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对刘禹锡政治评价的变化及其思想文化史意义

宋代对刘禹锡政治评价的变化及其思想文化史意义_刘禹锡诗词点评

杨碧海 杨国安

刘禹锡参与了中唐德宗、顺宗、宪宗朝的重要政治事件，这一事件被现代一些史家定义为“永贞革新”，但唐代、宋代及其以后的历史书写与学术讨论对此事件的认识是有很大差异的。唐、宋两代一些重要的政治家和学者对此都有所评论，其立场与态度也有明显不同。对宋代刘禹锡政治活动的评价与接受进行研究，既可以看出宋代学术发展的明显态势，也隐隐可以见到宋代政治斗争的风声光影。

中唐时期韩愈所作的《顺宗实录》是较早记载永贞事件的官方文献，他的部分诗文也涉及对刘、柳的政治评价，而且影响深远。韩愈、刘禹锡、柳宗元三人在贞元十九年（803）前后曾经同为监察御史，因此三人得以结交并进行哲学、政治、文学探讨。刘禹锡《祭韩吏部文》中写道“昔遇夫子，聪明勇奋。常操利刃，开我混沌。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盾，卒不能困”[1]，确实反映了当初同台为官时与韩愈、柳宗元互相交流切磋的情景。但不久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就参与了“永贞革新”，三人在政治上逐渐有所分歧。韩愈为史官时曾主修《顺宗实录》，一方面如实地记载了永贞年间的政治与行政革新，另一方面在对王叔文集团政治活动的叙写中又带有明显的贬斥色彩和负面评价，指其为“群小用事”“朋党相煽”等，对这一集团中如王伾、韦执谊的私德问题颇多载录。应该说，韩愈作为一个史官，对当朝历史的书写自然深受政治局势的限制，也一定程度上有其自己的认识和评价在内。但对于刘禹锡和柳宗元，特别是柳宗元，韩愈保持了深厚的情谊，虽对其政治倾向鲜明反对，却对其身世颇为同情，对其文学才能高度赞赏。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后来对刘、柳评价的基点。在此问题上，《旧唐书》的记载与其包含的价值判断与韩愈的态度颇为相似，一方面称赞刘禹锡文采“巧丽渊博，属辞比事，诚一代之宏才”；另一方面又批评其“蹈道不谨，昵比小人，自致流离，遂隳素业”[2]，对其政治取向予以否定评价。

与唐代相比，宋代的思想、政治、文化、学术都有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从不同方面影响到对刘禹锡政治活动的评价。宋代对永贞事件的评价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沿袭唐代以来正史系统的认识和评价，对此事件持否定态度，但对事件参与者刘禹锡、柳宗元等的评价则又有具体的不同。另一方面则对此事件或对其中的主要人物给予了积极评价，但认识的角度、评价的程度也有差异。这是本文的一个重点部分，故分为三个大的方面予以梳理、讨论。

《新唐书》《旧唐书》对刘禹锡的政治评价差别不大，值得注意的是其传记位置的变化。《旧唐书》中将刘禹锡与韩愈、张籍、孟郊、唐衢、李翱、宇文籍、柳宗元、韦辞合传，这种编排的考虑实际上较多地考虑了这些人共同的文学背景和成就，虽然最后的史臣论赞对韩、李与刘、柳进行了区分和褒贬。《新唐书》则将刘禹锡与韦执谊、王叔文、王伾、韩晔、陈谏、凌准、韩泰、陆质、柳宗元、程异等合传，很显然是基于诸人共同的政治态度。这种变化和《新唐书》编纂者更加重视价值判断的思想是相关的。(www.guayunfan.com)《新唐书》编修的年代，宋代新儒学正在逐步形成，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中特别重视对其进行君子小人的性质判断，对于“君子”之行大加褒扬，对小人则予以严厉诛伐。这在该卷最后的史臣论赞中也有所体现，史臣明确将王叔文指为“沾沾小人，窃天下柄，与阳虎取大弓《春秋》书为盗无以异”[3]。虽然仍保持了对刘、柳的惋惜态度，但指责他们“桡节从之，徼幸一时”[4]，批评的语气较《旧唐书》严厉。

《新唐书》本传保持了对刘禹锡等人的批评态度，这一方面与新儒学趋于形成的学术背景有关系，另一方面也多少受到当时尊韩之风的影响。钱锺书先生说：“韩退之之在宋代，可谓千秋万代，名不寂寞矣。”[5]此言得之。由于对宋代新儒学有开创之功，韩愈是《新唐书》中备受推崇的人物。宋人在评价同韩愈联系紧密的人与事时，往往带有鲜明的倾向性。刘禹锡与韩愈曾经同朝为官并且有一定交往，然而很快就因为政治取向不同而不合，韩愈还一度怀疑自己在德宗贞元末年的遭贬与刘禹锡有关。韩愈对于永贞事件的态度、与刘禹锡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多数宋人在评价永贞事件和刘禹锡本人时更容易接受传统的认识和评价。

