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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有成竹,然后画竹_陆学艺评传_事迹

时间:2022-05-22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胸有成竹,然后画竹_陆学艺评传_事迹深入到社会事件发生的最现场,去观察体验、调查、研究,成就了陆学艺一系列最有价值的作品。当时,李院长提出了这一课题,要求陆学艺和社会学所来做。其实,早在10年前,陆学艺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作为一项实证研究成果,陆学艺和他的课题组,十分重视“理论假设”设定。胸中有了这样的“成竹,”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调查中证实或证伪它,毫无疑问,它将被证实。

胸有成竹,然后画竹_陆学艺评传_事迹

深入到社会事件发生的最现场,去观察体验、调查、研究,成就了陆学艺一系列最有价值的作品。在他一系列作品中,最具震撼力的巅峰之作,无疑当属1998年至2010年间进行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这一课题,不仅规模巨大,前后有数百人参加调查和写作,课题经费也在中国社会学界空前得多;而且,声名远播,影响力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我在前面第四章,较详细地介绍这项课题已出版的三大成果:《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002)(以下简称《阶层》)、《当代中国社会流动》(2004)(以下简称《流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2010年)(以下简称《结构》),它们的主要观点和写作出版过程中的一些前因后果。在这里,我还想再介绍一些研究方法论问题。毕竟,它的成功,不仅仅只是理论上的成功,而且还有方法和方法论的成功。而且,我认为,方法论是最容易被人忽视,也是最具价值的学术财产。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这一课题,起因于1998年8月,时任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同志在北戴河开会时与陆学艺的谈话。当时,李院长提出了这一课题,要求陆学艺和社会学所来做。在领导看来,改革开放已经20年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可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将会以何种方式影响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我们应该予以重视的问题。

其实,早在10年前,陆学艺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开始在不同场合表达他的看法。[6]其中对后来有影响的是他1988年底到1992年间,对农村社会分层的研究。当时,他发现农民已经分化为八大阶层。但整个社会是否如农民一样分化为八大阶层了呢?他还没有机会来证实。他在等待一个机会,来对全国的社会分层作调查。李铁映同志主动提出这一课题,使他有了一种英雄所见略同的感觉。

但课题在中国社科院立项之后,陆学艺碰到了一个最大的拦路虎:阶层是什么?怎样划分阶层?为什么要研究阶层?阶层分析与阶级分析有什么同?有什么异?理论上不搞清楚,对时代的理论需求不搞清楚,就不可能进入到调查。所以,陆学艺和他的课题组,这些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社会学家们,面对阶级阶层这些概念,开始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家请教、学习和辨析他们对这些概念的表述,想从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www.guayunfan.com)对于课题组中的大部分社会学家来说,社会学在阶层阶级研究领域两大学派——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和韦伯主义的社会分层研究,都再熟悉不过了。马克思主义以生产资料占有形式来划分阶级,韦伯主义则强调身份认同采取多元标准——身份、经济状况和政治权力划分阶层,与欧洲工业革命时期不同政治利益集团的斗争与整合要求相适应。及至近30年以来,到了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那里,由于全球化资本主义发展,这两派所面对的西方社会需求,已不再是国内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西方和非西方,中心与边缘的文明之争。所以,他们之间分歧已不那么明显,“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者采用的阶级阶层划分标准和最终划分出来的结果都极为接近。”课题组从西方阶级阶层理论的演变,发现了特定的理论发展与特定时代需求相适应。这一点对课题组构建研究框架具有重要启示。

陆学艺和课题组对国内阶级阶层问题研究也作了一番探讨和反省。他们把一个相当长时间内作为主流意识形态重要组成部分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同社会学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视角中的阶级阶层问题,作了事实上的区分。他们看到,虽然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革命理论,在中共争取革命胜利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在工业化建设时期,仍然强调阶级斗争,则是“严重脱离现实,导致党和政府重大决策失误,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给社会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都带来了负面影响。”所以他们意识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难以解释当前的社会现实问题。简单地搬用马克思针对19世纪早期欧洲资本主义提出的阶级划分,或者毛泽东针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提出的阶级分析理论,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问题,无疑是不恰当的”。

