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段废《临时约法》_刘公组护法联军_关于刘公的故事

袁段废《临时约法》_刘公组护法联军_关于刘公的故事

袁世凯为实现他当皇帝的美梦，通过精心策划，1915年12月12日，他接受了民众请愿团、筹安会和1993人各省国民代表的推戴，恢复了君主制，建立了洪宪帝国，行君主立宪政体，把总统府改为新华宫，自称为“洪宪皇帝”。接着他宣布从1916年元旦起，废除民国年号，改为洪宪元年。

袁世凯倒行逆使，遭到全国各界人士的坚决反对。孙中山、刘公等革命党人获悉后通电全国表示反对。孙中山发表了《讨袁宣言》，指出袁世凯“既忘共和，即称民贼”，表示“誓死戮此民贼”，号召“爱国之豪杰共图之”。刘公秘密地回到武汉，联络蔡济民、田桐、吴醒汉、喻育之等人，积极组织武装力量，准备讨袁。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先后在苏、浙、粤、沪等地发动了多次反袁武装起义。

梁启超等维新派反对，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也深为不满，段祺瑞致电袁世凯：“恢复国会，退位自全”。

帝国主义列强怕袁世凯称帝后中国会强大，英、俄、法、意等国警告袁世凯“暂缓称帝”。

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的蔡锷，历尽艰辛，于12月19日终于到达昆明。革命党人李烈钧、熊克武等奉孙中山之命早已到了昆明，策划滇云反袁。唐继尧犹豫不决，说：“待蔡锷回到昆明后再作决定。”蔡锷回到昆明后于12月22日在护国寺召开云南高级将领讨袁动员大会。平地一声春雷响，1915年12月25日，辛亥革命时期的云南都督蔡锷宣布云南独立，联络一些反袁力量，组成护国军，分兵三路，向四川、贵州、广西进兵。护国运动很快在西南和南方几省搞起来了。不久，贵州、广西两省也宣布独立讨袁。袁世凯急忙调兵遣将前去镇压。但护国军士气高涨，北洋军士气低落，双方一开战，没过多久，云南、贵州、广西遂连成一片，护国军形势大好，北洋军节节败退，且四面告急，连冯国璋、段祺瑞、陈宦等心腹之人也心怀二心了，袁世凯处于四面楚歌了。袁世凯被迫无奈，只好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从1916年1月1日算起，他做了83天皇帝，）恢复“中华民国”国号，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兼陆军部长。企图依靠段祺瑞团结北洋势力，压制西南方起义力量。但已经起义的各省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www.guayunfan.com)孙中山通电各省反袁力量，号召彻底铲除袁世凯的势力。全国各地也纷纷发通电，宣布袁贼背叛民国的罪状，坚决反对他再做总统。广东、浙江、陕西等省又相继独立。袁世凯贼心不死，仍痴心妄想作困兽斗。他想依靠其爪牙冯国璋、段祺瑞等人作最后挣扎。岂知冯国璋已同西南独立各省取得联系，借以抬高自己，正要取代袁世凯的地位，而段祺瑞则逼着袁世凯交出权力，让自己组织“责任内阁”。袁在内外交困之际，时为四川将军的陈宦又发来宣布四川将独立电报。电报末尾两句：“项城先自绝于川，宦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别。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

袁世凯接到陈宦电报，顿时昏倒，待醒来时，脸色涨紫，两眼热泪盈眶，万般悲痛，化作一句：“人心大变！”自此，忧愤成疾，遂卧床不起。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而亡，时年57岁。同年8月24日正式归葬河南安阳。纵观袁氏之一生，实为大奸大恶之人。1898年，他以两面三刀的手法博得慈禧欢心，葬送了“戊戌变法”运动，使无数个志士仁人惨遭杀害；1912年他又以两面三刀的手法，让孙中山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让给了他，不费一刀一枪，轻而易举地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大权一到手，就借黎元洪之手惨杀数万首义地区的革命党人；为专制独裁当皇帝，又大肆屠杀革命党人，最终落得众叛亲离，四面楚歌，气极而病，不治而亡，其结局可为作恶多端者借鉴。有诗为证：