沿袭唐代以来正史系统的负面评价，在宋代的刘禹锡政治评价中仍有相当的影响，以晁补之、洪迈、胡寅等为代表。

《旧唐书》载：“刘禹锡积岁在湘澧间，因读张九龄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与善地……议者以曲江为良臣，识胡雏有反相，羞与凡器同列……而燕翼无似，终为馁魂，岂忮心失恕，阴谪最大，虽二美莫赎耶？’”[6]谓刘禹锡被贬后对提出将贬谪之臣放逐蛮荒之地的张九龄心怀愤恨，对此，晁补之《唐旧书杂论》中写道：

禹锡若守正比义而以获罪，如是言之可也。既不自爱，朋邪近利，以得谴逐，流离远徙，不安于穷，又不悔咎己失，而以私意不便抵曲江当国嫉恶之言。盗憎主人，物之常态，谁为‘忮心失恕’耶？故凡小人诋君子，不足瑕疵，适增其美。孟子所谓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者，要以观照如是等辈。穷本见情，使善者伸尔。[7]

这段话针对刘禹锡贬谪后的言论而发，实际上也涉及对刘禹锡永贞年间的政治评价，认为他是由于“既不自爱，朋邪近利”而得到应有的惩罚，在被贬之后，既不安于穷，又不追悔自己的过失，反而以私意诋毁贤者，可见其为小人。他的《续楚辞序》中在论及历代续楚辞作者之品行时，也以为“柳宗元、刘禹锡皆善属文，而朋邪得废，韩愈薄之”，对其政治评价也很低。

晁补之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其思想、文学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轼的影响。苏轼本人又是受到极度推崇韩愈的欧阳修举荐而成为一代文豪的。苏轼本人对韩愈也十分推崇，他曾经称世人无论贤不肖都称赞欧阳修为“今之韩愈”，由此可见一斑。晁补之受这一脉思想影响，也十分尊崇韩愈。他在《北京国子监丰诏封孟、荀、扬、韩告先圣文》中称赞韩愈“猗欤韩愈，始以文显。厦屋将覆，勇于敢扶。唐三百年，斯人惟伟”，尽管是奉诏书写的公文，但对韩愈无以复加的赞誉依然溢于言表。晁补之作为欧阳修与苏轼的后学，再加上他本人对韩愈如此推崇，他对于同韩愈曾经反目的刘禹锡予以否定自然不足为奇。

刘、柳二人出处相同，志同道合，且友谊深厚，故历代的评论者刘、柳并称者多。但洪迈《容斋续笔》中“柳子厚党叔文”条却辨析说，刘、柳被贬后追思往事时，态度是有所不同的。柳宗元坚持初衷，对王叔文仍颇多赞词，其为王叔文母亲所作的《尚书户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间刘氏志文》中称赞王叔文“坚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待诏禁中，道合储后”“献可替否，有康弼调护之勤”“谟定命，有扶翼经纬之绩”“将明出纳，有弥纶通变之劳”“内赞谟画，不废其位”“利安之道，将施于人，而夫人终于堂”“知道之士为苍生惜焉”。而刘禹锡在谈到当年情形时，则“颇饰非解谤”，其《子刘子自传》对王叔文颇多贬损，又言自己与王叔文的交往则由于吕温、李景俭、柳宗元三人，“三子皆与予厚善，日夕过言其能”，诿过于人，而自我洗脱，与柳宗元相比，其人品高下、厚薄可知。

北宋中期以来，气节与人品，成为士大夫的普遍追求，正如苏轼所说的“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8]，这成为宋代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出处大致相同的刘、柳被洪迈从细节处加以比较，正体现了这种新的文化背景对于人物评价的影响。应该说，洪迈的这种认识有其独到之处，但脱离两篇文章的写作目的、流传范围等具体情境，脱离两个人的出处大节，仅凭片段的叙述和表达做出的判断也未必完全可靠。

自韩愈以来，包括两《唐书》在内的史传论赞，在对刘禹锡、柳宗元的政治与人格评价中都包含着一种内在的纠结，一方面认为刘、柳参与永贞事件是依附或错交小人，一方面又怜惜刘、柳之才，认为二人本有成为著名文人甚至是“名臣”的潜质。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多以此事为例来说明立身修行的重要性，其中仍透露出时代思想文化转移的消息。这方面的评论以苏轼、胡寅、刘克庄等为代表。

