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长风波_关于徐树铮的故事

时间:2019-06-09  栏目:名人故事  点击:8 次

三次长风波_关于徐树铮的故事

袁世凯把熊希龄、梁士诒叫到家中,在小客厅里摆上香茶,“君臣”对饮,他便先诉起苦来,说段祺瑞如何误解他,说徐树铮尽出坏主意。“这两个人,其实是一时鬼迷心窍,把我们的好心看错了,以我要当皇帝为理由,向我发难:一个静坐家中不理事,一个军权独揽,为所欲为。你们说,我该怎么办才好呢?”袁世凯如泣如诉,一副可怜相:“八国联军,我中华吃尽了苦头,最后割地赔款,国力衰竭;尔后世界大战又爆发,我们只有采取中立,才能生存。国内,匪盗虽灭,隐藏的后患依然不小。我们又该怎么办才好呢?”

熊希龄没有说话,他扣着茶杯,仿佛是在思索着大总统言语的含意,思索着该怎样回答他。

梁士诒也没有说话,他和熊内阁一样沉思着。

然而,这两个人心里都明白,袁世凯对于大总统不满足,想当皇帝。他是在为“登极”做清道工作。而他们两人,也并非不在清除之列。所以,他们在沉默着,因为袁世凯只说段祺瑞、徐树铮,尚未说自己,尚未和盘托出自己的打算。(www.guayunfan.com)袁世凯心急如焚,他不想磨蹭下去。他焦急地站起身来,叹息着,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他说:“其实,我何尝想当皇帝。二位可以看看,中国帝制年深久远,积累了一套举世无双又无与伦比的治国经验。舍此精华,去推行共和,我怕的是你我都心中无数。何况,现在外夷、内寇都十分猖獗,设若国家在我辈手中丧失,我怎么能对得起祖宗,怎么对得起全国百姓?只是,芝泉他们看不到这一层,意气用事,误解了我。我想,二位是会明白我的心思的。”

袁世凯终于赤裸裸地说明白了并非他想当皇帝,而是国情、人情都要求他去当皇帝。

掌管财政、交通的总长梁士诒,是个性情直爽的人。袁世凯的话刚落音,他就放下手中的茶杯,清了清嗓门,说了话:“总统想的,不能说没有道理。几千年走着帝制的道路,祖宗有训,前朝有例,驾轻就熟,或可安然无事。不过,世界潮流,谁也不可忽视。正所谓‘识时务’。当今天下,人民所向,民主共和。中国有识之士,无不积极顺应。我感到民心是不可奸的呀!”梁士诒说话时,嗓门高,节奏快,仿佛没有丝毫商量余地。

袁世凯心里一惊,眉头立刻锁起来,脖子上的青筋也陡然暴起,睁着鹫一般的眼睛对着梁士诒:“怎么,你也敢教训我?”他想臭骂他一顿,把心里的积怨都发泄到他头上。

袁世凯没有怒起来,他把脖子伸伸,到唇边的恶言狠词咽到肚里,然后把脸转向熊希龄。那目光饱含着乞求。似乎表明:“你是内阁总理,你该支持我吧。”他谦虚地说:“秉三,你的意见如何?”

熊希龄对袁世凯笑笑,又看看梁士诒,然后说:“如此大事,容我再思考一下。”

袁世凯不耐烦地叹了一口气。可是,由于内阁总理没有像财政、交通总长那样开门见山地顶撞他,他心里还是稍觉安逸些。小客厅里,一时寂静下来。

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人,光绪进士,曾选翰林院庶吉士,因为参加维新运动而被革职,后得洋人端方引荐充当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的参赞,又调奉天盐运使。武昌起义之后到上海,与立宪派张謇、梁启超等拥护袁世凯窃国,任财政总长和热河督统。1913年袁世凯解散国民党,熊希龄和梁启超、张謇等组阁,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本来也算是袁世凯的一位贴心人,后来,袁的行为渐渐为朝野上下所责,熊希龄感到“形势不妙”,很怕将来事败把自己卷进去,落个遗臭万年的骂名。他想停步不前,趁机隐下来。此人本心对恢复帝制是持反对态度的,但又怕得罪袁世凯。所以,他迟疑不决。

