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长风波_关于徐树铮的故事

三次长风波_关于徐树铮的故事

袁世凯把熊希龄、梁士诒叫到家中，在小客厅里摆上香茶，“君臣”对饮，他便先诉起苦来，说段祺瑞如何误解他，说徐树铮尽出坏主意。“这两个人，其实是一时鬼迷心窍，把我们的好心看错了，以我要当皇帝为理由，向我发难：一个静坐家中不理事，一个军权独揽，为所欲为。你们说，我该怎么办才好呢？”袁世凯如泣如诉，一副可怜相：“八国联军，我中华吃尽了苦头，最后割地赔款，国力衰竭；尔后世界大战又爆发，我们只有采取中立，才能生存。国内，匪盗虽灭，隐藏的后患依然不小。我们又该怎么办才好呢？”

熊希龄没有说话，他扣着茶杯，仿佛是在思索着大总统言语的含意，思索着该怎样回答他。

梁士诒也没有说话，他和熊内阁一样沉思着。

然而，这两个人心里都明白，袁世凯对于大总统不满足，想当皇帝。他是在为“登极”做清道工作。而他们两人，也并非不在清除之列。所以，他们在沉默着，因为袁世凯只说段祺瑞、徐树铮，尚未说自己，尚未和盘托出自己的打算。(www.guayunfan.com)袁世凯心急如焚，他不想磨蹭下去。他焦急地站起身来，叹息着，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他说：“其实，我何尝想当皇帝。二位可以看看，中国帝制年深久远，积累了一套举世无双又无与伦比的治国经验。舍此精华，去推行共和，我怕的是你我都心中无数。何况，现在外夷、内寇都十分猖獗，设若国家在我辈手中丧失，我怎么能对得起祖宗，怎么对得起全国百姓？只是，芝泉他们看不到这一层，意气用事，误解了我。我想，二位是会明白我的心思的。”

袁世凯终于赤裸裸地说明白了并非他想当皇帝，而是国情、人情都要求他去当皇帝。

掌管财政、交通的总长梁士诒，是个性情直爽的人。袁世凯的话刚落音，他就放下手中的茶杯，清了清嗓门，说了话：“总统想的，不能说没有道理。几千年走着帝制的道路，祖宗有训，前朝有例，驾轻就熟，或可安然无事。不过，世界潮流，谁也不可忽视。正所谓‘识时务’。当今天下，人民所向，民主共和。中国有识之士，无不积极顺应。我感到民心是不可奸的呀！”梁士诒说话时，嗓门高，节奏快，仿佛没有丝毫商量余地。

袁世凯心里一惊，眉头立刻锁起来，脖子上的青筋也陡然暴起，睁着鹫一般的眼睛对着梁士诒：“怎么，你也敢教训我？”他想臭骂他一顿，把心里的积怨都发泄到他头上。

袁世凯没有怒起来，他把脖子伸伸，到唇边的恶言狠词咽到肚里，然后把脸转向熊希龄。那目光饱含着乞求。似乎表明：“你是内阁总理，你该支持我吧。”他谦虚地说：“秉三，你的意见如何？”

熊希龄对袁世凯笑笑，又看看梁士诒，然后说：“如此大事，容我再思考一下。”

袁世凯不耐烦地叹了一口气。可是，由于内阁总理没有像财政、交通总长那样开门见山地顶撞他，他心里还是稍觉安逸些。小客厅里，一时寂静下来。

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人，光绪进士，曾选翰林院庶吉士，因为参加维新运动而被革职，后得洋人端方引荐充当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的参赞，又调奉天盐运使。武昌起义之后到上海，与立宪派张謇、梁启超等拥护袁世凯窃国，任财政总长和热河督统。1913年袁世凯解散国民党，熊希龄和梁启超、张謇等组阁，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本来也算是袁世凯的一位贴心人，后来，袁的行为渐渐为朝野上下所责，熊希龄感到“形势不妙”，很怕将来事败把自己卷进去，落个遗臭万年的骂名。他想停步不前，趁机隐下来。此人本心对恢复帝制是持反对态度的，但又怕得罪袁世凯。所以，他迟疑不决。

