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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需要勇气_陆学艺评传_事迹

时间:2022-05-22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求真需要勇气_陆学艺评传_事迹在陆学艺近60年的学术人生中,在其力求学术与政治贴近的一面,一直褒有一份认定和追求真理,为追求真理而从不迎合、从不迁就、从不妥协的勇气。对于这个问题,1983年,陆学艺作了专项调查。陆学艺仍然坚持“综合治理”。[3]到了年底,粮棉生产的形势不幸为陆学艺所言中。陆学艺怀疑这个“常规增长”论是否正确。

求真需要勇气_陆学艺评传_事迹

在陆学艺近60年的学术人生中,在其力求学术与政治贴近的一面,一直褒有一份认定和追求真理,为追求真理而从不迎合、从不迁就、从不妥协的勇气。

我在前面几章介绍了陆学艺在改革、“三农”问题、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现代化等方面的研究。从中可以看到他在这些领域为了追求真理所做的努力。这些努力是一些什么样的努力呢?用“艰辛”一词不足以准确概括,用“科学和严肃认真”,也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而最接近于事实的用词是:“勇敢”和“不畏风险”。在“山穷水复疑无路”的尽头,他“勇敢”地、“不畏风险”地前行,才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

下面举几个例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包产到户改革,使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高速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以棉花生产为例,1978年,全国棉花生产4334万担,到1983年,增长到8780万担,增长了一倍多。山东德州棉区上升更快,5年增长15.6倍,年均增长75.5%,德州地区又以陵县增长最快,5年增长22.7倍,年均增长88.4%。(www.guayunfan.com)棉花增产了,农民收入提高了,欢天喜地,但商业问题和财政部门却不愿意了。原因是大批棉花积压在各级供销社仓库里销售不出去,每月占用的资金利息就达4000多万元,对地方财政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因此,当时的财贸系统认为这是“生产过剩”,主张调低收购价格,限制棉花生产。

对于这个问题,1983年,陆学艺作了专项调查。调查结果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要报》(第17—20期)上。他认为,棉花生产大幅度增产的主要原因,一是包产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多年积累的物质技术条件(指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科学种田和农业机械化)得到充分利用;二是我国现有种棉技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另外,老天的帮忙,棉价的有利,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只要这些因素不变,他认为,1984年棉花生产仍将呈增长趋势。

他不同意商业部门的“过剩”论,认为国内棉花消费市场很大,国际市场也可以打进去,我国的棉花生产“还有发展的余地”。他坚决反对一方面限制生产,一方面又限制消费,认为这是最下策。最适当的对策是:“应该继续支持棉花生产稳步发展,同时,要把重点转到支持发展棉花和棉纺织品的加工、销售和消费,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活跃繁荣起来。”

为此,他提了7点具体建议:第一,改变棉花作为特殊商品的地位,使之能像普通商品一样正常流通;第二,支持和鼓励各种棉纺织加工工业的发展;第三,在非产棉区和大中城市建立絮棉销售系统;第四,要适当调整皮棉的内部调拨价格,实行季节差价、地区差价等政策,改善棉花的储运状况;第五,鼓励消费棉纺织品,推动棉花的商品生产;第六,调整各省的植棉计划,鼓励“南棉北移”;第七,即使要调低棉价,也不要猛调,实行优质优价,鼓励优质棉生产,按照市场需求来发展棉花生产,等等[1]。这些建议的实质是要改变棉花生产的非商品性为商品性,建立棉花按照市场需求来生产、加工、销售的商品生产系统。

1984年,棉花果然再度增产,积压问题更加严重。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陆学艺仍然坚持“综合治理”。在这里,他以前学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起到了指导的作用。他认为,棉花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全局性问题,一定要用总揽全局的观点、历史发展的观点来处理。在变革时期,老体制、老习惯、老平衡被打破了,需要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体制、新的平衡,形成新的习惯。棉花“过剩”,同其他农产品“过剩”一样,“并不是真正的过剩,而是因为交换、分配、消费的体制跟不上生产发展而出现的暂时现象,我们决不能为这种假象所迷惑”。他甚至担心大丰收之后有大减产的可能。为此,他在上一次建议的基础上,又提了几条补充建议,强调了国家从宏观上考虑综合协调促进棉花商品化生产的重要性。[2]

