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化到城乡一体化_陆学艺评传_事迹

从城市化到城乡一体化_陆学艺评传_事迹

我们在上面两节，分别介绍了陆学艺关于农业和农民问题的观点，下面要对他的另一个“三农”内容——农村问题作介绍。

如果不是从字面上看，而是从实际内容看，陆学艺从1978年开始，就对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作了研究，并且是把“三农”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对待的。讲农业问题离不开农民和农村，讲农民问题离不开农业和农村，讲农村问题时，同样也离不开农业和农民问题。

1978年10月，他在《关于加速农业发展的若干政策问题》一文中，讲农业发展时，对农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作了专门的研究。他指出：

“如何安排好目前农村3亿多劳力，并且为不少地区腾出来的多余劳力找好适当的出路，充分利用我国的劳力资源，这是我们应该解决的大课题。从社会发展的趋势看，农业劳力总要逐渐减少，工业和服务业的职工会越来越多。我们要在城市设法增辟新的领域，容纳更多的就业人员。”[18](www.guayunfan.com)这是他较早对农民劳动力剩余及其转移问题发表的意见。他强调了农民逐渐减少及向城市转移的趋势。看得出来，篇幅虽然不大，但很精当。

8年后，当农村体制改革第一步目标实现之后，即将进行第二步改革之时，他心目中的第二步改革，是“要继续实行放宽搞活政策，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农村由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化，由传统的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逐步缩小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间的差距，使整个国民经济协调高速地发展”。他认为第二步改革的关键，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总结国际国内的经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通过发展专业分工，使大量农民变为非农民的过程；是一个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使非农业越来越占优势的过程；是一个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使商品经济占绝对优势的过程；是一个农村逐步摆脱贫困，使农村居民富裕的过程。所以，大力兴办各种类型的乡镇企业，使农村剩余的1.5亿左右的劳力从农业上转移出来，这是我们农村第二步改革的关键。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农村改革的局面就活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也就活了。”[19]

他在同一年（1986年）写的另一篇文章《我国农村发展的新阶段、新任务和新对策》中，继续强调了发展乡镇企业是农村此时发展的关键和新任务，同时还为这个新的任务提出了新的对策：

“要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今后农村工作的战略重点。……从思想上、组织上、政策上加强领导，适应这个农村新发展的要求。要从技术上、资金上、管理上积极扶持。”

“我们要按照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原则去组织生产，满足社会市场的需要，逐步形成社会化、专业化的分工体系；要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原则，去进行流通体制的改革，改变原来按行政区划、行政层次统购统配的体制，发展开放式的平等交换的机制，形成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要破除重生产，轻流通、轻经营、轻服务等传统的轻商思想，大力发展以商业、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20]

这是陆学艺在进入社会学界之前，作为一位农业经济学家发表的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观点，虽然不多，但是经济学领域最早对这一问题论述得最为深刻的观点之一。

进入社会学界之后，社会学宽广的视野和系统论的方法，立刻提升了陆学艺的观察水平，并让他的农村问题研究打上了明显的社会学的印迹。

1988年12月，他匆忙写就的《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成就及当前面临的几个问题》，在中宣部等组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被评为特别优秀论文奖。年底加写了“农村问题”部分后，以《我国农村当前面临的几个问题》为题，发表在1989年《改革》杂志第2期上。全面地阐述了他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的“三农”观，对农村问题的研究，也注入了与以前很不相同的社会学新内容。他在文章中写道：

“10年来我国农村经济有了大的发展，但是农村社会发展，社会进步却没有获得相应的进展。在有些地区，经济发展了，但社会问题突出了。……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地方工作的领导同志，把党中央提出的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理解为唯一的任务。因而，在实际上工作中考虑的都是如何发展经济，至于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问题往往列不上议事日程。即使像东南沿海和大中城市郊区等经济发达的农村……社会问题仍然很多。……我们应该在致力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重视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要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步发展。国际国内的经验都证明‘富裕并不等于幸福’、‘经济水平高并不等于社会进步’。我们应……为群众创造一个民主、进步、幸福的生活环境。”