袁世凯怕熊希龄不明不白地软拖他，便再一次点名要他说话：“有什么好想的，直说么！”熊希龄觉得不能再沉默了，何况梁士诒已明白有言，他这才敢于明白表示自己的看法：“梁总长之见，秉三亦有同感。据秉三所知，军界、政界众多人士，也以共和为论。共和乃当今潮流。设若萧墙之内人心有背，岂不画虎不成、事与愿违了？还请总统三思。”

熊秉三的言语像他的性格一样，软绵绵、柔和和，但是，袁世凯听起来，却像一声声震耳沉雷，使他头晕目眩，心乱意慌。心里怒骂道：“好你个熊秉三！你们都串通一气和我作对了。你们是嫌权小，要从我手里夺过去。我……我……我不会饶你们的！”他闭起目来，急促地思索着，暗发着狠。但最后还是说：“二位高见，慰亭一定慎思，待几天，我再登门求教。”袁世凯送客了。

熊希龄、梁士诒离开了总统府的小客厅。

袁世凯望着消失在萧墙侧的两个背影，怒气冲冲地坐下。一甩袖子，桌上的杯盘纷纷朝地面飞去。“哗——”一声响，碎片和茶水一起四溅开来。袁世凯喷着毛毛雨般的唾沫破口大骂：“屁！我就是要恢复帝制，我就是要做皇帝！”

袁世凯回到内室，余怒未消，满面寒气。他想关起门来，想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来处理段祺瑞，还有梁士诒和熊希龄。此时有人来报：“阮先生阮忠枢求见！”

袁世凯一愣。沉思片刻，忙说：“请，请他到书房等着我。”

阮忠枢是一个约莫六十岁的老头，身材瘦长，两腮凸起，脸膛黝黑，两只机灵的黑眼睛，穿着长衫，一副典型的温驯相。他跟着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来到书房，只在桌边立着，并不敢坐。一见袁世凯进来，忙把长衫掀起，行了个“跪叩”大礼！

袁世凯笑了。“阮先生怎么行起如此大礼来了？快起来，快起来。”说着，去扶他。

阮忠枢不敢起，只顾连连叩头。直到袁世凯躬身去拉他，他才心神不安地爬起来。由于心情紧张，又忙着鞠躬，又忙着作揖，一时手忙脚乱。袁世凯给他一把椅子，他也不敢坐。

阮忠枢，字斗瞻，天津人，得算是袁世凯的心腹。他多年追随袁世凯，形影不离。从袁世凯做直隶总督起，他便是袁的“文案”。袁世凯的所有公文、奏折，无不出自此公之手。对于“之乎者也”类的行文，阮忠枢称得上运用自如，炉火纯青。袁世凯常在人面前夸赞他，并亲口对他说：“阮先生，只要我袁某人不跌倒，你便永远是我的‘师爷’。”谁知，到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不得不“清君侧”时，被清的第一个人，便是这位“师爷”。阮忠枢被遣送到天津老家做寓公去了。现在，袁世凯突然召见他，他立即诚惶诚恐起来。心想：“往天，我帮他胡编滥造了那么多文字，上欺皇上，下害黎民，甚至连他袁世凯的妻子儿女都坑骗过。如今，袁世凯当了大总统，也算人王地主了，听说还要登极坐殿，是不是怕我揭他的老底，拿我杀人灭口？！”阮忠枢想到这里，身不由己地打了个寒战，三魂七魄都变了位置。“袁项城啊袁项城，当年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可都是你授意我才干的。别管怎么说，我阮忠枢是尽心尽职、忠心不二的。今天，你发迹了，我姓阮的不想沾你的光，凭天地良心，你也不能杀我！”其实，袁世凯不想杀阮忠枢。想杀他，随便差一个什么人，到天津去一趟，举手之力，什么事都办完了，何必把他弄到北京。果真在总统府里杀一个老部下，无论什么缘由，都是一件有失大雅的事。别说大总统袁世凯，略有头脑的小人物都不干。

