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从对“国家主义”崇奉到对“人民至上”呐喊

闻一多从对“国家主义”崇奉到对“人民至上”呐喊_闻一多的故事

在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中，其政治思想由保守转变为先进并在后来做出突出贡献者不乏其人。但像闻一多那样从对“国家主义”崇奉到对“人民至上”呐喊，从对共产党误解到跟着党走并愿意加入共产党，完成从开始崇奉“国家主义”到反对国民党独裁腐败坚决推进“民主主义”彻底转变的知识分子并不多见。其实，正是闻一多这一坚持正义极具个性的彻底转变，使他载入到中华知识分子精英行列的史册。

闻一多自己就说，他的性格“喜欢走极端”。确实如此。无论在误入“国家主义”歧途的北京时期，还是转变政治思想后的西南联大时期，他都能把其政治理想或者行为发挥到极致。例如1925年秋，闻一多看到《醒狮周报》登出“北京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发起广告后，就同余上玩一块找到李璜家中，表示代表美国同学主张国家主义者参加该联合会；同年12月，他又积极地和尚在美国留学而因参加关税会议归国的罗隆基一块代表他们在美国成立的“大江会”参加发起筹备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醒狮社”即“青年党”头目李璜后来回忆闻一多初见他时所说的话“……现在北京的共产党就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唱唱花脸不可”。闻一多甚至还认为李璜“是个白面书生，恐不是唱花脸的”料。这之后，“国家主义的同志中有一般人”就经常到他“家里开会”。他给尚在美国留学的梁实秋写信就说：“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势将在最近时期内有剧烈的战斗”。就在这同一封信中，闻一多还说“国内赤祸猖撅，我辈国家主义者际此责任尤其重大”，因此，就会“进行益加困难”。又因为他认为“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势将在最近时期内有剧烈的战斗”，所以，他希望梁实秋赶快从美国回来，“并且希望多数同志赶快回来”以助其实践国家主义的理想。不然，虽然他们“大江会”和“醒狮社”诸团体携手组织了“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但是由于闻一多认为“醒狮社的人如李璜乃一书生，只能鼓吹主义”而“国家主义的实践还待大江”，因此，“若没有大批生力军回来作实际的活动，恐怕要使民众失望”。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北京时期的1926年初，闻一多就参加了“北京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发起的两次国家主义重大活动。第一次是当年1月29日晚上召开的“反对日俄出兵东三省大会”。为了召开这次大会，闻一多于此前甚至不顾李璜的反对，径直跑到北京大学第三院和北京艺专的广告栏前，贴上“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发起反日俄进兵东三省大会筹备会”启示。然而就在是日晚上会议行将结束表决方案时，却和北京的共产党人发生了争端。后来，闻一多以文字形式叙说了事件的详细过程：“前者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发起反日俄进兵东省大会，开会时有多数赤魔溷入，大肆其捣乱之伎俩，提议案件竟一无成立者。结果国家主义者与伪共产主义者隔岸相骂，如两军之对垒然”。其结果，闻一多说“骂至深夜，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甚至“有女同志者排众高呼，痛口大骂”，闻一多将其形容为“犹如项王之叱咤一声而万众皆暗。于是兵荒马乱之机，一椅飞来，运斤成风，仅斫鼻端而已”。我们从闻一多这充满讽刺的叙述中，就可看出他在当时对共产党人的成见。

