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度才能早半拍_陆学艺评传_事迹

高一度才能早半拍_陆学艺评传_事迹

求真需要勇气。但仅有勇气是不够的，还需要底气，需要从政治家的视角，从历史和中国的角度看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陆学艺在农村体制改革、三农问题、社会结构转型及社会建设和现代化等方面，做了大量有重大影响的研究。这些研究一个鲜明特征是，他总是站在中国立场上思考，为中国改革和现代化殚精竭力，提出一个又一个的建设性观点。许多观点和建议，不仅为学术界叫好，而且也被中央高层决策所采用。下面是他自1978年至今被中央领导人批示过的文章和参加中央领导人主持的会议的一份清单：

1978年9月，薄一波同志在《关于加速农业发展的若干政策问题》一文中批示：“这十二条建议都很好，有针对性。有些文字语气过重，过激，要注意分寸。”

1980年10月，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宋平同志，在《包产到户的由来和今后的发展》一文中，批示此文可在甘肃省内部文件发表。(www.guayunfan.com)1983年1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在《论棉花政策》一文中批示：“润生，王磊同志：这篇文章请你们看一看。特别是关于棉花是否多了的那一篇，我认为很有道理。我过去只听财贸系统的，有片面性。”

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同志看了《农业面临比较严竣的形势》一文，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讲话中指出，“一是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粗略估计一下，到2000年，以12亿人口每人800斤计算，粮食年产量要达到9600亿斤……现在粮食增长较慢。有位专家说：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少，农业生产水平低，中国将进入新的徘徊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

1989年10月24日，参加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主持的关于农村农业形势的座谈会。

1991年春节后，参加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时任总理的李鹏同志等中央领导同志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所两级领导座谈会。

1991年3月，参加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同志主持的座谈会。

1996年8月，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在《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和必要条件——建立城镇住房新体制的基本思路和对策研究》一文中批示：“请李铁映同志阅”。时任政治局委员、中国社科院院长的李铁映同志批示：“镕基同志，这个报告是我让他们做的。他们所提出的建议，我们正在研究中，准备请社会学所成立一个住房研究室，继续进行研究，并培养人才。”朱镕基同志又批示：“请陈锦华同志（时任国家计委主任）阅。”

1996年9月，时任副总理的姜春云同志在《今年农业大丰收，明年不要又掉下来》一文中批示：“这是一个很值得的、（要）重视的问题。请文件起草组同志阅。”

1996年9月，参加时任中共中央常委的胡锦涛同志主持的关于十四届六次会议文件的座谈会。

1998年5月4日，参加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主持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工作会议。

2001年12月24日，参加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主持召开的农村问题座谈会。

2003年11月3日，参加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回良玉同志主持召开的粮食问题座谈会。

2004年2月3日，参加时任总理的温家宝主持的政府工作报告修改意见专家座谈会。

2006年1月21日，参加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主持的新农村建设座谈会。

2008年7月19日，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在《加强中国社会学建设给胡锦涛总书记的信》上批示：“专家们的意见要好好研究，要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支持社会学学科发展，加强社会学人才队伍建设，为和谐社会服务。”10月份，他又在中国社科院关于落实总书记批示的报告上批示：“同意”。此外中宣部刘云山部长、李长春常委等人都作了相应批示。

从这份远非完备的批示和参会清单中可见，陆学艺与中央和中央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工作关系。每逢重大战略调整和出台之际，中央领导人都要事先征求陆学艺等专家的意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陆是近30年中央决策的智囊和咨询专家之一。

因为学术上的成就而被中央决策层重视；又因为与中央决策层保持着持续和近距离的工作关系，所以陆学艺在研究中，具有一般学者所不具备的360+1度看问题的底气。

360度看问题，即是全方位看问题，也即是不只从一个学科的角度，而应从多学科的角度看问题；不只从自己的立场，而应从时代和中国的立场看问题；不只从学术的立场，而应从实践的立场看问题。对于一个学者而言，虽然不容易，很难，但历练历练也是可以做到的。然而在360度之外加1度看问题，则远非“历练”所能达到，这需要“政治自觉”。