当初袁世凯对阮“师爷”既然如此厚爱，为什么又首先“清”了他呢？知情人透露，原因有二：其一，这位阮老夫子只会“之乎者也，启承转折”，八股文做得还可以。袁世凯当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切行文不能再“八股”了，都得用时令新词，这位夫子显然不堪此任。其二，袁世凯从革命党人手里得了权之后，不承认是夺权，表明自己也是决心“共和”的。清除“文案”以显示他决心进步，让天下知道，他决不再“奉天承运”。现在，袁世凯之所以又想起了他阮忠枢，是因为做皇帝梦梦得心急，觉得一旦登上金銮殿，马上就得“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办此事，除阮忠枢，谁也莫属了。故而重又请这位“冬烘”出山。

“斗公，天要变了。变晴了。你要出来，依然作我的‘师爷’。你不会推辞吧？”

阮忠枢一听此话，犹如沉雷击顶，怕不是真话，又听着是真话。“不治罪，又要我当‘师爷’，这可是天大的喜事！”阮忠枢正受着烟瘾折磨，被“清”后，烟瘾也丢到墙角边去了。今日是悬着心来的，忽然间却又得了福，真有点梦幻一般。他急忙双膝跪倒，头触着地，再也不起来。

袁世凯拉他，对他说：“何必如此，今后拜托先生之处还多着呢。起来起来。”

阮忠枢这才站起。

袁世凯对他说：“我已为你准备了一处小客房，你先住下。那里我还为你准备了‘小餐’。有些时间不动烟枪了吧？先去好好过过瘾，休息几天，然后我再找你。”“谢大人，谢总统，谢……”阮忠枢又作揖，又鞠躬，然后才跟着内侍走出去。走出好远，又回来，问：“请问大人，要不要先撰写几件文稿，免得措手不及。”

“现在还不要。”袁世凯说，“到时候，我会着人去请你。”

阮忠枢走后，袁世凯喝了一杯浓茶，坐下来静静神，才又想起关于段祺瑞等人的事。“我不能咽下这口气，我非惩处他们不可！”怒上心头，却一时拿不出主意，只好又呆坐下来。

人报：“江苏都督冯国璋到。”袁世凯精神大振，立即走出书房，迎他到内院。二人对面坐下，冯国璋先开了口：“华甫想近日南返，特来向总统告辞。”

“为什么这样着急？”袁世凯说，“我还有事想同你商量呢。”

“我也有事。”冯国璋说，“想跟总统叙说明白，然后再走。”

袁世凯原想只自己有事要同冯国璋谈，没想到冯国璋也有事找他。他“过敏”了，“难道冯华甫也为反帝制而来？果然如此，他也疏远了我，我岂不更孤立了？”这样想着，袁世凯便有意借话岔开，想旁敲侧击，缓缓气氛。忙说：“你和道如来京好几天了，我们还未曾好好谈谈。道如这一走，就是年余，我还真思念她呢。你们就晚走几天吧。”

冯国璋的新妇人周道如，原来是袁世凯的家庭教师，袁一直以家人对待。后来，近乎“赏赐”性质地介绍给了冯国璋，其用意自然不单是介绍而已。今天，他就以至亲口气挽留这位江苏督军。