闻一多参加“北京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的第二次重大活动是这年3月10日召开的“反俄援侨大会”。是日下午，闻一多和罗隆基以及李璜等同坐在主席台上。虽然这是一个控诉前苏联虐待我国侨胞的大会，但是同样遭到当时共产党人的反对。于是，又两军对垒，不仅拳脚相加，而且还桌椅木棍对打。其结果，是双方都有人负伤。这情况，当时的北京《晨报》第二日就以《国家主义者与共产派昨日空前之大血战》为题作了详细报道。这次活动，闻一多和罗隆基等人，就是从主席台后门被学生领走的。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闻一多当时确实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我们无须回避。其实，这在他于美国刚成立“大江学会”的时候，他就承认“其性质已近于政治”，并且，也“有人提议正式改组为政党，其进行之第一步骤”，就是“鼓吹国家主义以为革命之基础”。而且，他们还打算于1924年夏季“将在芝加哥、波士顿两处开年会即为讨论此事”。闻一多的政治理想在其1925年创作的《我是中国人》诗中就有表现。他不仅说“我是过去五千年底历史”，而且，还“我是将来五千年底历史”，同时更雄心勃勃地又说，“我要修葺这历史底舞台，/预备排演历史底将来”。可以说，闻一多的这种“国家主义”理想，在他归国后的北京初期，才有活动的土壤。而且其行为，在政治上更走向极端。当然，极具知识分子气的闻一多当时不可避免地只能是昙花一现。(www.guayunfan.com)只是，令谁也料想不到的是，在将近20年之后，早已转为“向内走”潜心研究学问的闻一多却由原来的积极崇奉“国家主义”转变为积极追求“民主主义”，更由原来的反对共产党转变为不仅支持和拥护共产党，而且还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面对着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腐朽，他毫不犹豫地喊出“人民至上”的口号。

据查《闻一多年谱长编》可知，闻一多于西南联大初和共产党人接触是在1944年夏季。当时，闻一多听说中共南方局的华岗想来看他的消息后，他不仅热情地表示欢迎，甚至还急不可耐地要会见这位朋友。从此之后，他就参加了由我党地下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并积极工作。就是在这时，闻一多开始接触并学习了《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解放区战场》、《联共（布）党史》以及《列宁生平事业简史》等党的文献以及《新华日报》和《群众》等进步刊物。就是在党的引导下，闻一多于当年秋季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就在他加入民盟的当天晚上，闻一多还向吴晗“表示说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将来一定要请求加入共产党”。其实，就在闻一多参加民盟前，他就曾给和他联系的中共南方局派云南省工委工作的刘浩同志说“国民党专制腐败，没有希望，中国的事情完全寄托在共产党身上”。还说他在黑暗中探索了半辈子，现在才看到中国的光明之路就是共产党指明的道路，他愿为此奋斗不息。闻一多同时还给刘浩同志说，有人邀他参加民盟，他正在考虑参加民盟好不好。因为，他想参加民盟不如参加共产党。是因为刘浩同志给他说参加民盟更方便活动，有利于推进民主运动后，闻一多才最终选择参加了民盟。

闻一多加人民盟之后，他就在共产党领导下，针对着当时国民党的腐败和专制独裁，利用各种场合以及多种形式以推进民主进程。在他认为“多年来人们听惯了那个响亮的口号‘国家至上’”时，在他质问“国家究竟是什么”后，闻一多愤怒地说，“假如国家不能替人民谋一点利益，便失去了它的意义。老实说，国家有时候是特权阶级用以巩固并扩大他们的特权的机构。假如根本没有人民，就用不着土地，也就用不着主权。只有土地和主权都属于人民时，才讲得上国家。”因此，他才说“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为了人民的利益，闻一多认为“‘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因此，“我们还要努力！我们还要科学，要民主，要冲破孔家店，要打倒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面对着当时国民党搜刮民财，克扣军饷以中饱私囊的罪恶行径，闻一多大骂蒋介石这个祸国殃民的贪腐集团是“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最坏的朝代也没有这么坏，这么专横，这么腐败”！闻一多径直说这是“封建专制加法西斯”，就连“明代的特务制度也没有这样残暴”。为了人民的利益，闻一多毫不畏惧。他在傅斯年面前，敢承敢担地说“我就是布尔什维克”；在邱清泉面前更大胆宣称，“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他不仅痛骂蒋介石集团腐朽专制，而且，还敢于直接痛骂蒋介石。因为，闻一多认为，蒋介石“造了那么多的孽，害了那么多的人民，骂一下都不行吗”？他说，“咱们应该讲真理，明是非。我有名有姓，我就要骂”。

