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舍科研情怀_关于彭司勋的故事

难舍科研情怀_关于彭司勋的故事

1980年，张兴钤在转战青海高原、西南三线18年之后，奉调至二机部九局（军工局）任总工程师，结束了与夫人左涵征劳燕分飞的分居生活。

离开了核武器研制一线，离开了与同事们共同创建的中国核基地，身处北京的张兴钤仍然对核武器事业魂牵梦绕。从微观到宏观、从理论到实践，有了更为深入地研究，站在全球的角度回看过去的工作，他的视野更广阔，思考更深入。在九三厂，他实现了宏伟规划的前两步，到了二机部九局，他又向着第三步发起了冲刺。

九局就是最早的九院，同一时期在世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中，美国有三大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利夫莫尔、桑地亚；苏联也拥有三家研究机构：实验物理研究院（阿托马斯16号）、技术物理研究院（切尔亚宾斯克70号）、全俄粒子中心自动化研究所。而中国只有一家这样的单位:九院。

九院的称谓也曾历经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二机部一直保留了一个叫九局的管理部门。1968年调整归属国防科工委；1976年之后，又划回二机部。九局的职能范围是管理与核武器研制相关的几家厂矿的业务，主要负责包括九院在内的几家厂矿的人、财、物等事务的组织协调。

张兴钤回到二机部九局后主要负责4个方面的事务：一是武器定型的材料部件性能、性质研究；二是核学会相关工作；三是核武器科学学术交流；四是国防科技人才的培养。(www.guayunfan.com)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洞察国际形势发展，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国防工业要以民养军，军民结合”。遵照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和重要指示精神，经中央批准，核工业系统的发展于1981年实行历史性的战略转变：从过去长期执行“以军为主”的方针，在优先保证军用的前提下，把发展重点转移到为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上来，大力推进核能和核技术的和平利用，积极发展市场需要的民用产品。1982年，邓小平又提出了国防工业要实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方针。这是和平时期对国防军工单位工作方针的一次大调整，各军工单位都面临着一次大的变革，从管理体制到任务结构都孕育着一次大的调整。在国家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之下，军工单位感受到从未经历过的危机感。

这一年，“聚合爆轰波人工热核反应研究”项目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在获奖名单的10个人中，张兴钤排名第三。同时，他的注意力聚焦在国家对军工单位政策的调整上，他密切关注着中国核武器研制单位的发展状况。

图 8-1张兴钤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82年）

在中央军民结合政策方针的确定下，军工单位面临着严峻考验。国家对军工单位的指令性任务下降，拨款减少，许多军工单位经费捉襟见肘。科研队伍稳定状况不容乐观，汹涌澎湃的经济发展浪潮对于分布在“老少边穷”三线地区的军工单位、对九院这样的厂矿单位的冲击尤为明显。这类单位不占地利优势，对人才又缺乏吸引力，加之国家用人制度改革，高校毕业生可以自主择业，致使主动来军工单位工作的毕业生日益减少，就是在职的很多科技骨干，都随着“孔雀东南飞”浪潮而纷纷调离。受“文革”冲击，已有一批科技骨干调离了九局所辖的几个单位，使得核武器事业人才队伍出现了巨大的断层，这次经济转型期的价值观念冲击无疑又使科技人员队伍建设雪上加霜，人才队伍更是青黄不接，甚至无以为继。过去的理论部，1982年进了50余个大学毕业生，不到5年就走了40个，其中某一年只来了3个大学毕业生，不到一年又走了2个。

单一的军品生产，使得单位的经济效益与社会上发展态势良好的单位形成了严重的反差。一时间，“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现象在社会上比比皆是，严重的“体脑倒挂”现实也使很多人对单位事业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怀疑。这种状况让张兴钤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据蒋国强回忆：

张兴钤对青年人的培养教育真可谓精诚所至、用心良苦。在国家恢复硕士生的统考时，蒋国强和几位同事也积极报名，准备应试，一方面提升自己的学识水平，同时也是想借机能够改变一下工作的环境。张兴钤知道后，找蒋国强进行了一次长谈，没有责备，没有说教，只有理解和开导。他惋惜地说：“是文化大革命误了你们这一代成才，正常而论你们不应该去读研究生，而是应该去带研究生。这里的情况你们都看到了，百废待兴，技术人才紧缺啊！蒋国强.夕阳奋进心不老［C］.张兴钤院士八十华诞文集，2001.

