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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刘禹锡的诗序_刘禹锡诗词点评

时间:2022-05-16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论刘禹锡的诗序_刘禹锡诗词点评吴振华序文是一种古老的文体,其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传说中孔子所作的《叙卦传》,最迟到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已经完全成型,它是作者自序一部书的写作旨意及其相关情况的文字,由文集序逐渐演变出单篇作品序。

论刘禹锡的诗序_刘禹锡诗词点评

吴振华

序文是一种古老的文体,其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传说中孔子所作的《叙卦传》,最迟到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已经完全成型,它是作者自序一部书的写作旨意及其相关情况的文字,由文集序逐渐演变出单篇作品序。序文在其流传过程中逐步向多种文体扩散,其包融众体的能力逐渐增强。尤其是诗序,它依托诗歌并体而生,随着诗歌的发展,诗序的内涵越来越丰富,艺术性也越来越强,而且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就作者来说,有自序、他序;就体制来说,有大序、小序;就表达方式来看,有明序和暗序等。唐代是诗序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诗序不仅体制大备,而且风格流派纷纭。特别是中唐时期,随着复古革新浪潮的高涨,古文运动迅猛发展,文体变革如火如荼,以韩柳为代表的古文派迅速崛起并占据文坛中心,骈文在逐渐退缩。诗序是反应非常敏感的文体,在中唐完全散文化,并由初唐时代的注重描写景物转向议论说理,成为表述诗歌理论或宣传道统的载体,以其强大的交际应酬功能,迅速将文人的文学思想、为官从政理念及为人处世原则等传播四方。中唐时代,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在南方远离朝廷的地区,以著名贬谪诗人柳宗元、刘禹锡为核心,文人们形成了南方文化圈,并引来大批学子及僧道之人,在迎来送往、宴集游历的背景下,相互酬赠或唱和之风兴盛,产生了大量的诗序。刘禹锡是当时创作诗序较多的诗人,他也首次将诗序改为“引”[2]。依据陶敏等的《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进行检索,并参照《全唐诗》,刘禹锡的诗歌有“并引”处共四十五篇,有短序或小序五十九篇,两者共计一百零四篇,这些诗序既反映出刘禹锡一生的经历,也表现出他丰富复杂的情感心态。尤其长期贬谪南方,与很多和尚交往,他常常在诗序里谈佛论道,因此这些诗便呈现出很浓厚的佛学意趣。

刘禹锡诗歌中含诗序的篇目及分类如下:

(1)寓言类:《昏镜词》《养鸷词》《武夫词》《贾客词》《调瑟词》五篇,多作于贞元十九年左右。

(2)唱和应酬类:《金陵五题》《伤秦姝行》《吐绶鸟词》《海阳十咏》《答东阳于令涵碧图诗》《马大夫见示浙西王侍御赠答诗因命同作》六篇。(www.guayunfan.com)(3)追忆感怀类:《再游玄都观绝句》《伤愚溪诗三首》《庙庭偃松诗》《重至衡阳伤柳仪曹》《遥伤丘中丞》《伤独孤舍人》《代靖安佳人怨》《读张曲江集作》《鹤叹》九篇。

(4)赠别类:《送张盥赴举》《送裴处士应制举》《送从弟郎中赴浙西》《赠别君素上人》《送僧元暠南游》《送慧则法师归上都因呈广宣上人》《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海阳湖别浩初师》《赠别约师》《送鸿举师游江南》《送义舟师欲还黔南》《送景玄师东归》《送惟良上人》《送周鲁儒赴举》《送曹璩归越中旧隐》十六篇。

(5)民歌采风类:《淮阴行五首》《泰娘歌》《插田歌》《竹枝词》《历阳书事七十韵》《采菱歌》六篇。

(6)情趣类:《武陵抒怀五十韵》《九华山歌》《踏潮歌》三篇。

下面分类介绍一些代表作,以见其特色。

(一)寓言篇序

《昏镜词》《养鸷词》《武夫词》《贾客词》《调瑟词》五篇诗序(《全唐诗》卷三五四):

镜之工列十镜于贾奁,发奁而视,其一皎如,其九雾如。或曰:“良苦之不侔甚矣!”工解颐谢曰:“非不能尽良也。盖贾之意,唯售是念。今夫来市者,必历鉴周睐,求于己宜。彼皎者不能隐芒杪之瑕,非美容不合,是用什一其数也。”余感之,作《昏镜词》。