袁世凯怕熊希龄不明不白地软拖他,便再一次点名要他说话:“有什么好想的,直说么!”熊希龄觉得不能再沉默了,何况梁士诒已明白有言,他这才敢于明白表示自己的看法:“梁总长之见,秉三亦有同感。据秉三所知,军界、政界众多人士,也以共和为论。共和乃当今潮流。设若萧墙之内人心有背,岂不画虎不成、事与愿违了?还请总统三思。”

熊秉三的言语像他的性格一样,软绵绵、柔和和,但是,袁世凯听起来,却像一声声震耳沉雷,使他头晕目眩,心乱意慌。心里怒骂道:“好你个熊秉三!你们都串通一气和我作对了。你们是嫌权小,要从我手里夺过去。我……我……我不会饶你们的!”他闭起目来,急促地思索着,暗发着狠。但最后还是说:“二位高见,慰亭一定慎思,待几天,我再登门求教。”袁世凯送客了。

熊希龄、梁士诒离开了总统府的小客厅。

袁世凯望着消失在萧墙侧的两个背影,怒气冲冲地坐下。一甩袖子,桌上的杯盘纷纷朝地面飞去。“哗——”一声响,碎片和茶水一起四溅开来。袁世凯喷着毛毛雨般的唾沫破口大骂:“屁!我就是要恢复帝制,我就是要做皇帝!”

袁世凯回到内室,余怒未消,满面寒气。他想关起门来,想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来处理段祺瑞,还有梁士诒和熊希龄。此时有人来报:“阮先生阮忠枢求见!”

袁世凯一愣。沉思片刻,忙说:“请,请他到书房等着我。”

阮忠枢是一个约莫六十岁的老头,身材瘦长,两腮凸起,脸膛黝黑,两只机灵的黑眼睛,穿着长衫,一副典型的温驯相。他跟着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来到书房,只在桌边立着,并不敢坐。一见袁世凯进来,忙把长衫掀起,行了个“跪叩”大礼!

袁世凯笑了。“阮先生怎么行起如此大礼来了?快起来,快起来。”说着,去扶他。

阮忠枢不敢起,只顾连连叩头。直到袁世凯躬身去拉他,他才心神不安地爬起来。由于心情紧张,又忙着鞠躬,又忙着作揖,一时手忙脚乱。袁世凯给他一把椅子,他也不敢坐。

阮忠枢,字斗瞻,天津人,得算是袁世凯的心腹。他多年追随袁世凯,形影不离。从袁世凯做直隶总督起,他便是袁的“文案”。袁世凯的所有公文、奏折,无不出自此公之手。对于“之乎者也”类的行文,阮忠枢称得上运用自如,炉火纯青。袁世凯常在人面前夸赞他,并亲口对他说:“阮先生,只要我袁某人不跌倒,你便永远是我的‘师爷’。”谁知,到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不得不“清君侧”时,被清的第一个人,便是这位“师爷”。阮忠枢被遣送到天津老家做寓公去了。现在,袁世凯突然召见他,他立即诚惶诚恐起来。心想:“往天,我帮他胡编滥造了那么多文字,上欺皇上,下害黎民,甚至连他袁世凯的妻子儿女都坑骗过。如今,袁世凯当了大总统,也算人王地主了,听说还要登极坐殿,是不是怕我揭他的老底,拿我杀人灭口?!”阮忠枢想到这里,身不由己地打了个寒战,三魂七魄都变了位置。“袁项城啊袁项城,当年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可都是你授意我才干的。别管怎么说,我阮忠枢是尽心尽职、忠心不二的。今天,你发迹了,我姓阮的不想沾你的光,凭天地良心,你也不能杀我!”其实,袁世凯不想杀阮忠枢。想杀他,随便差一个什么人,到天津去一趟,举手之力,什么事都办完了,何必把他弄到北京。果真在总统府里杀一个老部下,无论什么缘由,都是一件有失大雅的事。别说大总统袁世凯,略有头脑的小人物都不干。