诚恳的言语，无形的力量，令蒋国强感动不已并决定留下来，因为他觉得，身边就有最好的导师，既然先生就在眼前，又何苦要舍近求远呢？这里就有他愿意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图 8-2张兴钤任中国核学会核材料分会副理事长（1982年）

1980年，中国核学会正式成立，同年加入中国科协。中国核学会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组成部分，学会总会挂靠在核工业部（后为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是年，中国核学会核材料分会成立，张兴钤就任中国核学会核材料分会副理事长。

学会成立伊始，各类工作千条万绪，都需要他进行组织安排与策划。特别是两年一次的学术报告会，他倾注了更多心血。

一直以来，中国从事核材料方面的研究单位少、科研人员不多，而且由于保密的原因，信息交流不便，各单位的科研工作基本上都是单打独斗，背靠背进行。中国核学会的成立，尤其是核材料分会的成立，可以把全国同行集中在一起，给从事核材料研究的科研人员提供相互交流、相互启发、相互促进的平台，科研人员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论文也可以大会文集的形式发表。这对于该领域的科研工作者是很好的鼓励，不仅是对核工业长期保密要求造成的学术闭塞的重大突破，也给更多科技人员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同时在客观上推进该领域的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为我国在该领域学术地位的提升奠定坚实基础。作为这一活动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他同时以中国核材料科学的开创者和中国金属物理学家的身份，认真听取每一场交流报告和每一位代表的发言，并在报告之后给予详尽点评，使报告者和与会人员都受益匪浅。

图 8-3赴美参加材料与工艺报告会合影［张兴钤（左二）、宋家树（右二），1985年，美国波士顿］

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对外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张兴钤等获得了有限的与国际学术领域交流的机会。1985年，在阔别了美国几十年之后，张兴钤又一次来到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参加在此举行的材料和工艺报告会。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分别几十年又看到了昔日的老师和曾经熟悉的同行，又可以在过去熟悉的学术领域和大家面对面地交流，他倍感亲切，十分激动。美国的老师和友人没有忘记这位昔日的学生、朋友，对他在金属物理领域所做出的贡献依然十分崇敬。和他一起出访美国的宋家树院士回忆起那段经历时，十分感慨。

1985年陪他去美国，我才知道张总在他那些美国朋友心目中的地位，跟我们在国内日常了解的低调内敛的他有很大的区别。美国朋友们尊重他，那是因为他是MIT1952年的博士，这个MIT在美国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清华，是很有名的学校，也是理工科很著名的学校，1952年的博士在美国也是很了不起很吃香的。我陪他去参加一个会议，是为庆祝张兴钤的老师、麻省理工学院的格兰特教授70寿辰而举办的学术讨论会。那是我第一次去美国。陪张总来到学院材料科学系，一到办公室，他们系主任就热情地接待我们，并兴奋地指着墙上一张大照片说，这就是他们那一届的毕业生，张总就在里面。还有一张张兴钤单独的大幅照片，挂在下面一个走廊里。那个系主任向我们介绍了他们的基本情况后，问我们想参观MIT所在的城市——波士顿哪些地方？未等我们张口，他似乎知道我们的心思，就说，干脆我来给你们安排就是了。然后拿起电话打到美国国家标准局，标准局是美国一个很大的局，接电话的那个人，是美国国家标准局的一个室主任，听说我们要去拜访他们，对方表示非常欢迎，没有任何问题。后来我才知道，接电话的那个人也是他同学，是一个在非晶态研究领域很出名的科学家。当然，当时我们也是冲着这个目的去的。他又问我们还想到哪里？当我们提出说还想到纽约，他马上帮助联系贝尔实验室，就是美国最大的一个科研和电子通讯方面的一个实验室。也找他的同学，该同学时任研究室主任，对方表示没有问题并迅速作了相关安排。不到半个小时，就把我们的行程全部安排好了。从纽约、华盛顿一直走到南部佛罗里达，再走到西部旧金山。当时我绝没想到事情会进展得这么顺利，后来我明白了，这些美国人之所以愿意热情地接待我们，为我们的访问、交流和学习尽可能地提供最大的方便，不单单是因为张总是MIT的校友，更重要最直接的原因是张总在他美国同学心目中一直是一个很好的学者，是一个有突出研究成果的科学家，在美国材料科学界做了一些非常出色的研究工作。这些成就里面尤其是金属蠕变的结构问题最值得称道，形象地说就如同制造飞机所使用的金属材料，在温度变化情况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地发生变化，如何认识这个变化规律和机制，就是他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作研究搞清楚的，他发现了这些金属材料是怎么蠕变并导致断裂的机理，发表了几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所以蜚声美国。宋家树访谈，2012年11月28日，北京。资料现存于馆藏基地。