这些建议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万里同志将第一篇文章批给杜润生等同志:

“这篇文章请你们看一看。特别是关于棉花是否多了的那一篇,我认为很有道理。我过去只听财贸系统的,有片面性。”

由于陆学艺的这几篇文章,从当时改革开放和棉花生产的实际出发,所提建议认证充分,说理透彻,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采纳,对当时中央的棉花政策调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从后来棉花生产的大起大落的教训看,陆学艺这些看法也的确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1985年9月,他写了《当前农村的形势和几个有关哲学问题的思考》一文,指出近一两年来,我们对包产到户改革以后形势估计“有些过头”。认为单靠一个政策、一个运动若干年解决长期贫困落后的农村农业问题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当前“我们确实面临着严峻的问题”。[3]到了年底,粮棉生产的形势不幸为陆学艺所言中。这一年,全国粮食减产7%,棉花减产33%。这是农业实行包产到户后连续大增产后的第一次大减产。当然除了粮棉生产减产外,乡镇企业、工业、流通业发展迅速,农业中的牧业、渔业、蔬菜、水果和平还在大幅增产,农村经济形势还是一片大好。对此,学术界和决策层认识和看法,出现分歧。当时的主流意见认为,农业生产经过6年连续高速增长后,减速转入常规增长是正常的,粮棉减产,是计划调整的结果,不必大惊小怪。

陆学艺怀疑这个“常规增长”论是否正确。当时他在山东陵县蹲点。这一年春节过后,他回到陵县,对这个问题做了认真调查,在德州地委和陵县分别召开了几次干部座谈会,又走访了一些乡镇农村。总的感觉是,上上下下对农业生产形势较为乐观,一些惠农政策都在往回收,农民务农的积极性受到挫折。据此,1986年3月份,他写了《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1985年减产,“既非是计划安排的结果,也不是自然灾害等偶然因素造成,而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具体来说,有11大因素。除上面那一篇文章提到的以外,还有耕地减少,水利工程失修,土地肥力减退,生态环境恶化,自上而下地不重视农业,农业物质基础受到损坏等等。其中两条: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严重削弱和农民生产积极性尤其是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受到挫伤,是最主要的。这两条说到底,又是上上下下“轻农”、忽视农业的结果。因此,这是一个信号。如果再不加以重视,农业发展可能从此又转入停滞徘徊的局面。

陆学艺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就是他认为有些同志以为农业靠政策就行了,所以在实践中,只给政策,而不投资,实际上是“轻农”。

文章出来后,登在中国社科院《要报》1986年5月15日、17日和19日3期上。文章发表后,引起决策层注意,但反映不一。有人批评这篇文章散布农业悲观论;但邓小平同志关于农业问题的谈话肯定了这篇文章的观点。

邓小平同志6月10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指出:

“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现在粮食增长较慢。有位专家说,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少,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进入新的徘徊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我们从宏观上管理经济,应该把农业放到一个恰当位置上,总的目标始终不要离开本世纪末达到年产9600亿斤粮食的盘子。”小平同志讲话十分重要,后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篇讲话传达后,农研中心、农业部、水利部等5个部门迅速做出了反应,提出了解决农业问题的8项措施。但非常遗憾,由于当时种种原因,这些措施都没有有效实施,实际上成为一纸空文。

1987年后,陆学艺继续关注着农业生产形势的变化,继续批评“常规增长”论和“轻农”思想,呼吁中央决策者和有关部门回到重视农业农村的正确道路上来。

这一年的5至6月份,陆学艺带着这个问题到河南、安徽、江苏、上海等粮棉主产省市的农村进行调查。他新入现场,同当地农村工作的同志和基层干部,以及部分农民群众座谈,了解粮棉生产的实际情况,听取他们的建议与意见。特别是安徽无为的农民反映,现在种田太难了,追肥买不到尿素;天旱买不到柴油。苏南的农民反映,田不可不种,但不可多种,更不能精种。因为多种精种,要赔本,不划算。大连农委的同志说,农业生产资料供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张的。这些话给他非常深刻的印象,用“震惊”一词,也未必过分。

回来后,他立即写了《当前的农村形势和粮食问题》一文,批驳所谓“常规增长”论。他以调查得来的资料充分说明,粮棉生产面临种种难题,农民种田积极性下降,农业正在进入一个徘徊期。