承认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历史意义,承认西方社会学阶层理论的工业化社会性质,反省和质疑将这些历史经典理论全盘照搬应用于现代;是陆学艺和他的课题组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的最清醒的认识,也是他们学术方法论最具价值的内容。

由于没有现代的、可以应用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现实的阶级阶层理论,陆学艺只好从“客观的社会现实出发”,从普通民众的主观感受,来找寻划分当代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的标准。在《阶层》一书中,他们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从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并据此将社会分为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这种阶层划分法,可以称之为“1+3综合标准划分法”。这种划分法,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既不是来源于国际社会学阶级阶层研究中的新马克思主义或新韦伯主义理论流派,也不是来自于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发展的传统的、政治性的阶级理论”,而是陆学艺他们从中国改革开放需要出发,在现实生活中,根据自我研究和观察中总结和归纳出来的,是学术创新的,是符合现实生活需要的,因而也是正确的,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

作为一项实证研究成果,陆学艺和他的课题组,十分重视“理论假设”设定。在《阶层》中,“理论假设”便是“1+3综合标准划分法”划分出来的十大阶层。胸中有了这样的“成竹,”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调查中证实或证伪它,毫无疑问,它将被证实。两年后,在进行第二本《流动》研究时,理论假设也是这十大阶层在不同时期变化。不过,作者们时对十大阶层作了“继续深化和完善。”通过进一步的理论研究以及对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对十大阶层的划分提出更为系统的理论说明。在此基础上,建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分析框架。在前一本《阶层》中,由于时间和资料的限制,作者们未及时对十大阶层作出理论上的说明;而到了《流动》中,作者对社会阶层分化的动力、机制和结果,有详尽的分析。他们认为,工业化和市场化,是社会阶层结构深化的推动力。工业化带来了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是劳动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进而使职业分化;二是组织的科层化,科层组织的发展又使管理层次增加和管理层成为一个阶层。市场化也带来的两个后果:一是私有产权的出现,私有者和劳动者阶层的出现。另一个是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共存。这样,阶层分化的动力、机制和结果,便由于工业化市场化的发展,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是作者在社会阶层分层理论上一次原创式的重大成果。有了它,就可以令人信服解释现代社会为什么要分层?为什么要分成十大阶层,而不是传统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

问题和假设搞清楚了,接下来的便是方法论和方法——用什么方法来证实这个假设?

社会学津津乐道的便是实证调查。按照课题组的方法论定位:“对1949年以来的中国社会结构尤其是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历程,进行深入地系统的实证研究”。

虽然陆学艺并不十分热衷于实证主义,但主流话语都说好,他也不便于反其道而行之,而且,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道好走。“只是”,他强调,“调查的方法方式,一定要实事求是,符合中国的国情和社会实际”。

陆学艺先生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研讨会上

在1999年8月前的第一阶段的研究工作中,课题组首先对国外社会分层的各种理论、模型、方法和问卷等进行了研究。又对国内学术动向作了摸底。然后,又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特殊群体现状,对课题的研究方案作了细化。他们把所要研究的问题分解为四个部分:一是面向城市的典型调查和个案研究。二是面向农村的典型调查和个案研究。三是专题调研,针对特殊群体(包括私营企业主阶层、干部阶层、个体户阶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四是全国性的抽样调查。

1998年8月到2001年7月,课题组在全国陆续开展了11个调查点的典型调查。这11个点分别是:湖北省汉川市、辽宁省海城市、福建省福清市、贵州省镇宁县、安徽省合肥市、江苏省无锡市、江苏省吴江市七都镇、广东省深圳市、北京燕山石化总厂、吉林省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天津南开大学。这11个调查点的选取,体现了课题组既遵循科学,又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是刻意遵循在概率意义上的全国范围的代表性,而是采用主观判断抽样的方法确定的。”在这一阶段的调查中,课题组主要做的是“前导性研究”,即试点,为全国性抽样调查,提供“分类的体系”,从中找出社会阶层的不同类型,以便提高全国性社会分层指标的代表性;并探索全国调查所适宜的现场操作流程和管理监控方式。