闻一多如此行为，当时就有人问他说：“你们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尾巴，为什么要当尾巴”？闻一多则非常干脆地回答：“我们就是共产党的尾巴”，因为“共产党做得对”。他还说，“有头有尾，当尾巴有什么不好”？就这样，闻一多在其后期除于各种场合高呼反对封建独裁要求民主外，他还同时写出了《复古的空气》、《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五四历史座谈》、《关于儒·道·土匪》、《一个白日梦》、《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在五四青年运动座谈会上的讲话》、《五四断想》、《兽·人·鬼》、《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民盟的性质和作风》以及《为李公朴死难题词》和《最后一次的讲演》等。正因为闻一多具有“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的胆识和行为，所以，为了人民的利益，他在中国走向民主的历史进程中，树立了一座高大丰碑因此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

作为知识分子，如果从一般的层面上说，闻一多转变前后的行为确实都走向极端。问题的关键是，闻一多何以会有这极端行为的转变？这不能不让我们一探究竟。其实，这很简单，只要拂去历史的风尘，打开历史的篇章，我们就会找到答案。第一，是因为国民党在当时抗日战场上的连续溃败，即使到了抗战后期的1944年，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捷报频传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却仍节节败退并连失长沙、桂林、南宁和郑州以及洛阳等十几个城市。这就使闻一多对国民党军队彻底绝望；第二，是因为当时越发出现大量的黑暗和腐败现象，国民党统治者完全不顾士兵的流血牺牲和百姓的日益艰难甚至同胞的无辜遭戮，在前方吃紧的情况下，后方不仅紧吃，而且那些政客和奸商更大发国难财，更有甚者，即使军队长官也纷纷趁势投机经商。这就使闻一多对国民党政权更为愤怒；第三，国民党腐败政权下的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物价飞涨，不仅使广大人民群众处在饥寒交迫的水深火热之中，而且，就连身为教授的闻一多，为了养家糊口，也不得不沦为“手工业劳动者”而刻章治印挣钱。他在针对有人说他因为“肚子饿的发慌，才变得这么偏激”时就说：“这话也有几分道理，我确实挨过饿，正是因为我挨过饿，才能懂得那些没有挨过饿的先生们所无法懂的事情”。这就是同时他所说的“只知道国家糟到这步田地，人民痛苦到最后一滴血都要被榨光，自己再不出来说说公正的话，便是可耻的自私”。可以说，闻一多的这一转变，正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真理；第四，面对山河破碎的局面，国民党政权不仅消极抗日，而且更积极反共镇压人民。尤其在言论方面，人民更无自由。闻一多针对以上诸多问题，只不过凭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为人民呐喊几句，解聘他教职的传闻竟一时风靡校园，甚至传向社会。这就更让极具正义感和独立精神的闻一多看清了国民党政权的真面目；第五，当然，闻一多政治思想的转变，还因为有了共产党人以及当时民主运动中进步人士的正确引导，这才终于使他由“国家主义”者转变为民主主义者，由对共产党误解转变为对共产党拥护和支持，并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走在为人民鼓与呼的民主运动前列。

以上是闻一多政治思想转变的外因，除此之外，当然更有内因。这就是闻一多作为诗人的强烈的爱祖国和爱人民的思想感情。正是具有这种感情，所以，闻一多才具有那种强烈的正义感和深厚的同情心。而这种强烈的正义感和深厚的同情心，又是来源于他之纯洁的无私之心。1946年6月28日，闻一多在民盟云南支部招待各界贤达会议上演讲的《民盟的性质与作风》中，也谈到他思想转变的原因，这就是，“从不问政治到问政治，从无党派到有党有派，这一转变，从客观环境说，是时代的逼迫，从主观认识说，是思想的觉悟”。