途逢少年,志在逐兽。方呼鹰隼,以袭飞走。因纵观之,卒无所获。行人有常从事于斯者曰:“夫鸷禽,饥则为用,今哺之过笃,故然也。”予感之,作《养鸷词》。

有武夫过,诧余以从军之乐。翌日,质于通武之善经营者,则曰:“果有乐也。夫威恣而赏劳则乐用,威雌而赏虣则乐横。顾其乐安出耳。”余惕然,作是词(《武夫词》)。

五方之贾,以财相雄,而盐贾尤炽。或曰:“贾雄则农伤。”予感之,作是词(《贾客词》)。

里有富豪翁,厚自奉养而严督臧获,力屈形削,犹役之无艺极。一旦不堪命,亡者过半,追亡者亦不来复。翁悴沮而追昨非之莫及也。予感之,作《调瑟词》。

这五首诗及序文,陶敏先生将其编为“未编年”部分,又认为诗意讥刺时事,似作于早年锐意进取时。[3]五诗皆属寓言体,小序就是一篇篇充满感慨的寓言小品。《昏镜词》讽刺长相丑陋者喜欢镜面模糊的镜子,厌恶明镜洞然瑕疵毕现,揭露人们爱虚美忌直言的心理,暗喻直谏取祸;《养鸷词》寓驭臣之术;《武夫词》揭露当时武人骄恣横暴;《贾客词》则揭露盐商擅利伤农。刘禹锡是中唐寓言诗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寓言诗序以劝喻、讽刺和抒慨为中心,既注重形象性,又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语言精练,将寓言与诗歌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新的讽谏体制,这是当时新乐府创作的新收获,它提高了寓言诗的审美价值。

(二)唱和应酬诗序

中唐时期酬唱风气浓厚,著名的酬唱作品有元稹、白居易的唱和诗,作品多达数百篇,元稹去世后,刘禹锡与白居易唱和长达十年之久,篇什数量亦相当可观。刘禹锡还与牛李二党很多成员大量唱和,由于唱和诗有特定的对象,诗歌题目往往具有诗序的功能,所以元白诗歌中唱和诗序的数量并不多,而刘禹锡也仅有六篇。诗序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信息,可以看出当时是“和意而不和韵”,与宋代严格的次韵是不同的。诗序中还记载了一些诗人之间的轶事,具有一定的文学史价值。如《金陵五题》诗序(《全唐诗》卷三六五):

余少为江南客,而未游秣陵,尝有遗恨。后为历阳守,跂而望之。适有客以《金陵五题》相示,逌尔生思,歘然有得。他日,友人白乐天掉头苦吟,叹赏良久。且曰:“《石头》诗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辞矣!”余四咏虽不及此,亦不孤乐天之言耳。

《金陵五题》作于和州,即今天的安徽和县。那里离秣陵很近,序中说未游秣陵而尝有遗恨,今有客以《金陵五题》相示,受到启发,于是歘然有得,这实际上是在诗序中介绍了创作构思的过程,与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之创作相似,作者并未游历金陵,而是通过友人的歌咏触动发挥想象的结晶;并在诗序中借白居易的评价,从侧面突出这组诗的艺术价值,也可以看出诗序是后来所加,诗人的评论对这组诗歌的流传影响深远。又如《伤秦姝行》(《全唐诗》卷三五六):“河南房开士,前为虞部郎中,为余语曰:‘我得善筝人于长安怀远里。’其后开士为赤县,牧容州,求国工而诲之,艺工而夭。今年开士遗余新诗,有悼佳人之句,顾予知所自也。惜其有良妓,获所从而不克久。乃为伤词以贻开士。”诗序叙述了一个才子佳人善始未能善终的悲伤故事,这位“敛蛾收袂凝清光,抽弦缓调怨且长”的秦姝,弹起筝来,真是“八鸾锵锵渡银汉,九雏威凤鸣朝阳。曲终韵尽意不足,余思悄绝愁空堂”,她跟随开士理曲潇湘,以至于“北池含烟瑶草短,万松亭下清风满。秦声一曲此时闻,岭泉呜咽南云断”。秦姝觅得知音却不料艺成夭亡,使诗人无限感慨:“从此东山非昔游,长嗟人与弦俱绝。”这首诗运用十次换韵的歌行体,哀伤秦姝慰藉友人当然是其主意,但也包含了自伤不遇知音,天涯沦落的怨悱,可以说与白居易创作的《琵琶行》同一旨趣。还有如《海阳十咏》(《全唐诗》卷三五五):“元次山始作海阳湖,后之人或立亭榭,率无指名,及余而大备。每疏凿构置,必揣称以标之,人咸曰有旨。异日迁客裴侍御为十咏以示余,颇明丽而不虚美。因捃拾裴诗所未道者,从而和之。”序文指出元结最早修建连州海阳湖,后人多在湖上修建亭台楼阁,“及余而大备”,迁客裴侍御访元结之遗迹而观览胜地,遂作《海阳十咏》相示,刘禹锡因而和诗十首。其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是“迁客”。刘禹锡《吏隐亭述》中说:“海阳之名,自元先生。先生元结,有铭其碣。元维假符,余维左迁。其间相距,五十余年。”五十年风尘洞,人生感慨是很深的,从诗句“外来始一望,写尽平生心”(《吏隐亭》)、“波摇杏梁日,松韵碧窗风”(《切云亭》)、“潜去不见迹,清音常满听。有时病朝酲,来此心神醒”(《云英潭》)、“地灵草木瘦,人远烟霞逼”(《蒙池》)、“风有时起,满谷箫韶音”(《双溪》)、“含晕迎初旭,翻光破夕曛。余波绕石去,碎响隔溪闻”(《棼丝瀑》)、“琼枝曲不折,雪片晴犹下。石坚激清响,叶动承余洒”(《飞练瀑》)等,可以看到海阳湖周围风景绝佳,山清水秀,飞瀑流泉,松风月韵,幽静雅洁,是迁客骚人慰藉心灵的美妙胜境,若是柳宗元来此也一定会徜徉盘桓不忍离去。与柳宗元《永州八记》所不同的是,刘禹锡心境已经趋向宁静,没有柳宗元式的苦闷忧郁,从中亦可看到刘禹锡通脱的胸襟。诗序中“颇明丽而不虚美”的诗风是刘禹锡诗歌新的风貌。这种描述风景的诗歌源自谢灵运的山水游记诗,后经谢朓的发展逐渐向短诗演进,唐代王维创立五绝组诗《辋川集》,继承者有韩愈《虢州三堂新题二十一咏》,到刘禹锡又创立五言律体组诗形式,与韦处厚《盛山十二咏》相类。