对于这些点的试调查工作,陆学艺十分重视。他不顾年逾花甲,带领课题组人员南下北上,东奔西走各地,寻求当地党政部门的支持,吁请各地科研机构与专家参与合作,组建和培训调查员队伍,进行调查的现场指导。他知道,要做好这一空前重大的社会调查,没有地方政府和科研机构的支持与合作,是不行的,没有一支专业的与课题组同步的调查员队伍,也是不行的。有一份关于这次调查方法的“说明”,是这样介绍他们的工作的:

“一方面要依靠地方政府部门,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极力避免‘官’的色彩,以保证调查所需要的独立性与规范性。这样,我们就需要地方的社会研究的专家学者及他们所在的科研机构(地方社科院、大专院校、党校),来掌握调查的实际运作。这些专家学者既掌握‘地方性知识’,又具有社会研究的专业素养,上可沟通政府部门,下可组织研究实施,是典型调查点中的枢纽人物”。

“调查的现场作业,还要靠一支数十人组成的素质高、遵守调查规范的调查员队伍。……我们委托地方科研机构在当地组织调查员,并要求这些调查员应该有一定的社会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能够更好地理解社会分层涉及的知识,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来自于某一类组织,以便有纪律约束。在我们看来,地方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党校、行政学院的老师及学员,高校老师,是最符合条件的人选”。

在陆先生亲自出面做工作和课题组人员的艰苦努力下,调查点各地政府部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的支持,各地科研机构和专家也积极参与合作,11000份调查问卷和近千份社会访谈资料,得以有效回收。这些资料的有效回收,为课题组第一部专著“阶层”的研究写作,打下了重要的资料基础。

这一阶段的调查,还创造了一种课题组、地方政府部门和地方社科机构合作调查研究的模式:即三方成立一个调查协调小组,“课题组负责派出研究人员做调查的技术指导和监督(包括抽样、问卷讲解、访问培训、质量控制),地方政府部门负责提供资料及行政、后勤保障,地方科研机构负责组织调查实施。”这一模式,为陆学艺大型社会调查活动的成功,提供了组织体制保障。

陆学艺先生在贵州省安顺市农村作社会调查

在这些典型调查的试点和探索之后,课题组织对研究工具和操作方法,又进行了一次大幅度的修改和完善。他们首先对城镇和农村调查问卷作了修改,其次对职业分类表进行了扩充,对抽样方式和入户选择表都作了统一规定和较大调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统一的、针对课题组所有成员和所有样本点的“调查操作说明”、“督导员工作手册”、“调查员手册”和“问卷说明”等规范性文件。

2001年7月,全国范围6000份问卷的抽样调查启动。这一调查的技术指导,是中国科学院系统研究所冯世庸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高嘉陵研究员、柯惠新研究员,他们几位是著名的概率论和抽样调查专家。问卷设计的技术指导,是北京社科院戴建中研究员和中国社科院李培林研究员和黄平研究员。课题组采用多阶段复合抽样的方法,从全国3300个市县抽取73个市县408个居委会/村,6240名(16—70岁)居民进行调查。12月份,问卷调查回收后进行处理阶段。前后半年时间,完成了这一课题的调查任务。

这是一个典型的大规模社会调查个案。

为了全面和具体地了解这一过程,下面,我作简单的介绍。

1.抽样设计

课题组选取16至70周岁的居民,作为本调查的样本总体。之所以选取这一年龄段,是考虑到这次研究的主题之一是职业,以职业人口为基准。

课题通过调查要推断的主要参数,是社会阶层的比例分布。按照简单随机抽样的计算方法,最低样本应有2140个。又根据多阶段复合抽样原则,又考虑到城乡职业变异和分化大于乡村的特点,课题组把城镇区域的样本量扩展到4000,乡村区域的样本量扩展至2000。在具体的抽样过程中,他们首先从3300个县中,抽取73个县(市区),又从中抽取404个居委会(村委会),然后再从中选取6000个居民户,再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6000位居民。最后的样本就是入户被访人是由调查员在访问现场选取的。