他以粮食问题为例,分析其严重程度以及症结所在。他认为,现在(1987年)的粮食问题,一方面是粮食消费、粮食需求是在稳定地增长;另一方面粮食生产、粮食供给却是波动的,不能稳定地增长。这就是我国目前的基本国情和基本粮情。

他在这篇文章中,用十分尖锐的措辞,对农业主管部门错误估计农业生产形势,无视农民意见,挫伤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的认识、态度和政策提出批评:

“我们有些同志对改革后农业高速发展的事实,做了不全面的总结,过分强调了实行责任制在农业增产中的作用。”

“我们对于农业和粮食的形势是估计得过于乐观了。对于一时出现的卖粮难、储粮难、转化难的实质,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与分析,……缺乏经验,采取了一些不当的措施(如降价、限购,实际就是限产等)。”

“我们有些同志把一小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民的典型,误以为是农民普遍富了。于是,财政部门提高农业税、增加税种;农业银行提高对农业贷款的利息;商业部门降低粮棉等收购价格,提高农业工业品的价格;教育、卫生、民政等部门增加对农民的集资数额等等。各方纷至沓来,多少只手伸向农村,致使已有所缩小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又扩大了,使已有所减轻的农民的负担又加重了。这就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直接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这篇文章以其鲜明的学术立场,尖锐的批评指向和难以辩驳的事实,在当时农经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是不言而喻的,但十分遗憾的是,农业主管部门仍然相信所谓向“常规增长”回归的必要性,坚持“照老办法办”、“硬着头皮挺”,在轻农的轨道上运行。

然而,反映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所具有的真理性,是不以长官的意志为转移的。让“常规增长”论难堪的是,1988年粮食产量继续下行,减少300亿斤,减幅为3-4%。这一减幅虽不及1985年大,但国家和农民粮食库存比那时少了,而人口比那时多了5600多万。这一减一加,使得1988年粮食减产后的经济社会形势,要比1985年严峻得多。据当时数据显示,全国各地粮价大幅上涨,并带动强购、抢购、囤粮的苗头出现,生活日用品市场价格也随之上涨。粮食正在成为引爆社会不稳定局面的导火索。

陆学艺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更加强烈地呼吁有关部门,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减轻农民负担,理顺农产品价格,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虽然他很不满意农业主管部门无视现实,无所作为,但还是愿意作一只“啼血的杜鹃”,“不信春风唤不回”。

春华秋实。

多年的呼吁,终于有了回应。1989年10月24日,江泽民同志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即邀约陆学艺等几位农业和农村经济专家,在中南海座谈当前的农业问题。这次会议以后,11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决定》再次强调了农业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全党、全国动员起来,集中力量办好农业。这一年冬天和第二年春天,在中央领导下,各地组织农民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又增加了对农业生产的贷款,大力发展农用工业,还提高了棉花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几项措施一下来,农业徘徊的局面,立马有了好转。

这充分证明,陆学艺的观点,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是完全正确的。

1996年元旦刚过,中国社科院举行一年一度的工作会议。

年度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无非是总结去年的工作成绩,部署今年的工作任务,中间夹杂着讨论发言之类的。

会议进行到第二天中午,常务副院长王忍之召集6大片的召集人,到他的办公室开会。说下午的会议,李铁映同志要参加,并发表讲话。

当时,李铁映同志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任中国社科院院长。

王忍之副院长说:“铁映同志要求大家先讲,他听一下意见再讲。大家每人讲10分钟,讲什么,你们自己定。但要实事求是,言之有物。不要光讲成绩,不讲问题;也不要只讲问题。”

下午,大会开始后,各片召集人分别发言。陆学艺代表政法社会片,最后讲。他讲了一通院里一年来所取得的主要成绩后,把发言的重点放在职工普遍感觉到的一些突出问题上。他说:

“……中国现在的问题主要不是自然科学的问题,而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许多问题,理论上说不清楚,政策就制定不好。例如……住房问题。我当所长,最头疼的是两件事:‘评职称,分房子’。这两件事中又属分房子最难。院里给5套房子,我们有20个人要,严重不足啊……。住房在我国,到底是一种商品呢?还是一种福利?不清楚。理论上不清楚,政策就难以明确。……”

“住房问题,最近中央有文件,按这个文件办就好了。”李铁映同志忍不住插话说。

陆学艺说:“你说的那个文件我看了,但是不灵啊!”