陆学艺先生在1996年全国“两会”人大会议会场（1996年3月）

陆学艺做学问的成功，有一部分应归功于他的勤奋与勇气。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关注与坚守某一领域，他几十年如一日地不惧风险求真求新，这已让人佩服不已；而更让人望尘莫及的是，他对“全方位”之外的那“政治自觉”的领悟与追求。

我做他博士生三年，毕业后与他交往也不少。对他的理论体系比较熟悉，但对他这“360+1度”的方法论，却茫然不知。曾数次当面求教，也不得要领。也许，这“真经”，如同可口可乐之配方，或佛门秘诀一样，是信则有，不信则无？

在陆学艺文章和谈话中，专门讲方法和方法论的不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在我的印象中，有那么几次讲到了这个问题。

2002年6月14日，陆学艺在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的一个学术讲座上，作《当前中国社会形势分析》的报告，对如何正确地分析社会形势，讲了他的方法：

他讲了他到日本去，中国留学生看报纸的故事。他说留学生抱怨看了台湾《中央日报》，报道大陆全是坏消息，看了《人民日报》“海外版”，又全是好消息，他们不知道哪份报纸是真？哪份报纸是假？陆学艺告诉他们，两份报纸报道的可能都是真的，但这些新闻肯定都是主编选择过的，不是新闻的全部。他主张两边的报纸都要看。“光看《人民日报》，咱们中国三年就赶上日本了，你要光看《中央日报》呢，就麻烦了，中国共产党三年就得垮台，这肯定是不对的。我说你两边都得看。”“既看到好的，又看到不好的……要学会全面地看问题。”

他在这次报告中，还讲到如何看待官方数据？他认为，判断中国官方数据是真是假，是一个大学问。他的主张，一是要靠经验来判断，二是实地调查。“你要做某一项学问，最好到实地去，光靠数据是不行的。”他的经验判断法是，“那个地方经济繁荣（与否），那个地方好不好，看两条，直观的。一条看那个建筑工地的塔吊多不多。凡是到处是工地，肯定这个地方是兴旺的。……第二个看饭馆。饭馆里面吃饭的人多，这个地方就兴旺。如果饭馆里面没人吃饭了，那就不行了”。

这是他在报告中讲到的方法。讲得比较随意，不能说这就是他学术方法的全部。但从中可以看出他很重视全面地看问题和根据自我经验来判断问题，不完全相信第二手资料。[4]

对于如何做学问？他的经验是“吃透两头”。“一头是马克思主义，是基本理论，是中央决策的精神，这是方向，要吃透；另一头是农村、城市发展变化中的真实可靠的状况，是你需要研究的地区、行业以及具体对象的纷繁复杂的详细资料，这是要研究解决的实际问题，也就是实事求是中的‘实事’，是客观存在着运动着的一切事物，更要吃透。这两头都吃透了，研究的结果才能扎实，有价值。即使发生大的争论，也会心中有底，胸中有数，不至于随风飘。”[5]吃透上头的政策文件和指示精神，对于在立论和内容上做好一篇文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陆学艺在2011年3月25日在四川成都的一次公开学术报告中，向干部们专门讲了他读中央文件了解上头政策走向的秘诀。他说：

“如何认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从我的经验看，认真阅读研究中央近来发布的重要文件，从中领会精神要点，是认清形势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举例说，学习十七届五中全会制定的“十二五”规划的文件，当然要认真研读，“但这不够，还要同其他重要文件结合起来研读。还要同原来的‘十五’规划、‘十一五’规划文件对比着读，才能比较深刻地体会现在的形势”。

他指出：“我们研究这个文件，光看这个文件本身不够，还体会不深。我的体会至少要看三点，首先，这个文件跟‘十一五’规划和其他重要文件比，有哪些新话和新的提法。其次，有哪些说法这次改了。最后，有哪些经常讲的话，这个文件不讲了。所以我们研读文件光看纸上印的字还不够，还要看文件没有写出来的和空白的地方，要看出字里行间的内容。”

“比如说‘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这个话，以前没讲过，是新话。还有，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个话以前不是这样讲的。十七大是这么讲的‘要加快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关于城市化的方针，没有明确阐述过，这次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文件讲清了。这些都是讲的新话。这就是当前新形势的反映。