纵观二十四史书，奸诈凶残辈不少。

结局大多似项城，恶人几个有善报？

袁世凯死后的第二天（1916年6月7日），有名无实的副总统黎元洪在段祺瑞的授意下继任了总统——大权由段氏掌控，黎氏实为段氏的一名傀儡总统，黎氏心里明白自己是一名什么样的总统，为收取人心，得到革命党人的支持，黎元洪忙请刘公到北京，继续担任“中华民国”总统府高级顾问，并兼任“中华民国”总监察处总监察、议员等职。刘公因此又再次到了北京。

此时在北京的襄阳籍议员还有郑江灏、高仲和、骆继汉等人，他们见刘公来了，聚到一起，商量了一下，就共同创办了刊物《丙辰俱乐部》，不定期地发行刊物。

郑江灏，字南溪，襄阳人。少时慕古代侠客，对人间不平事辄仗义执言，富有革命志向。曾先后肄业于湖北文普通和武普通中学堂。

1905年赴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并积极参加活动。共进会成立任参议部长。回国后，在汉口与谢石钦、黄侃等从事文字新闻宣传，极力鼓吹民族革命。后又集资在汉口创办《湖北日报》（原为《政学日报》），任经理。创办该报目的为讥评时政，加剧民众对清廷不满，鼓动市民和学生罢市、罢课。1909年，湖北铁路协会成立，郑江灏以新闻界代表参加。

1911年春，郑江灏在《湖北日报》上刊出向炎生两幅漫画，讽刺湖广总督陈夔龙和第八镇统制张彪。陈、张二人阅报后大怒，令江夏县查封《湖北日报》，并逮捕了郑江灏与向炎生。但在新闻界同行的声援下，不久获释。出狱后为刘公文书。首义成功，任湖北军政府参议，兼总监察处秘书长。

1913年，郑江灏当选为“中华民国”参政院议员。及至袁世凯撤销国民党籍议员资格之后，他于1915年被分发到四川任用。历任四川蒲江县知事、四川巡按使署秘书、四川都督府秘书。1916年黎元洪任总统，刘公任总统高级顾问，召郑江灏回京任议员。其回京后同刘公一起组织革命团体“丙辰俱乐部”，出版刊物。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为南下国会议员之一。

王占元督鄂肆虐，湖北人民恨之入骨，从而发生驱王运动。上五府（上五府：指荆州府、宜昌府、施南?恩施?府、郧阳府、襄阳府）鄂籍国会议员，以郑江灏、胡鄂公、骆继汉为首，打出九府一州同乡会的牌子回鄂请愿，要求驱逐王占元，主张鄂人治鄂，以鄂籍刘承恩为最合适。北洋军阀照准。1920年初，郑江灏任宜昌商埠局长。其所为真可谓：

立志革命笔作枪，敢捋虎须斗志昂。

驱逐暴督王占元，湖北人民喜洋洋。

高仲和曾在季雨霖的军中当秘书长，刘公北伐时与之相识。高仲和很敬重刘公为人，在刘公去世之后，还将自己长女嫁给刘公继子刘克炳。

北洋军阀总头子袁世凯一死，大小军阀便割据称雄，凡事但凭武力，打打杀杀，挟国家统治之柄，你方唱罢我登场，翻云覆雨，尽盛晚唐藩镇之祸，中国陷入军阀混战时期。

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之下，段祺瑞不得已恢复了《临时约法》和国会。1916年8月1日，段祺瑞被选举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10月30日，冯国璋被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实权在段祺瑞手中。

黎元洪虽为总统，但段祺瑞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段氏认为全国政权放在自己这个国务总理的右手之中，而军权则放在自己这个陆军总长的左手之中，而黎元洪只是一个签字盖章的机器人，但黎元洪却不甘心情愿只做一个盖章的机器人。久而久之，明争暗斗时有发生。最后于1917年在中国对德国的关系问题上，终于导致二人决裂，也就是所谓的“府（指总统府）院（指国务院）之争。”

