有非无之间——汤一介自述》如作者自己所说,这本书更多的是他“参与了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和从90年代后悄然兴起的国学热”之后而产生的关注和想法,里面有他对国学和西方哲学在新时期交会时至深的思考,以及汤先生本人的哲学之路和他人生的全景式叙述,使人们对望之弥高的哲学也能读之饶有趣味。

刘晨芳   汤一介和乐先生您,一位谦和沉静,一位热情灵动。一位是哲学巨擘,对中国哲学研究有着筚路蓝缕之功,一位是比较文学大家,是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您二位在学术和生活中是如何互补抑或冲突的?能否举些有代表性的例子?(www.guayunfan.com)

乐黛云   我们两人的性情并不完全相合,我认为两个人的生活完全黏附紧贴在一起,并不一定是好的生活!二人相处,应保留一定的自由空间,互相留有余地。例如20世纪50年代初,学习苏联,学生中交谊舞很盛行,我们家就住在大饭厅旁边,那里节日和周末都有舞会。我那时很爱跳舞,但汤先生不会跳,不喜欢跳,也不喜欢我跳。开始时,我们常为此闹矛盾,后来,逐渐磨合,互相尊重选择。有时,我控制了自己,安安静静陪他在家听音乐,有时他和朋友出去约会,让我痛痛快快跳个够。也有时他在家听音乐,我出去跳舞,高高兴兴,互不牵制。如果真正有爱,就会互相体贴宽容,把对方的快乐放在第一位,就不会矛盾了。

刘晨芳   汤用彤先生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与胡适、钱穆、熊十力、吴宓、傅斯年等人的过从甚密,留下不少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交往史上的佳话。汤一介先生也曾说过:“所谓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三代,大概传家风也不过三代吧。”如今,汤家后人是否继承了这个儒雅博学的家风了呢?

乐黛云   如书中所写,“三代人”之后,汤氏家风已然中断。老汤自己就经常慨叹:他的“书香门第断了书香”!我和他的看法不太一样,我认为事物总是要发展的!我们的子弟如果能对世界、对人类做出贡献不也很好吗?中国很大,别的家族也能崛起,创造出更新、更好的家风,何必一定要出于汤氏家族呢?

刘晨芳   印象很深的是您家的书,由原来的坐埋书城,到坐拥书城,到后来您担心压塌楼板。书香大家的汤家,一定发生了不少关于书的趣事,请您讲述一两件好吗?

乐黛云   我们家的藏书在北京大学里虽说数不上状元,但总也能算得上个探花、榜眼什么的。汤家家传的书,除分赠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外,还存一批线装书,但不到我们目前藏书的十分之一。我自己的父亲留给我的书不多,但却有几本相当精彩:如一卷《敦煌写经》,那是他20世纪20年代在北大念书时,从皇宫附近一个卖破烂的小摊上买来的,也不知是真是假;另外还有一本明版的《牡丹亭》,这是他送给我和汤一介的结婚礼物。新中国成立前夕,汤一介买进了一批他喜欢的珍贵书籍。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在美国和香港,几乎把手中的外汇都买了英文书和台湾书。此外,就是陆续买进的国内出版的各种书籍了。反正我学文学,他学哲学,历史是我们都需要的。于是,凡有文、史、哲的新书好书,我们就都想买。钱不多,也常为买文学书还是哲学书的问题吵架。后来,孩子大了,负担轻了,钱也多了一些,买书就不免随心所欲起来,送书的人也越来越多,我们的书也就源源不绝。

这么多书,往哪里摆?“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被轰出燕南园,在中关园一住就是三十年。先住三十五平方米和人分住的小平房,后住五十平方米左右的楼房,我们家的空间几乎全被书籍占满了。四壁全是顶天立地、里外三层的厚木书架。书,先是立着放,后是横着摆,再后来,就摞成一堆一堆,塞满了书架的全部空间!

当然,我和老汤都愿意把自己爱用和常用的书放在显眼、好拿的地方,可是这种地方有限,该放谁的书呢?在这种争执中,我常常打胜仗,因为,第一,他个儿高,我个儿矮,他得让我三分;第二,我很少看哲学书,他却常看文学书籍,从利用频率来看,哲学也该让着文学;第三,我会耍赖皮,他拿我没有办法。这样一来,他的书大半被驱逐到了非用梯子拿不到、非搬开前两层瞧不见的“流放地”。他这个好脾气的人有时也难免发牢骚,嘟囔几句:“这么难找,还不如到图书馆去借呢!”我也有点为我的跋扈惭愧,但也无法可想;况且,我还有一道挡箭牌:“我早就说‘处理’掉一批,谁叫你不听?”