会场一阵骚动。

李铁映同志说:“不对,这个文件征求过你们的意见,起草时,社科院也有人参加了。”

他问坐在身边的领导:“是谁去的?刘国光参加没有?”

王忍之回答说:“刘国光没参加,是杨圣明去的。”

李铁映同志用眼光一扫:

“杨圣明来了吗?”

“来了”,杨圣明站起来回答。

“那你说,这文件到底灵不灵?”铁映同志严肃地问。

“灵的,灵的。”杨圣明有点慌张,忙说。

“但是,执行起来有困难。”他又补了一句。

这个“但是”后面的话,又让大家一阵哄笑。

这时,李铁映同志对陆学艺说:

“你说不灵,那你搞个灵的给我看看!”

陆学艺此前从没有涉猎过房地产研究,但以其高远的心性,在这一“突发事态”面前,他只能选择“接招”。这时他想,既然已经走上华山一条道,那就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于是说:

“我们社会学所可以搞,但是这么大一个课题要很多钱的。”

“要多少?”铁映同志步步紧逼。

“这,我得回去算算,然后再给您报告。”

“好,尽快打报告上来。”李院长又补充了一句:“你搞得不灵,我可是不给你钱的。”

会后,陆学艺冷静下来,觉得房改,他是有些想法,说说可以,但要挑头做一个比中央文件更“灵”的方案来,谈何容易!他感到巨大的压力。

第二天,他去请示分管政法社会片的副院长汝信同志。汝信同志未等他把话说完,就把他挡了回去:

“你都立了军令状了,退是不行了。”

不过,汝信副院长答应提供支持,催着院里把课题经费5万元尽快拨下来。

陆学艺无法,只好破釜沉舟。

他在所里,来了个全所总动员,把几个骨干和懂房地产的人集中起来,一起来研究。先是收集各种文件和资料,然后访问请教房地产专家和实际工作部门的人员。

所里一位老同志张仙桥同志,曾经担任过住房研究会的副秘书长,对房地产比较熟悉,他把80年代以来的住房和地产文献资料都找来了。

时任中国房地产公司总经理的孟晓苏同志,是陆先生的老朋友,听说陆先生接了一个“挠头的活儿”,也很支持。他亲自过来座谈了几次,把当前住房现状、问题和改革的设想,都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了。孟总的意见,对陆先生启发很大。

除此之外,陆学艺还分组并亲自带一组到外地房改有成绩的县市进行调查。他那一组,就到了北京密云县和福建厦门市。其他几个组,有到上海的,也有到成都的。

调查告一段落后,接着就是开研讨会研究,集体出谋划策,理出思路来。

在他看来,住房应是一种商品,同时又具有生活福利的性质。当前的突出问题,是把住房完全看做是一种生活福利,住房的体制就是福利体制。结果,导致了城镇住房的极端短缺。因此,改革的主思路是,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住房分配体制改革,并大力发展房地产业。

他认为,住是人民群众生活最基本的需求。而且,住房是一种商品,房地产业是经济增长点。中国人有很浓厚的传统建房置地观念,农民富了,就是建房,城镇居民也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房子不仅是生活之所需,而且它还具有社会保障的功用,具有稳定人心、稳定社会的作用。他通过调查发现,在农村,每户有那么一亩半左右的耕地使用权,农村就稳定了;城镇如果通过住房体制改革,使每户居民也有一间半房,大部分居民成了有产者,人心也就稳定了,社会也就稳定了。

思路形成后,进入写作阶段。先是李春玲写第一稿;接着让张其仔写。景天魁和李培林也参与其中的章节写作。郑也夫也对这个问题,写了一稿。

6月中旬,所有的初稿和资料汇集到陆学艺处。他闭门谢客,亲自操刀,在这些稿件的基础上,写出了4万多字的第二稿《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和必要条件——建立城镇住房新体制的基本思路和对策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形成了一个关于住房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研究》提出,住房制度改革,就是要建立既有利于促进生产发展,实现经济高效率,又能体现社会公平,实现社会稳定的住房新制度,也就是要建立并实行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住房新制度。房改目标和结果就是要“通过市场来解决……住房问题”。此外,“研究”还提出了深化改革的必要条件,以及实现向新住房制度转变的步骤和主要措施。思路极为清晰,措施相当具体。

