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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试“补考”_关于蔡元培的故事

时间:2022-08-14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殿试“补考”_关于蔡元培的故事殿试“补考”关于蔡元培参加科举考试的经过,是一段十分有趣的故事。岂料公布考试结果的时候他竟榜上有名,但已来不及重新赶回北京参加殿试了,如此耽误了两年时间,只能于1892年第二次来京进行殿试的“补考”。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任命状蔡睟盎因患有脊柱疾病,身材显得格外矮小。1906年,革命形势出现低潮,革命队伍内部又出现分裂现象,蔡元培于失望之中返回绍兴。

殿试“补考”_关于蔡元培的故事

殿试“补考”

关于蔡元培参加科举考试的经过,是一段十分有趣的故事。那年他本已考中贡士,如果再经复试及殿试合格,便可成为进士。但他考试完毕后,把自己的应试文章送某“权威”审阅时,却被认为是“怪八股”而不得赞赏,他认为自己难以获中,便失望地离京返乡了。岂料公布考试结果的时候他竟榜上有名,但已来不及重新赶回北京参加殿试了,如此耽误了两年时间,只能于1892年第二次来京进行殿试的“补考”。

蔡元培殿试卷(www.guayunfan.com)

生活就是一杯绿茶

曾经有一位北大学生对成功充满着渴望和憧憬,可他在生活中却屡屡碰壁,鲜有所获。沮丧的他便给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得到指点。蔡元培在百忙中回了信,并约了一个时间让那位学生到办公室面谈。

学生激动地来到校长的办公室。没等他开口,蔡元培先生就笑着招呼道:“来,快坐下,我给你泡杯茶。”说完便起身,从抽屉中拿出茶叶,放进杯子里,倒上开水,递到学生面前的桌子上。“这可是极品的绿茶哟,是朋友特地从南京给我带过来的,你也尝尝。”蔡元培先生和蔼地说道。

受宠若惊的学生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几片茶叶稀疏地漂浮在水面上,水也是惨白惨白的,没有一点绿色,喝到口中也像白开水似的,没有一点茶的味道。学生的眉头不禁一皱。蔡元培好像并没有注意到学生的表情,依旧东拉西扯地谈一些漫无边际的话题,似乎完全忘记了学生来的目的。学生极不自然地听了很久,好不容易等到蔡元培稍稍停顿一下,忙找了个理由告辞。

蔡元培眯着眼若有所思地微笑道:“急什么,把茶喝了再走,这可是一杯极品的绿茶。千万别浪费了。”

学生无奈地又端起了茶杯,礼节性地喝了一口。可就在这时,一股清香浓郁的味道沁入心脾!学生愣住了,诧异地打量着茶杯:茶叶已经沉浸入杯底,杯中的水已是一片碧绿,像翡翠般灿烂夺目。不仅如此,整个办公室里可以闻到一种清新的香气!

蔡元培似笑非笑地望着他,满含深意地问道:“你明白了吗?”

学生恍然大悟,惊喜地喊道:“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想追求成功就要像就要像这绿茶一样,不能只停留在表面;凡事都要静下心来,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沉浸下去。”

蔡元培作品

生活就是一杯绿茶,只有静下心来沉浸进去的人,才能领略到成功和幸福的甘醇!

听蔡睟盎讲父亲的事

2002年5月1日,位于沙滩的北大红楼作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蔡元培的女儿蔡睟盎专程自上海前来北京,向纪念馆捐赠了几件珍贵的文物,其中之一,是1916年12月26日由大总统黎元洪签署的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任命状”。

但是,参观者有所不知,在纪念馆里展出的,实际是一件复制品。而那“任命状”的原件在仿制完毕后,已被蔡睟盎带回上海珍藏。

数月后,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上海参观了蔡元培故居,不仅再次看到了这份“任命状”,还有幸与蔡睟盎晤面。

坐落在上海华山路303弄16号的蔡元培故居,是一栋小巧的洋楼。在我所去过的名人故居当中,它颇有些特殊之处:楼底的半地下房间被辟为展室,蔡睟盎就在楼上居住。展室的工作人员都尊敬地称蔡睟盎为“蔡老师”。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任命状

蔡睟盎因患有脊柱疾病,身材显得格外矮小。虽已年逾七旬,精神还是很好的。对于像我这样的不速之客,仍是十分热情,在十分随意的气氛中,讲述了许多有关她父亲的事情。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1868年1月11日出生于浙江绍兴。11岁时,父亲去世,他们弟兄三人靠母亲变卖家产衣饰节俭度日而抚养成人。蔡元培自幼好学,17岁便考中秀才,23岁中举人。1890年24岁时到京城参加会试,那是他第一次到北京。

蔡元培之女蔡睟盎

如今,在故居楼下的展室里,居然还藏有蔡元培当年参加殿试的试卷。蔡睟盎说,那次考试出的题目有些“怪异”,是关于西藏地区的政治状况的。对那些只会死读“四书五经”的文人来说,这样一道题目实在是“偏”得太厉害了,而蔡元培由于兴趣广泛、饱览群书、涉猎甚广,此题正中下怀,因此临场毫无惧意,洋洋洒洒下笔千言,一举通过殿试而被录为进士。辛亥革命后,一位朋友居然从清宫档案里找到了这份试卷,特地送给他留作纪念。如今这件珍贵的文物就收藏在展室里,可以看到,在那试卷首行,赫然用朱笔批着:“第二甲第三十四名”!