冯国璋说：“事情商谈不完，那是要多住几日的；若无事可做，还是早回去好。”冯国璋不待袁世凯搭话，便又说：“有件事，我想得如实禀报总统：江南诸位，对时势颇为关注，传言渐起，纷纷扬扬。华甫心神不定。来京后见总统日理万机，又怕影响大事，所以拖至今日。”说着，把一双迟疑的目光投给袁世凯。袁世凯本来想征得冯国璋的支持，来对付段祺瑞、熊希龄和梁士诒，一听冯国璋这套话心里凉了。“什么‘传言渐起’，什么‘纷纷扬扬’，还不叽叽喳喳地乱谈政务。”袁世凯也有点迷惑不解：“恢复帝制，也只是极少人知道，怎么就传到南方去的吧？莫不是有人做冯华甫的工作，特地把他从南京召来对付我的呢？”他沉着脸，先是轻轻地咳叹一声，然后自哀自怨地说：“随他去吧，‘大风刮倒梧桐树——长短自有人去量’。我心中是坦然的。不怕。”说罢，端起茶杯，像是要喝水。但马上又放下，顺手拿起黄铜水烟袋，自装自燃，呼呼噜噜地吸起来。脸色一阵比一阵难看。

冯国璋有点摸不着头脑了：“他袁项城既然襟怀坦然，又何必这样一副面容呢？我要探到底，看看他究竟下步棋怎么走？”

冯国璋是袁世凯的三大支柱之一，和段祺瑞、王士珍齐名，并称“北洋三杰”，跟袁世凯有生死之交。当初，袁世凯发迹时，冯国璋是为他立了汗马功劳的。

冯国璋，直隶河间人，三十七岁才出山投军，最早是奔淮军聂士成的。甲午战争之后，聂士成推荐他担任了中国驻日本使臣裕庚的军事随员。在日本，冯国璋与日军将领福岛安正和青木宣纯结识，相处甚洽。他便留心考察日本的军事状况，积累了较丰富的资料，编成兵书数册。1896年回国后，他把自己编写的兵书作为酬谢礼物送给聂士成。谁知这位行伍出身的带兵人并不欣赏书本，看都不看，便“完璧归赵”了。一怒之下，冯国璋把兵书呈给了袁世凯。那时候，袁世凯正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求才求知，如饥似渴。看了冯国璋的兵书，视为“鸿宝”。拍着冯国璋的肩说：“军界之学子，无逾公者！”遂留冯国璋担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不久，又升为他督操营务处总办。从此以后，袁世凯练兵治军的兵法操典，多出自冯国璋之手，冯的地位也天天高升。不久，袁世凯就把塾师周道如“赏”给冯作如夫人，表示亲近。袁世凯得到冯国璋帮助最大者，大概要算武昌起义之后了。武昌革命大潮冲击清廷时，袁世凯早被朝廷开缺“回籍养疴”去了。清廷派去镇压革命军的，是陆军大臣荫昌率领的第一军，同时派冯国璋组织第二军以备增援。冯是袁世凯的心腹，想借此机会拉袁一下，所以，一面行动迟缓，一面到处造舆论，说“只有袁项城才能指挥了大军，否则，谁也对革命军无办法。”清廷无可奈何，不得不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接受湖广军政大权，冯国璋继而接替荫昌指挥第一军，很快攻陷汉阳，而后隔江炮击武昌，迫使新成立的革命政府接受了“南北议和”，使袁世凯夺了大总统宝座。

冯国璋看到袁世凯态度真诚，也以坦诚之心问他：“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上着手布置。”

袁世凯冷飕飕地抽了一口气。心想：“冯华甫在南京怎么也知道我想当皇帝？难道此事已经满城风雨了？”想到这里，段祺瑞、熊希龄、梁士诒等人的神态，马上又展现在他面前，他怕再失去一个冯国璋，有些儿发怒地说：“这话从那里说起？我何尝有这些想法？”

冯国璋还是缓缓地说：“南方对于改革国体，并非不赞成，只是时间问题。”

“不，不！”袁世凯坚决地说，“无论什么时间，我是不会去做皇帝的！”

袁世凯“无意”当皇帝，冯国璋也感到免去许多思索和麻烦，他就顺水推舟送了个假人情：“将来天与人归，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