当初袁世凯对阮“师爷”既然如此厚爱,为什么又首先“清”了他呢?知情人透露,原因有二:其一,这位阮老夫子只会“之乎者也,启承转折”,八股文做得还可以。袁世凯当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切行文不能再“八股”了,都得用时令新词,这位夫子显然不堪此任。其二,袁世凯从革命党人手里得了权之后,不承认是夺权,表明自己也是决心“共和”的。清除“文案”以显示他决心进步,让天下知道,他决不再“奉天承运”。现在,袁世凯之所以又想起了他阮忠枢,是因为做皇帝梦梦得心急,觉得一旦登上金銮殿,马上就得“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办此事,除阮忠枢,谁也莫属了。故而重又请这位“冬烘”出山。

“斗公,天要变了。变晴了。你要出来,依然作我的‘师爷’。你不会推辞吧?”

阮忠枢一听此话,犹如沉雷击顶,怕不是真话,又听着是真话。“不治罪,又要我当‘师爷’,这可是天大的喜事!”阮忠枢正受着烟瘾折磨,被“清”后,烟瘾也丢到墙角边去了。今日是悬着心来的,忽然间却又得了福,真有点梦幻一般。他急忙双膝跪倒,头触着地,再也不起来。

袁世凯拉他,对他说:“何必如此,今后拜托先生之处还多着呢。起来起来。”

阮忠枢这才站起。

袁世凯对他说:“我已为你准备了一处小客房,你先住下。那里我还为你准备了‘小餐’。有些时间不动烟枪了吧?先去好好过过瘾,休息几天,然后我再找你。”“谢大人,谢总统,谢……”阮忠枢又作揖,又鞠躬,然后才跟着内侍走出去。走出好远,又回来,问:“请问大人,要不要先撰写几件文稿,免得措手不及。”

“现在还不要。”袁世凯说,“到时候,我会着人去请你。”

阮忠枢走后,袁世凯喝了一杯浓茶,坐下来静静神,才又想起关于段祺瑞等人的事。“我不能咽下这口气,我非惩处他们不可!”怒上心头,却一时拿不出主意,只好又呆坐下来。

人报:“江苏都督冯国璋到。”袁世凯精神大振,立即走出书房,迎他到内院。二人对面坐下,冯国璋先开了口:“华甫想近日南返,特来向总统告辞。”

“为什么这样着急?”袁世凯说,“我还有事想同你商量呢。”

“我也有事。”冯国璋说,“想跟总统叙说明白,然后再走。”

袁世凯原想只自己有事要同冯国璋谈,没想到冯国璋也有事找他。他“过敏”了,“难道冯华甫也为反帝制而来?果然如此,他也疏远了我,我岂不更孤立了?”这样想着,袁世凯便有意借话岔开,想旁敲侧击,缓缓气氛。忙说:“你和道如来京好几天了,我们还未曾好好谈谈。道如这一走,就是年余,我还真思念她呢。你们就晚走几天吧。”

冯国璋的新妇人周道如,原来是袁世凯的家庭教师,袁一直以家人对待。后来,近乎“赏赐”性质地介绍给了冯国璋,其用意自然不单是介绍而已。今天,他就以至亲口气挽留这位江苏督军。