经过讨论,课题组认可了这一稿。经过修改和删减,最后写出了一篇近2万字的正式报告和一份近1万字的摘要本。这两份报告一起送到了李铁映同志那里。后一份摘要稿,1996年7月24日、25日分两期在院《要报》上发表。

8月初,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看到《要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觉得很好,就批给李铁映同志阅。

李铁映同志认真阅示了,也很满意,他又在此件上接着批上这么一段:

“镕基同志,这个报告是我让他们做的。他们所提的建议,我们正在研究中。准备请社会学所成立一个住房研究室,继续进行研究,并培养人才。”

朱镕基同志又批:“请陈锦华同志阅。”当时陈锦华同志是国家计委主任。

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些批示,表明赞同或肯定陆学艺文中的主要观点。事后,这些观点有不少见诸于中央房改文件之中,对推动新一轮住房体制改革,起了积极作用。

因这一篇文章,让中央领导,尤其是李铁映同志,对陆学艺另眼相看。不但在接下来他主持召开的住房体制改革会议上,陆学艺都获邀出席并被点名发言,而且,在后来更大的课题的人选中,他都首先想到了陆学艺。

李院长光明磊落,唯才是举。即使顶了他的牛,只要你掌握着真理,他也不计较;不仅不计较,而且还更加看重,这让陆学艺感到幸运。

1998年5月,李铁映同志有感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大明显变化,想全面了解一下这一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于是,他找到陆学艺,要他承担这个课题研究。

陆学艺早在此前十多年即已开始研究这一课题。得知院领导要求做这样的大课题,并决定让他来主持,很高兴,答应立即着手调查研究。

经过3年多的艰苦努力,这项课题的第一个成果,以《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以下简称《阶层》)的书名,于2001年12月10日正式出版。

因时处于党的16大召开前夕,格外敏感,所以《阶层》一出版,立即引起轰动。

评价中有两种声音:

一种是叫好声。有人甚至认为这本书是社会结构转型中“层化派”的代表作,它对于学术界的贡献,几可与厉以宁的“股份制改革”和吴敬琏的“市场经济理论”相提并论。

但另一种声音,则是批评声。

批评者从政治上断定,“陆学艺的‘十阶层划分’把私人企业家说成是新阶层,掩盖了劳资矛盾!”“陆学艺把西方社会学的方法简单地搬到中国来,否认经济政治地位决定人的社会地位,以所谓的职业划分,掩盖了社会关系的本质,客观上导致了精英主义者忽视工农基本群众利益各种奇谈怪论!”“这种划分,提高了‘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地位,‘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只是附庸,同时贬低了工农地位……”

这种没有事实根据,只戴政治大帽子,不讲道理的批评,本不值一驳;但类似的批评,来自于某部门,甚至高层领导,则不能不认真对待,对他们作进一步的解释。

2004年10月25日,陆学艺在一次报告中,对这一内幕作了披露,他说:

“我们这本书出版之后,在社会上最大的批评原因,就是一句话,当着我的面问了。说:‘陆学艺,你编的那本书叫阶层研究,你是学马列的,我问你,阶级还有没有?阶级斗争还有没有?阶级分析还要不要?’这三个帽子扣的不小,而且说这话的是(有)相当地位的人。

我说:‘第一,阶级有,确实有。第二,阶级斗争也有。……’阶级分析还要不要?我说‘当然还要。在我这本书里说光搞阶级分析不够了,……’他说‘你这个阶层分析跟阶级分析,是不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我回答说,‘就从原理来说,作用来说,是一个(回事),都是为了弄清我前面说的基本国情。但是它的方法、方式、意义和目的、手段是不同的。……’

对我们第二个批评最多的,就是某部门的同志。他们对我们将产业工人放在(第八位)那儿,意见大了。某部门的人找到我,说,‘陆学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你们将工人阶级这样放在老八,这让我们怎么工作’……我说‘不是我们将他们排在那儿,他客观就在那儿’。后来有人客观地说,‘老陆,你太傻!(应)将工人放在前面。(把)干部放在第一位,他们不愿意听,他怕显眼。’我说‘那是政治研究,不是学术研究。那(样的话)要我们社会科学院这帮人干什么呢?’我说我们还是不改。”作为一本深思熟虑的学术著作,陆学艺和他的团队对上述质疑早有预料,在书中也早有答案。只是那些质疑者似乎并未细读书中的论述,只是道听途说,断章取义。对这种人,就是再解释10次,他们也未必听得进去。于是高层人物一批示,他们就将一个学术问题武断地上升到了政治层面,上升到“违宪”的高度。这不仅给陆学艺及其团队带来“莫须有”的罪名,而且也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带来巨大的政治压力。

