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范与校勘_再读《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

典范与校勘_再读《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_刘禹锡诗词点评

戴伟华 秦丽纱

继2001年与易淑琼合作出版《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之后，致力于唐代文学与文献研究的陶敏先生与陶红雨出版了《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1]，这又是一部古籍整理的力作。此书耗费作者二十年心力，收录了刘禹锡全部诗文，附有嘉话录、传信方、传记、著录序跋等。其因资料收集之广、文献校对之详、 参考史料之多、辨析真伪之精、分析问题之深，得到学术界好评。作为“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目录”之一种[2]，它是具有典范价值的古籍整理精品，集中体现了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最高水平。此书特色可简单归纳为“全”“细”“准”三字，但其含量非同一般。

首先表现在资料整理齐全。在吴广平《钩沉提玄 探骊得珠——陶敏教授访谈录》[3]中，陶敏先生回忆整理刘禹锡全集的过程，称当时收集了湘潭师专图书馆中排印的《刘禹锡集》、影印的明刻刘禹锡《中山集》，以及《四部丛刊》影印的宋刻《刘梦得文集》。而在“前言”自叙时称“此次整理还参考了《嘉业堂丛刊》本《刘宾客文集》，《全唐文》《全唐诗》《文苑英华》《唐文萃》等书”，旁征博引，史料丰富。此外，他还吸收了《刘禹锡诗文选注》[4]《刘禹锡集笺证》[5]的工作经验，力求有所提高。这些资料使得校注更加准确翔实，也减少了某种观点的片面性，便于研读者深入了解刘禹锡文集。

其次表现为校注工作齐全。前人研究刘禹锡的作品时，有的只作选注，如《刘禹锡诗文选注》[6]只选录了80首诗、6篇文，而且未编年；有的只专注于古籍整理的部分工作，如《刘禹锡集》[7]除诗文外，只有校勘记，再如瞿蜕园的《刘禹锡集笺证》专注于笺证工作；有的书并未将诗文分类整理，如《刘禹锡诗文系年》[8]将刘禹锡创作活动按上、中、下三卷展开，侧重系年。高志忠《刘禹锡诗编年校注》[9]是对诗歌的校注。然而《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可谓是集大成的扛鼎之作，它集点校、笺注、辨伪、系年、集评等为一体，全书二十卷，分上、下两册，记载了自贞元、永贞年间到开成、会昌年间的全部诗文。凡有本可依，有据可考的诗文都在注释中一一交代，引用如《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汉书》等史料上的相关事实加以解释和互证，来龙去脉，一目了然。未能考证的诗文则集中在一起，条理清晰，供后来者研究。各篇诗文注释后，还有“集评”“附录”二目，分别收录前人评论及同时唱和的诗文，方便读者了解史实及相关缘由。这种整理方式明白晓畅，便于阅读研究，在现有条件下最为审慎合理。[10]

最后表现为辨伪存真、思虑周全。如为了考证卷七诗（大和上）《秋日书怀寄河南王尹》[11]中的王尹是否是王播，陶敏先生利用《旧唐书》在《敬宗纪》和《文宗纪》中自相矛盾的说法判断出《旧唐书·敬宗纪》中宝历二年（826）八月任河南尹之王播，乃王璠之误，论证充分，辨析缜密，令人信服。再如《马嵬行》[12]中一句“贵人饮金屑”是否为真。陶敏先生引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附《校补记》和沈涛《瑟榭丛谈》说明杨贵妃缢死马嵬早已经史书验证，独刘梦得诗中云“贵人饮金屑”，其中《瑟榭丛谈》说刘禹锡用《晋书·贾后传》赵王伦遣刘弘等赍金屑酒赐后死的故事来比喻当日杨贵妃刺死情事，陈寅恪认为这种说法虽然行得通，但是古代显贵的人死法很多，未必是吞金而死，也许是诗中“里中儿”的传言也未可知，以此说明诗歌并非都引经据典。(www.guayunfan.com)前人研究刘禹锡的作品中，有失误之处，陶先生也会提出来，以正史实。如卷一《发华州留别张侍御贾》，陶敏先生借《唐诗纪事》《子刘子自传》论证此诗作于贞元十一年（795）之后，又在末尾加上“瞿蜕园的《刘禹锡集笺证》谓此诗大和五年末赴任苏州刺史作，误”[13]。