冯国璋说:“事情商谈不完,那是要多住几日的;若无事可做,还是早回去好。”冯国璋不待袁世凯搭话,便又说:“有件事,我想得如实禀报总统:江南诸位,对时势颇为关注,传言渐起,纷纷扬扬。华甫心神不定。来京后见总统日理万机,又怕影响大事,所以拖至今日。”说着,把一双迟疑的目光投给袁世凯。袁世凯本来想征得冯国璋的支持,来对付段祺瑞、熊希龄和梁士诒,一听冯国璋这套话心里凉了。“什么‘传言渐起’,什么‘纷纷扬扬’,还不叽叽喳喳地乱谈政务。”袁世凯也有点迷惑不解:“恢复帝制,也只是极少人知道,怎么就传到南方去的吧?莫不是有人做冯华甫的工作,特地把他从南京召来对付我的呢?”他沉着脸,先是轻轻地咳叹一声,然后自哀自怨地说:“随他去吧,‘大风刮倒梧桐树——长短自有人去量’。我心中是坦然的。不怕。”说罢,端起茶杯,像是要喝水。但马上又放下,顺手拿起黄铜水烟袋,自装自燃,呼呼噜噜地吸起来。脸色一阵比一阵难看。

冯国璋有点摸不着头脑了:“他袁项城既然襟怀坦然,又何必这样一副面容呢?我要探到底,看看他究竟下步棋怎么走?”

冯国璋是袁世凯的三大支柱之一,和段祺瑞、王士珍齐名,并称“北洋三杰”,跟袁世凯有生死之交。当初,袁世凯发迹时,冯国璋是为他立了汗马功劳的。

冯国璋,直隶河间人,三十七岁才出山投军,最早是奔淮军聂士成的。甲午战争之后,聂士成推荐他担任了中国驻日本使臣裕庚的军事随员。在日本,冯国璋与日军将领福岛安正和青木宣纯结识,相处甚洽。他便留心考察日本的军事状况,积累了较丰富的资料,编成兵书数册。1896年回国后,他把自己编写的兵书作为酬谢礼物送给聂士成。谁知这位行伍出身的带兵人并不欣赏书本,看都不看,便“完璧归赵”了。一怒之下,冯国璋把兵书呈给了袁世凯。那时候,袁世凯正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求才求知,如饥似渴。看了冯国璋的兵书,视为“鸿宝”。拍着冯国璋的肩说:“军界之学子,无逾公者!”遂留冯国璋担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不久,又升为他督操营务处总办。从此以后,袁世凯练兵治军的兵法操典,多出自冯国璋之手,冯的地位也天天高升。不久,袁世凯就把塾师周道如“赏”给冯作如夫人,表示亲近。袁世凯得到冯国璋帮助最大者,大概要算武昌起义之后了。武昌革命大潮冲击清廷时,袁世凯早被朝廷开缺“回籍养疴”去了。清廷派去镇压革命军的,是陆军大臣荫昌率领的第一军,同时派冯国璋组织第二军以备增援。冯是袁世凯的心腹,想借此机会拉袁一下,所以,一面行动迟缓,一面到处造舆论,说“只有袁项城才能指挥了大军,否则,谁也对革命军无办法。”清廷无可奈何,不得不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接受湖广军政大权,冯国璋继而接替荫昌指挥第一军,很快攻陷汉阳,而后隔江炮击武昌,迫使新成立的革命政府接受了“南北议和”,使袁世凯夺了大总统宝座。

冯国璋看到袁世凯态度真诚,也以坦诚之心问他:“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上着手布置。”

袁世凯冷飕飕地抽了一口气。心想:“冯华甫在南京怎么也知道我想当皇帝?难道此事已经满城风雨了?”想到这里,段祺瑞、熊希龄、梁士诒等人的神态,马上又展现在他面前,他怕再失去一个冯国璋,有些儿发怒地说:“这话从那里说起?我何尝有这些想法?”

冯国璋还是缓缓地说:“南方对于改革国体,并非不赞成,只是时间问题。”

“不,不!”袁世凯坚决地说,“无论什么时间,我是不会去做皇帝的!”