段祺瑞主张对德国宣战，黎元洪主张通过国会讨论再决定。日本支持段祺瑞，英国、美国等支持黎元洪、冯国璋。1917年5月19日，国会议决“对德宣战案”缓议，并呈请黎元洪免去段祺瑞的国务院总理职务。黎氏顺水推舟就免去了段祺瑞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的职务。没想到段祺瑞的属下安徽省长倪嗣冲立即宣布独立，接着河南、浙江、山东、山西、福建、陕西、奉天等省也纷纷宣布独立，不承认黎元洪免段祺瑞的命令。

黎元洪没料到免段祺瑞的反应竟如此强烈，他让徐世昌或王士珍来当国务总理，二人皆坚辞不就。无奈之上，他只好召安徽张勋入京调停。段祺瑞自恃与张勋关系好，想利用张勋来共同对付黎元洪，因而也支持张勋入京调停。

6月，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6月14日，与他的部下李经羲、张镇芳、雷震春、参谋长万绳栻等人，带着5000名“辫子军”，借“调停”为名，从天津乘火车直达北京。入京后，张勋急电各地清朝遗老进京，“襄赞复辟大业”。同月30日，他在清宫召开“御前会议”，并于7月1日撵走黎元洪，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改称此年为“宣统九年”，通电全国改挂龙旗，张勋自任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康有为被封为“弼德院”副院长。这就是史家所称的“张勋复辟”或“丁巳复辟”。就这样黎元洪从1916年6月7日到1917年6月14日张勋进京，当了一年傀儡总统便被赶下台。

段祺瑞打着拥护共和的旗号，在天津马厂誓师，于1917年7月12日带兵进攻北京，“辫子兵”一触即溃，张勋为了活命，忙逃入荷兰大使馆。张勋的复辟从1917年7月1日到7月12日，搞了12天就结束了。

张勋复辟失败，冯国璋成了代理大总统，段祺瑞重新当了国务总理，再次掌握了北京政府大权，但他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

孙中山坚决反对段祺瑞抛弃《临时约法》和国会，指出段祺瑞是在玩弄“以伪共和易真复辟的把戏，”号召革命党人打倒伪共和，恢复民国元年的旧国会和《临时约法》。1917年7月6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以及廖仲恺、何香凝、章太炎、朱子信等人（黄兴于1916年10月31日病逝于上海）从上海乘军舰到达广州，联合西南各省军阀，开展“护法运动”。

1917年8月25日，非常国会于广州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法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才略冠群的蔡锷已生病，在日本东京福冈医院治疗，于1916年11月8日病逝于该医院）为元帅，成立护法军政府。同时，孙中山还任命了各部总长：财政唐绍仪，外交伍廷芳，内务孙洪伊，陆军张开儒，海军程璧，交通胡汉民。又任命章太炎为秘书长，许崇智为参军长，李烈军为参谋总长，林保怿为海军总司令，方声涛为卫戍总司令，李福林为亲军司令，李耀汉为筹饷总长，陈炯明为第一军总司令。

1917年9月10日，孙中山宣誓就任海陆军大元帅职，广州军政府成立。

刘公在北京大约待了一年时间，目睹了北洋军政府的专制独裁及腐朽与黑暗，不愿与北洋军政府的段祺瑞为伍，于1917年初回到上海。

广州军政府成立之后，在9月底，孙中山即给回到上海的刘公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向刘子敬伯父、陶氏伯母进行问候，接着叙述近三年来在南洋及归国后开展革命活动的情况，最后写道：“刘公小弟，革命尚未成功，我们务必励志奋斗，广泛团结同志，积蓄力量，准备北伐，再创共和。”

刘公接到了孙中山的信，即对自己的父母说：“我大哥孙中山已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准备讨伐违背《临时约法》的北京段祺瑞专制独裁政府。段祺瑞政府必举大兵去征讨广州军政府。为减轻广州军政府的压力，我当在湖北起一偏师，以牵制段祺瑞的南下之师。”