苏轼《续欧阳子朋党论》主要讨论如何对待君子、小人之党的问题，但也涉及了对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的评价。在他看来，“君子者，世无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无若是之众也”，大量的才智之士在于怎样引导利用。于此他举例说：“唐柳宗元、刘禹锡使不陷叔文之党，其高才绝学，亦足以为唐名臣矣。”在他看来，刘、柳等人的才情与学识在唐代是高出一时的，如果能得到正确的引导，使其各尽其才，那么他们完全能够建立功业，成为一代名臣。刘、柳的问题就在于“锐于功名而嗜于进取”，为了快速取得成功而不择道路，令人惋惜。这里他对刘、柳的评价总体上沿袭了主流史学的意见，认为他们才华杰出但所附非人。在这种评论中也包含了当时思想文化的新动向，重视君子小人之辩，重视个体的道德提升。

南宋的胡寅更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思想，在其《致堂读史管见》中，他以永贞事件为例，讨论了怎样明辨君子小人：

小人之有才者，岂无一言之当，一行之美？顾大本不正，故终归于邪耳。君子之非成德者，岂能言皆中伦，行皆中虑，顾其志在于善，故终归于不为恶耳。王叔文止太子勿预外事是也，以此一言兼收其余，此尧舜所难而孔子所改也。《易》曰：“进以正可以正邦。”叔文诚知读书知治道，岂不知进身之礼？士之仕也，犹女之嫁也。故列子书言御寇嫁于卫，嫁者俟礼备然后行，不则野合，与钻穴逾墙相去几何矣。叔文诚读书知治道，乃以奕秋小数待诏供奉，杂于伎艺卜祝之间，是所谓不由其道者也。柳宗元、刘禹锡以是观之，则岂至迷于所从陷身不义哉！[9]

胡寅是南宋初年名臣，为人颇有气节，当金人入侵东京，企图另立异姓为宋君时，“寅与张浚赵鼎逃太学中，不书议状。张邦昌伪立，寅弃官归”（《宋史本传》）。当金人再度南下侵略，许多官员在讨论如何逃跑时，唯独他上书：“……二圣既迁，则当纠合义师，北向迎请……移跸建康，不为久图，一向畏缩远避。此皆失人心之大者也。”此后又因为主张抗金同张浚、秦桧等人交恶。他也是著名的理学家，魏了翁为其文集《斐然集》作序称：“盖自公游庠序已深诋王氏，专尚关、洛诸儒之学。”其侄为《致堂读史管见》作序，也称“伯父用春秋经首尚论评，是是，非非，治乱善恶如白黑之可辨矣”。《郡斋读书志》称其所著《致堂读史管见》“至于五代司马文正所述《资治通鉴》事虽备而立义少，遂用春秋经旨尚论详评。晦庵《纲目》中多取之”。可见在宋代他的学术思想是颇为人许可的。但清代的《四库总目》对《致堂读史管见》却不无微词：“寅作是书，因其父说，弥用严苛。大抵其论人也，人人责以孔、颜、思、孟；其论事也，事事绳以虞、夏、商、周。名为存天理，遏人欲，崇王道，贱霸功，而不近人情，不揆事势，卒至于窒碍而难行。” [10]在对永贞事件的认识中，也可看出其窒碍不通之处。在他看来，王叔文以一棋待诏之身份参与朝廷政治，这就像没有明媒正娶的婚姻，“钻穴逾墙”与人私通一样，仅此即可见其为小人。柳宗元、刘禹锡若能从此小事见其大节，就不至于被其言行迷惑，误入歧途。值得注意的是，胡寅虽以“严苛”著称，但对刘、柳的批评仅止于缺乏鉴别力，没能看穿王叔文“小人”的本质。

直到南宋中后期，依然有文人持这种观点，例如理宗朝时刘克庄《缴龚基先淮东运判行奏状》中写道“昔柳宗元、刘禹锡皆唐材臣，一附非人，终身不能自拔于八司马之列”。可见这种看法在宋代的刘禹锡评价中影响之深远。

与唐代和宋初的刘禹锡政治评价相比，北宋中期的刘禹锡评价出现了新的转机。一些学者开始对刘禹锡参与的王叔文集团予以肯定，对永贞政治的改革予以认可，对刘禹锡等人的肯定也超出了惋惜其才华的范围。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范仲淹、王安石和陈善等。