蔡元培考中进士后,被授翰林院庶吉士。又过了两年,他第三次来京,参加散馆考试,升补为翰林院编修,由此在北京一住就是四年。

在这几年里,他阅读了许多西方著作的中文译本,开始对国外的政治、科学有初步了解。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清廷与日本签定了屈辱的《马关条约》。蔡元培甚为激愤,叹曰:“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惜者也!”因此,他对力主变法维新的康有为等人颇为敬服。但维新运动最终失败,使他对腐败的朝廷彻底失去希望,毅然放弃官职返回家乡,在绍兴中西学堂就任“监督”(即校长),这是他投身教育事业的开始。

1902年,他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后来又创立爱国学社,宣传“排满革命”的主张;1904年他发起组建反清组织光复会,曾主编《俄事警闻》《警钟日报》,提倡民权,鼓吹革命;第二年参加中国同盟会,并任上海分会会长。

1906年,革命形势出现低潮,革命队伍内部又出现分裂现象,蔡元培于失望之中返回绍兴。就在这一年,清廷计划派翰林编修出国留学,蔡元培想利用这个机会去海外学习,便再次来到北京。

然而,由于经费欠缺,且大部分翰林又不愿去欧美留学,朝廷便改派留学日本。蔡元培不想去日本,便在译学馆暂时担任教授,讲授国文及西洋史。这译学馆归属于京师大学堂,而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因此,后来蔡元培自己曾说,这“是我在北大服务之第一次”。也就是说,从那时开始,蔡元培便与北京大学结下了不解的情缘。但是,这段初始“情缘”的时间不太长。1907年6月,担任驻德国公使的孙宝琦答应每月资助30两银子供蔡元培作学费,商务印书馆也同他签约每月支付100元编辑费。这样,蔡元培终于实现了出国留学的愿望,随孙宝琦一同前往德国。在那里,他一边学习,一边为人兼作家庭教师,每月可得一百马克的报酬。

如今许多留学生把靠勤工俭学出国称为“洋捅队”“打洋工”,却不知早在近百年前已经41岁的蔡元培早就身体力行地做出了半工半读的榜样!

从1890年至1907年,蔡元培曾四次来北京。在这17年里,他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先是从“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举人经“寒窗苦读”的奋斗终于进入高居人上的士大夫阶层,接着又从一位堂堂的清末“翰林”彻底转变成一位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蔡元培三次婚姻见世风

蔡元培一生的成就有目共睹,而更耐人寻味的则是他的婚姻。他的三次婚姻从旧式的婚俗,到中西合璧的婚礼,再到完全新式的婚恋

1889年,他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蔡元培的第一次婚姻,可以说完全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两人婚后经常发生口角。

1900年一个新的纪元开始了,西方民主与科学的思潮开始越来越多地渗入中国古老的血脉。这一年,蔡元培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韶,修复感情的裂痕。可惜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王昭因病离开了人世。王昭去世后,蔡元培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写下了一张征婚启事。他提出了五个条件:第一,天足(即:不缠足);第二,识字;第三,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如果丈夫先死,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和,可以离婚。蔡元培在杭州办学的时候,结识了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仲玉。他请朋友从中撮合,两厢情愿。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

蔡元培先生与第三任夫人周峻

1920年底,黄仲玉病逝。蔡元培非常悲痛,写了一篇《悼亡妻黄仲玉》文。此时的蔡元培已经54岁了,时任北大校长的他日常事务繁多,出于工作和家庭的需要,蔡元培不得不再次续娶。一个名叫周峻的女孩子走进了他的生活。周峻是原来蔡元培先生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一位学生。这位学生对蔡元培先生一直抱有一种敬佩与热爱的情感。她一直到33岁还没有结婚,和蔡元培相差24岁。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和周峻在苏州留园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这是蔡元培的第三次婚礼。蔡元培曾写诗:惟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1940年3月5日,也就是离周峻50岁生日还差两天的时候,蔡元培在香港因病逝世。

蔡元培“三顾茅庐”请陈独秀

1916年11月26日,主办《新青年》的陈独秀和亚东图书馆的老友汪孟邹一同北上,正值接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物色文科学长人选,12月26日早上9点,蔡第一次造访陈独秀,汪孟邹如此评蔡:“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唯一之人物也。”这是其当天的日记所载。也就是这一次蔡正式邀请没有学位头衔的陈独秀主持最高学府的文科。