也就在这次会上，他的导师格兰特向张兴钤发出了邀请，请他重回麻省理工学院，继续进行材料方面的研究工作。

此时，中国的核武器科学从研究形式到研究内容都面临着一次重大转折，中国的核武器研究单位同样面临着一次任务的重大转变。1996年，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不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中国的核武器研究面临着一个新的严峻形势。与世界上其他有核国家比较，美国进行了1030次核试验，苏联进行了715次核试验，而中国只进行了45次。热核试验与其他科学试验不同，几乎所有的核武器规律研究都要依托热核试验来进行，有时甚至为考察某种现象或探索某一个规律要做多次重复性的试验。但恰恰这种瞬间完成的，高温、高压、高密度的试验又是最难重复的，且一次核试验的成本很大、涉及面广，需要动用多方面的人力物力。因此，在有限次数的核试验中，要想摸清核武器所有的规律，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如何在没有核试验的条件下，继续进行核武器科学研究呢？将来的研究重点将放在哪里？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又是什么呢？这一切都成为摆在我国核武器研制单位面前，同时也是摆在九局总工程师张兴钤面前的大问题。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4位老科学家联合向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题为《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科技发展的建议》，信中恳切地指出中国面对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应该不甘落后，要从现在就抓起，用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新技术的发展进程。这封信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在随后的半年中，经过广泛、全面和极为严格的科学和技术论证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从此，中国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国家发布863计划的大背景下，二机部召开了战略和高技术发展座谈会，讨论未来如何利用我国核武器中的成熟技术，在高技术研究领域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事实上，这也就意味着九院等单位，未来将不能只有核武器研制一项任务，而要为国家承担更多其他的任务和责任。但是，如此一来，必然要对现有的人员、经费、物资等资源进行结构调整，主战场核武器科学研制的力量会被分流，如果不合理布局，势必会使主战场的发展陷于停滞甚至是倒退。如此，只有保留一支精干的队伍，采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术，才能在九院以及其他相关单位，真正形成核武器科学与技术研究的“小摊子，高水平”局面，保持住核武器科技发展的良好势头。作为主抓这项工作的总工程师，张兴钤利用各种机会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更多地则是身体力行，从一个一个的具体项目做起。

新一代武器需要具有更突出的能力，这种需求必须要在核武器部件使用的材料上进行较大的改进，但是改进后材料的化学性能比较活跃，在使用的寿命方面出现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新情况。材料学科是张兴钤的本行，他根据国内外资料调研做了有针对性地指导，组织不同方向的专题调研，将资料提供给相关单位进行实验，并结合实验情况进行分析指导。在此期间，他还多次受邀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重大项目的评审和验收，也有更多机会了解我国其他领域相关学科的科研状况和水平，能够在总体上把握我国科研领域动态，为判断分析其发展和走势提供依据。

1988年，导师格兰特的正式邀请函如期而至，邀请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回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推进超细晶粒形变机制的研究工作。

几十年岁月流逝，师生重逢，自然感慨很多。学生张兴钤在中国核武器研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导师尼古拉斯·约翰·格兰特仍然是麻省理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的教授，在科研领域做出不小的成绩：发表了超过300篇技术类和科学类的论文、书籍的部分章节以及综述类文章。他同马伦多尔（A.W. Mullendore）合作编著了《高温变形及断裂》（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还和吉森（B.C. Giessen）编辑了《第二届金属快速淬火国际会议论文集》（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爱思唯尔出版集团，瑞士，1976）中两卷内容。他自1958到1966年在美国国家航空和宇航局（NASA）材料和结构委员会任职，曾任该部门主管，1968至1974年供职于NASA研究委员会。他还在多个材料类领域的政府性或公共机构的委员会中任职，帮助创建了精密铸造协会，拥有30多个美国专利以及100多个外国专利。张兴钤既为导师取得的成就而高兴，但也为自己即将开展的研究工作感到压力。

1988年末应导师Grant之约，经组织批准到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教授。Grant希望我在原博士论文基础上，进行超细晶粒形变机制的研究工作。原论文所用样品的晶粒大小为毫米级，现在要研究的超细晶粒大小为2微米级。那时对超细晶粒的力学行为正受到很大关注，我花了很长时间探索制备符合设想的样品工作，如急冷凝固，多种加工方式。最后用超低温轧制和低温处理的晶粒为2微米的铝镁合金样品，进行了蠕变和拉伸试验，用电子显微镜和X光进行了分析。得到一些有意义的结果，如拉伸曲线呈现锯齿状，和博士论文大晶粒样品的微蠕变曲线相似，即使在低温做蠕变试验晶界滑动仍非常显著，形变量很大而不断裂。对照当时超塑性的表现进行了分析，晶界滑动是超细晶粒样品形变的主要机制。晶粒内的形变机制和晶粒大小的变化也很不同，也进行了分析。张兴钤.我的自述［C］.张兴钤院士八十华诞文集，2001.

图 8-4张兴钤与导师格兰特、日本同事在麻省理工学院合影（1989年）

两年中，他仍然时刻记挂着国内那让他魂牵梦萦的事业，在专注于所研究的课题之外，还关注着世界材料学界的最新动态，也十分注意搜集一些世界最先进的加工工艺方面的技术资料。1990年，他完成了作为访问学者的所有研究内容和全部工作，又回到了离别近3年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