袁世凯“无意”当皇帝,冯国璋也感到免去许多思索和麻烦,他就顺水推舟送了个假人情:“将来天与人归,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

袁世凯故意把脸沉下来,对冯国璋说:“华甫,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假若有人用这等事逼我,我只有远走国外了。”

冯国璋信以为真,笑了。“其实,南方主此见者,也并非所有人士。既然大总统如此审时度势,各方不会过于勉强的。”

袁世凯轻轻地点头,微笑起来。冯国璋走了。冯国璋带着他的小夫人周道如返回南京去了。袁世凯总算去掉了一块心病。“只要冯华甫不生疑心,下一步棋我还是好走的。”他想静心养养神,来想他的“下步棋”——这步棋自然是处理徐树铮,来压抑段祺瑞。“这些人真该处理,越重越好。否则,我怎么去做我的事情呢!”袁世凯告诉内侍和守门人:“这两天,谁也不见。就说‘大总统身体不适’。”

人是可以不见,“禀报”还是不断的。袁世凯静了不到半日,忽有人报:“赵秉钧病重了!”袁世凯心里一惊:“啊,智庵病了?”袁世凯不知是喜是惊,顿时有些发呆。

赵秉钧以道员身份办警察,清政府创设巡警部时,任命他为侍郎;辛亥革命时,他是袁世凯镇压革命的得力助手,曾任袁世凯政府的内务总长,继唐绍仪之后任国务总理。是“袁氏官谱”中的重要人物。近年来,此人却又成了袁大总统心上的一块病。久欲除掉他——

革命党被袁世凯软硬兼施镇压之后,许多革命党人还在,他们心不死,袁世凯心不安。赵秉钧奉袁命暗暗地到上海杀了宋教仁。本来这个公案也算完了,谁知近期又舆论哗然。杀宋的凶手是应夔丞,应夔丞是奉了赵秉钧之命,赵秉钧是奉了袁世凯“旨意”,袁世凯是向他们许诺了“毁宋酬勋”的。不想宋案暴发之后,江苏总督程德全组织了特别法庭,强审凶手,把应夔丞抓捕起来。袁世凯得知这一消息,便下密令:“即杀”。又谁知应在上海有一帮流氓兄弟,不久便把他抢了出来。应夔丞出狱便找袁世凯为他“昭雪”,履行“毁宋酬勋”的诺言。

袁世凯最怕宋教仁案公之于世。他断然拒绝接见应夔丞,更不承认有“酬勋”这个账,并且派人在北京、天津之间的杨村车站杀了应夔丞。袁世凯想:“应夔丞一死,宋案便烟消云散了。”哪知事过不久,赵秉钧走上门来追问此事。

此时,赵秉钧已入任直隶总督,杨村在直隶辖区,他便下命:各地“严缉凶手”,一面问袁世凯:“究竟是何人杀了应夔丞?”袁世凯支支吾吾,不肯回答。赵秉钧心中大明,便愤愤地说:“这样,今后谁还肯为总统出力!”

袁世凯对赵秉钧的话耿耿于怀,心想:“有朝一日宋案再发,必出自赵秉钧。”于是,他产生了杀赵之念。

袁世凯思之再三,决定亲去北京城中的赵府“探病”。

那一天,袁世凯便装简从,突然出现在赵秉钧病室。伏在病榻上,心情沉痛地喊了声“智庵”,便紧紧拉过他的手,再也说不出话。

赵秉钧偶染小疾,只是应夔丞死后他心中郁闷。今见袁世凯亲临探视,神情如此悲怆,心里便略觉快慰。欠了欠身,说:“大总统万机萦怀,何必亲来探视。智庵甚感不安。”

“别说这样的话了。”袁世凯说,“你我无论公私,都如手足一般,怎好不来呢?只盼你早日康复,为我分担重任。”

赵秉钧淡淡一笑,想起了上海宋案。但是,袁世凯今天来了,赵秉钧在心情上便释怨许多。所以,他还是真诚地对袁世凯说:“过去,我们总还是风雨共济的。创业维艰,需要精诚一致。我想,只要能把往事处理得当,在今后的任何艰辛中,并肩的还是咱们。”