2002年1月份,社科院召开年度工作会议。会议第一天中午自助餐时,陆学艺和何秉孟一起到李铁映院长桌旁用餐。

李院长一见到陆学艺,便说:“你们可好啊!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啊!”

陆学艺问:“新书收到了?”

“收到了!”李铁映同志回答。

陆学艺进一步请求:“还要请您说几句话。”

李院长说:“报上已经说得很多了,我再说什么?”

李院长“三年不鸣,一鸣惊人”这句话包含了很复杂的意义。这个课题是他让做的,能有现在这个效果,表明他并未看错人;但引起了社会上较大的质疑声,尤其是来自高层的质疑声,在即将召开16大的关键时刻,意味着什么?他感到压力。

而陆学艺当时并未注意到领导内心复杂的情感,他只是感谢领导的支持,并希望继续予以支持。

2月,也就是春节过后,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上班不久,一位副院长找陆学艺和出版这本书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谢寿光社长,到他办公室谈话,询问有关情况。

最后,副院长说:“你们发的这本书,反映不小,不少人有意见。(院)党组讨论过了,这本书有问题。前言中说,是铁映同志支持的,还听了汇报,作了指示。不对!他没有看过这本书,他也没有对课题作过指示。另外,前言中说,这本书是院里重大课题的成果,院里就没有这个重大课题。党组决定,这本书不能再发行了。以后(也)不能再加印。如要重印,要修改前言,报院党组批准后,才能再印。”

到了3月初,全国两会召开前夕,社科院领导召集参加两会的院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开会部署会议提案等工作。会后,李铁映院长和王洛林、李慎明、朱佳木副院长等领导同志,在小会议室专门找陆学艺谈话。

一位领导同志批评了这本书。说“马克思主义历来主张要做阶级分析。而按阶层研究是西方学者的观点和做法。……这样的研究,应该先在内部讨论。你们写出报告以后,也未经过审批,一下就捅到社会上,还让媒体炒作,弄得满城风雨……。”其他两位领导,也就这本书讲了他们的意见。这次领导谈话,是因为这本书捅了一些人的马蜂窝,搞得有人很生气,大家感觉后果很严重。院领导希望陆学艺在两会上不要再在这个问题上发言了。

陆学艺并不认同领导们的意见,也不认同院党组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意见。但为了顾全大局,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下级,他服从院党组的决定,并同意在两会期间不谈这本书,只谈“三农”问题。

5月份,社科院纪检组按照院党组的决定,对这本书的问题及责任人展开调查。一天,吴海星副组长和一位处长,找陆学艺和谢寿光社长谈话。

陆学艺对吴组长详细谈了这个课题的组建、课题内容设计、调查安排和调查过程,以及课题成果的写作、构思、章节安排、初稿、定稿的来龙去脉和他的想法。他反复向纪检组领导强调,这本书在总体指导思想上,是符合江泽民同志2001年“七一讲话”精神的;基本论据也是符合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的;所有结论和政策建议,都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目标的。

所以,他根本不认为这本书有什么政治问题。但他也向吴组长表示:“这本书(如果)有问题,责任在我,我负全部责任。不但与院领导无关,也与出版社的同志和课题组的其他同志无关”。

陆学艺将全部责任和风险,都承担下来。在他看来,为这个课题组一百多人三年多来的艰辛探索所得来的宝贵结论,作一点个人的牺牲,是值得的。

但这时的党组织,毕竟是经历过文革和改革开放的成熟的党组织,在这样大是大非的原则面前,不可能凭感情和意气用事。坐在陆学艺面前的纪检组吴海星同志,只是在认真地听,认真地记,他也许还在思考,但不曾说一句话。谈话完了,吴组长走了。

陆学艺回到家里,等待着院党组对此事的处理决定。但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一直到现在,也未见院党组一个字的结论。

这几个事例表明,求真不容易;求真须承担风险;求真需要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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