“调查员入户后,首先将家中所有人员的状况填写在《家庭人口情况表》中,而后将符合访问条件的人口(调查中的界定是年龄在16—70岁之间,在此家中居住3个月以上的人口),按性别和年龄排序,填入《选择表》中。我们采用的入户《选择表》,是对国际调查界通用的《Kish选择表》的修正版,……具体的使用办法是:在入户之前,调查问卷首页的所附的《选择表》上,随机圈选1~12种类型中的某一种类型;入户填写完《家庭人口情况表》后,按男性在先,女性在后,年龄大者在先,年龄幼者在后的顺序,将符合访问条件的人口,依次填写在《选择表》左端的‘性别’和‘年龄’栏目里,并对着候选人的序号。已选定的《选择表》类型所标记的一例,和候选人最后一位的序号对应的一行的交叉格中的数字,就是应该选取的被访人的序号。”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复杂、同时也是一个完全与“国际接轨”的抽样设计。之所以走复杂路线,完全是因为陆学艺和他的课题组同仁们,对此项调查高质量高标准要求。

2.督导员/调查员培训

从社会调查操作而言,样本的代表性、问卷和调查员的入户访问,是最重要的技术关键点。为了能够采集到高质量的调查资料,课题组参照美国密执根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员培训手册和ACNielson等国际著名市场研究机构的访问规范,制订了培训课程,对所有参与这一课题的调查员和现场督导员进行了集中培训。

在培训中,要求调查员学会完成入户选择、现场访问、核查问卷、事后编码等工作。培训人员在3天时间中,为调查员详细讲解了入户选择工具的使用,问卷用语和解释口径,特殊问题的询问和填答方式,编码标准等。

培训也对督导员工作也提出要求,要求他们完成住户抽样,分配问卷,更换被访家庭及被访人、查核问卷、组织编码工作。

3.实施访问

为了保证调查的质量,课题组采用了“现场小组”的工作方法,即每个居民点(村点)由1—2名督导员和5—10名调查员组成一个现场小组,每组1—3天完成一个居/村点的调查。在时间上,城镇居民入户调查均安排在周末或下班以后,农村则没有这样的安排。完成一个调查点之后,再进行下一个点的调查。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调查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就地解决。

4.事后编码和数据处理

调查问卷的初步编码工作,要求调查员在现场完成。每天访问结束后,督导员便指导调查员对自己访问的问卷,逐份编码。逐一核实修改后,才能送出。

问卷由各地审核送往北京,还要对编码复审。然后才能进入数据录入,处理,最终形成正式的数据库。

由于篇幅所限,本书对陆学艺“走”学问,还只限于到现实和实践中去观察、了解和研究这一层面,他在实践中得来未见诸文字,只储存在他的头脑中或隐藏在他的文字里面的学问,我还没有涉及。同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一样,陆的真学问的大部分,并不是做出来的文章,而是实践本身。这一点,留待今后体会。

我很相信学问不是著作本身,而在著作之中和在著作之外。

【注释】

[1]陆学艺主编、张德印、张厚义、李国庆副主编:《内发的村庄》(中国百村调查丛书·行仁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版,“后记”,第496页。

[2]潘乃谷、马戎主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99页。

[3]陆学艺主编、张德印、张厚义、李国庆副主编:《内发的村庄》(中国百村调查丛书·行仁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版,“后记”,第8-11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志》,(1980.1-2010.1)(征求意义稿),2010年1月,第83-84页。

[5]洪佳景等:《二十年“晋江缘”,——记者专访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载《泉州晚报》,2011年3月15日。

[6]本节大部分材料源于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第十二章《社会分层划分的理论与调查方法说明》,见该书,第352-372页,中国社会科学又献出版社,2004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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