注意这一段话，是在距今20多年前讲的，像不像我们今天的文件中讲的？我们今天强调幸福经济学和协调的科学发展观，而20多前年，陆学艺就洞察到了。不能不令人惊叹其远见卓识，非一般人能比。

接着，他为解决当时的“三农”问题开出了药方：这就是要在“重新认识农村，重新认识农民，重新认识农业”的前提下，制定农村发展的长期战略。“逐步扭转目前存在的城乡倾斜政策，逐步改变城乡社会分隔的二元结构”。“在致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注意社会发展。引导农村经济、社会健康地协调发展。”[21]

在这里，有两点在他的学术思想史上十分重要。一是他提出了“重新认识”“三农”问题，也就是不能就农业问题谈农业问题，农业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也不能就农民问题来谈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实质是一个就业问题；因此，“三农”问题也不能就“三农”谈“三农”，“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三农”之外，在剩余劳动力转移，发展乡镇企业和改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上。二是首先提出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问题，并将改变二元社会结构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战略。这两点新思路为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的“三农”研究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也为他的社会学研究开辟了更多的新领域。

1993年，他正式提出了一个名叫“反弹琵琶”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农村改革、农业发展的新思路。全面总结和反省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也全面总结和反省了学术界，也包括他自己关于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的研究，他用12个“为什么”和否定五大基本观点，来痛苦地跟过去的实践和理论告别。比如说，为什么农业发展老是扭秧歌？为什么30多年反复强调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而至今这个基础仍然脆弱？为什么一贯强调切实保护农民利益，而总是保护不住？等等，又比如说，是对农业认识不够，重视不够吗？不是；是投入不足吗？不是；是价格低吗？不是；是人多地少吗？不是；是人才问题吗？也不是。

那么，“三农”问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他经过“广泛的研究”，在发展的新形势和社会学新视野的启发下，他提出了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是“三农”问题长期解决不好的深层原因的观点。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已成为当前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桎梏，是目前农村诸多问题长期解决不好的症结所在。”

“目前最成问题的是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即使是在发达地区，城市化也严重落后于工业化。因为城市发展滞缓，致使工业化发展受到阻碍，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不起来，就不能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

“目前的城乡管理体制是为维护二元社会结构服务的。……是维护目前城乡二元结构的组织基础。”

“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变化，农村的管理体制没有相应的变革，农业劳动力大量过剩，应该向第二、第三产业转化而没有及时转移，作为第二、三产业的载体的城市应该发展而没有发展起来，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落后于工业化要求，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接下来，他为解决这一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提出了“反弹琵琶”推进城市化进程，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新战略和新方针。

“反弹琵琶”第一策：要使农业持续稳定地发展，就要着力去抓乡镇企业的发展。

他认为，乡镇企业发展了，剩余劳动力有了出路，以工补农，就可以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地发展。他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算了一笔账，如果一个有50万农业人口的中等县，40%的劳力外出打工，可以在不影响农业和农村社会总产值不变的前提下，将农民劳均收入提高67%，为输出地全县农村社会总产值增加60%，为打工地经济发展创造打工人员人均3000元的财富和473元税金。这是“一件有利于社会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事，对国家有利，对输出劳动力的县有利，对使用劳动力的地区和企业更有利，对外出劳动力付出了辛苦而使个人和家庭都得利的好事，可称为一举五得。”

“反弹琵琶”第二策：要使农业、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就要大力加速城市化的进程。

他认为，中国8亿多农民，固守在10多亿亩耕地上，是农民贫穷的根源，也是中国富不起来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向非农产业，向城市转移。大办乡镇企业，是出路之一。但仅有乡镇企业还不行，还必须打开城镇大门，让一部分农民进城。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历史必然结果，也是当前改革发展的需要。

“就当前全国大局来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推动第三产业和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都要求加快城市化的进程，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和农业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则更加迫切地要求加快城市化的步伐。”

当然他也看到，打开城门，接纳数千万农民进城，这是一项巨大的社会改革，需要一个历史进程，也需要解决一系列认识、体制和具体工作上的问题。

第一，要换脑筋，确立城乡改革和发展的新思路。他认为，最终解决农村的问题，要靠城镇的发展。所以，今后农村工作的重点，也是农村深化改革的方向，是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非农产业，改变9亿农民搞农业的格局；调整城乡结构，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创造各种形式，引导、帮助农民移居城镇，成为城镇的新居民。