(三)追忆感怀诗序

人到中年,经历风雨,感慨遂深,亲朋故旧相继离去,世间万物白云苍狗,故多生追忆之思。整个中唐时代,追忆诗序的大量出现,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刘禹锡追忆感怀诗序有《再游玄都观绝句》《伤愚溪诗三首》《重至衡阳伤柳仪曹》《伤独孤舍人》《代靖安佳人怨》等。“永贞革新”后的二十三年贬谪生涯积累了许多可忆可感的事情,期间入京出京,起伏骤变的政治生活如棋局,胜负难以预料,与他的耿介孤直、坚持操守有很大关系。刘禹锡通脱豪爽的性格使他善于同各种人交往并相互唱和,正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当岁暮至交零落,顿生感怀之音。如《再游玄都观绝句》诗序(《全唐诗》卷三六五):

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中未有花木。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诏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烁晨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大和二年三月。

这是刘禹锡一生中最值得记忆的故事,也最彰显他倔强傲岸的性格。人们总说性格决定命运,但是在刘禹锡所处的那样的时代,只要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东山再起还是可以期待的,世事沧桑中唯有坚持才是最可贵的。这篇诗序浓缩了他一生最重要的经历,成为那个荒唐年代的历史记忆,早已超越诗歌本身,具有浑灏苍茫的感慨。又如《代靖安佳人怨》(《全唐诗》卷三六五):“靖安,丞相武公居里名也。元和十年六月,公将朝,夜漏未尽三刻,骑出里门,遇盗,薨于墙下。初,公为郎,余为御史,繇是有旧故。今守远服,贱不可以诔,又不得为歌诗声于楚挽,故代作《佳人怨》以禆于乐府云。”[4]当时武元衡身为宰相,是力主平定不臣藩镇的核心人物,因而遭到藩镇悍将的嫉恨,最终在上朝时被暗杀,朝野震惊,刘禹锡因为处于贬谪的地位不能作吊唁文章,只好借佳人之怨来伤感,体现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诗云:“宝马鸣珂踏晓尘,鱼文匕首犯车茵。适来行哭里门外,昨夜华堂歌舞人。”“秉烛朝天遂不回,路人弹指望高台。墙东便是伤心地,夜夜秋萤飞去来。”序文与诗歌相互补充,感慨深沉,体制新颖。

此外,在《伤愚溪诗三首》《重至衡阳伤柳仪曹》《遥伤丘中丞》《伤独孤舍人》的诗序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性情真挚的刘禹锡。柳宗元去世后,刘禹锡将其遗稿整理编辑成《柳子厚文集》使之流传后世。“愚溪无复囊时矣”,一闻僧言,便悲不能自胜,刘柳交情深厚,又是同道战友,因此他的诗既真率复忱挚,刘禹锡的伤感是建立在对往昔政治革新经历上的。伤柳也是伤永贞革新,更是自我嗟叹。追忆感怀诗序展示了刘禹锡内心真实的情感,确实感人至深。

(四)赠别诗序

有唐一代,赠别诗特别流行,由于诗人们不断自四方云集京师,然后又使往四方,或求学,或为宦,或游历,或探亲访友,于是这变化万千的情境便都成了赠别诗产生的理由和背景。在中唐时期,由于刘禹锡等人远贬南方荒凉之地,而且长期蛰居于此,此地除了南来北往的官员、慕名而来的学子,还有大量僧道之人,刘禹锡此时也正需要佛教的一些思想慰藉心灵,因此刘禹锡与僧道之流交往非常频繁,他的这类赠别诗序也最多,这使他的诗歌充满浓厚的佛道意趣。如《赠别君素上人并引》(《全唐诗》卷三五七):