刘子敬夫妇深知儿子是个以国事为重的人，当父母的无论怎么说也把他留不住，于是刘子敬说道：“为父也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我儿心事，为父岂有不知之理？我只提醒你两句：国家的事要干，要操心，自己的身体也要倍加注意，若有不适，要立即回到上海来医治。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健康的身体，什么事也就干不成了。望我儿把为父的这两句话牢记于心，其他的话，为父也就不多说了。”

刘公听罢父亲之言，即要与父母告别，并打算叮嘱夫人刘一要好好照顾二老。谁知还没等刘公开口，刘一便开言说：“我与你既是夫妻，又是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同志，你无论到什么地方去，哪怕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当紧紧相随，绝不分离，哪有你去抛头颅、洒热血而让我在家里享清福的道理呢？”侄儿刘新也苦苦相求，要执意前去。

刘子敬见二人如此之情状，就对儿子说道：“儿啊，他们二人陪伴你闯过了多少刀山火海，也不是等闲之辈。既然他们二人心意如此，你就让他们跟你一起走吧，好歹也是个帮手。再说有他们二人在你的身边，我和你妈心里也踏实些。”

刘公岂有不想让妻子刘一与侄儿刘新一同前去的道理呢？只是考虑到今后同北洋军阀斗争的路充满了艰难险阻，实在是让人无法预料，故不好意思张嘴说让他们一起去。今见二人态度如此坚决，父亲又如此说，就说道：“父亲既然如此说，那我们三人就一起去算了。”

刘一见丈夫如此说，忙整顿好三人行装，也不过是每人几件换洗的衣服及路途盘缠之类的东西。刘一用一个包袱将上述东西包裹了，刘新随即将包袱背上。

一切准备就绪，大家又相互说了几句宽慰的话，刘子敬夫妇方满含着眼泪将儿子、媳妇及刘新送到大门以外，直到看不见儿子刘公等人的背影了，才慢慢地转身进屋擦干眼泪。

刘公与刘一、刘新从上海乘轮船，不几日到了武汉。潘善伯、高仲和、冯开浚、杨玉如等人到汉口码头迎接。刘公在武昌昙华林的房子，由于武昌起义之前瑞澂、张彪、黎元洪于武汉三镇大肆搜捕刘公而遭到了破坏，因此大家只好到陶德琨黄土坡的房子去相聚。大家坐定之后，共叙久别之情，相逢之喜，商讨时局，谋划护法。

杨玉如说：“黎元洪在湖北为都督的一年多时间里，视革命党人如仇敌，凡不像孙武、蔡汉卿、程汉卿一样卖身投靠他的，要么像张振武、方维一样，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掉，要么将掌实权的师旅级的革命党人一律罢黜回家了，还有的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逃亡国外。再加上经过群英会暴动，南湖马队暴动等革命运动，革命党人遭到抹杀的更是不计其数。现在的湖北督军王占元，不仅克扣军饷，拼命敛财，还处处找革命党人的事，故意制造事端，残杀革命党人，向他的主子段祺瑞邀功请赏。武昌起义在大哥你的组织领导下取得了胜利，但革命党人遭受迫害最严重的地方竟然是辛亥革命胜利的发源地武昌，竟然是武汉三镇，这实在是令人想不通啊！如此而为，天理何在呢？凡有头脑的革命党人细想一番，便不难发现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王占元等人，他们都是革命党人最凶恶的敌人，都是祸国殃民的民族罪人，他们同满清王朝的统治者一样腐朽、没落、反动，都是没有人性的大坏蛋，他们怎么可能遵守《临时约法》呢？又怎么可能让国会来制约、监督他们呢？就目前武汉的情况来看，在这里举起护法的旗帜，组织护法的力量，已不太可能。若硬着头皮搞下去，说不定连仅有的一点革命力量也会被敌人连根拔掉。”在场的几个革命党人皆同意杨玉如的看法。

