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日，率先将中国京剧带出国门_关于梅兰芳的故事

赴日，率先将中国京剧带出国门_关于梅兰芳的故事

从梅兰芳自身而言，文化素养的提高早已使他的眼光放得更远，而不再只局限于“走红”、“成名角儿”，他的理想也从做一个好演员、开拓京剧剧目、丰富京剧舞台而扩展为做一个文化使者、提升中国戏曲演员的地位、让中国京剧成为世界戏剧之一种，也将世界戏剧精华注入中国京剧。

于是，梅兰芳率先将中国京剧和他的“梅戏”带到了世界人民的面前。他先后到过日本、美国、苏联演出，从此，世界为之震惊，震惊于中国除了他们所认为的小脚、长辫、马褂外，居然还有如此新颖别致且精美绝伦的文化；震惊于中国除了抽鸦片的委琐小市民外，居然还有如此高贵大气的艺术家。

梅兰芳第一次到日本演出，是在1919年初。出面邀请他的是日本著名文学家龙居濑三，他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研究，在多次观看了梅兰芳的戏后，对中国戏剧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为此，他联系了日本东京帝国剧场老板大仓喜八郎，希望梅兰芳到日本后，能在帝国剧场登台。大仓喜八郎特地到中国来观看梅戏，对龙居濑三的主张极为赞同。

尽管梅兰芳早就有“将中国京剧带到国外去、听听外国观众对中国京剧的看法”的想法，但当真正有人邀请他出国时，一向处事谨慎的他并没有轻易答应。他有些担心，担心事情可能不会像想的那么简单。齐如山表现得很积极，他一方面主动和龙居濑三和大仓喜八郎联系、洽谈访日细节，一方面苦劝梅兰芳。梅兰芳终于被他说动，认识到日本与中国是近邻，日本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中国古典戏剧可能比较容易被日本人所接受，同时，他也想趁此机会研究一下日本的歌舞伎和谣曲。就这样，梅兰芳最终接受了日本人的邀请。

1919年4月，梅兰芳率团离京，从而成为民国成立后第一个将中国京剧带出国门的京剧演员。(www.guayunfan.com)在日本海关，检查人员听说是来自中国的梅兰芳剧团时，立即决定给予特别优待，行李免检。梅兰芳夫妇被特别安排住进了豪华的帝国饭店。

5月1日，梅兰芳正式在日本东京的帝国剧场亮相。梅兰芳演出的票价为：特等票10元，而日本歌舞伎的特等票价不过4.8元。尽管如此，剧场仍然天天满座。据说，日本的皇后和公主特别定下第一号包厢观看梅兰芳的演出，看完后，因为台上梅兰芳的扮相太美而自惭形秽。许多日本演员也竞相模仿梅兰芳的扮相、手势、眼神和舞蹈动作。

就在梅兰芳在日本演出时，国内爆发了“五四”运动。梅兰芳收到国内学生寄来的信，他们认为在这个时候梅兰芳还留在日本演出不合时宜，所以劝他立即回国。梅兰芳一方面觉得学生们的话很有道理，另一方面他也很为难，因为他跟帝国剧场签有合约。如果就此毁约离去，对他自己、对日本观众都不大好。思量再三后，他决定缩短演出日程，同时派人向剧场交涉，提出5月7日“国耻纪念日”这天停演一天，以此表明他的爱国主义立场。剧场负责人苦苦哀求，说戏票早已售出，停演的后果将不堪设想。但在梅兰芳的坚持下，他们同意拆除剧场悬挂的写有“日支亲善”字样的招牌。

结束演出后，日本许多戏院的老板都想以重金聘请梅兰芳就此留在日本，长期在日本演出，梅兰芳当然是拒绝了。日本人无奈地感叹：“梅郎不是樱花，东瀛无福消受。”

和第一次去日本纯粹是商业演出不同，梅兰芳第二次去日本的前一年，即1923年，日本经历了地震、大火和海啸，死亡20余万人，损失达十亿美元。世界各地闻讯纷纷捐款捐物，梅兰芳在国内发起组织了好多场义演，将演出所得全都捐给了日本红十字会。