袁世凯明白“往事”的含意,心里既惊又恨,但还是说:“我知道对不住应夔丞,我会厚待之。其实,这也是不得已而为。我的本意是想让他警觉一下,收敛一番。哪知别人领会错了,竟造成不可挽回之痛事。”

赵秉钧见袁世凯坦诚地承认杀应之过,颇受感动:“既然总统已如此真诚,自己何必对往事耿耿于怀呢。”赵秉钧说:“新政初立,这几年也够总统为难的。智庵愿为总统分忧。”袁世凯说:“暂不必谈这些了,回头我派个医生来给你看看。”袁世凯走了。

医生来了。医生是带着大总统的特殊“关怀”和珍贵药材来的。赵秉钧服了袁大总统专医带来的药,竟然七孔流血死了……赵秉钧死了,袁世凯由于顿失“股肱”而“悲痛”万分,立即派长子袁克定作代表去为私人吊唁,随后又派陆军上将荫昌和国民政府秘书长梁士诒为政府代表去公祭,并送丧费一万元,亲书挽幅致悼。其文为:

怆怀良佐

又自撰自书挽联,文为:

弼时盛烈追皋益,匡夏殊勋懋管萧。

袁大总统又办完了一件事!赵秉钧出殡那一天,袁世凯面对蓝天,深深舒了一口气。这口气变成一股黑烟,直冲云霄。他累了,他该好好休息了——有几天没有好好休息了,都是段祺瑞、赵秉钧这些人闹的,大总统连公务都没有好好办。现在,他的心情稍好些,赵秉钧一死,“暗杀革命党人宋教仁”的大帽子就没有人能往他头上戴了,他很心安。所以,当他把胸中郁积有时的闷气吐出之后,竟一下子躺倒睡了两天两宿。第三天,袁世凯醒来时,忽然想起了王治馨。“此人是赵秉钧的心腹,精明干练,又任着京师警察总监兼着顺天府尹,赵的事瞒不住他,若是他……”大总统心里又冷丁一颤。

袁世凯慌忙坐起,急急把袁克定叫到面前,心里话朝儿子一说,最后下了命令:“可以分作两步,先以‘贪赃纳贿’罪抓起来,然后斩首告白天下。”

袁克定答应着,走了。“慢。”袁世凯又喊回他。

袁克定转过屁股,望着老爹。

“还有一个叫潘毓桂的,替王治馨出过些坏主意。此人不可留!”袁克定答应一声“是!”这才退出去。

不日,京城告示:为严明纪律,杀了警察总监王治馨及其同案犯潘毓桂……

1915年的初秋,北京城气候反常,夏季少雨,入秋干旱,长城外吹过的风,干燥而裹着迷迷蒙蒙的尘沙,大街小巷浑浑浊浊;人也失去了精神。

袁世凯冷静了几天,不能再冷静了。因为他早已迫不及待,他要实现“登极”大计!

赵秉钧的事办完了,上海的那场暗杀总算可以丢开了——至少是没有人能把他袁大总统拉出来了。现在,他最感棘手的,便是段祺瑞。“一个段芝泉就够心烦的了,熊希龄、梁士诒也跟着向我‘发难’,难道说我当了皇帝就会没有你们的纱帽?”袁世凯恨段祺瑞,恨熊希龄,恨梁士诒:“假若没有这三个人,一切不是很顺利吗?”他想排除这个障碍,搬掉他“登极”的绊脚石。

“绊脚石怎么搬呢?”袁世凯感到为难了。“无缘无故把几个总长撤掉,像当年皇上以‘足疾’为由开缺自己一样,那可不行。皇上是‘金口玉言’一言九鼎,那是上天赐给他的权力,谁赐给我这个权力呢?何况这些人又都是和我并肩闯荡的!”