袁世凯故意把脸沉下来，对冯国璋说：“华甫，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假若有人用这等事逼我，我只有远走国外了。”

冯国璋信以为真，笑了。“其实，南方主此见者，也并非所有人士。既然大总统如此审时度势，各方不会过于勉强的。”

袁世凯轻轻地点头，微笑起来。冯国璋走了。冯国璋带着他的小夫人周道如返回南京去了。袁世凯总算去掉了一块心病。“只要冯华甫不生疑心，下一步棋我还是好走的。”他想静心养养神，来想他的“下步棋”——这步棋自然是处理徐树铮，来压抑段祺瑞。“这些人真该处理，越重越好。否则，我怎么去做我的事情呢！”袁世凯告诉内侍和守门人：“这两天，谁也不见。就说‘大总统身体不适’。”

人是可以不见，“禀报”还是不断的。袁世凯静了不到半日，忽有人报：“赵秉钧病重了！”袁世凯心里一惊：“啊，智庵病了？”袁世凯不知是喜是惊，顿时有些发呆。

赵秉钧以道员身份办警察，清政府创设巡警部时，任命他为侍郎；辛亥革命时，他是袁世凯镇压革命的得力助手，曾任袁世凯政府的内务总长，继唐绍仪之后任国务总理。是“袁氏官谱”中的重要人物。近年来，此人却又成了袁大总统心上的一块病。久欲除掉他——

革命党被袁世凯软硬兼施镇压之后，许多革命党人还在，他们心不死，袁世凯心不安。赵秉钧奉袁命暗暗地到上海杀了宋教仁。本来这个公案也算完了，谁知近期又舆论哗然。杀宋的凶手是应夔丞，应夔丞是奉了赵秉钧之命，赵秉钧是奉了袁世凯“旨意”，袁世凯是向他们许诺了“毁宋酬勋”的。不想宋案暴发之后，江苏总督程德全组织了特别法庭，强审凶手，把应夔丞抓捕起来。袁世凯得知这一消息，便下密令：“即杀”。又谁知应在上海有一帮流氓兄弟，不久便把他抢了出来。应夔丞出狱便找袁世凯为他“昭雪”，履行“毁宋酬勋”的诺言。

袁世凯最怕宋教仁案公之于世。他断然拒绝接见应夔丞，更不承认有“酬勋”这个账，并且派人在北京、天津之间的杨村车站杀了应夔丞。袁世凯想：“应夔丞一死，宋案便烟消云散了。”哪知事过不久，赵秉钧走上门来追问此事。

此时，赵秉钧已入任直隶总督，杨村在直隶辖区，他便下命：各地“严缉凶手”，一面问袁世凯：“究竟是何人杀了应夔丞？”袁世凯支支吾吾，不肯回答。赵秉钧心中大明，便愤愤地说：“这样，今后谁还肯为总统出力！”

袁世凯对赵秉钧的话耿耿于怀，心想：“有朝一日宋案再发，必出自赵秉钧。”于是，他产生了杀赵之念。

袁世凯思之再三，决定亲去北京城中的赵府“探病”。

那一天，袁世凯便装简从，突然出现在赵秉钧病室。伏在病榻上，心情沉痛地喊了声“智庵”，便紧紧拉过他的手，再也说不出话。

赵秉钧偶染小疾，只是应夔丞死后他心中郁闷。今见袁世凯亲临探视，神情如此悲怆，心里便略觉快慰。欠了欠身，说：“大总统万机萦怀，何必亲来探视。智庵甚感不安。”

“别说这样的话了。”袁世凯说，“你我无论公私，都如手足一般，怎好不来呢？只盼你早日康复，为我分担重任。”

赵秉钧淡淡一笑，想起了上海宋案。但是，袁世凯今天来了，赵秉钧在心情上便释怨许多。所以，他还是真诚地对袁世凯说：“过去，我们总还是风雨共济的。创业维艰，需要精诚一致。我想，只要能把往事处理得当，在今后的任何艰辛中，并肩的还是咱们。”