陈独秀与《新青年》

之后,蔡元培差不多天天都要来看陈独秀,有时早上来得很早,陈独秀还没有起床,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将陈独秀叫醒,只要给他拿个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就行了。蔡、陈都属兔,可陈比蔡要整整小12岁,应该算是晚辈。汪孟邹就和陈独秀商量,晚上早点睡,早上要起得早一些才好。蔡元培诚意拳拳,陈独秀当然只能答应了。汪孟邹回上海后,将这些事讲给侄儿汪原放等人听,他们说:“这很像‘三顾茅庐’哩!”并议论说:“陈仲翁任国立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好得多了,比搞一个书店,实在要好得多。”“学堂、报馆、书店都要紧,我看,学堂更要紧。”

为了应付北洋政府教育部,蔡在上报陈独秀的学历和经历时,略做了一些手脚,比如说他毕业于东京日本大学,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教育部很快就批复同意了。其实,陈独秀虽曾多次东渡日本,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早稻田大学等短期学习,但没有在日本任何一所高等学校毕业。他是芜湖安徽公学、安徽高等学校的倡办人之一,不过并没有当过校长,只是在安徽高等学校当过短期的教务长。(不久前《南方周末》“往事”版还就此事登过一篇文章)

陈独秀进入北大,《新青年》移到北大出版,胡适、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吴虞等大批知识分子纷纷会聚北大,《新青年》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了。北大与《新青年》的结合,是“五四”棋盘上最重要的一步棋之一。很多年过去了,蔡元培在香港谢世,陈独秀在《中央日报》发表感言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回望五四风云

台湾诗人余光中曾在蔡元培的墓前吊唁并写下这样一首诗:

“想墓中的臂膀在六十年前,殷勤曾摇过一只摇篮。那婴儿的乳名叫做五四,那婴孩洪亮的哭声,闹醒两千年沉沉的古国,从鸦片烟的浓雾里醒来。”

五四运动

提起五四运动,人们首先会想起蔡元培。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也曾在其回忆文章《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中提到:“北大1919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指挥部,同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方针有密切关系”。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因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而使北京大学群贤毕至,精英荟萃,不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摇篮,而且也是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策源地。

1919年5月3日,时任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汪大燮匆匆赶往东堂子胡同蔡元培家里,告诉他北洋政府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并向他求援。当晚,蔡元培召集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学生代表到家中开会,通报消息。从早至晚,院里人流如梭,通宵未得安静。学生们群情激愤,把原定于5月7日“国耻日”游行提前至5月4日举行。

虽然蔡元培历来认为,学生在校“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之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然而,1919年5月4日那天,北大学生整队出发游行,他并没有阻拦。当时教育总长傅增湘曾给他打电话,令他负责召回学生,并立即赴教育部商量对策。蔡直言相告:“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并拒绝去教育部。

当天晚上,在火烧赵家楼后,有32名学生被警察逮捕,其中有20名是北大学生。北大学生群集在三院大礼堂商讨对策。蔡元培对学生们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话一出,全场欢声雷动。蔡又说:“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我保证在3天之内,把被捕同学营救回来。”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被捕学生于5月7日被保释出狱,而蔡元培却在5月8日向政府提出辞呈,次日就悄然离开北京。5月11日,蔡元培在旅途中给北大学生写信,解释他辞职并离京的原因:“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忱。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意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五日即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今幸承教育总长、警察厅总监之主持,及他校校长之援助,被拘诸生均经保释,仆所能尽之责,止于此矣,如不辞职,更待何时?至一面提出辞呈,一边出京,且不以行踪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虚套而促继任者之早于发表,无他意也……”五四运动取得胜利后,在北大师生与各方人士的强烈要求之下,蔡元培于9月12日由杭州返回北京,重新主持北大校务。

正式提出“民族学”一词

蔡元培不但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也是我国近代民族学研究的先驱。在蔡元培以前,西方的民族学著作虽已陆续译介进入到中国,但当时对这门学科名称的译法并不统一,有的译作“民种学”,有的译作“人种学”,也有的译作“人类学”,如此等等。而正式称其为“民族学”的,是从蔡元培开始的。

1926年,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一文,正式提出“民族学”的名称,并指出,“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此后,尽管还有“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等各种不同的称呼,学科的定义与内涵也不断发生变化,但“民族学”这一名称,终于慢慢地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因此,追根溯源,蔡元培是我国采用“民族学”这一名称的第一人。

在《说民族学》一文中,蔡元培研究了我国古代记载中的民族学材料,指出《山海经》和《史记》的四夷列传、《蛮书》、《诸蕃志》、《真腊风土记》等都是一些记录民族学材料比较丰富的著作。他还论述了民族学与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的关系,奠定了民族学的主要内容以及与其他各门学科之间的关系。

民国三十六年蔡元培等主编《中国民族志》

蔡元培对民族学的痴迷,缘于1907年、1912年、1924年赴德国留学期间。1934年12月10日,他在谈到自己的治学志趣时说:“我向来是研究哲学的,后来到德国留学,觉得哲学的范围太广,想把研究的范围缩小一点,乃专攻实验的心理学。当时有一位德国教授,他于研究实验心理学之外,同时更研究实验的美学,我看看那些德国人所著的美学书,也非常喜欢,因此我就研究美学。但是美学的理论,人各一说,尚无定论,欲于美学得一彻底的了解,还须从美术史的研究入手,要研究美术史,须从未开化的民族的美术考察起。适值美洲原始民族学会在荷兰、瑞典开会,教育部命我去参加,从此我对于民族学更发生兴趣,最近几年常在这方面从事研究。”