不久，美国开始全面排日，日本新首相在对华问题上采取了和缓政策，中日民间往来经历了“五四”之后的萧条，又重新兴旺起来。

于是，帝国剧场老板大仓喜八郎为感激梅兰芳对日本的义举，又为庆贺自己88岁寿辰及帝国剧场灾后重建，再次邀请梅兰芳到日本演出。也因为这些原因，梅兰芳这次演出的规格比第一次高了很多。头几天的庆寿堂会，梅兰芳唱《麻姑献寿》。各部大臣、各国大使、公使、高官要员，还有来自日本各地的1200多位知名人士都参加了，警方为此出动了80多名警察，维持秩序，加强戒备。这也可以看出，梅兰芳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了。

紧接着，梅兰芳在重建的帝国剧场演出了十来天。从公开演出的第一天起，东京各大报纸几乎每天都有关于梅兰芳演剧的评论。因为中日演员同台演出，无形之中就有了比赛的意味。梅兰芳的演技使日本演员相形见绌。报刊评论在盛赞梅兰芳的同时，对本国演员不免讽刺挖苦，使他们受尽了委屈，却也无可辩驳。

凡是看过梅兰芳演出的日本观众，绝大多数人认为梅兰芳在戏中饰演的女性角色“比真正的女性更有魅力”，由于他不仅化女妆、着女服，更在神态上像极了女性。以至于有些外国人竟然将梅兰芳和日本女明星的照片相混淆，拿着日本女明星的照片请梅兰芳签名。那天，梅兰芳演完《贵妃醉酒》后在台后休息，一位自称是《瞭望》杂志的外国记者休斯来到后台采访梅兰芳，说他要将中国京剧这一令人惊异的艺术介绍到他的国家去。采访结束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和钢笔一同递给梅兰芳，请他在上面签名，并说：“这是我刚刚买来的梅先生的照片。”当时也在场的日本记者伸头看了一眼休斯手中的照片，不禁惊呼起来：“这不是梅先生，而是我们日本宝冢少女歌剧团的明星秋田露子。”

梅兰芳这次到日本演出，除了广受赞誉和追捧，还因一场大病和日本友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有一天，日本朋友请客吃“鸡素烧”。“鸡素烧”是将牛肉、鸡肉、粉条等放在油锅里现炸了吃。日本人吃惯了生鱼片，又爱吃嫩的牛肉和鸡肉，所以都不炸透，半生不熟时就端上了桌。梅兰芳因为白天工作繁忙而没有顾得上吃饭，过于饥饿之下，一下子吃了太多没有炸熟的肉食，造成消化不良。半夜，他被严重的胃痉挛痛醒，又很快陷入半昏迷状态。京都名医今井泰藏被急召而来。今井赶到饭店时，梅兰芳已经完全昏迷了。之后十多天，今井昼夜不停地守护在梅兰芳身边，细心治疗，精心护理。梅兰芳慢慢地康复了，两人也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今井不仅拒绝接受梅兰芳付的医疗护理费，还邀请梅兰芳到他家做客。在闲谈时，今井无意中说他很喜欢中国的那种用翡翠做的衬衫扣子，梅兰芳立即说以后一定送他一副。

可是，没有料到，这个承诺一直到1956年梅兰芳第三次访日才兑现。1956年，梅兰芳第三次访问日本，行李中就有一副翡翠扣子。然而，今井却没能见到这副迟到的扣子，因为他早在1943年就去世了。梅兰芳感到万分遗憾，在今井的遗像前三鞠躬，将那副扣子献在遗像前，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为此，日本人赞誉他为“品德高尚的蔼然仁者”(27)。

在第二次访日之后，梅兰芳的名字在日本妇孺皆知。过去，日本人一直习惯用日语的念法称呼中国人的名字，唯有对梅兰芳，他们改用北京音称呼他“meilɑnfɑng”，以此表示对梅兰芳的敬重。梅兰芳带到日本的演出剧目更影响了日本剧坛。以后，日本剧坛曾多次移植、改编中国京剧上演。1925年2月，宝冢少女歌剧团在宝冢歌剧院演出《贵妃醉酒》，由长相酷似梅兰芳的秋田露子饰杨贵妃，其他剧目如《天女散花》、《思凡》等也先后由日本演员演出过。