袁世凯明白“往事”的含意，心里既惊又恨，但还是说：“我知道对不住应夔丞，我会厚待之。其实，这也是不得已而为。我的本意是想让他警觉一下，收敛一番。哪知别人领会错了，竟造成不可挽回之痛事。”

赵秉钧见袁世凯坦诚地承认杀应之过，颇受感动：“既然总统已如此真诚，自己何必对往事耿耿于怀呢。”赵秉钧说：“新政初立，这几年也够总统为难的。智庵愿为总统分忧。”袁世凯说：“暂不必谈这些了，回头我派个医生来给你看看。”袁世凯走了。

医生来了。医生是带着大总统的特殊“关怀”和珍贵药材来的。赵秉钧服了袁大总统专医带来的药，竟然七孔流血死了……赵秉钧死了，袁世凯由于顿失“股肱”而“悲痛”万分，立即派长子袁克定作代表去为私人吊唁，随后又派陆军上将荫昌和国民政府秘书长梁士诒为政府代表去公祭，并送丧费一万元，亲书挽幅致悼。其文为：

怆怀良佐

又自撰自书挽联，文为：

弼时盛烈追皋益，匡夏殊勋懋管萧。

袁大总统又办完了一件事！赵秉钧出殡那一天，袁世凯面对蓝天，深深舒了一口气。这口气变成一股黑烟，直冲云霄。他累了，他该好好休息了——有几天没有好好休息了，都是段祺瑞、赵秉钧这些人闹的，大总统连公务都没有好好办。现在，他的心情稍好些，赵秉钧一死，“暗杀革命党人宋教仁”的大帽子就没有人能往他头上戴了，他很心安。所以，当他把胸中郁积有时的闷气吐出之后，竟一下子躺倒睡了两天两宿。第三天，袁世凯醒来时，忽然想起了王治馨。“此人是赵秉钧的心腹，精明干练，又任着京师警察总监兼着顺天府尹，赵的事瞒不住他，若是他……”大总统心里又冷丁一颤。

袁世凯慌忙坐起，急急把袁克定叫到面前，心里话朝儿子一说，最后下了命令：“可以分作两步，先以‘贪赃纳贿’罪抓起来，然后斩首告白天下。”

袁克定答应着，走了。“慢。”袁世凯又喊回他。

袁克定转过屁股，望着老爹。

“还有一个叫潘毓桂的，替王治馨出过些坏主意。此人不可留！”袁克定答应一声“是！”这才退出去。

不日，京城告示：为严明纪律，杀了警察总监王治馨及其同案犯潘毓桂……

1915年的初秋，北京城气候反常，夏季少雨，入秋干旱，长城外吹过的风，干燥而裹着迷迷蒙蒙的尘沙，大街小巷浑浑浊浊；人也失去了精神。

袁世凯冷静了几天，不能再冷静了。因为他早已迫不及待，他要实现“登极”大计！

赵秉钧的事办完了，上海的那场暗杀总算可以丢开了——至少是没有人能把他袁大总统拉出来了。现在，他最感棘手的，便是段祺瑞。“一个段芝泉就够心烦的了，熊希龄、梁士诒也跟着向我‘发难’，难道说我当了皇帝就会没有你们的纱帽？”袁世凯恨段祺瑞，恨熊希龄，恨梁士诒：“假若没有这三个人，一切不是很顺利吗？”他想排除这个障碍，搬掉他“登极”的绊脚石。

“绊脚石怎么搬呢？”袁世凯感到为难了。“无缘无故把几个总长撤掉，像当年皇上以‘足疾’为由开缺自己一样，那可不行。皇上是‘金口玉言’一言九鼎，那是上天赐给他的权力，谁赐给我这个权力呢？何况这些人又都是和我并肩闯荡的！”