汤一介真是一个嗜书如命的人,一本破书也不舍得扔。他总认为哪一本书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成为“世界唯一”的珍品。说也奇怪,我们家历经劫难,书的损失却说不上惨重。除了老先生一辈子珍藏的许多成套佛经在“文化大革命”中每函都被红卫兵抽一本去检查,从此杳无音信外,就是我们在最穷的时候(穷到四个人吃一枚鸡蛋),卖掉了一套武英殿版的《全唐文》。记得卖了六百元人民币,很救了燃眉之急。汤一介对此念念不忘,总说这是老先生省吃俭用,好不容易买来的。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呆呆地看着那一格空荡荡的书架时满脸的凄惶。后来,他一直想把这套书重新买回来,但几十倍的价钱也买不回来了,只好买了一部铅印本。

托改革开放之福,我们终于搬到了较为宽敞的朗润园。虽然使用面积仍不过八十平方米,但我们兴高采烈地计划着如何从“坐埋书城”一跃而为“坐拥书城”!装修时,我们将两个大房间的六面墙全都装成下接地板、上接天花板的书架,大部分单层,小部分双层;又按书册大小将书架设计为高低不同的许多书格,以便不留缝隙地占满全部空间。这回,他的书占一间房,我的书占一间房,似乎应该不再有什么矛盾。然而,事与愿违,当全部书架都被堂皇的大书占领后,纸箱里却几乎还有一半书籍无处容身!真没想到原来三层排列的书,一旦排成单列,却还剩余如此之多!幸而我们住在中关园时曾经租了园内一间小空屋堆放杂志,把放不下的书全往那里堆,堆不下的则借放在文化书院的办公室。

总而言之,我们的书越来越多,有增无减。我常常担心会压垮书架,压坍楼板(我们住在二楼)。然而,我们不能没有书!我们既不能卖书,又不能扔书,甚至也不能不买书,奈何?!后来,老汤和我共同作了一个决定,把用彤先生和我们的全部中外文书刊,包括善本、书画、文物全部无偿捐赠给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并经过国家公证处公证。

这就是我们家与书的故事。

刘晨芳   相对于很多人在自传中,描述到“文革”“反右”等经历时,归咎于环境、时代、别人等外在的人和事,汤先生是转而内视的,他的书和文章里有不少充满自责意味的篇章,这实属难能可贵。但,从根本上讲,不管反求诸己还是迁怒于外,不管“外在超越”还是“内在超越”,其实都在二元之内。汤先生作为国学泰斗,一生致力于研究哲学,不知道他是否找到一种超越二元(即最终解脱生命)的思维方式和哲学体系?如果找到了,是什么思维体系?如果没有找到,那么他认为哪种思想体系最为接近一元的思维方式?

乐黛云   我想他晚年努力追求的,既不是二元,也不是一元,而是多元和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共荣共存的天人合一共同体。

刘晨芳   汤一介先生的父母,一位极富传统文人的风范,一位则具大家淑女的风范,而您和汤一介先生是新中国下成长起来的新式学者。你们这种中西合璧、传统与现代文化相融合的家庭,有没有发生什么好玩的趣事?

乐黛云   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汤用彤先生是在1952年全校学生毕业典礼上。当时他是校务委员会主席,我是向主席献花、献礼的学生代表。

就在这一年,我进入了汤用彤先生的家,嫁给了他的长子汤一介,汤一介1951年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我们的婚礼很特别,即便是在50年代初期,恐怕也不多见。当时,我希望我的同学们离校前能参加我的婚礼,于是赶在1952年9月结了婚。结婚典礼就在小石作胡同汤家的小院中。按照我们的策划,婚礼只准备了喜糖、花生瓜子和茶水。那是一个大四合院,中间的天井能容纳数十人。晚上八点,我的同班同学、共青团团委会的战友们和党委的一些领导同志都来了,气氛热闹活跃,如我所想。这是一个“反传统”的婚礼,没有任何礼仪,连向父母行礼也免了,也没有请父母或领导讲话。汤老先生和我未来的婆母坐在北屋的走廊上,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嬉闹。后来,大家起哄,让我发表结婚演说。我也没有什么“新娘的羞怯”,高高兴兴地发表了一通讲话。我至今还记得大概的意思是说,我很愿意进入这个和谐的家庭,父母都非常慈祥,但是我并不是进入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因此还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那时的人真是非常革命,简直是“左派幼稚病”!两位老人非常好脾气,丝毫不动声色,还高高兴兴地鼓掌,表示认同。后来,两位老人进屋休息,接着是自由发言,朋友们尽情哄闹、玩笑。大家说些什么我已不记得了,只记得汤一介的一个老朋友,闻一多先生的长公子闻立鹤玩笑开得越来越过分,甚至劝告汤一介,晚上一定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战略思想,说什么“敌进我退,敌退我攻”之类,调侃之意,不言自明。我当即火冒三丈,觉得自己受了侮辱,严厉斥责他不该开这样的玩笑!大家看我认真了,都觉得很尴尬……我的婚礼就此不欢而散。我和汤一介怏怏不乐地驱车前往我们的“新房”。为了“划清界限,自食其力”,我们的“新房”不在家里,而是在汤一介工作的北京市委党校宿舍的一间很简陋的小屋里。