范仲淹在其《述梦诗序》中对永贞变革和刘禹锡、柳宗元给予了全新的评价，这在整个刘禹锡的政治评价史上是引人瞩目的大事：

惜哉！刘与柳宗元、吕温数人，坐王叔文党，贬废不用。览数君子之述，而礼意精密，涉道非浅。如叔文狂甚，义必不交。叔文以艺进东宫，人望素轻，然传称知书、好论理道，为太子所信。顺宗即位，遂见用，引禹锡等决事禁中。及议罢中人兵权，牾俱文珍辈，又绝韦皋私请，欲斩刘辟，其意非忠乎？皋衔之。会顺宗病笃，皋揣太子意，请监国而诛叔文。宪宗纳皋之谋而行内禅，故当朝左右谓之党人者，岂复见雪！《唐书》芜驳，因其成败而书之，无所裁正。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吾闻夫子褒贬，不以一庇而废人之业也，因刻三君子之诗而伤焉。至于柳、吕文章，皆非常之士，亦不幸之甚也。韩退之欲作唐之一经，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岂有意于诸君子乎！故书之。[11]

在这段话里，范仲淹对以《旧唐书》为代表的历史著作芜杂无识、以成败论英雄的浅陋进行了批评，对历史记载的事实加以排比分析，一扫陈见，对刘禹锡、柳宗元等予以高度评价，认为他们“礼意精密，渉道非浅”，即在思想学术上有深厚造诣，因而在政治上能奋发有所作为。由肯定刘、柳之为人，进而对王叔文及其政治作为进行重新审视，肯定了以刘禹锡、柳宗元为骨干的王叔文集团在永贞年间的政治作为。

在此全新的政治评价中，实际上有当时深刻的思想、学术、政治的背景。从仁宗初年开始，以范仲淹为代表，包括欧阳修、尹洙、余靖等在内的新型知识群体逐步形成，他们试图改良政治，实现国家繁荣，因此与守旧的官僚和政治现实形成矛盾。他们的改革措施在庆历年间得以实施，但很快也因守旧派的反扑而失败。范仲淹此文作于景祐五年（1038），此前曾因“废后”与上《百官图》两次遭受打击，刚刚从饶州转为润州知州。追忆前朝李德裕、元稹、刘禹锡等之往事，颇有今昔相似之认同感，因为此文，其中实际上包含了其政治思想和政治感慨。另外，范仲淹认为“尽信书不如无书”，他以事实和理性为依据，从芜杂的历史记载中寻求真相，自出新见，也初步显示出宋代学术的特色。

范仲淹对永贞政事和刘禹锡等人持全面肯定的态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极其罕见、振聋发聩的。在范仲淹之后，王安石和陈善也从不同方面对传统的看法提出了质疑。王安石侧重对刘、柳等人的政治才华和其奋发有为的态度予以肯定，陈善则对永贞政治大加认可，并对刘、柳等人改良政治的初心予以了赞赏。

和范仲淹的政治思想、政治遭际相似，无独有偶，对“八司马”政治才华颇为欣赏的王安石也是以变法、改革著称的。在《读柳宗元传》中，王安石说：

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为叔文所诱，遂陷于不义，至今士大夫欲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无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列于后世，而其名卒不废焉。而所谓欲为君子者，吾多见其初而已，要其终，能无与世俯仰，以自别于小人者，少耳！复何议彼哉？[12]

在王安石的《临川先生文集》中，这篇读后感紧接在《读孟尝君传》之后，其写法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文章所传达出的超越流俗的识见其实正表现了王安石的认识高度和独特视角。在这段话里，王安石对当今那些以君子自期的士大夫对于八司马“羞道而喜攻之”的俗见颇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材也”，其杰出的政治才华是极为难得的。此八人虽“误入歧途”，但仍能在逆境中自强不息，在思想、政治、文学各方面取得成绩，从而名不磨灭。而那些以君子自期的士人却往往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与世俯仰，一事无成，超出他们所鄙视的“小人”并不多，这些人有何德能指议八司马呢？可谓一篇之中，反复致意，表达了对八司马才华的怜惜与其进取精神的赞赏。

这里王安石沿袭了史书对王叔文的政治评价，但对八司马与王叔文进行了区分，认为前者不过是为后者“所诱”而“陷于不义”的，这和范仲淹全面为永贞革新辩护的认识有所不同。但其对八司马政治才华的怜惜、进取精神的赞赏中也同样折射着他自己的人生态度和政治理想，与他积极有为的变法精神有深刻关联。