第二，要充分认识城市在现代化中的地位作用，纠正“恐城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确有不少人对城市化有顾虑，如城市化影响农业发展；城市化会不会出现1960年时的大反复？城市化会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城市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堡垒等等。陆学艺认为这些“恐城症”看法是不对的，不必要的，一一加以批驳和解释。他的观点是，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摇篮，城市化是历史规律，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我们要完成的历史使命。

第三，全面规划，确定好城市发展的新方针。他认为，到21世纪中叶，怎样布局中国15亿人口？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怎样？是一个大课题，“应该预为之谋”。未来的城市化走什么样的道路？目标是什么？他不太赞成优先发展小城镇，而主张以大城市为中心，带动一个地区中小城市和农村，形成网络的区域一体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

第四，创造多种形式，逐步改革城乡分治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已经创造了很多种进城就业形式，如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自建农民城、土地换户口、购房转户口、买户口进城等等。但这些进城农民，并未取得现行体制的合法承认，在管理上还在歧视他们，也产生了很多的社会问题。所以，陆学艺认为，“现行的户籍管理体制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22]

这篇文章以其辩证的思维和创新的观点，在社会学界引起震动，也为决策层所高度重视。陆学艺在这里提出的城市化解决“三农”问题的主张，是他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基本主张，也是我国当时学术界和决策层所认同和实施的战略思路。

但是，真理是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的流体。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放之四海、行之万代而皆准的真理，而只能是与具体的时间、具体的空间和具体的人物事件联系在一起的“范式”话语。身为哲学家的陆学艺当然懂得这个道理，他的学术性格也在于，永远不变地追求永远变动着的真理。90年代后期，他的城市化理论在一些重要的场合，不断地在自我丰富、自我补充和自我解构成一种更有解释力和更符合他内心深处理想的话语体系。

首先，我们看到，在此之后，他对大城市带动下的中小城市（镇）的发展，依然重视和看好。

关于小城镇大问题以及其优先发展的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盛极一时，陆学艺也是其中倡导者之一。但到了90年代，他对此提出质疑，并逐步放弃了这一理论，而主张大城市化带动中小城市（镇）发展的观点。他反省说：以前的小城镇有“自身的局限性”，它“只是从农村地区自身的发展来做规划的，忽略它从大中小城市之间的空间、经济、社会关系的角度进行建设”。“失去了大中城市的依托，那么小城镇就难以发挥有效地促进农村现代化的作用。”

尽管如此，他对大城市化带动下的中小城镇发展，依然十分重视。在他看来，不但不会比独自发展更差更慢，而只会发展得更好更快。他以当时苏南小城镇发展为例，说明这个问题。苏南小城镇之所以发展得那么快，之所以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就是因为它们依傍上海、南京以及苏州、无锡、常州等大中城市。据他观察和调查，京津唐地区、长三角、珠三角、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一带农村之所以发展很快，也是因为那里有大中城市的带动。所以，只要有大中城市的带动，小城镇发展将会很快，会在大城市与农村之间起到应有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23]

其次，他在此之后，特别强调改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困境。

据我考证，二元社会结构这个概念，几乎同时由陆学艺和郭书田、刘纯彬同志于1988年提出。[24]此后陆学艺将这个二元结构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体制障碍，在多篇文章中反复讲过。2000年他将这个结构归纳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并指出，它是计划经济时代短缺经济的产物。同时认为现在“三农”问题中的大部分问题都与此有关。因此，他呼吁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困境。

2001年，他作为第九届全国人大的一名代表，向全国九届人大第四次会议提交了《加快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的提案。该提案指出：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和完善的要求。阻碍城镇化的发展，使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凝固化，也是造成诸如“民工潮”之类社会问题的根源。他建议国务院责成公安、民政、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着手进行改革，制定新的户籍管理制度。此外，还有几项具体的建议：一是取消城镇户口背后的附着利益的功能，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规定。二是建立统一的、可流动的户籍管理制度。三是用居民身份证、出生证取代户口薄管理。[25]