一想起当年“足疾”被开缺的事，袁世凯就有一股闷气。气塞胸，胸激着脑，胸牵动着四肢。他的脚疾仿佛真的又严重了，疼、痒，弄得他周身不适——袁世凯真有足疾，四十多年前就有：十个脚趾之间，常常溃烂不堪，像坏桃子的斑疤，紫一点、红一点，流着清淡淡的有时含有血色的液体，疼痛揪心。脚趾间溃烂脚掌也起了连锁反应，很快会出现铜钱似的紫斑和淡红的水泡。奇疼奇痒。每到这时，他便闭门谢客。昨天起，十个脚趾间又开始流水，按照他老家河南项城一个治足疾的民间验方，他派人在京郊找来几枝土条树枝。他记得少年在家时他的老娘就是用这个办法为他治脚病的。哪晓得项城的土条树只是本地一种野生植物，而北京地方偏不生长；他虽然把形状讲得很真切，人们为他采来的枝条也很像，但毕竟是不同品种，还含有强烈的毒性。用这种枝条烧水洗了脚之后，凡水浸处，无不红肿、热、烫。新疾旧病，袁世凯被折腾得日夜皱眉，呻吟不止。好不容易经“御医”解毒消肿，等到一切平息时，竟过去了十天。袁世凯睁开眼睛，挺挺胸脯，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这才摇晃着身子，走进他的书房兼理事密室。

袁克定在他身边——十多天来，他一直在他身边。在袁世凯足疾初发，懒得走动时，他认真地向他汇报军政大事，听从他吩咐、指示，然后去发号施令。他很乐意干这样的事，他把它看成是一种预演。“将来，我要承担一切！”后来，老爹足疾中毒感染昏昏迷迷时，袁克定心情极端矛盾：“老爷子此刻不能死呀！还没有即大位，你死了我怎么办？皇帝可以世袭，大总统是选的，国人不一定选我。”他尽心尽力，生怕老爹死了。“再活半年也可以，等你宣布即位再驾崩吧！”但他又想让他早死。“若能很快死了，天下乱上加乱，我或可趁机而得权！”

袁克定不是没有野心的，跟着老爹这些年，他用心观察着每一个重要人物的作为，品评每一个重要人物的长短。他认为“当今天下，没有一个能独成大业的”，包括他老子袁世凯。“果然有一天我执掌了天下，我会比所有的文臣武将都干得好！”袁世凯觉察到儿子这个心情，很不放心，狠狠地骂他“狂！”并且谆谆告诫他：“当务之急，不是你抓权，是你帮助老子闯出一片好天地来！老子稳坐金銮殿，将来还不是你的！”父子均在做皇帝梦！

袁世凯在书房坐定，端起茶杯，瓮声瓮气地问：“这几天，你大姐夫来了吗？”

袁克定知道问的是段祺瑞。一边摇头，一边说：“谁也见不着他。连他的家人都说‘不知去向？’”

“能离开京城？”袁世凯有些不安地想，他怕他到处去拉拢人马。“说不定。”袁克定说，“有人传说，他可能在西山闭门……”“他不会‘思过’。”袁世凯坚决地说，“他是向我‘发难’，要挟我。我不会满他的意的。我要狠狠地教训他们！”袁克定没有再说话。袁世凯也没有再说话。

小书房静悄悄的，静得有点令人窒息。

许久，袁世凯才拍着桌子挺起胸。“……就这样做：先把鸡杀了，不行再杀猴！”他把“意见”全盘告诉儿子，儿子点头赞许。不几天，京城便出现了人事大变动：陆军部次长徐树铮被免职；财政部次长张孤被免职；交通部次长叶恭绰被免职。

这就是被史学家称为“三次长事件”的历史事件。

袁世凯是想着“杀鸡给猴看”，但不知陆军部总长段祺瑞、财政部总长熊希龄、交通部总长梁士诒这些“猴”会不会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