我们虽然肯定闻一多后期政治思想的转变，但是，我们却又不能简单地否定他前期对于“国家主义”的崇奉，而应该实事求是地作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分析。根据众多研究成果尤其闻黎明先生的《大江会在美国：兼论“大江的国家主义”》、《闻一多与“大江会”：试析二十年代留美学生的“国家主义观”》和《大江会论述：兼论20年代初期留美学生的爱国主义活动》以及《闻一多传》等论文论著的内容让我们知道，闻一多开始接受并崇奉“国家主义”，是在他们留美学生成立“大江学会”的1923年9月之后和改组为“大江会”的1924年9月之前这段时间。闻一多和那些留美学生所以成立“大江学会”并改组为“大江会”由学术性质转变为近于政治性质崇奉“国家主义”，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这首先因为他们在美国遭遇的民族歧视所激起的爱国情绪，诸如留美学生理发竟遭到拒绝，自驾车被撞坏却遭到警察强迫罚款，就连打工替人洗衣也要遭到羞辱，更有甚者，在领取毕业证时，竟没有美国女生根据惯例和中国留学生并排站队……所有这些，都使闻一多的愤怒达到极点。

他在“致父母亲”信中所以说“美利加非我能久留之地也”，就因为“彼之贱视吾国人者一言难尽”。

国外情况如此，其实国内情况更糟。军阀统治，土匪猖獗。

1923年5月初，因山东发生孙美瑶操纵的临城劫车案，英、美、日、葡萄牙等帝国主义就借口解救人质以及损害了他们的在华利益而提出中国铁路由外国武官监督的无理要求，再次掀起了国际共管中国铁路交通的声浪。一时间，大有再现当年八国联军侵华之势。面对着各国公使的要挟，北洋政府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妥协让步。尤其因贿选而当上总统的曹锟，为了其统治能够得到众帝国主义支持，无论在其贿选总统成功前，还是当年10月暂时当上总统后，在众列强步步紧逼下，更作出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决定，从而达到列强在华利益和权力的满足。真是弱国无外交。就在曹锟尚未处理完毕“临城劫车案件”的同时，前苏联于1923年9月派员来京强行谈判复交问题，仍然强调苏俄对于中东路的权利，并且直至第二年的三月才达成一个初步协议。军阀统治的腐败无能，国家的积贫积弱，致使海外游子遭受到难以承受的民族歧视，这就不能不引起闻一多这些热血青年们的同仇敌忾。于是，他们便以最质朴的爱国情感和热诚，接受并崇奉而且高举起“国家主义”的旗帜以图报效祖国。

当然，我们以现在的观点看，从19世纪开始在欧洲流行的国家主义，是以其抽象的国家概念掩盖国家之阶级实质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尤其法国沙文主义的代表者沙文利用这一观念，曾狂热地拥护拿破仑侵略扩张的政策，更主张用暴力建立法兰西帝国。从纵向讲，它宣扬本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而从横向讲，它更煽动民族仇恨，主张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以发动侵略战争。这当然反动。

然而闻一多所接受的“国家主义”，却有着他们自己的解释，这就是罗隆基在《关于新清华学会及改组董事会二事的答复》中所说之“历史上引用的意义只可供我们参考，不能包括大江学会的国家主义”。罗隆基此说他们所接受的“国家主义”，“原是19世纪欧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兴起的一种思潮。意大利就是在这面旗帜下集合了反抗异族压迫的大军”。而在意大利的马志尼之后，“罗马尼亚、比利时、塞尔维亚、德意志诸国，也曾吸取过这种思想作为发动民众抵抗外族侵略的精神武器”。因此，“国家主义的原旨，本是强调国家民族的存在，以团结国内人民反对外族侵略”的。至于这个口号后来被沙文主义者所利用而变质，则另当别论。