昔予习《礼》之《中庸》,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惧然知圣人之德,学以至于无学。然而斯言也,犹示行者以室庐之奥耳。求其经术而布武,未易得也。晚读佛书,见大雄念物之普,级宝山而梯之。高揭慧火,巧熔恶见,广疏便门,旁束邪径。其所证入如舟沿川,未始念于前而日远矣。夫何勉而思之邪?是余知穾奥于《中庸》,启键关于内典。会而归之,犹初心也。不知予者,诮予困而后援佛,谓道有二焉。夫悟不因人,在心而已。其证也,犹喑人之享太牢,信知其味而不能形于言,以闻于耳也。口耳之间兼寸耳,尚不可使闻,它人之不吾知,宜矣。开士君素,偶得余于所亲,一麻栖草,千里来访。素以道眼视予。予以所视视之,不由陛级,携手智地。居数日,告有得而行,乃为诗以见志云。

穷巷唯秋草,高僧独扣门。相欢如旧识,问法到无言。水为风生浪,珠非尘可昏。去来皆是道,此别不消魂。

刘禹锡贬官朗州,与浮屠交往的情况和韩愈、柳宗元等人不同:韩愈对浮屠充满排斥心理,与僧人交游是想用儒家纲教伦常来改造他们,达到“人其人”的目的;柳宗元是抱着佛道“有以佐世”的观念,有意识地融合儒道释三教,从而达到“归本大中”的境界;而刘禹锡则潜心释氏,钻研佛经,亦练习佛法,并找到了由佛法“无生”通向儒家中庸“至诚”的门户,以此来慰藉痛苦的心灵。这篇诗序将自己研习佛经的情形及重要收获表现得具体而深刻,而诗歌不仅运用佛语,还说“去来皆是道,此别不消魂”,可谓通彻无碍,得释氏所谓“具眼”。如果说王维诗歌受佛教观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诗歌具有佛家空寂的禅境的话,那么刘禹锡的这类诗歌则具有佛教的精义彻悟,呈现的是耐人咀嚼的佛理。

又如《送僧元暠南游》(《全唐诗》卷三五九):

予策名二十年,百虑而无一得,然后知世所谓道,无非畏途,唯出世间法可尽心耳。由是在席砚者多旁行四句之书,备将迎者皆赤髭白足之侣。深入智地,静通还源,客尘观尽,妙气来宅,内视胸中,犹煎炼然。开士元暠,姓陶氏,本丹阳名家,世有人爵,不籍其资。于毗尼禅那极细密之义,于初中后日习总持之门,妙音奋迅,愿力昭答。雅闻予事佛而佞,亟来相从。或问师隳形之自,对曰:“小失怙恃,推棘心以求上乘,积四十年有嬴,老将至而不懈。始悲浚泉之有冽,今痛防墓之未迁。涂刍莫备,薪火恐灭,诸相皆离,此心长悬。虽万姓归佛,尽为释种,如河入海,无复水名,然具一切智者岂惟遗百行?求无量义者宁容断思?今闻南诸侯雅多大士,思扣以苦调而希其末光,无容至前,有足悲者。”予闻是说已,力不足而悲有余,因为诗以送之,庶乎践霜露者聆之有恻。

宝书翻译学初成,振锡如飞白足轻。彭泽因家凡几世?灵山预会是前生。传灯已寤无为理,濡露犹怀罔极情。从此多逢大居士,何人不愿解珠璎?

这篇诗序是刘禹锡关于佛教观念的文字中最重要的一段,他从贞元九年进士及第到写此序的元和七年正好二十年,二十年的风雨颠沛使他认识到“世所谓道,无非畏途”,唯有佛法才能使人脱离火宅苦海,因此刘禹锡常读佛经,与僧侣交游,甚至到了佞佛的程度。他从元暠那里领悟到佛法的殊胜,并为元暠师四十年坚持弘扬佛法的精神所感动,元暠师虽为释氏,但不忘父母,很有人情味,“虽万姓归佛,尽为释种,如河入海,无复水名,然具一切智者岂惟遗百行?求无量义者宁容断思?”的超脱襟怀,使刘禹锡的思想得到升华,身心进入禅的新境界。这首赠别诗由于佛教词汇太多,类似偈语,因此反而不如前面赠君素上人诗歌更具佛教意味。由此可见,佛教对诗歌的影响并不表现在诗中对佛语的运用,而在于意境与佛家追求的空无之境的相通。