第二天,汤老先生和老夫人在旧东单市场森隆大饭店请了两桌至亲好友,宣布我们结婚。毕竟汤一介是汤家长子啊!汤老先生和我的婆母要我们参加这个婚宴,但我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家庭的做法,结婚后第一要抵制的就是这种旧风俗习惯。我和汤一介商量后,决定两个人都不去。这种行为现在看来确实很过分,一定很伤了两个老人的心。但汤老先生还是完全不动声色,连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

刘晨芳   作为大学者和知识分子的汤老先生夫妇在您眼睛里还多了一重身份:公公婆婆。和这两位老人相处有哪些让您特别难忘的记忆?

乐黛云   毕业后我分配到北大工作,院系调整后,汤老先生夫妇也迁入了宽敞的燕南园五十八号。校方认为没有理由给我再分配房子,我就和两位老人住在一起了。婆婆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她很美丽,读过很多古典文学作品和新小说,《红楼梦》和《金粉世家》都看了五六遍。她特别爱国,抗美援朝的时候,她把自己保存的金子和首饰大部分捐献出来,听说和其他北大教授的家属一起,整整捐了一架飞机。她从来不对我提任何要求,帮我们带孩子,分担家务事,让我们安心工作。我也不是不近情理的人,逐渐也不再提什么“界限”了。她的手臂曾经摔断过,我很照顾她。他们家箱子特别多,高高地摞在一起。她要找些什么衣服,或是要晒衣服,都是我帮她把一个个箱子搬下来。汤老先生和我婆婆都是很有涵养的人,和他们相处那么多年,从来没见他俩红过脸。记得有一次早餐时,我婆婆将老先生平时夹馒头吃的黑芝麻粉错拿成茶叶末,他竟也毫不怀疑地吃了下去,只说了一句“今天的芝麻粉有些涩”!汤老先生说话总是慢条斯理的,从来不说什么重话。因此在旧北大,曾有“汤菩萨”的雅号。这是他去世多年后,学校汽车组一位老司机告诉我的,他们一直怀念他的平易近人和对人的善意。

刘晨芳   汤用彤老先生对您有莫大影响的事情您能讲上几件吗?

乐黛云   1958年,我被划为“极右派”,老先生非常困惑,根本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在他眼里,我这个年轻人一向那么革命,勤勤恳恳工作,还要跟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怎么会是“右派”呢?况且当我被划为“右派”时,“反右”高潮早已过去。我这个“右派”是1958年2月最后追加的,原因是新来的校长说“反右”不彻底,要抓漏网“右派”。由于这个“深挖细找”,我们中国文学教研室新中国成立后新留的10个青年教师,8个都成了“右派”。我当时是共产党教师支部书记,当然是领头的,就成了“极右派”。那时我正好生下第二个孩子,刚满月就上了批斗大会,几天后快速定案。在对“右派”的六个处理等级中,我属于第二类: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立即下乡接受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十六元。

汤老先生是个儒雅之士,哪里经历过这样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而且这斗争竟然就翻腾到自己的家里!他一向洁身自好,最不愿意求人,也很少求过什么人!这次,为了他的长房幼孙——我的刚满月的儿子,他非常违心地找了当时的学校副校长江隆基,说孩子的母亲正在喂奶,为了下一代,能不能缓期去接受监督劳动。江隆基是1927年入党的,曾经留学德国,是一个很正派的人。他同意让我留下来喂奶八个月。后来他被调到兰州大学当校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上吊自杀了。我喂奶刚满八个月的那一天,下乡的通知立即下达。记得离家时,汤一介还在黄村搞“四清”,未能见到一面。趁儿子熟睡,我踽踽独行,从后门离家而去。偶回头,看见汤老先生隔着玻璃门,向我挥了挥手。