以上是从历史渊源分析闻一多们所以接受并崇奉“国家主义”，而当时给予他们更直接影响的，则是凯末尔所领导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曾经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土耳其于16世纪末开始由鼎盛而走向衰落并于18世纪逐渐瓦解。1914年后，该国又因参与一战而败成为协约国众帝国主义瓜分的对象。继1918年10月和众协约国签订“摩德洛斯停战协定”之后，又于1920年和众协约国签订了强加给他们的“色佛尔和约”。那时，被分割以后的土耳其，除首都外，已经几乎没有自己管辖的土地。就在这种背景下，土耳其人民由凯末尔领导，发动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并获取胜利最终于1923年10月29日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在后来的1924年，凯末尔在废除既往不公正条约的同时，又对外签署新的条约，从而开始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无疑，凯末尔以标榜“国家主义”所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给当时身在异域正在遭受民族歧视的闻一多们很大启发并决定效仿。

本着诗人的天赋，热爱他的祖国并热爱他祖国的人民，认为“国家主义最高的要求，也不过是为了民族争自由平等”，这是当时闻一多们最质朴的情感。然而当时却“偏有人说爱国是偏狭的，中国若提倡国家主义，将来定与大战前的德国一样破坏世界和平”。带着这个问题，几位中国留学生于1923年秋天的某日，慕名拜访请教了当时到美国讲学路过威斯康辛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罗素针对着当时的中国现状，非常坦率地说中国只有推行国家主义，否则无以自存。罗素不仅劝他们采取国家主义，而且更劝他们实行武力的国家主义。罗素解释说：“英美提倡国家主义，可以增长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中国实行国家主义，可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若要世界和平，终须弱小民族自决”。因为罗素原本信奉并鼓吹“世界大同”，他是根据沙文主义的扩张而对“国家主义”有着特殊的定义即“国家主义”就是“扩张侵略”，因此他坚决反对“国家主义”。然而，针对着当时世界“国家主义”者的侵略扩张，他又坚决支持弱小民族实施“国家主义”以自救。应该说，当时的闻一多们所以接受并崇奉“国家主义”，罗素的支持对他们起着很大作用。而他们所接受并崇奉的“国家主义”，其实应该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反抗侵略争取民族平等以自强而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

就这样，当时的闻一多们于1924年9月初，分别从他们留学美国的几个城市汇集于芝加哥并在两个星期内，达成了如下的共识即第一，“鉴于当时国家的危急处境，不愿意侈谈世界大同或国际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宜积极提倡国家主义（Nationalism）”；第二，“鉴于国内军阀之专横恣肆，应厉行自由民主之体制，拥护人权”；第三，“鉴于国内经济落后，人民贫困，主张由国家倡导从农业社会进而为工业社会，反对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的共产主义”。正是具有这样的政治思想基础，急欲回国准备大干一番事业的闻一多在归国目睹了“五卅”惨案后，恰遇青年党头目李璜在《醒狮周报》刊发“北京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启事，他尤其认为启事中“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和“大江会”的纲领颇相吻合，这才主动找到李璜家中，代表“大江会”要求加入并欲和共产党“唱唱花脸不可”。