大家一边在说，刘公一边在听，待大家落音之后，刘公说：“就诸位兄弟所说的情况而言，武汉地区已不可能再开展大的革命运动，为此，我想把此次护法运动的重点放到襄阳去。一来襄阳是鄂豫川陕的交汇之处，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若我们在襄阳立住了脚，可牵制北洋军南下，减轻广州军政府的压力；二来现在的襄（指襄阳）郧（指郧阳）镇守使黎天才、荆州靖国军司令石星川、随（指随州）枣（指枣阳）护国军司令王安澜，他们所辖的三支队伍中还有不少革命同志，曹琨师常驻武穴的一个旅，旅长冯玉祥的口碑不错，可以团结。如果能把这些人马联合起来，则大有可为。再说我与黎天才有交往，感情还不错。”说到这里，刘公略停了一下，又向大家说道：“黎天才祖籍云南，并非我们湖北人。武昌首义后，他率部先助南京，后又率部驰援武昌保卫战。当时他率部到了武昌，接待、供给等一切事务都是由我安排解决的。部队在武昌驻扎后，我亲率鄂军政府文武官员到黎天才部进行慰问，亲如兄弟，关怀备至，黎天才深受感动，用双手握着我的手说‘人言刘公礼贤下士、宽厚仁德似刘玄德，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呀’，愿与我深交之。不久南北议和，黎天才便留驻湖北，后奉命率部在襄郧驻防。他军纪较严，口碑尚好。袁世凯当政时，只注意到黎元洪手下的一班湖北籍将领，因黎天才是外籍将领，不甚显眼，所以相安无事；后来王占元为鄂督后，一心专注在武汉三镇敛财，而未曾留意其他的事情。也可能是老天爷庇护正派之人，让黎天才躲过几劫，使他在襄阳立住了脚。但他心里并不踏实，整天仍然是提心吊胆，他原先所部不过一个旅，入襄阳后又收编了一个旅，再将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一个团长张联升提拔为旅长，驻郧县、均县两地。就目前情况而言，黎天才的实力还是很强的。”

听罢刘公介绍黎天才的情况，高仲和说：“既然这样，我和王安澜的关系还不错，我去做王安澜的工作，黎天才的工作就由你（指刘公）去做吧。”

众人皆说：“如此最好。”

高仲和（1876—1970），字重源，枣阳熊集人。1904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习法科，曾代表旅日爱国学生，执笔起草“讨伐清檄文”，登载《朝日新闻》。继又编写爱国剧《恢复梦传奇》。

1910年学成回国，考授法科举人，被派往黑龙江陆军学堂任正习。次年武昌首义爆发，高闻讯兼程南下，被授为都督府军事参议员。时清军攻占汉口，汉阳战事吃紧，仲和与马伯援、王安澜等倡议北伐，随安襄郧荆招讨使季雨霖率队沿襄河西进，至沙洋已扩军数千人。

在沙洋稍加修整，决议兵分两路，季雨霖率一队西进荆州、当阳等地，高任军前头等参赞，与王安澜率队北征，经钟祥、宜城，农历冬月初九进抵襄阳，二十二日（公历1912年元月8日）光复枣阳，清剿土匪，整顿社会秩序。

高仲和在枣阳、随县一带聚兵200余骑，组成“汉东北伐团”，致电湖北都督府，申请继续北伐。因南北议和停战而回武汉。曾写《北征纪略》一书。

1912年春，高仲和在武汉加入同盟会。夏，任湖北省政府实业科长。冬，当选为国会议员，赴京就职。

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高到北京法政学校任教。为摆脱袁世凯帝制组阁，高到上海任《民意报》、《民信报》主笔。

1916年袁世凯死，黎元洪任总统，恢复国会，高回京，任战后经济调查委员会委员及顾问等职。

新中国成立，高仲和参加湖北省文史研究工作，任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1970年病故，终年95岁。