1907年,蔡元培留学德莱比锡大学3年期间,年近40的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文化知识,“于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之讲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在此期间,他对民族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第一、二次留德之后,蔡元培开始接触到西方现代民族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并将所学的民族学、人类学知识融贯于哲学、美学、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中,开始有意无意地在国内推动民族学和人类学学科的建设。如1918年蔡元培在主持北大工作时发表启事,“征集全国近世歌谣”,此举为中国民俗学资料整理、研究活动的开端。同时他还在北大”实施民族学教学”试验,民族学的研究渐渐进入教育界、学术界的视野之中。

第三次回国后,蔡元培的民族学思想已基本成熟,他陆续发表了一些民族学方面的论文,《说民族学》就是其中之一。从1926年到1934年间,蔡元培所写的《说民族学》、《社会学与民族学——中国社会学社成立演说词》、《民族学上的进化观》几篇论文皆成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奠基之作。

蔡元培租房住的故事

蔡元培先生出生于1868年1月11日,至1936年1月11日,按当时还广为流行以虚岁计,则已届70岁了。尽管在当今的高龄化新时期里,人寿越来越高,已经是“70多来兮,80小弟弟,90才稀奇”,但是在此前,一个人能活到70岁,则是少有的幸运。正如俗话所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啊!所以,蔡先生的一些好朋友和好学生想给他老人家做70岁大寿,祝福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自古以来,为人做寿,是非送寿礼不可的。那么,送什么样的寿礼呢?这就大有讲究了。所送之寿礼最好要为老寿星所亟需并乐意接受的,也能表达大家的一份诚挚的心意的。大家本着这个原则,经过认真考量,反复讨论,最后商定,由大家集资购买或兴建一套房子作为寿礼。因为,蔡先生一直没有自家的住房,特别是到了晚年依然如故,还得租房子住。

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1920年3月14日合影

据统计,蔡先生于1928年8月,已年逾花甲,六十又二岁,举家离开北平南下,定居上海,至1937年11月,偕妻携子离开上海南下,避难香港,前后九年之间,在上海先后租房竟然多达五次:慕尔呜路升平街243号、极司非尔路49号、静安寺路静安别墅54号、愚园路884号、海格路175号。几乎是过一年多点时间,就得搬一次家,总是寄人篱下。搬一次家,是相当麻烦的事,常搬家,显然不利于老人的身心。

所以,蔡先生的好朋友和好学生蒋梦麟、胡适、王星拱、丁燮林、赵畸、罗家伦,于蔡先生七十岁前夕的1935年9月7日,特地集体联名写信给蔡先生:

“孑民先生:

我们都是平日最敬爱先生的人,知道明年一月十四日(误,是十一日——引者注),是先生七十岁的寿辰,我们都想准备一点贺礼,略表我们敬爱的微意。我们觉得我们要送一件礼物给一位师友,必须选他所最缺少的东西。我们知道先生为国家,为学术,劳瘁了一生,至今还没有一所房屋,所以不但全家租人家的房子住,就是书籍,也还分散在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各地,没有一个归拢庋藏的地方。因此我们商定这回献给先生的寿礼,是先生此时最缺少的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房屋——各地的响应,已超过了我们当初的期望。

现在我们很恭敬的把一点微薄的礼物献给先生;很诚恳的盼望先生接受我们这一点诚意!我们希望先生把这所大家献奉的房屋,用作颐养、著作的地方;同时也可看作社会的一座公共纪念坊,因为这是几百个公民用来纪念他们最敬爱的一个公民的。我们还希望先生的子孙和我们的子孙,都知道社会对于一位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很诚心的祝

先生的健康!

和先生一家的健康!

蒋梦麟 胡适 王星拱 丁燮林 赵畸 罗家伦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九月七日”

(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53-254页)

蔡先生面对大家的盛情与重礼,感觉到受之有愧和却之不恭的两难,所以反复考虑了三四个月后才选择了接受,延迟到自己七十岁生日快到的1936年1月1日才写了回信:

“接二十四年九月七日惠函,拜读以后,惭悚得狠!诸君子以元培年近七十,还没有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房居,特以合力新建房居相赠。元培固没有送穷的能力,但诸君子也不是席丰履厚的一流,伯夷筑室,供陈仲子居住,仲子怎么敢当呢?诸君子的用意,在对于一个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作一种纪念,抽象的讲起来,这种对于公尔忘私的奖励,在元培也是极端赞成的。但现在竟以这种奖励加诸元培,在元培能居之不疑么?但使元培以未能自信的缘故,而决然谢绝,使诸君子善善从长的美意无所藉以表见,不但难逃矫情的责备,而且于赞成奖励之本意,也不免有点冲突。元培现愿为商君时代的徙木者,为燕昭王时代的骏骨,谨拜领诸君子的厚赐,誓以余年,益尽力于对国家对文化的义务;并勉励子孙,永永铭感,且勉为公尔忘私的人物,以报答诸君子的厚意。谨此申谢。”(转引自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9页)