另外,《送慧则法师归上都因呈广宣上人》诗序说:“尽妙理者莫如法门,变凡夫者莫如佛土,悟无染者莫如散花,故业于《净名》,深达实相。”这都是刘禹锡对佛教的认识。他还谈到禅与诗的关系,在《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诗序中说:“自近古而降,释子以诗名闻于世者相踵焉。因定而得境,故倏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信禅林之花萼而诫河之珠玑耳。”这是他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的心得。佛家认为,戒定慧三法相资,不可或缺,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此三者次第相生,人道之关键也。刘禹锡说“定而得境”,即平静的时候心境就如湖水般澄明,这样诗人才能进入创作意境,并于开慧后遣词造句,最终得到精美的辞藻。这首诗云:“看画长廊遍,寻僧一径幽。小池兼鹤静,古木带蝉秋。客至茶烟起,禽归讲席收。浮杯明日去,相望水悠悠。”可以说是刘禹锡关于“诗禅借境”观念实践的结晶,在他的众多佛教诗中别具韵味。在政治失意的时候,他可以通过佛教思维自我调整心情,以抵抗仕途风浪。由于事佛信佛,精神有所寄托,从而使刘禹锡养成了遇事通脱豁达的心态。特别是他的白内障[5]被印度僧医治好后,其敬佛之心更加虔诚了,这是他在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活中不灰心、不消沉的重要原因。

(五)民歌采风诗序

刘禹锡在长期贬谪远荒的期间,牢记“吾往是吾忧”的真偈,不把烦恼安心头,心无挂碍,从容淡定。除了事佛,他还积极向民歌学习,力图吸取民歌内容与形式上的优点,翻作新曲,改变当地的文化风俗。如《竹枝词》诗序(《全唐文》卷三六五):

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佇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扬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

“竹枝词”,是土家族巴人部落的民歌。巴人能歌善舞,每逢佳节喜庆,男女老少便欢聚一堂,击鼓踏歌,联唱“竹枝”。“竹枝”是一门综合的表演艺术,它集曲、乐、歌、舞于一体,中唐时期,在三峡一带相当流行,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刘禹锡的这篇《竹枝词》序描述了其大致情形:乡中百姓联唱“竹枝”,有人唱歌,有人吹短笛应和,有人击鼓打节拍,歌者一边唱歌,一边飞目传情,一边举臂挥袖,一边翩翩起舞,场面热烈壮观,充满民间热辣辣的野性情调。“竹枝”的乐曲,大致符合黄钟宫的羽调,结尾部分乐音激切婉转好似吴地的民歌,虽然唱词杂乱鄙俗,音节难以分辨,但音乐跌宕宛转,犹如当年卫地民歌一样动听。刘禹锡显然为这纯朴而粗野的民歌所感染。作为一州刺史,他负有改变民情风俗的责任,因此,他学习屈原当年流放沅湘时期改造民歌粗鄙格调创作《九歌》的做法,将雅化的情感格调引入《竹枝词》,使歌词色泽清莹,音调和美。至此,《竹枝词》遂脱胎换骨,吐露芳华,在中唐诗坛上别开生面,也成为刘禹锡创作的一个重要标志性成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禹锡《竹枝词》历代评价很高。白居易《忆梦得》云:“齿发各蹉跎,疏慵与病和。爱花心在否,见酒兴如何?年长风情少,官高俗虑多。几时红烛下,闻唱《竹枝歌》。”宋代黄庭坚对《竹枝词》也很赞赏,其《跋刘梦得〈竹枝歌〉》赞叹道:“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谓同工而异曲也。”(《山谷外集》卷十二)宋长白《柳亭诗话》卷三说:“退之《琴操》、梦得《竹枝》、仲初《宫词》、文昌乐府,皆以古调而运新声,脱尽寻常蹊径,……虽非堂堂正正之师,而偏锋取胜,亦足称一时之杰矣。”[6]

刘禹锡是中唐时期一位个性鲜明、成就突出的重要诗人,他在哲学方面持唯物史观但佞佛;在政治方面赞同改革,参加永贞革新;在诗歌创作上积极学习民歌,总结前人的创作经验。值得注意的是,他现存的全部文章中没有像韩愈、柳宗元那样独立成篇的赠别诗序,所有的诗序都与诗歌连体,从对序体发展的推进角度看,他的诗序显然没有取得韩柳那样的造诣,但是作为中唐时期写作诗序最多的诗人,他的诗序也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

(一)寓言咏物,寄意深远

刘禹锡的咏物诗序突破传统,以小明大,寓意深远。如《昏镜词》指出买镜者“求于己宜”,故非美容者都喜欢镜面模糊的“昏镜”,揭示出当时大多数人都具有讳疾忌医的心理疾病,这对时世的讥讽是深刻的。又如《养鸷词》说“夫鸷禽,饥则为用,今哺之过笃,故然也”,指出对猛禽类的人物,使用时千万要让它们处于饥饿状态,它们才能很好地捕猎,与心理学上所说的人只有永远处于不满足的追求状态才能不断进步的道理相通。《武夫词》说“夫威恣而赏劳则乐用;威雌而赏虣则乐横”,指出武夫在威信高的将领麾下以被任用为乐,而在威信低的将领手下则以横暴为乐,揭示的是藩镇割据形势下武人的跋扈专横,令人惊悚。《调瑟词》写主人“严督臧获,力屈形削,犹役之无艺极”,导致仆人逃亡,在主人沮丧后悔的背后,暗示的是统治者应该恤惜民力。刘禹锡的这类寓言类小序与柳宗元的《三戒》《鞭贾》等单篇寓言相比,虽然深刻性上稍逊,但是刘禹锡诗与序相互映照,体制新颖,也很发人深省。