我们当然承认闻一多当年和共产党“唱花脸”所犯的历史错误。

不过，我们也应该对当时北京共产党人干预闻一多两次参加“国家主义”活动的行为进行反思。因为，闻一多反对日俄进兵东三省并无不妥之处。当时，不仅日本侵占中国利益犯下滔天罪行，即使苏联，也没有放弃当年沙俄攫取中东铁路的权利，甚至动辄以武力要挟。虽然到1929年终于因此而升级为一段长达半年之久的武装冲突并以中国军队失败而告终这是后话，然而这正说明闻一多当年对于他们有着正确的认识。苏俄既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也就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闻一多尤其不明白即使他们召开“反俄援侨大会”，当时北京的共产党人却要和他们进行“捣乱”。当然，闻一多并不知道，因为意识形态的缘故，当时加入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国际。而共产国际的实际领导者，就是当时的苏俄政权。“中共听命苏联，在他看来如同军阀听命英日一样，没有什么差异”。因此，闻一多才说他们是“伪共产主义者”。实在说，闻一多当年的行为并无什么不妥。因为“即使在今天，世界仍处在国家与民族的竞争之中，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仍然是使自己的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家利益仍是最高利益。在这一点上，闻一多的爱国主义精神没有过时”。又假若当时北京的共产党人能和后来昆明的共产党人那样对闻一多做些工作，也许肯定闻一多会更早地转变其政治思想，更直接地在党的领导下投入到反帝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工作中去。当然，这不能假设。而且，即使那时北京的共产党人对闻一多做很多统战工作，也不会有好的结果。因为北京时期的闻一多不是昆明时期的闻一多。

虽然如此，但是除去当时意识形态的分歧，在对待封建军阀的态度上，闻一多和共产党人却完全一致。就在1926年3月中旬“反俄援侨大会”闻一多和北京的共产党人发生冲突之后的18日，北京又爆发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抗议众帝国主义因大沽口事件对北洋政府最后通牒的天安门集会游行。虽然闻一多因被很有城府且别有用心的李璜借口是“为共产党跑龙套”而百般阻挠没有参加，然而当惨案发生后，愤怒到极点的闻一多却连续写下了《唁词：纪念三月十八的惨剧》和《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尤其闻一多那“所以我们觉得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最伟大的诗。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着死难者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的掷地有声话语，正可作为理解他崇奉“国家主义”的无私和正义。

我们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闻一多所崇奉的“国家主义”，还另有他们自己的定义。这就是，他们“进行之第一步骤则鼓吹国家主义以为革命之基础”于1924年9月将“大江学会”欲“正式改组为政党”而为“大江会”的时候，他们在其誓词中特别增添“信仰大江的国家主义”这样一个内容。我们如要正确理解“大江的国家主义”这个定义，当然首先要理解“国家主义”的定义。“国家主义”英文应为Statism，其核心内容虽为对外独立自主，对内国家至上，但其还有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含意。更有沙文主义者，视其为“维护本国利益”而向外扩张的意图。只是，“由于往往有误将政府等于国家者，故罗隆基讲到国家主义时特别注明‘Nationalism’而不用‘Statism’”，因为这“即意大利马志尼鼓吹之民族国家主义，简称族国主义”。“族国主义”当然也有多种解释，这即一民族一国家和多民族一国家。因此，闻一多就曾认为“孙中山先生翻译Nation－alism为民族主义”是反动的。因为，当时闻一多看到者是孙中山的“狭隘”。当然，闻一多后来改变了这种观点。闻一多之所以将“Nationalism”翻译为“国家主义”，是因为他们那时认为汉、满、蒙、回、藏等已经融和凝聚为一个中华民族，这即“吾中华民国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个国家“对外独立自主，对内国家至上”。大江会将其“国家主义”增添定语为“大江的国家主义”，那么，什么是“大江的国家主义”呢？这在《大江会章程》中就有非常明确的说明即：“中华人民谋中华政治的自由发展，中华经济的自由抉择，即中华文化的自由演进”。应该说，当时留美学生的“大江会”既强调“大江的国家主义”，这就区别于其他的“国家主义”，尤其区别于强权扩张的“国家主义”。