我觉得汤老先生对我这个“极右派”媳妇还是有感情的。他和我婆婆谈到我时,曾说,她这个人心眼直,长相也有福气!1962年回到家里,每天给汤老先生拿药送水就成了我的第一要务。这个阶段有件事,我终生难忘。那是1963年的五一节,天安门广场举办了盛大的游园联欢活动,集体舞跳得非常热闹。这是个复苏的年代,“大跃进”的负面影响逐渐成为过去,农村开始包产到户,反右斗争好像也过去了,国家比较稳定,理当要大大地庆祝一下。毛主席很高兴,请一些知识分子在五一节晚上到天安门上去观赏焰火、参加联欢。汤老先生也收到了观礼的请帖。请帖上注明,可以带夫人和子女。汤老先生就考虑,是带我们一家呢,还是带汤一介弟弟的一家?当时我们都住在一起,带谁去都是可以的。汤老先生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他当时可能会想,如果带了弟弟一家,我一定会特别难过,因为那时候我还是个“摘帽右派”。老先生深知成为“极右派”这件事是怎样深深地伤了我的心。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微小的细节,他也尽量避免让我感到受歧视。两老对此,真是体贴入微。我想,正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也许还有儒家的“长幼有序”吧,最后,他决定还是带我们一家去。于是,两位老人,加上我们夫妇和两个孩子,一起上了天安门。那天晚上,毛主席过来跟汤老先生握手,说他读过老先生的文章,希望他继续写下去。毛主席也跟我们和孩子们握了握手。我想,对于带我上天安门可能产生的后果,汤老先生不是完全没有预计,但他愿意冒这个风险,为了给我一点内心的安慰和平衡。回来后,果然有人写匿名信,指责汤老先生竟然把一个右派分子带上了天安门!带到了毛主席身边!万一她说了什么反动话,或是做了什么反动事,老先生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这封信,我们也知道,就是住在对面的邻居所写,其他人不可能反应如此之快!老先生沉默不语,处之泰然。好像一切早在预料之中。

汤用彤老先生离开我们已近半个世纪,他的儒家风范,他的宽容温厚始终萦回于我心中,总使我想起古人所说的“即之也温”的温润的美玉。记得在医院的一个深夜,我们聊天时,他曾对我说:“你知道‘沉潜’二字的意思吗?沉,就是要有厚重的积淀,真正沉到最底层;潜,就是要深藏不露,安心在不为人知的底层中发展。”他好像是在为我解释“沉潜”二字,但我知道他当然是针对我说的。我本来就习惯于什么都从心里涌出,没有深沉的考虑;又比较注意表面,缺乏深藏的潜质;当时我又正处于见不到底的“摘帽右派”的深渊之中,心里不免抑郁。“沉潜”二字正是汤老先生对我观察多年,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给我开出的一剂良方,也是他最期待于我的。汤老先生的音容笑貌和这两个字一起,深深铭刻在我心上,将永远伴随我,直到生命的终结。

刘晨芳   如果汤一介先生在世,您二老最想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乐黛云   清人沈复的《浮生六记》记述的主人公沈复和陈芸的生活方式是我们比较向往的吧。这部书是描写中国旧式婚姻生活的第一部自传体小说。爱情和婚姻是陈芸和沈复生活乐趣的最重要的源泉。无论是西方作品或是中国小说,像《浮生六记》这样细腻地描写结婚后夫妻之间的眷恋和情趣的都很少见,很多作品都只写婚前恋爱的复杂过程,而结婚往往被写成这一过程的终结而一笔带过,甚至有人说“结婚是恋爱的坟墓”,但《浮生六记》却与此相反。

在《浮生六记》中,结婚不是爱情的终结而是爱情成熟的起点,是建立一个有共同理想和共同追求的和谐一致的共同生活的开始。沈复和陈芸之间的爱情完全是中国式的,具有它的传统和独特的魅力。有关他们之间关系的描写主要在精神方面。他们谈古论今,吟诗作画,饮酒品茶。两位主人公的婚姻不仅出于真情,更重要的是依托于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情怀。他们都厌恶追名逐利,认为“布衣暖,饭菜饱,一室雍雍,优游泉石”就是最理想的“神仙生活”。

他们婚姻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利用人生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条件来共同创造和享受生活的情趣和美。他们一起栽培盆景,一起静室焚香。“枫叶竹枝,乱草荆棘”经过他们的创造,都成了艺术品,“或绿竹一竿,配以枸杞数粒,几茎细草,伴以荆棘两枝”也都“另有世外之趣”。

我和老汤一生忙碌于学术和政治,前半生虽饱受政治异化、人性异化之苦,但更多的是患难与共、相濡以沫而又各自独立的婚姻体验。而《浮生六记》所描写的那种神仙眷属般的婚姻理想还是作为一种精神守望蛰伏于我们共同的灵魂深处。在2005年出版的我俩合著的随笔集《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的前言中,他曾写道:“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飞不高也飞不远的一对。他们喜欢自由,却常身陷牢笼;他们向往逍遥,却总有俗事缠身!现在,小鸟已变成老鸟,但他们依旧在绕湖同行。他们不过是两只小鸟,始终同行在未名湖畔。”我们共同生活了六十三年,这就是我们内心深处的精神写照!

丙申年仲夏

于北京大学未名湖后湖朗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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