南宋的陈善对王伾、王叔文为人的评价虽仍受到主流史学的影响，称其为“小人”，但他对永贞政事颇为肯定，由此出发，进一步揭示出了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欲寻求机会改良政治的理想和初心：

予读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赞》，未尝不怜其志也。伾、叔文虽小人，而子厚欲因以行道，故以就桀自比。然学者至今罪之。按《顺宗实录》，帝自初即位，则疾患不能言，天下事皆专断于叔文。而李忠言、王伾为之内主，韦执谊行之于外。又云：伾主往来传授，刘禹锡、陈谏、韩晔、韩泰、柳宗元、房启、凌准等主谋议唱和，采听外事，此其朋党之迹也。其专权窃柄，诚为可罪。然予观顺宗即位未几，而首贬李实，次罢宫市，次禁毋令寺观选买乳母，次禁五方小儿张捕鸟雀，横暴闾里，次停盐铁使进献，次出后宫三百人，次用姜公辅、苏弁为刺史，进陆箕、郑余庆、韩皋、阳城赴京师，次出后宫并教坊女妓六百人，继罢关中万安监。不数月间，行此数事，人情大悦。虽王政何以加此。岂非子厚等为之欤？而世不知察，徒罪其朋党，则亦见其不恕矣。《春秋》之法，不以功掩过，亦不以罪废德。责备而言，则子厚之罪，在于附小人以求进，若察其用心，则尚在可恕之域，况一时之善有不可掩者乎？[13]

这里虽主要谈的是柳宗元，实际上也可以把它推广至整个“八司马”群体。在这段话里，陈善一方面仍指王伾、王叔文为小人，对正史中指其“朋党之迹”“专权窃柄”予以承认，另一方面则对永贞年间的具体政治措施颇多肯定，认为顺宗即位后不数月间就采取了几十项改良政治的措施，使民心大悦，“虽王政何以加此”。而这些改革措施，必出于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可见其政治才能与改革初心，而世俗之人仅以其所附非人就对他们全盘否定，对他们的用心和采取的善政完全忽略，“亦见其不恕矣”，从而对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有志于改善政治的初心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陈善《宋史》无传，静嘉堂文库藏明刊本《扪虱新话》卷首序中称“绍兴间为太学生，所与游者，天下名士。时秦桧当国，子兼慷慨言论，慕何蕃、陈东之为人，尝力诋和议为非是，不徇俗俯仰浮湛。有司心雅子兼，畏权臣，卒不敢取，以是不屑效一官。子兼亦不以得丧喜戚动其心，拂衣竟归，杜门读书。自孔孟氏至子史百家、佛老、阴阳、卜筮、农圃之说，无不精诣。或焚香默坐，日不出户，无几微见于颜面，宦情事故淡如也”[14]。于此可见陈善的坚持道义、独立不移，也可见其精读深思，故能超出陈见。《钦定四库总目提要》则称“其书颠倒是非，毫无忌惮，必绍述余党之子孙，不得志而著书者也”[15]，并且指出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唐代韩愈乃至孟子、《论语》都被其批驳。其对陈善“绍述余党之子孙”身份的推测，正来自陈善在其著作中对政治变革的较多肯定和他对主流学术思想所表现出来的独立判断。

通过梳理宋代对刘禹锡政治评价的两种不同倾向，我们可以看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实际上与宋代学术与政治有着若明若暗的关联。从学术发展而言，宋学颇重个体的道德，注重君子小人之辨，从这个角度出发，相当多的学者并未去深究历史事实，而是依据正史的记载和评价，对永贞变法的主要人物王伾、王叔文等颇为鄙视，对永贞革新基本持否定态度，从而对刘禹锡等参与者有不同程度的批评意见，甚至对其为人加以贬斥。而宋代一系列的政治变革中，不少杰出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力倡变法革新，共同的政治遭际使他们对二王刘柳的政治立场颇能理解，对其政治措施予以不同程度的肯定，或对其改良政治、挽回颓势的初心表示同情。从这样一个具体的个案，亦可窥见宋代政治文化演进的情形。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河南大学）

[1]陶敏，等.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3：1083.

[2]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215.

[3]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143.

[4]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143.

[5]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4：62.

[6]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211.

[7]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211.

[8]苏轼.苏轼文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316.

[9]胡寅.致堂读史管见[M].宋嘉定十一年刻本，卷二三.

[10]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1173.

[11]范仲淹.范文正公集[M].四库丛刊本，卷六.

[12]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756.

[13]吴文治.柳宗元资料汇编：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4：82.

[14]傅璇琮，蒋寅.中国古代文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547.

[15]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16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