闻一多参加大江会并积极活动，他当然明白政治改良乃国家急需，其效果速度也远比他当时所从事的美术文学快。“当今中国有急需焉，则政治之改良也”。这是闻一多给其家人信中所说的话。但是，闻一多当时毕竟从事的是文化事业，他的一切活动，就不可避免地要偏重在文化方面。因此，强调“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就成为他们“大江的国家主义”活动的一个突出特征。闻一多在给梁实秋的信中就说：“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又因为“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千百倍之”，所以他说，“杜渐防微之责，舍我辈其谁堪任之”！闻一多对于“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具体实践，最突出的成就则是他的爱国诗创作。如《红烛》诗集之“孤雁篇”中的《晴朝》、《太阳吟》和《忆菊》诸诗，《死水》诗集中的《洗衣歌》、《一个观念》和《发现》诸诗，以及《集外诗》中的《醒呀！》、《长城下之哀歌》和《我是中国人》诸诗等。所有这些包括其他爱国诗篇，都各从不同角度表现出诗人不同时期的真挚爱国情感。闻一多尤其喜欢《长城下之哀歌》，说这是他“悲恸已逝的东方文化的热泪之结晶”。他还说他“将乘此多作些爱国思乡的诗”，因为，“这种作品若出于至性至情，价值甚高，恐怕比那些无病呻吟的情诗又高些”。确实如此，如因“受尽帝国主义的闲气而喊出的不平的呼声”的《醒呀！》等诗，就至今仍为人传诵不绝。闻一多本来是在归国时将这些诗（按即《醒呀！》，《洗衣歌》和《七子之歌》，笔者注）交给《大江》杂志发表的，但是他在归国目睹“五卅”惨剧后，为了“希望他们可以在同胞中激起一些敌忾，把激昂的民气变得更加激昂”，还因为“《大江》出版又还有些日子”，所以，闻一多就“把这些诗找一条捷径’，在《现代评论》上提前发表了。我们从闻一多之“《七子之歌》也是国家主义的呼声”这句话里，就可知道和《七子之歌》同时期创作的那些诗歌，都是“国家主义”的呼声。

闻一多的《醒呀！》、《洗衣歌》和《七子之歌》这些诗发表以后，立刻引起很大反响。郭沫若在《长虹》杂志转载时，李民治即李一氓同时作了专题评论予以推荐说：“在这最深刺激的一个月里”，因为有了闻一多的这些诗，他“相信新诗坛的生命更新了，新诗坛的前途另辟了，新诗坛发向它祖国的希望之光益强了”。如果有人认为这可能是从形式上进行评论，那么，论者紧接着则从内容上给予高度评价：“闻一多君这三首诗表现了中华民族争自由求独立的迫切呼号的精神”。因此，论者则“深切地愿我们大家——全中国的爱中国的中国人——都来把这几首诗畅读一回”，为的是“深深印入记忆之膜里”。《七子之歌》同时又被收入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所编的《公民诗歌》中。《清华周刊》在转载该诗时，更增添了“附识”说：“读《出师表》不感动者，不忠；读《陈情表》不下泪者，不孝；古人言之屡也。余读《七子之歌》，信口悲鸣一阕复一阕，不知清泪之盈眶，读《出师》、《陈情》时，故未不如是之感动也”。而编者所以转载，正为的“使读者一沥同情之泪，毋忘七子之哀呼”。当然，《七子之歌》的艺术魅力和思想价值，并不仅在当时，而且还在现在。其作为澳门回归时的主题歌唱红大江南北达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效果，正说明闻一多爱国主义亦即“国家主义”诗歌的价值。

闻一多后来所以能够改变政治思想，由“国家主义”者转变为“民主主义”者，还在于这二者其中包含着共同的思想内容，这就是“爱国主义”。虽然当时闻一多在其崇奉的“国家主义”中所包含的“爱国主义”带有阶级局限性，不像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那样和“国际主义”相结合，但是，他们在维护国家主权，争取民族解放和实现祖国独立强大这方面却完全一致，而和“沙文主义”者利用“国家至上”口号欺骗人民对外进行扩张的“国家主义”迥然不同。正是闻一多所崇奉之“国家主义”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中的爱国思想相契合，并且这种契合又是当时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乃至独裁专制的最基本要求。更何况，后来的闻一多在当时共产党人的引导下，也程度不同地承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虽然他并不是具有国际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只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因此，这才有了他政治思想在其后来的彻底转变。