(二)冷静叙事,情感深厚

刘禹锡追忆类诗序,多在冷静叙事中寓含深厚情感。如《重至衡阳伤柳仪曹》:“元和乙未岁,与故人柳子厚临湘水为别,柳浮舟适柳州,余登陆赴连州。后五年,余从故道出桂岭,至前别处,而君没于南中。因赋诗以投吊。”元和十年春天,贬官十年的刘禹锡和柳宗元都被召回长安,但是很快得到新的任命,刘禹锡任连州刺史,柳宗元任柳州刺史,官职虽然提升了,但是离朝廷更远,这对他们来说是更加严厉的打击。所以刘柳湘水之别本身就感慨百端,谁知五年后,刘禹锡因丁母忧北返重过衡阳,而此时柳宗元已经星陨柳州了。因此刘禹锡赋诗道:“忆昨与故人,湘江岸头别。我马映林嘶,君帆转山灭。马嘶循故道,帆灭如流电。千里江蓠春,故人今不见。”一种深沉的今昔之感充盈在诗与序的字里行间,命运弄人之悲、痛悼挚友死于非命都含在冷静的叙述之中。两年后刘禹锡调任夔州刺史,一个僧人游零陵,说“愚溪无复囊时矣”,这充满沧桑变故的一句话,竟然触动刘禹锡内心深处最痛的一根弦,使他怀念起亡故的老朋友来,因此情不自禁而作了《伤愚溪诗三首》以“寄恨”:“溪水悠悠春自来,草堂无主燕飞回。隔帘惟见中庭草,一树山榴依旧开。草圣数行留坏壁,木奴千树属邻家。惟见里门通德榜,残阳寂寞出樵车。柳门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纵有邻人解吹笛,山阳旧侣更谁过?”诗歌充满物是人非的感慨,表现出诗人对同道战友无尽的缅怀与追思,第三首运用向秀作《思旧赋》怀念嵇康的典故,寄寓刘禹锡满腔的政治悲愤,并感慨如今至交零落的现实,所寄托的“恨”是非常深广的。其“寄恨”手法也十分高妙:将怀念亡友的缱绻深情都融化在精心描绘的景物中,渲染一种景物依然而斯人长逝的深沉憾恨。

(三)形象刻画,细致传神

刘禹锡诗序的形象描写细致传神,往往能以一两个动词,通过白描式的外貌描写或细节刻画他所表现的人物。例如:“公以遂物性为意,乃加怜焉。命畚土以壮其趾,使无单。索绹以牵其干,使不仆。盥漱之余以润之,顾眄之辉以照之。发于仁心,感召和气。无复夭阏,坐能敷舒。”(《庙庭偃松诗》)写裴度悉心照料阁前干枝偃侧的小松树,一连串精确的动作描写活突突将爱惜呵护人才的心理表现出来了。

刘禹锡赠僧人诗序最多,对僧人的描写也最精彩。如这样描写方及禅师:“尝登最高峰,四望天海,冲然有远游之志。顿锡而言曰:‘神驰而形阂者,方内之徒。及吾无方,阂于何者?’”(《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活脱脱地写出了禅师远游的志向和通脱的人生态度,令人崇仰。又这样描写鸿举师:“师振麻衣,斐然而前……赤髭益蕃,文思益深,而内外学益富。”(《送鸿举师游江南》)“赤髭益蕃”四字使人物具有独特的精神面貌呼之欲出。还有像“曳裾秉笔,彬然与兔园同风”的蕃僧义舟(《送义舟师却还黔南》)、“凝神运指,绝机泯志,独以神会”的惟良上人(《送惟良上人》)、“如鹤雏褵褷,未有六翮,而步舒视远,戛然一唳,乃非泥滓间物”的景玄师(《送景玄师东归》)等,都风神散朗,给人深刻的印象。