书接前文。12月，刘公回到襄阳，召集旧部，同时约见黎天才。

刘公既然相邀，黎天才安有不应之理？两人见面，自然虚礼一番。然后刘公向黎天才分析天下大势道：“兄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自孙中山先生辞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凡违背《临时约法》、凡搞复辟倒退者，谁不是跳梁小丑一般，蹦几天就完了？袁世凯权势熏天，杀张振武，又杀宋教仁，抛弃《临时约法》，解散国会，孙先生号召‘二次革命’，把他搞得疲于奔命，战火四起；他废除中华民国，复辟称帝，蹦了83天，在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张勋搞复辟，12天就完了。段祺瑞搞专制独裁，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现在孙先生向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开展护法斗争的号召。此号召一发出，广州军政府应运而生，南北对峙局面已形成。实践证明孙先生的思想是指导我们革命党人进行斗争的理论武器，《临时约法》是我们的治国之纲，顺之则存，逆之则亡，段祺瑞、冯国璋之流又能挣扎几天呢？再说冯、段二人是同床异梦，貌合神离。投靠日本的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南北，代表英、美利益的冯国璋打算勾结亲英、美的西南军阀，排挤段祺瑞而夺取北京政权，因而打出了‘和平统一’的旗号，二人矛盾重重，明争暗斗，是无休无止的。兄弟既非段祺瑞的直系，又非冯国璋的皖系，要想在夹缝中求生存，实在是难，弄不好或早或晚，总有一天要被他们吃掉。与其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不如脱离北洋政府，拥护南方的广州军政府，成则为中华民国的再造功臣，败亦不失为民族英雄，这比当北洋政府的鹰犬，遭人民唾骂强百倍。”

刘公见黎天才听得很专注，并无反对的意思，就又继续说道：“为避免孤军作战，我们可以东联随枣的王安澜，南联荆州的石星川，西联陕西汉南的郭坚，北联豫西的王天纵。这几股力量联为一体，活动地域广，兵力也雄厚，可凭借地理优势与敌人相抗衡。只要团结一致，指挥得当，敌人是奈何不了我们的。”

黎天才听到这里，连连点头说：“刘监察既如此说，那我同你联手护法就是了。只是联合其他几支部队的工作该如何做呢？”

刘公见黎天才表态护法，很高兴，就说：“说服其他几支部队联合到一起的工作由我去做，兄弟只静候佳音便了。”刘公回到自己住处，便派了几名能言善辩之士，带上自己的亲笔信，去邀请河南的王天纵、陕南的郭坚、随枣的王安澜、荆州的石星川到襄阳来开会，商量联合护法的事。

联合其他几支部队的工作，刘公做得相当顺利。因每支部队都是国民党领导的武装，又都是孤军，都存在着或早或晚被北洋军阀吃掉的危险。如河南的王天纵，最先是在商丘、亳州一带反清，响应武昌起义，曾多次与清军作战，在豫东皖北打下了一块根据地。后来南北议和，王天纵作为有功之臣交出了兵权，到北京授勋。时隔不久，他便感觉到自己上当受骗了，觉得授勋是袁世凯、黎元洪耍得一个花招。于是便毅然地离京回到了豫西，在湖北襄阳、河南唐河一带同白阆斋的武装联合，转战在豫西、陕南一带。后白阆斋在陕甘战役中身亡，他仍坚持在豫西一带活动。此次刘公派人与他联络，他很高兴，就亲自同刘公派去的人一同来到襄阳与刘公、黎天才见面。

陕南郭坚原本是于右任爱将，于右任南下广州后，部队便由郭坚率领。于右任为老同盟会员，深得孙中山信任，凡孙中山所做的事与所发出的号召，他没有不大力支持与积极响应的。于右任既是如此，郭坚哪有不受影响之理？一见到信上所写是刘公相邀商讨组建护法联军的事，他便当即应允，对送信的人说：“请转告刘公，我一定准时到会，绝不食言。”