第二，这个文件中有不少说法是改变了。比如关于收入分配问题，在‘十一五’规划里面讲要‘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十二五’规划里面改为‘努力扭转城乡、地区、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讲缓解和扭转是不一样的。等到两会开会后又改了，把努力扭转改成加快扭转，这里虽然只有四个字的变化，但是要求是不一样的，反映了新形势对调整收入分配的要求更加迫切了。

第三，有些非常重要的话不讲了。比如说，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个重要的中央文件都一定要讲‘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这次‘十二五’规划不讲了，为什么？这肯定是有重要原因的。还有，以前的规划一定会讲工业增长多少、GDP增长多少，这次的文件没有讲这些数字。所以，我们研究认识形势，一个重要方面可以从研究文件的变化里面领会。我们作为一个地方的领导同志或者单位的同志，要了解全世界、全国的形势，要调查研究，要研读报刊文件，特别是中央文件，从多方面去理会，这很有必要。不光国家是这样，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甚至我们个人对总体的形势，一定要有明确的判断。如果是判断错了，或者是有偏差，那就肯定事倍功半。我讲这段话，就是讲如何判断现在的形势。”[6]

陆学艺在报告一开头，就讲这么一大段话，披露他研读中央文件的方法，让在座的许多高中级干部大开眼界。许多人对中央文件的阅读，大多停留在传声筒式的讲读，浮光掠影，不求甚解，既不入脑，更难入心。他们想像不到陆学艺作为一名资深学者，对中央文件的研读和理解是如此的用心和认真，他们更想像不到在这普通文字中，竟隐藏着如此丰富的政治信息？

当然，也并非所有学者对中央文件是如此上心的。在许多学者看来，学术应成为现实政策和决策的指导，而不是相反。所以，他们不屑于阅读政策文件和领导人的言论，更不用说去研读政策性文字中间隐含的深义了。

而陆学艺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学术与政策互为体用，互为师生。要做人家的“先生”，必先成为人家的“学生”。学术研究如果不向实际工作学习，不以中央政策精神为指导，它就很难有建设性，也很难有指导性。

陆先生研读中央文件从中获取重要政治信息的学术视野的方法，并非只此一次，而是他多年经验和长期一贯坚持的学术方法。早在1984年4月，他解读中央1984年一号文件，就是与1983年一号文件对照起来“研读”的。[7]

他不仅这么看，而且也这么做。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他都一直高度关注中央政策、战略走向及变化，并在文章中及时呼应和深入阐释，也有时对政策的影响和前景作一些评论。这一点，是他学术具有建设性和指导性的关键所在，也是他与其他学者不同之处，是他高于其他学者一度的地方。

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认真研读陆学艺的著作，你会发现他的大部分学术观点，都比别人早半拍，不是最先提出，也是最先提出者之一。早在80年代初，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当年，中央对这项改革，采取的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方针，最开始是“不准”，后来变为“不要”，再改为“有条件地允许”，最后才完全放开，并不是一步到位的。而陆学艺每一步都走在政策的前面，他大声疾呼加快这方面的改革。

另一个例子是社会分层的研究农村社会分层问题。早在中央关注前近十年，陆学艺即已关注并开始研究。在江泽民同志2001年“七一讲话”之前3年，陆学艺关于阶层结构变动的研究即以开始。

他的超前性研究，不仅对政治决策人的观念和决策，有直接间接的指导作用，而且在学术界，尤其是社会学界，近30多年来，他的作品和观点，都起到了引领潮流的作用。比如说社会结构转型、“三农”研究和社会建设等研究，他都是最早的开拓者之一，由于他极具影响力的著作的问世，带动了学界在这方面研究。以至于后来多年，这方面的研究都是学界最热门的话题。

永远比别人早半拍，源于他总是站在比别人高一度的地方。

【注释】

[1]陆学艺著：《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85-198页。

[2]陆学艺著：《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99-213页。

[3]陆学艺著：《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241-243页

[4]陆学艺著：《“三农”新论——当前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第347-367页。

[5]陆学艺主编：《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陵县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660页。

[6]陆学艺著《社会建设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第44-45页。

[7]陆学艺著：《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50-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