2001年12月25日，在江泽民同志主持召开的“三农”问题座谈会上，他做了《坚持市场取向，继续深化改革》的发言。他指出：农民问题、农村问题，至今成难题，根本原因在于仍然在二元社会结构束缚之中，仍然实行着“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他向江泽民同志建议：继续坚持市场取向，不断深化改革，改变“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格局，改革城乡社会二元结构。具体建议有5条：一是改革早已不合时宜的户籍管理制度。二是加快城镇化步伐，走出一条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三是改革教育体制，实行城乡一体的教育制度。四是改革向上倾斜、向城市倾斜、向东部富裕地区倾斜的财政体制。五是建立中央农村政策研究机构。

2002年3月，他又在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提交《关于改革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体制问题》的提案，建议国务院改革现行城乡不同的义务教育投入体制，实行以国家为主或以省市为主。东部地区以省市为主，中西部地区应以中央和省为主。这项提案目的是减轻中西部地区和县镇基层的负担。

最后，他在此之后，在强调改变二元社会结构，走大城市化带动中小城市和农村发展的同时，更多地把具体政策措施指向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目标。

城乡一体或城乡一体化这个概念，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初，陆学艺就在许多文章中提出来了。比如，1993年，他说：“一定要改变二元社会结构，实现城乡一体。”[26]1994年，他又说：农业现代化第四步就是“实现城乡一体区域现代化。”[27]1995年，他还具体地概述了这个城乡一体化的内容。其中最主要的是城乡分割的格局不复存在和传统农民的终结。他认为这样的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的最高阶段，离现在还很遥远。由此可见，他把城乡一体化，看作是城市化的一种方式，是城市化的最高阶段和遥远的目标。

到了2000年前后，陆学艺的城乡一体化概念有了明显的变化。在他这一时期的文章中，城乡一体化不再只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而是一种具体的思路和政策。也许在陆学艺此时的思想上，还不可能有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明确的学理上的区分。但是只要在强调城市化的同时，强调农村的发展和农民权益的保护，强调城乡统筹的政策，就很容易导向城乡一体化的思路和政策。即使说是城市化，也与一般的城市化进程与政策不同。

从2001年起，陆学艺就在一系列的学术论文中和向高层建议中，提出城乡一体化的思路和政策。除了我在上面谈到的几次向高层建议外，他还在2002、2003、2004年连续三年，利用一些机会向中央领导作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建议。

2002年12月5日，他和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郭书田同志一道，向中央写信，建议近期召开一次中央全会，讨论“三农”问题。他们在信中提出了10条建议，希望能在会议中讨论并做出决定。其中，有7条是支农惠农和城乡统筹的政策建议。比如说放开城市就业；恢复农民国民待遇，特别提到了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保、市场化以及其他公共财政支出等方面，也应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政策，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等。都是在政策上导向城乡一体化的。[28]

2003年11月3日，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同志召开的粮食问题座谈会上，陆学艺向中央建议，要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城乡一体化的思路来解决“三农”问题。[29]

2004年2月3日，在时任总理温家宝召开的征求对政府工作报告修改意见座谈会上，陆学艺建议，反哺农村、反哺农业，通过改革不合理的城乡体制，逐步做到城乡平衡。[30]

这些都是具体政策建议。在总体思路上，这一时期，他通过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和实地考察，也很有收获，在几次重大场合的报告和论文中，提出城乡一体化的改革目标。

2003年11月，他应邀到四川成都考察。去了锦江、双流和新都，又同市委书记交流，觉得有新的收获。考察完了，他应邀给成都市领导和机关干部作报告。

他在报告中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就是改变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他结合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的实际，提出必须改革现在的户籍制度，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户籍登记制度；必须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要明晰产权，建立城乡一体的土地制度；必须改革人事就业制度，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就业人事制度。此外，还应该改革国民经济分配制度和现行的财政体制。他相信，只要按科学发展观和统筹城乡的思路走，“三农”问题就会得到很好的解决。[31]

2004年9月17日，他在“中国经济展望：机遇和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讲，正式提出“改革的目标是要实现城乡一体化”。他在阐述了几个具体的改革，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农民工体制、国民收入分配和财政体制等改革之后，进一步指出，“三农”问题，现在需要一个总体的解决。“目标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对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进行改革。……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城乡统一的大市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农民这个世纪性的大问题，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32]