随枣的王安澜，既是黎元洪的心腹，又是其爱将，黎元洪督鄂时，那么多的革命党人不是被杀被贬，就是降职，而将其提升为师长，可见其同黎元洪关系非同一般。黎元洪受排挤后，王占元督鄂，将其降为随枣镇守使，其心中自然充满了怨恨与不满，观王占元与冯国璋、段祺瑞走得近，对他们二人唯命是从，自己未来的命运如何？他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在接到刘公亲笔信之前，老朋友高仲和向他已打了招呼。再说从武昌起义之后，在与刘公相处的那段日子里，他佩报刘公为人厚道、正直，认为刘公是一个光明磊落、胸怀豁达之人。今见刘公相邀，既是老领导，又是老相识，岂有不高兴之理？看了书信之后即喜不自胜，便随送信之人一起到了襄阳，同刘公叙旧话新，似有说不完的知心话。

荆州石星川是黎元洪在被迫裁军时保留下来的两位师长之一，心中难免对黎元洪不充满感激之情。而眼下黎元洪被挤出政坛，自己能否保得住自己师长的位置，实在是风云莫测，而且其深知北洋军阀当政，相互倾轧，党同伐异的事屡见不鲜，自己为砧板上的鱼肉，早晚会被北洋军阀吃掉。与其坐以待毙，何如奋起一搏呢？况且既为鄂省的高级将领，安有不了解刘公之理？知刘公为忠厚长者，是可以生死相托之人，所以一见刘公的信使，二话没说，就同其兴致勃勃地到了襄阳。

就这样，凭着刘公高尚的人格与精心谋划，襄阳的黎天才、河南的王天纵、陕南的郭坚、随枣的王安澜和荆州的石星川等五位将军，于1918年元月4日相聚于襄阳黎天才司令部。陕南、豫西、随枣、荆州与襄阳本是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地方，大家彼此之间安有不相识与相知之理？大家相聚一堂，又有刘公在中间穿针引线，所以气氛格外融洽，一个个皆高高兴兴，恨相见之晚，有说不完的共同语言。在协商时，大家同意刘公组建护法联军的建议，经协商决定成立“鄂豫陕三省联军总司令部”，大家推举黎天才为联军总司令，李寅瑸为参谋长，后因其胆小怕事，托病住进了洋人开的医院，刘公便代任参谋长。

鄂、豫、陕三省联军总司令部成立之后，刘公即通电全国。电文内容为：

“北洋冯国璋、段祺瑞政府拒绝恢复《临时约法》与国会，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完全继承了窃国大盗袁世凯的衣钵，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我革命党人及社会各阶层人民为敌。北洋政府的倒行逆使可谓是人神共怒，他们是独夫民贼，人人可口诛笔伐，个个可得而戮之。今我襄阳镇守使黎天才，经刘公参赞谋划，与河南王天纵、陕南郭坚、随枣王安澜、荆州石星川四位将军结成联盟，成立“鄂豫陕三省联军总司令部”。凡我鄂豫陕三省所辖之地，从本通电发布之日起，即脱离北洋政府，拥护革命党人领袖孙中山成立的广州军政府，响应孙中山所发出的开展护法运动的号召，并誓与北洋军阀血战到底，直至取得护法运动的胜利”。

鄂豫陕三省联军总司令部

中华民国七年元月四日

鄂豫陕三省联军总司令部向全国的通电一发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广州军政府立即给鄂豫陕三省联军总司令部发了回电，感谢刘公及其组织的护法联军对广州军政府的大力支持，对刘公与黎天才等5位将军的壮举表示衷心感谢。

三省联军司令部的通电向全国发出去之后，各位将军相互握手道别，回到自己的驻防之地，加紧练兵，构筑防御工事，准备随时迎战来犯之敌。

冯国璋、段祺瑞的北洋政府获悉刘公向全国发出的通电，大动肝火，便调兵遣将，前去征伐刘公。于是三省联军便与北洋军阀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拼杀。真可谓：

昔日穷山恶水地，今日变为鏖战场。

刘公斗志坚如铁，捐躯护法万古扬。

欲知刘公、黎天才领导的三省联军是如何同北洋军阀展开大征战，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