但是,日军侵华日益加剧,1937年“七七”事变,攻陷北平,紧接着又肆无忌惮地挑起“八一三”淞沪战争,攻陷上海,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地奋起进行全面的抗日战争,大家,连同蔡先生本人,也就无暇再顾及为他建设新的住房之事了。

蔡元培的“伯乐”故事

自从“伯乐”一词由善相马转为善相人以来,就有了无数识人、用人的故事,把“伯乐”一词填充了丰满的血肉。这其中最动人的,当属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期间的用人故事了。

蔡元培先生是在军阀混战的1917年1月出任北大校长的。当时的北大,人才奇缺。从就职那天起,他就当起了伯乐。当他认准年轻的陈独秀是匹“千里马”时,就力荐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他亲自登门去请,没想到却遭到了陈独秀的拒绝。但蔡先生毫不气俀,仍然天天去。有一天,由于去得太早,陈独秀还没起床,蔡先生就搬了个凳子坐在屋门口等候。茶房看不过去,几次欲进去叫醒,为了不影响陈独秀休息,都被蔡先生阻止了。要知道,当时两人的身份地位,在现在看来也是极其悬殊的,蔡先生是鼎鼎大名的北大校长、国学大师、学界泰斗,而陈独秀仅仅是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的进步青年,正是“伯乐”和“千里马”的关系,才演绎了这段故事。

蔡元培与陈独秀

陈独秀果然没让蔡先生看走眼,他把个北大文科办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有一天,他偶然看到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一眼就认准了作者胡适是匹“千里马”,立即向蔡元培推荐。这样,刚刚从美国回来正愁找工作难的26岁的胡适成了北大教授。

蔡元培与梁漱溟同在北京大学任教。图为1918年文科哲学门毕业生合影,前排左五为蔡元培,左七为梁漱溟。

蔡元培先生当“伯乐”当得最出神入化的是他发现和起用梁漱溟的事。当时,中学毕业的梁漱溟想到北大当个旁听生,于是通过中间人找到了蔡先生。梁漱溟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怀揣着他刚写的论文《穷元决疑论》拜访了蔡先生。让他大吃一惊的是,本来想当旁听生,却被当场邀请当教授,讲授“印度哲学”。蔡先生当伯乐的故事一时间成了绝版的神话。若遇不见蔡先生,梁漱溟可能一辈子默默无闻。正是这历史性的一见,使梁漱溟成长为一代哲学大师。

蔡先生的北大十年,吸引了辜鸿铭、刘师培等许多鸿儒;聚首了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巨星。

蔡元培征婚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史的著名人物,他的一生是与教育、民主、进步、科学联系在一起的。

蔡元培从小接受的是旧式文人的教育。光绪年间,他先中了举人,后点了翰林。中举的这一年,他迎娶了王昭女士为妻。蔡元培的第一次婚姻可以说完全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1900年夏,他的原配夫人王昭病逝,那时蔡元培才33岁,为他提亲的人多得踏破了门槛。不过这一次面对婚姻,他有了新的主张。他要重新树立自己的人生方向,鼓起了冲决一切网罗的勇气。

蔡元培、黄仲玉及孩子们

蔡元培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磨浓墨,铺素笺,挥羊毫写下了一张征婚启事,贴在书房的墙壁上。他认定的婚姻是这样的:(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相和,可离婚。“不缠足”“再嫁”“离婚”,这些惊世骇俗的字眼竟出自翰林之手,吓得媒人个个退避三舍,消息传了开来,一时间沸沸扬扬,这种“离经叛道”“混淆纲常”的做法无异于在向封建陋俗开战。后经人介绍,蔡元培与黄世振(仲玉)女士结为夫妻。此女不但天足、识字,而且工书画,孝于亲。婚礼上,蔡元培用红幛缀成“孔子”二字代替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

蔡元培的这种做法就是从“我”做起,以“我”为例,改革社会风气,冲破封建陋俗,提倡男女平权,打破了中国传统在婚姻问题上对妇女的束缚。

绝不再做政府任命的校长

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最早提出并实践“教授治校”主张的当属蔡元培。他对北京大学的改造,开创了中国教育新的纪元。

整顿北大,践行教授治校新理念

1907年,已40岁的蔡元培留学德国,在以“实干精神”著称的莱比锡大学从事心理学、美学、哲学研究。其间,蔡元培发现德国的大学管理十分民主。校长和各科学长由教授会公选,每年更换一次。而且,校长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各科教授按年轮流担任,学生从来没有因为校长的去留而出现问题。

回国后,蔡元培极力主张效仿德国大学制度,实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1912年,蔡元培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亲手起草《大学令》,第十六条明确提出:“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召集评议会,自为议长。”第十八条则要求:“大学各科各设教授会,以教授为会员,学长可随时召集教授会,自为议长。”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开始践行其教授治校的办学理念。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当时教师多为翰林院腐儒,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学生多出身于贵族官僚或豪门之家,上学堂只为升官发财。那时在学生中流行“结十兄弟”的风气。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由10人分摊。