用城乡一体化的思路，而不是城市化的思路，来解决“三农”问题，对我国现代化尤其是农村现代化，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农村社会学研究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9亿农民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走（或必然走，不得不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有别于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道路。尤其是到了21世纪当中国已经发展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么一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工业化方式面临着全球化的市场、资源、经济体制和政治格局等各个方面的制约，走西方近代走过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显然不通。当然，我们也不能回到农业化、乡村化的民粹主义道路，而应该走后工业化（新工业化）城乡一体化的道路。我国近几年按照科学发展观引导城乡统筹的思路实践证明，新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的走法，是成功的，是走得通的。

陆学艺的城乡一体化理论，很大程度上，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理论中的城市化理论。最根本的不同，是对待农民、农业和农村的态度不同。它不是“羊吃人”式的，而是保护农业和农民，主张城市发展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相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讲，陆学艺的城乡一体化理论，具有原创性，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和农村发展理论。

从对农业生产周期性徘徊反复的研究，到破解制约农民问题的二元社会结构性矛盾；从“反弹琵琶”加快城市化的呼吁，到将城乡一体化锁定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最终战略。从1978年到2008年，陆学艺在“三农”研究道路上艰苦跋涉了30年。

这艰苦的“苦”，一是劳苦，头顶烈日，脚踏泥水，迎风雨、斗霜雪，其中劳苦非局外人所能想像；二是心苦，与农民为伍，与领导“顶牛”，同主流争辩，同自我决裂，都是难得轻松难得愉快的事。三是贫苦，30年，做的课题无数，出版的著作等身，改造了国家社会，但没有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这一切，都只为了一件事，追求真理，代言“三农”，让农民富起来，好起来。

也许，在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看来，陆学艺的行为，30年的付出，回报为零，太不“经济学”了；但在我看来，在亿万农民兄弟看来，陆先生的行为，用一个人的30年，换来一个“三农”的春天：城乡一体化时代，是很“社会学”的。

我在前面说过，真理是时空流体，但追求真理的精神永恒。这应是陆学艺30年的心血和努力，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注释】

[1]陆学艺著：《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359-360页。

[2]陆学艺著：《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400页。

[3]陆学艺著：《陆学艺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152-154页。

[4]陆学艺著：《陆学艺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152页。

[5]陆学艺著：《陆学艺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233-248页。

[6]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69-73页。

[7]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78-79页。文章在《要报》和《内部参阅》上发表后，李鹏、朱镕基、李岚清、姜春云先后作了重要批示，肯定这篇文章的观点。

[8]陆学艺著：《陆学艺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1版，“自序”第8-9页。

[9]陆学艺著：《陆学艺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249-271页。

[10]陆学艺著：《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9-10页。

[11]陆学艺著：《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28-31页。

[12]陆学艺著：《陆学艺文集》，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120页。

[13]陆学艺著：《陆学艺文集》，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162-173页。

[14]陆学艺著：《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29-30页。

[15]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49-252页。

[16]陆学艺著：《“三农”新论——当前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前言”，第6-7页。

[17]陆学艺著：《“三农”新论——当前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前言”，第8-9页。

[18]陆学艺著：《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9-10页。

[19]陆学艺著：《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269-272页。

[20]陆学艺著：《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282-283页。

[21]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3-20页。

[2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27-145页。

[23]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75-276页。

[24]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6页。注：陆发表在《改革》杂志1989年第二期上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作者为中宣部等单位组织的“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研讨会”征文写的论文修改稿。据作者回忆，该论文写于1988年10月前。改写于1988年12月底。刘纯彬同志1988年在北京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讲，提出了二元社会结构理论，并在《农民日报》上连载。后作者又将这个理论整理成《失衡的中国》一书于1991年出版。2013年9月1日，在陆学艺先生逝世追思会上，我当面请教郭书田先生，问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概念，到底是谁首先提出来的。郭书田先生谦虚地说，还是陆学艺同志先提出来的。

[25]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76-149页。

[26]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42页。

[27]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55页。

[28]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01-104页。

[29]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08页。

[30]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18页。

[31]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84-188页。

[3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