当时的闻一多所以用“人民至上”口号代替“国家主义”的“国家至上”口号，还在于当时有人误把“国家”当作“政府”者。虽然“国家”的表面形式是“政府”，但是，“政府”其实并不就是“国家”。尤其当“政府”腐败透顶之时，“政府”更不能代表“国家”。就是针对着当时国民党的专制独裁，闻一多这才走上街头，公开喊出“我们今天第一要民主，第二要民主，第三还是要民主”的呼声。因为，“没有民主不能救中国！没有民主不能救人民”！闻一多不仅自己高喊争取民主的口号，他同时还鼓励学生走上街头以反抗独裁而争取民主。他在1945年的“五四纪念大会”作了如上内容的演讲后，又为进行“火炬竞走”的男女队员题写了“民主火种”的锦旗。就是为了反对当时国民党所谓“国家至上”的谎言，所以闻一多才有针对性地喊出此前我们所介绍的“人民至上”那表达正义心声的内容。尤其当他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闻一多更明白了方向。他说：“我们一向说爱国，爱国，爱的国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自己也不明白，只是一个‘乌托邦’的影子，读了这些书，对中国的前途件件有信心了。就明白了有‘最低纲领’，还有‘最高纲领’”。他还说，我们“眼下要争取实现最低纲领，将来还要逐步达到最高纲领，那时，便是‘世界大同’啊”！正是有了党的“最高纲领”那种远大理想，所以，闻一多在当时号称全国民主运动心脏的昆明，“吸收着也输送着愤怒的热血的狂潮”，他在“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即1945年“一二·一”运动中为争取民主自由而牺牲烈士的碑文中说：“愿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的历史写下了最初的一页，愿它已经给民主的中国奠定了永久的基石！如果这愿望不能立即实现的话，那么，就让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再继续前进，并且不惜汇成更巨大的血流，直至在它面前，每一个糊涂的人都清醒起来，每一个怯懦的人都勇敢起来，每一个疲乏的人都振作起来，而每一个反动者都战栗地倒下去”。他坚信，“四烈士的血不会是白流。”此时的闻一多，他为了人民的利益，已经置生死于不顾。“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们从他为“一二·一”死难烈士所写的这幅挽联，就可看出他为争取民主自由而与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血战到底的决心。

这样看来，闻一多前期的“国家主义”活动，并不影响他后期的战斗业绩。相反，他在国外越受民族歧视的遭遇，就越能使他激起的爱国情感和国家观念以及祖国悠久文化优越观念之越强烈的表现，就是他政治思想后来转变的基础。尤其他从误解共产党到亲近共产党并反对国民党，就更给我们留下思考的空间。虽然如此，但并非他在前期崇奉“国家主义”就正确，尤其要“国家主义”承担拯救灾难深重中国的责任，更不适合当时的国情。因为当时中国人民面对的是“帝官封”三座大山，尤其在土地集中，最广大人民群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登高一呼而众人应。其实，即使闻一多自己，也是在沦为“穷人”后看清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实质，才完成由对“国家主义”崇奉到对“人民至上”呐喊这一转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和唯物辩证法原则，我们就应该不回避也不掩盖地承认闻一多当年曾经狂热地崇奉过“国家主义”并抓住其中的积极因素，这即闻一多从对“国家主义”崇奉到对“人民至上”呐喊，实践的都是他之“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并且“爱他的人民”的忠心赤胆。闻一多早期将爱祖国和爱人民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行为，这即闻一多“国家主义”崇奉过程中爱国主义的积极因素，当然也是他后来政治思想转变的基础。

我们如此实事求是地分析闻一多为什么从一个“国家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民主主义”者，这样就能反思我们的历史尤其指导我们当前的知识分子工作并且抓住问题的根本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