有的学生上课还带着听差。上体育课时,教员要毕恭毕敬地喊“老爷向右转,大人开步走”;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直奔妓院云集的“八大胡同”。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但由于受到“老爷”式学堂传统的影响,沉疴依然严重。

蔡元培知难而上。“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在刚就任北大校长后举行的开学典礼上,他开宗明义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他针对北大的现状,强调三点:“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此举给北大吹来了最初的新风。

要整顿北大的陈腐陋习,蔡元培认为:“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1916年12月26日,总统黎元洪下令,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当天,蔡元培便造访因事进京的陈独秀,极力邀请他加入北大,出任文科学长。当时,陈独秀因主办《新青年》,为“民主”与“科学”鼓与呼,早已名动大江南北。陈独秀白天四处奔波活动,晚上喜欢看戏,经常晚睡迟起。蔡元培差不多天天去拜访陈独秀,有时去得早,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陈独秀,只要拿个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即可。最初,陈独秀不想受聘,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蔡元培就劝他:“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最后陈独秀终于为蔡元培的真诚感动,接受了邀请。

蔡元培和新青年主编

继陈独秀之后,胡适、梁漱溟、鲁迅等一批饱学之士,先后被礼聘至北大,出任教职。校风的整顿和众多开风气之先的精英人物的加盟,为蔡元培推行教授治校,提供了思想和舆论的支持。

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最早向蔡元培建言教授治校的是北大教授沈尹默。“中国有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大权交给教授,教授治校。”沈尹默力主根据章程,成立评议会,“这样,将来即使您走了,学校也不会乱”。蔡元培深以为然,完全采纳。

出任北大校长第一年,蔡元培就主持制定了《北京大学评议会规则》,同时组建了大学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以让更多的教授议决立法方面的事。凡学校法规、学科的设立与废止、课程的增减与改革、聘请新的教授等重要事项,均须经评议会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

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校长为议长。评议员包括各科学长和主任教员、各科教授每科2人,由教授自行互选,任期1年。1917年底,北大共推选出评议员19人,当时,年仅20多岁的青年才俊胡适便为文科评议员。

从1918年起,为让更多的教授参与学校事务,蔡元培根据《北京大学学科教授会组织法》,在北大各学门(系)设立教授会,规划各学科的工作。学科教授会主任由各学科教授互选,任期2年,无论教授、讲师、外国教员,都是会员。而担任各教授会主任的则为一时之贤德,如经济门教授会主任即为马寅初,他后来先后出任北大和浙大校长。

当时,北大共成立了11个学门教授会,教授会对学科内部事务有很大的自主权,不受他人干涉。这些教授会相当于学门一级的评议会,为贯彻教授治校打好了基础。

随后,北大行政会议、教务会议和总务处也先后成立。此前,北大开教务会议时,有讲英文的旧习。蔡元培规定开教务会议时一律用中文。开始时,外国教授表示反对——“我们不懂中国话”。蔡元培答:“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说的便是中国话?”外国教授无以对答。从那时起,北大开会发言一律讲中文,不再用英文。

到1920年9月,蔡元培已在北大建构了颇为成熟的教授治校管理体制。当时数千人规模的北大,只有一位校长,没有副校长,校长办公室也只设秘书一人,处理日常往来函件。行政会议、教务会议、总务处三足鼎立,职责分明,各司其职,形成了民主高效的管理机制。

两递辞呈:绝不再做政府任命的校长

在实行教授治校的过程中,如果出现学生不执行学校规定的情形,蔡元培也绝不会姑息。

1922年10月,由于北洋政府屡屡拖欠教育经费,各大学财政状况大多不理想,而讲义印刷需要费用,以北大为例,此项开支便“岁达一万余元”。为此,北大评议会通过一项议案,规定需要讲义的学生必须先购讲义券,然后才可得到讲义。此举未能得到学生理解,迅速升级为学生抵制学校决定的“讲义风波”。数百学生集合示威,要求学校收回成命。

蔡元培闻讯,立即赶到现场,告谕学生必须服从学校规定。多数学生散去,但仍有一些示威学生不予理睬,甚至涌进办公室,要找主张这条“可恶规定”的人算账。蔡元培一改往日的温良,在红楼门口挥拳作势,怒目大声道:“我给你们决斗!”包围他的学生见此纷纷后退。后来,蔡元培还对那些来势汹汹的学生说:“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练出来的,你们如有手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最后,风潮由胡适调停解决。

历来强调“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蔡元培,更受不了官僚、政府对北大办学的横加干涉。

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蔡元培因不满北洋政府对学生的镇压和迫害而愤然辞职,5月9日悄然离京。这次辞职引发各方广泛的“挽蔡行动”,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5月13日齐上辞呈。

6月15日,蔡元培发布《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我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说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蔡元培还在宣言中表示:“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不过,在各方的极力“慰留”下,蔡元培还是再度出任北大校长。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次愤而辞职,次日在《晨报》上刊发声明:“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蔡元培这次辞职,缘于“罗文干案”。罗文干字钧任,广东番禺人,清末留学英国,专攻法学,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归国后长期任职于司法界,时任财政总长,曾是北大法科兼课讲师。当时的直系军阀和部分官僚政客们一手制造了“罗文干案”,控告罗文干贪污受贿,胁迫黎元洪下令逮捕罗文干。罗文干第一次被捕后因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但新任教育总长彭允彝却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再来过”,结果罗文干再次被捕入狱。