本书最重要的“细”体现在注释上。陶敏先生对刘禹锡的研究和整理可谓不遗余力，对刘禹锡的每一首诗文进行认真考证，本事、释词、句解、故实、出处等称引有据、辨析详明。如卷六《历阳书事七十四韵》中“鸡笼为石颗，龟眼入泥坑”[14]一句，刘禹锡借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淮南子》中记载的“麻湖初陷时，老母提鸡笼登山，乃化为石”的故事；另一个则是《述异记》中“和州历阳沦为湖”的异闻。两则故事的原文经校注整理者完整摘下，汇编于此，诗人个中真意，清晰明辨。又，卷一《省试风光草际浮》，陶敏先生不仅给“省试”作注解，连同《新唐书》《唐会要》《中山诗话》中所有关于省试的内容都一一指出，包括省试的起源、考题及其书写格式，如《唐会要》卷七六：“进士举人，自国初以来，试诗、赋，帖经，时务策五道。中间或暂改更，旋即仍旧。”而且考证出“唐代省试诗通常是五言六韵，限以题中字为韵，且多以《文选》中句为题”[15]。此外，“风光草际浮”的出处以及做出同题诗作的文人也被悉数搜罗出来，按《登科记考》卷十三载，“风光草际浮”应是贞元九年（793）年试的题目，考证《全唐诗》卷七七九，得知陈璀、裴杞、陈祜、吴秘、张复元均有同题诗作，这五人当为刘禹锡同年进士。陶敏先生仅对本诗题目的注解就达九行文字之多，其注释工作之精细、资料之详备，如同百科全书。

本书校注引用文献尽量细致全面完整，仅卷一49首诗就引用了109本文献（不包含引用的诗文）。除大部分《旧唐书》《资治通鉴》类史料外，还有文人作品集如：《韩昌黎集》《柳河东集》；志怪、传奇小说集如：《青琐高议》《搜神记》；有关典章制度的文献如：《礼记》《登科记考》；其他领域文献如：《本草纲目》《禽记》；综合各类的百科全书如：《湖南通志》《博物志》等。全书引用文献种类之多，数不胜数。其中很多字词追根溯源至《说文解字》。如卷一《监祠夕月坛书事》[16]中有“羲和亭午太阴生”，“太阴”指“月”，《说文解字》卷七载“月，太阴之精”。诠释词意，究明出典，准确详明。本书前言部分陶敏先生称“诗歌部分曾六易其稿”，其工作之辛苦由此可见。

其次便是“集评”和“附录”之“细”。每篇诗文之后的集评辑录其他文人对本诗的点评，或点评某一字，或赏析整首诗的风格，或把刘禹锡同其他文人相比较，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而又全面的材料。仇兆鳌注杜诗，凡“与杜为敌”者，“概削不存”，本编则无论其为毁为誉，概予收录，是非得失，读者自可辨之。而附录大多用于刘禹锡与他人的酬唱诗，如卷七《同乐天和微之深春二十首》[17]之后，附有白居易的《和春深二十首》，两位诗人的诗歌放于一处，既免了读者再次翻阅之烦琐，也为比较、研究二人诗歌风格特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注释是否详明准确，是衡量一部校注优劣与否的重要尺度。选用资料，必须真实可靠，一字不真，满篇皆疑。本编注释言之綦详，信而有征，难能可贵。其中所引文献，几乎都能精确到某卷某年某月某日，如卷七（大和上）《春池泛舟联句》一诗，解释“贾阁长：贾餗，时为太常少卿”[18]并且引用《旧唐书·文宗纪上》：“大和二年三月辛巳，上御宣政殿亲试制策举人，以左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餗、库部郎中庞严为考制策官。”引文年、月、日具体详明，更具说服力。

诗文无论地名、人名、官职名，皆有确切的注解。如卷五（长庆）《登清辉楼》[19]，除了解释“彭蠡”即鄱阳湖之外，还考证《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彭蠡湖在江州浔阳县东南五十二里。”介绍地理学知识，并且借王勃《滕王阁序》“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这一名句，让读者深入了解。再如卷十七（大和上）《彭阳侯令狐氏先庙碑》[20]一文出现了诸如“彭阳侯、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元侯、纳言”等17个官职名的注释，陶敏先生不仅对官职的来源做注释，如“纳言：即侍中，门下省长官，隋文帝避其父杨忠讳改纳言”，还引申出唐代官场品级制度，如“彭阳县开国伯：唐代九等封爵中的第七等，食邑七百户，正四品上”。此虽为极具体之小问题，却反映出整理者宽广的学术视野和严谨的治学理念。