1919年、1924年两次到日本演出，后又经历八年抗战，梅兰芳对日本这个国家当然怀有一种矛盾心理。这种心理，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6年。这一年，他接受了一个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下达的任务，那就是：率中国京剧代表团出访日本。这是任务，而且是政治任务，梅兰芳当然不能拒绝，但是他心里有疙瘩。日本耽误了他八年大好光阴，他心中的痛还没有消除；另外，如果他此时去日本，而且还是送戏上门，那么受尽苦难的同胞们将会如何看待他？这也让他有些顾虑。这个时候，谁有能力消解梅兰芳心中的疙瘩？当然也只有周恩来。有一天，梅兰芳回家，笑眯眯地对福芝芳说：“今天，周总理给我上了一课。”就是这“一课”，让梅兰芳的矛盾和担忧一扫而光。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六年，政治上采取靠向苏联的政策，却带来经济上受制于苏联的局面。要尽快发展经济，以便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能迅速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摆脱苏联的控制，就急需发展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当时中国和日本尚未建交，中国政府十分清楚两国如果能够恢复邦交，势必会加速贸易往来，从而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在此情况下，文化交流便担负了“敲门砖”的外交使命。

尽管梅兰芳三次到日本演出的目的有所不同，但在日本受到的欢迎，却是一样的。梅兰芳在东京的首场演出，戏票早已抢购一空，据说原本每张票价为1800日元，黑市票被炒到　1万日元。

最有意思的是，当时，日本国会正在开会，议员们因政见不合常常拳脚相加。会议期间，不少议员忙中偷闲跑出来看中国京剧。有一天，社会党主席铃木茂三郎看《三岔口》正看得入迷，国会打来电话说有要紧事请让他急速回去。他起身要走，但是《三岔口》的魅力又让他迈不动腿。最后他把心一横，干脆重新坐了下来继续看。不一会儿，电话又打来。他不得不又站起来准备走，可是站了一会儿，又被戏吸引，再次坐下来。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终于坚持着看完了《三岔口》，然后立起身来感慨一句：“现在，该我去唱《三岔口》了！”还有一天晚上，日本天皇的弟弟和他的王妃亲自去看梅兰芳演出，从头到尾连续看了4个小时。

也正是因为梅兰芳此次的文化交流带有政治目的，所以引得台湾方面和日本右翼分子的敌对和仇视。在代表团访日前，他们分别在各自的报纸上大肆宣扬“梅兰芳来日本，是对日本政治、外交攻势的开始。中共要借此考验看一看日本朝野的反应和华侨对中共的态度”，还说“中共京剧团到日本来的目的是为了进行赤化工作”，更说“中共要梅兰芳在华侨群众中发生统战诱惑力”，如此等等。(28)

梅兰芳刚刚下榻帝都饭店，就收到一束奇怪的花和86份反华、反共策反梅兰芳的假《人民日报》。就在首演那天，当梅兰芳在舞台上表演《贵妃醉酒》时，剧场三楼有人怪叫一声，紧接着便有无数传单飘落而下，纷洒于舞台和观众席上，戏院里一下子就乱了。但是，梅兰芳却很沉着，继续唱继续舞，以惊人的镇定很快稳住了局势。受惊而离座的观众受到他的感染，平静了下来，继续看戏。第二天，梅兰芳才看到传单上的内容，上面第一句话是：“抗日的梅兰芳先生为何来到日本？”看完，梅兰芳将传单揉成团，扔了。之后，他又不断接到传单。传单上除了反共、反华的内容外，大部分都是策反梅兰芳的，他们希望梅兰芳“迷途知返，回到自由世界的怀抱”。在随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梅兰芳表达了“一个中国”的立场，同时，他也明确表示：“我哪儿也不会去。”

在回国途中，当梅兰芳得知飞机正飞临台湾上空时，转身对小生演员姜妙香说：“如果遇到飞机迫降，我就跳机，决不做俘虏。”(29)

显然，相比前两次去日本演出，梅兰芳在第三次访日时，政治觉悟已大为提高，这跟他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身份和地位有很大关系。当然，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