罗文干

北大未名湖

蔡元培愤怒了,他尤其对“顶头上司”、教育总长彭允彝的卑污人格憎恶万分,毅然提交辞呈,以示耻与为伍,并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军阀政客们的所作所为——“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中国”,”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7月,蔡元培偕家人赴欧从事学术研究,直到1926年归国。

蔡元培一直希望教育独立,脱离政治,他最不能容忍官僚政客对教育的百般干扰,甚至不惜辞职以抗争。为此,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期间,在校时间少而离校时间多,但北大校务却并没有因此而陷于停顿。后来,很多都把这归因于蔡元培在北大确定的评议会以及教授会等制度和政策。

蔡元培廉洁小故事

1916年冬季,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那时的交通工具很简单,走马上任还需要坐马车,当蔡先生从马车上下来以后,看见学校门口有许多人夹道迎接。原来,这是学校的规矩,工友们必须遵循礼仪表示欢迎,随行人员对蔡先生说了声:“您请。”蔡元培先生一边往前走,一边脱帽向两边欢迎他的工友们致意,并和颜悦色地对工友们点头致谢,不住地说道:“谢谢诸位,大家辛苦了!”工友们见此情景,非常感动,纷纷赞叹道:“蔡先生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好人啊!”这件事情要是发生在今天,当然没有什么可以大肆宣扬的。但在刚刚推翻封建帝制的民国初期,蔡元培先生抛弃了旧官场上的那一套官礼陋习,对普通老百姓谦恭礼让,这种礼待庶人的行为,不能不令人佩服。

当时,有一位叫马兆北的学生考取了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报到那天,天空晴朗,气候宜人,马兆北踏着轻快的脚步,迈入北京大学的校门。谁知一进大门,就看见一张公告:凡新生来校报到,一定要交一份由现任的在北京做官的人签名盖章的保证书,才能予以注册。

马兆北看完公告以后,欢欣的心情一下子烟消云散,一种被愚弄的感觉霎时涌上了心头。他怀着忿忿不平的心情,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不远千里而来,原是为了呼吸民主空气,养成独立自尊的精神。不料还未入学,就强迫我到臭不可闻的官僚面前去磕头求情,未免令我大失所望。我坚决表示,如果一定要交保证书,我就坚决退学。”言语中不免流露出对蔡元培先生为首的校方的不满。信发出去以后,马兆北并没有抱着多大的希望,本来嘛,人家是举国上下鼎鼎有名的校长,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入学的学生,能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呢?不过是借此保持一下自己的自尊,泄一泄自己心中的愤恨情绪而已。于是,马兆北开始收拾行装,准备追求自己新的前程。

谁曾想,过了几天,马兆北突然收到一封来信,猜了半天也猜不出究竟是谁写给自己的信,打开一看,见开头写着“元材先生”(即马兆北字),急忙再看下边的署名,居然是蔡元培校长的亲笔:“弟元材谨启”,马兆北激动得差点没喘过气来,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急忙观看全文,只见信中写道:“查德国各大学,本无保证书制度,但因本校是教授治校,要改变制度,必须由教授会议讨论通过。在未决定前,如先生认为我个人可以作保的话,就请到校长办公室找徐宝璜秘书长代为签字盖章。”

信中表现出蔡元培先生虽然身为一校之长,但他办事绝不擅做主张,独断专行,而是认真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尊重教授和教授会议所做出的决定,尽管他本人也对交保证书的做法并不赞同。字里行间还表达了蔡元培先生对自己学生发自内心的诚恳之情。马兆北看完信以后,心情很不平静:蔡元培校长在百忙之中,竟然对我这样一个不知深浅的无名小卒以礼相待,真是令人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后来,马兆北先生在一篇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件事使我一辈子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谦虚谨慎的故事

一次伦敦举行中国名画展,组委会派人去南京和上海监督选取博物院的名画,蔡先生与林语堂都参与其事。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自认是中国通,在巡行观览时滔滔不绝,不能自已。

为了表示自己的内行,伯希和常向蔡先生说:“这张宋画绢色不错”,“那张徽宗鹅无疑是真品”,以及墨色、印章如何等等。林语堂注意观察蔡先生的表情,他不表示赞同和反对意见,只是客气地低声说:“是的,是的。”一脸平淡冷静的样子。后来伯希和若有所悟,闭口不言,面有惧色,大概从蔡元培的表情和举止上他担心自己说错了什么,出了丑自己还不知道呢!林语堂后来在谈到蔡元培先生时,还就此事感叹说:“这是中国人的涵养,反映外国人卖弄的一幅绝妙图画。”