本校注的另一“准”体现在它的系年。凡年代可考的诗文，都编年整理，且在原文后的注释中记载此诗文的创作背景。陶敏先生尽可能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和诗文本身的思想内容还原创作的准确时间和地点，如卷十五《谢上连州刺史表》注“表元和十年六月初至连州作”[21]；有些诗作，即使考证不到具体的日期，也会考证出大致的时间，如卷六《白太守行》注“诗宝历二年秋末冬初作”[22]、卷八《送陆侍御归淮南使府五韵》注“诗大和二或三年冬在长安作”[23]；某些诗文虽为作者代笔之作，仍被陶敏先生细致地整理出来，如卷十四《为容州窦中丞谢上表》注“元和八年在朗州代窦群作”[24]。这些信息都为还原刘禹锡的创作背景、理解其诗文，颇有益处。

此外，本校注在校勘方面力求精准而全面。与其他校本相比，有其特殊原则：“底本与他本异文可以两通的，则两存；一些形近易讹字（如己已巳等）则径改，不出校；通假字一般不改，于注释中说明；个别繁体字如‘徵’‘馀’等，为避免产生歧义，予以保留。”[25]这些原则既保证了校注的校勘质量，又实事求是地展示给读者这些异文情况，更具有参考价值。精耕细作之下，必然硕果累累。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说：“在研究工作中，我们不能忘记恩格斯的话，科学研究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26]正因如此，陶敏先生为学界提供了一个文本可靠、准确翔实、具有古籍整理典范和较高学术价值的刘禹锡集校注。

本编力尽搜索到最为全面、准确的信息，这些都在注释中得以展现，然而却也能做到详略得当。引文里重要信息，一字不漏，无用材料，只字不提，这反映出校注工作者的严谨作风和明于判断的学识。此外，刘禹锡诗文用典丰富，其遣词造句多效法古人，给校勘注释工作加大了难度，本编却能一一注解并且精益求精，令人钦佩。

陶敏先生广泛搜求刘禹锡的全部诗文，经过精心整理、严格甄别和细致考索，并详加校勘和注释，著成《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一书，解决了许多遗留问题，对刘禹锡的研究起到极大推动作用。然而，也正如陶敏先生所说，“难以做到‘的当而暗尽’”，这样一部六十多万字的巨作，几经删改、刻印，难免会有纰漏之处。这里就该书引文做一校勘，为以后再版提供参考。因该书引用文献太多，无法一一核对，故只是对《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所引用的《资治通鉴》文献与《旧唐书》之“纪”部分作了核查。以表列之：

表1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所引《旧唐书》“纪”之异文考订

表2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所引《资治通鉴》之异文考订

优秀的古籍整理著作离不开不断地完善，引文校勘的正确与否是非常重要的。陶敏先生的古籍整理工作为唐代文学研究作出贡献，他的成果不断为人们所利用和引用。戴伟华《开元及天宝初诗坛的主流诗歌创作》[27]一文就充分利用了陶先生的成果，并对陶先生的研究表示崇高敬意。此文注释中特别提到：“以下均引自陶敏、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有疑处，则订补之。吾友陶先生2013年1 月去世，其于唐代文学文献资料整理考订贡献巨大，本文多采用其成果。并以此文纪念陶先生。”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1]陶敏，等.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3.

[2]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2013年8月29日首次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目录，共计91种。专家认为，此次全面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版的2.5万种古籍图书，入选图书均为具有典范价值的古籍整理精品，集中体现了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最高水平。

[3]吴广平.钩沉提玄 探骊得珠——陶敏教授访谈录[J].云梦学刊，2009（1）.

[4]刘禹锡诗文选注组.刘禹锡诗文选注[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5]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吴汝煜，李颖生.刘禹锡诗文选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刘禹锡.刘禹锡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

[8]高志忠.刘禹锡诗文系年[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9]刘禹锡撰，高志忠校注.刘禹锡诗编年校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10]见李德辉《刘禹锡诗文研究的集成之作——评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云梦学刊》2005年第1期）、陈铁民《广搜博采 考订精审——评〈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中国文学网“论著评介”，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10297）。本文写作参照了他们的评论。

[11]陶敏，等.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3：462.

[12]陶敏，等.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3：4.

[13]陶敏，等.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3：8.

[14]陶敏，等.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3：351.

[15]陶敏，等.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3：3.

[16]陶敏，等.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3：29.

[17]陶敏，等.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3：477.

[18]陶敏，等.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3：449.

[19]陶敏，等.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3：335.

[20]陶敏，等.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3：1110.

[21]陶敏，等.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3：1001.

[22]陶敏，等.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3：401.

[23]陶敏，等.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3：510.

[24]陶敏，等.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3：969.

[25]陶敏，等.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3：5.

[26]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7.

[27]戴伟华.开元及天宝初诗坛的主流诗歌创作[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5）：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