刘禹锡确实精于刻画,他笔下的人物和景物无不生动传神,人物除了上面列举的之外,还有如“解颐谢曰,非不能尽良也,盖贾之意唯售是念”(《昏镜词》)的狡黠镜工、“愀然如悔,色见于眉睫”的曹璩(《送曹璩归越中旧隐》)、“危冠方袂,浅拱舒拜”持名片待立西阶的书生周鲁儒(《送周鲁儒赴举》)、“掉头苦吟,叹赏良久”的白居易(《金陵五题》)、“无所归,地荒且远,无有能如其容与艺者,故日抱乐器而哭,其音噍杀以悲”的泰娘(《泰娘歌》),或者如“轩然来睨,如记相识,徘徊俯仰,似含情顾慕填膺而不能言者”的鹤(《鹤叹》),乃至“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的玄都观(《再游玄都观绝句》)等,这些人物的刻画都精准传神,是中唐时代韩柳之外的其他作家的作品中所没有的。这种刻画形象的方式显然是吸收了小说中人物描写的技巧,从中可以看出诗序在中唐时期接受了传奇的影响。由此可见刘禹锡古文取得的成就。[7]

(四)绘景开阔,远离尘嚣

景物描写是初唐时期诗序(尤其是赠别诗序)惨淡经营的内容,也是诗序诗化的标志。诗人们游历的地点一般为山水名胜、清静雅洁的佛道庙宇、达官贵人的官署或别墅,甚至宴会也都在美丽的景物陪衬下展开,因此触景生情、借境助兴或悬想一路烟景对离去者进行慰勉成为大家约定俗成的抒情手法,到中唐时期,诗序完成了散文化的进程,但是诗人们赋诗离别时还是努力经营景物,以诗境来拓展文境。刘禹锡诗序中的景色描写一般都很凝练,虽然缺乏柳宗元的精细刻画,也没有韩愈那样的恢宏铺张,但是简古的白描却常常具有开阔、远离尘嚣的境界。例如“连州城下,俯接村墟”(《插田歌》)与诗中描写的“水平苗漠漠,烟火生墟落。黄犬往复还,赤鸡鸣且啄”相呼应,顿成桃源胜境。又如“尝登最高峰,四望天海,冲然有远游之志……由是耳得必目探之,意行必身随之。云游鸟仙,无迹而远”(《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将方及师远游的空旷无垠境界表现出来了。还有如“九峰竞秀,神采奇异”的九华山(《九华山歌》)、“终风驾涛,南海羡溢”的沓潮景象(《沓潮歌》)、“步舒视远,戛然一唳”的鸣鹤(《送景玄师东归》)、“植于高檐乔木间,上嶔旁轧,盘蹙倾亚”美如龙蛇的偃松(《庙庭偃松诗》)、“碧流贯于庭中,如青龙蜿蜒,冰彻射人。树石云霞列于前,昏旦万状”的涵碧图(《答东阳于令涵碧图诗》)、“无土山,无浊水”的潇湘景色(《海阳湖别浩初师》)等,都要言不烦,别开生面。

刘禹锡是中唐重要的贬谪诗人。他倍尝二十多年的磨难,但也正是这些忧患玉成了他的文学创作。不平则鸣、抒忧娱悲本是中国古代文人继承诗骚传统的结果,从屈原、贾谊到韩愈、柳宗元,这些文人均在遭贬期间创作了大量流芳百世的精品,抒发抑郁的愁思及对谗佞的愤恨。但刘禹锡似乎是一个例外,他能从苦难中走向生命的超越境界,突破了传统的怨愤格局,以豪迈乐观的精神创造了豪健雄奇、冷峻犀利、清丽明净的新风貌,开辟了贬谪文学的新路径。

(五)尊道向佛,寻求超越

刘禹锡诗序既有对人生的感叹,又有对佛教经义的理解,也有文学批评的观念,都具有说理深刻的特点。例如:

以貌窥天者曰:乾然而健,单于然而高。以数迎天者曰:其用四十有九。天果以有形而不能脱乎数,立象以推策,既成而遗之,古所谓神交造物者,非空言耳。轩皇受天命,其佐皆圣人,故得之。惟唐继天,德如黄帝,有外臣一行,亦人之徒与,刊历考元,书成化去。……数起于复之初九,音生于黄钟之宫。积微本隐,言与化合,夫天人之数,极而含变,变而靡不通。(《送惟良上人》)

如果说柳宗元融合儒释道只是在“有以佐世”这一点上求同存异因而肯定佛教中有积极内容的话,那么刘禹锡这篇诗序则通过具体的僧人循道诚佛却精通儒家《周易》精义的事实来肯定佛教的合理性。众所周知,《周易》为儒家精义所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是儒家关于“天”的形象解释,天的这一特点主要来自于它的广大无边和应化无穷。天的另一个特点是可以用数学推算天体的运行,因而有“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之说。[8]值得注意的是,在唐代能够精通儒家精义并能“刊历考元”的竟然是僧一行![9]由此看来,僧人与儒家圣人是相通的,推论起来,儒家所谓的“道”与佛家所行的“道”也应该是相通的,这是刘禹锡儒释兼修的主要原因,正因为在最本源的“道”上相通,所以佛教可以用来修炼儒者的心性,在哲学上也就找到了根据。