蔡元培勤学苦读

蔡元培勤奋好学的故事

蔡元培从小就刻苦学习,勤奋好学。虽然家里很贫穷,但小元培从没放弃读书的念头,不断地寻找读书的机会,作客、游玩的活动他都很少参加,把时间都花在学习上。蔡元培读书时十分专心。有一次,他正在楼上读书,楼下失火了,他一点也没感觉到,还在聚精会神地学习。直到有人记起来他还在楼上,连忙去救,他才脱离了危险。有一年夏天,蔡元培在夜里读书,蚊子特别多,蔡元培找来一只坛子,把自己的两条腿伸进去,坛口再捂上报纸,这样,蚊子就叮不上了。这些都是他勤学的一段段佳话。

蔡元培与绍兴黄酒

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于绍兴、长于绍兴,对绍兴酒可谓耳濡目染、偏爱有加。

据他的好友回忆介绍,他虽在外地工作了数十年,但始终保持从小在家乡养成的生活习惯和爱好,他喜欢绍兴酒,餐餐必饮。每年他都托亲友从绍兴买上数坛酒运去,备在家中自饮或请客。除了绍兴酒,蔡元培的下酒菜也大多是绍兴特产,如干菜、霉千张等。逢年过节,他还要托亲友给他邮寄酱鸭、糟鸡、鱼干等绍兴年货。就连他平时用的酒壶也是从绍兴带去的锡制酒壶,里圆外方,中有夹层,天冷时可充灌热水温酒。

绍兴黄酒

蔡元培每日饮酒,一些好友说他是“每饭必酒”,但他很有节制,从不喝醉。他平时自斟自饮,一般每餐以旧时四两为度,菜是普通的家常菜,细嚼慢饮,少饮常乐。1939年,刘海粟先生拜访他时,曾过问他是否每饭必酒?72岁高龄的蔡元培没有否认,他坦然地告诉刘海粟:“不要紧,人到老年不免可怜自己,这点积习难以戒除了。我喝得很少,从未醉过。”

蔡元培是一名大学问家,性情随和,温文尔雅。他待人接物总是谦逊和气,饮宴之时,注重饮酒礼节,不论男女老幼向他敬酒,他都要举杯回敬。一次,他的一位学生陪侍蔡元培到宁波,在象山黄公岙一史姓朋友家小住。史家招待热情周到,主人知道蔡元培好酒,除中晚餐供酒外,早餐也备有丰盛酒菜。这位学生也爱酒,但没有喝早酒的习惯,他就把酒杯倒扣在饭桌上,表示自己不喝早酒。事后蔡元培对他说,这样做不好,不合酒桌礼仪。主人倒满一杯你不喝,放在那里,人家知道你不喝早酒,不会勉强你,但倒扣杯子就显得对主人不够尊重。这位学生很受启发,以后每当别人向他敬酒时,他一定会像他老师蔡元培那样,注重礼节,并谦恭回敬。

元培先生一句话铁事

△蔡元培认为读书方法的重要,说,吕洞宾用手指点石成金送给穷人,但这穷人不要。问他为什么不要金子,他说要吕洞宾的指头,因为可点出无数金子。这种想法从道德上来说,固然要不得;但就求学而言,却是最不可少的。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有次他突然问学生:“5加5是多少?”学生以为校长所问必有奥妙,都不敢作答。好一会,才有一学生率直地说:“5加5等于10。”蔡笑着说:“对!对!”并鼓励说:“青年们切不要崇拜偶像!”

△蔡元培早年在商务印书馆著译图书时,曾因说“四书五经不合教育体裁”而受到张之洞的指责。出书时为免清廷干涉,蔡借夫人黄世振之“振”字,署名为:“绍兴蔡振”。

△蔡元培主持爱国女学校时,教科书常渗革命内容,如历史授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无政府主义者)故事,理化则注重炸弹制造等。

△蔡元培书房中挂有自己画像,上面题有:“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亦不知老之将至。”在书桌上放有自己写的“学不厌,教不倦”座右铭。

△1927年,北伐军何应钦部克复福建,蔡元培、马叙伦代表浙江人民欢迎早日进浙。何设宴招待,并介绍俄国顾问蔡列班诺夫相见。顾问当即送上其中国式名片:“蔡列班诺夫”。蔡元培见了笑道:“原来是本家。”

△蔡元培为古越藏书楼亲书对联一副:“吾越多才由续学,斯楼不朽尽在藏。”悬于书楼之门厅。

△蔡元培以为陶冷月画融会贯通中西,据《孟子》“子谓韶尽美又尽善也,谓武尽美以未尽善也”撰写一联赠陶:“尽美尽善武韶异,此心此理东西同。”

△蔡元培为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礼堂落成,题了四个大字:“宏约深美。”刘海粟说,这四个字是他研究过古今中外许多大学问家后得出的科学结论。

△蔡元培在1903年创办了《俄事警闻》,1904年创办了《警钟日报》(由在提篮桥监狱里的邹容撰写报头)。两报头版都有时评一则,畅谈国事,多出自蔡的手笔。1904年慈禧生日,蔡写了时评《万寿无疆》,含意“每逢万寿,必定丧失土地”。

思考与拓展

举办讲故事比赛,将蔡元培的故事讲给同学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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