一想起当年“足疾”被开缺的事,袁世凯就有一股闷气。气塞胸,胸激着脑,胸牵动着四肢。他的脚疾仿佛真的又严重了,疼、痒,弄得他周身不适——袁世凯真有足疾,四十多年前就有:十个脚趾之间,常常溃烂不堪,像坏桃子的斑疤,紫一点、红一点,流着清淡淡的有时含有血色的液体,疼痛揪心。脚趾间溃烂脚掌也起了连锁反应,很快会出现铜钱似的紫斑和淡红的水泡。奇疼奇痒。每到这时,他便闭门谢客。昨天起,十个脚趾间又开始流水,按照他老家河南项城一个治足疾的民间验方,他派人在京郊找来几枝土条树枝。他记得少年在家时他的老娘就是用这个办法为他治脚病的。哪晓得项城的土条树只是本地一种野生植物,而北京地方偏不生长;他虽然把形状讲得很真切,人们为他采来的枝条也很像,但毕竟是不同品种,还含有强烈的毒性。用这种枝条烧水洗了脚之后,凡水浸处,无不红肿、热、烫。新疾旧病,袁世凯被折腾得日夜皱眉,呻吟不止。好不容易经“御医”解毒消肿,等到一切平息时,竟过去了十天。袁世凯睁开眼睛,挺挺胸脯,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这才摇晃着身子,走进他的书房兼理事密室。

袁克定在他身边——十多天来,他一直在他身边。在袁世凯足疾初发,懒得走动时,他认真地向他汇报军政大事,听从他吩咐、指示,然后去发号施令。他很乐意干这样的事,他把它看成是一种预演。“将来,我要承担一切!”后来,老爹足疾中毒感染昏昏迷迷时,袁克定心情极端矛盾:“老爷子此刻不能死呀!还没有即大位,你死了我怎么办?皇帝可以世袭,大总统是选的,国人不一定选我。”他尽心尽力,生怕老爹死了。“再活半年也可以,等你宣布即位再驾崩吧!”但他又想让他早死。“若能很快死了,天下乱上加乱,我或可趁机而得权!”

袁克定不是没有野心的,跟着老爹这些年,他用心观察着每一个重要人物的作为,品评每一个重要人物的长短。他认为“当今天下,没有一个能独成大业的”,包括他老子袁世凯。“果然有一天我执掌了天下,我会比所有的文臣武将都干得好!”袁世凯觉察到儿子这个心情,很不放心,狠狠地骂他“狂!”并且谆谆告诫他:“当务之急,不是你抓权,是你帮助老子闯出一片好天地来!老子稳坐金銮殿,将来还不是你的!”父子均在做皇帝梦!

袁世凯在书房坐定,端起茶杯,瓮声瓮气地问:“这几天,你大姐夫来了吗?”

袁克定知道问的是段祺瑞。一边摇头,一边说:“谁也见不着他。连他的家人都说‘不知去向?’”

“能离开京城?”袁世凯有些不安地想,他怕他到处去拉拢人马。“说不定。”袁克定说,“有人传说,他可能在西山闭门……”“他不会‘思过’。”袁世凯坚决地说,“他是向我‘发难’,要挟我。我不会满他的意的。我要狠狠地教训他们!”袁克定没有再说话。袁世凯也没有再说话。

小书房静悄悄的,静得有点令人窒息。

许久,袁世凯才拍着桌子挺起胸。“……就这样做:先把鸡杀了,不行再杀猴!”他把“意见”全盘告诉儿子,儿子点头赞许。不几天,京城便出现了人事大变动:陆军部次长徐树铮被免职;财政部次长张孤被免职;交通部次长叶恭绰被免职。

这就是被史学家称为“三次长事件”的历史事件。

袁世凯是想着“杀鸡给猴看”,但不知陆军部总长段祺瑞、财政部总长熊希龄、交通部总长梁士诒这些“猴”会不会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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