佛教不仅可以修心,而且还能够影响文学创作,唐代多诗僧就是明证,与刘禹锡交往甚密的僧人几乎都能作诗。更深的渊源是刘禹锡年轻时候曾得到诗僧皎然的指点,他的诗学观念深受皎然《诗式》的影响。尤其在诗歌意境方面,刘禹锡主张“因定得境”,继承了王昌龄的境界说,将佛教的空寂清静引入诗歌,使他的诗歌具有佛学意蕴。他曾说:“梵言沙门,犹华言去欲也。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象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乎词。词妙而深者,必依于声律。故自近古而降,释子以诗闻于世者相踵焉。因定而得境,故倏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信禅林之花萼而诫河之珠玑耳!”(《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这与刘勰提出的“虚静”说、“澡雪精神”说一脉相通。这是刘禹锡长期钻研佛经、援佛入儒、儒释兼修的结晶,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在苦痛煎熬中寻求精神境界的超越。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刘禹锡的诗序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深刻的思想性,他从僧人精通易学与诗学的角度,为儒家学说与佛教的相融找到了一条路径,并通过儒释道兼修的方式,为士子进退出处找到了合理的依据,为士大夫调和兼济与独善的矛盾找到了一剂良方,也正是这样的良好心态使他能够超越一己之苦痛,乐观豁达地经受长期贬官的考验。他诗歌中的浓重佛学意趣,也使他在中唐时代独具个性与风采。至于他诗序描写人物的技巧,对以后的传奇小说创作也有一定的影响。他在诗序中说理论世,行文简古朴素,凝练生动,富于表现力,不缺乏气势,也可以说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重要成果。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

[1]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唐代诗序及其文化意蕴研究”(编号:12FZW009)的部分成果。

[2]吴按:刘禹锡父亲名刘绪,因避父讳故其将诗之序称为“引”,将文集序称为“纪”。

[3]陶敏,等.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下册[M].长沙:岳麓书社,2003:757.

[4]二诗以拟代口吻来表示对武元衡暴死于刺客暗杀的深刻同情,被一些诗话笔记类著作大肆渲染,挖掘微言大义,说成是刘禹锡泄恨的讽刺之作。如葛立方《韵语阳秋》:“余考梦得为司马时,朝廷欲澡濯补郡,而元衡执政,乃格不行,梦得作诗伤之,而托靖安佳人,其伤之也,乃所以快之欤!”蔡居厚《蔡宽夫诗话》也说:“刘禹锡、刘子厚与武元衡素不叶。二人之贬,元衡为相时也。禹锡为《靖安佳人怨》以悼元衡之死,其实盖快之。”其后,朱熹、刘克庄、魏了翁、胡震亨、乔亿等人大都持此说,并以此为据,认为刘禹锡缺乏儒家忠厚之旨。按:当代陶敏先生经过细密考证,引用元和十年刘禹锡所作《谢门下武相公启》的材料否定了以上诸说,认为借佳人之怨寄寓伤悼之意。陶敏,等.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上册[M].长沙:岳麓书社,2003:222.

[5]刘禹锡患有白内障一类的眼病,其自述病情是“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其后,他被一个善治眼病的婆罗门僧人以金针拔障术治愈,有《赠婆门僧人》:“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

[6]转引自陶敏,等.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上册[M].长沙:岳麓书社,2003:322-324.

[7]按:刘禹锡不仅诗歌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其在古文上亦属名家。他在《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纪》中记录李翱当年的一段评论:“翱昔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同时伦辈,惟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可见刘禹锡古文在当时与韩愈、柳宗元并称。从描写的技巧来看,这一评价也有一定的道理。参陶敏,等.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下册[M].长沙:岳麓书社,2003:1225.

[8]按:刘禹锡是唐代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天”属于人的主观意识之外的独立体,天存在于“数”之中。他的《天论》(中)曰:“天形恒圆而色恒青,周回可以度得,昼夜可以表候,非数之存乎?”又曰:“(天)所谓无形,盖无常形耳,必因物而后见耳,乌能逃乎数耶?”这与王弼解释的“易者,象也”相通,王弼说:“夫忘象者则无以制象,非遗数者无以极数。至精者,无筹策不可乱;至变者,体一而无不周;至神者,寂然无不应。斯盖功用之母,象数所由立。”参陶敏,等.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下册[M].长沙:岳麓书社,2003:992.

[9]《旧唐书·僧一行传》:“僧一行,俗姓张,名遂,魏州昌乐人,少聪敏,博览经史,尤精立象阴阳五行之学。……一行尤明著述,撰《大衍论》三卷,《摄调服藏》十卷,《天一太一经》《太一局遁甲经》及《释氏系录》各一卷。时《麟德历》推步渐疏,敕一行考前代诸家历法,改撰新历,又令率府长史梁令瓒等与工人创造黄道游仪,以考七曜行度,互相证明。于是一行推《周易》大衍之数,立衍以应之,改撰《开元大衍历经》。”后来,道士邢和璞称赞僧一行为“圣人”。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5: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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