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志士回国谋发展_刘仲文执掌共进会_关于刘公的故事

众志士回国谋发展_刘仲文执掌共进会_关于刘公的故事

中国共进会自从1907年8月18日在日本东京清风亭成立之后，为实现宣言中的革命宗旨，共进会员纷纷回国开展革命。

1908年秋，张伯祥对刘公、邓文翚、潘善伯、孙武、焦达峰及刘英、刘铁等人说：“共进会成立已年余，但对国内的情况知之甚少，所以也没什么大的举动。为了解国情与民众的革命情绪等情况，我决定先大家一步回国，对各种情况作番详细勘查之后，根据实际情况开展革命活动。至于共进会会长之职，在我回国之后，大家再推举产生吧。”众人皆无异议。不数日，张伯祥即择期回国了。

张伯祥回国后，1910年奔走于四川、湖北、湖南、江苏、江西等省，联络会党。1911年春到宜昌策动工人罢工，被捕入狱。武昌起义后获释，在川东组织敢死队。1912年5月被任为重庆军政府宣抚。11月赴成都，创办《人权报》。二次革命时，在川起兵讨袁，失败后逃往湖南。1914年春在上海被捕，押解北京，被袁世凯杀害。

张伯祥走后，共进会经开会讨论，推举邓文翚继任会长，刘公仍担任副会长。

邓文翚（1879—1957）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入江西大学堂。次年秋，参加蔡绍南、刘道一等人发动的萍浏醴起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考取公费赴日留学，加入同盟会。后与刘公、张伯祥等人组建共进会，被推举为第二任会长。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回国，任共进会江西分会会长。武昌起义胜利，邓从武昌返赣组建军队。1912年1月，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邓曾任江西革命军司令，江西湖口警备司令。1913年7月12日，参与李烈钧领导的湖口起义，兴师计袁，失败后逃往日本。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任中华革命党江西分会长。1917年，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在广州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邓任粤军参议。1919年4月至1921年8月，任革命军汕头粤军总司令部参议，继任驻粤赣军总指挥。1926年配合北伐军进攻江西。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避居上海。1931年，国民党反蒋派成立粤方国民政府，任豫中救国军司令。1942年，邓被陈毅召往苏北，负责联络京沪一带军队抗日，活动于苏、浙、皖、赣，打入汪伪政府刺探内情，秘密通报新四军。1948年，受民革主席李济深之邀至香港商讨策应解放，受委派至赣“策反”。江西解放前夕，邓在南昌组织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区保护南昌。解放军进入南昌，第七军区武装改编为解放军。新中国成立，先后被选为第一届、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江西省人民政府委员。(www.guayunfan.com)而后共进会又考虑到将来各省革命同时发动，没有一个完整的组织机构及具体的领导人员，大家各树一帜，不相统一，力量分散，容易被敌人乘隙各个击破，于是共进会也采取了同盟会的办法，在各省设立分会，分会负责人为该省起义后的都督。经过会议反复讨论，大家推举刘公为湖北都督，聂荆为广东都督，刘玉山为广西都督，邓文翚为江西都督，焦达峰为湖南都督，何其义为四川都督，孙作舟为安徽都督，傅义僧为江苏都督，罗洁为河南都督（此外还推举了副都督，湖北的副都督是刘英），准备将来回国后潜回各省，组织群众建立政府机构，接管各级政府。其他各省未定的待日后再补提。会议还决定将本部由日本青山麻布区群学会迁往大森体育馆。

1908年11月14日，38岁的光绪皇帝在被软禁的瀛台涵元殿病死了。光绪皇帝的一生是饱含苦难和泪水的一生。光绪皇帝载恬是醇王奕譞的儿子，醇王福晋是慈禧的妹妹，为防备大权旁落，在同治皇帝病逝后，慈禧就把四岁的载恬过继到自己的膝下，立其为帝，慈禧太后则垂帘听政。光绪皇帝18岁时，慈禧太后虽下谕撤帘归政，但并不放权，要光绪皇帝事事向她禀报，并叫皇后和最宠爱的太监李莲英暗中监视光绪皇帝的一举一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的魔爪纷纷伸到了中国，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一天，光绪皇帝看到了康有为《上万言书》中的几句话：

“民心既解，散勇无归，外患内讧，祸在旦夕，而苟借和款，求安目前，亡无日矣，今乃始基耳。”

“若非大讲变法，是坐待自毙也。”

“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

这样的话使光绪皇帝激动不已，于是在公元1898年6月11日下诏实行变法，因该年为戊戌年，故被称之为戊戌变法。变法仅仅103天，就被慈禧太后残酷地镇压了。变法失败之后，光绪皇帝就被慈禧软禁于瀛台。自从庚子年（1900年）出逃西安，光绪皇帝便觉身体不适。从西安回来后，病情加重，抱病不出。公元1908年11月，光绪面色憔悴，形容枯槁，病势危笃。慈禧太后也患痢疾，勉强应付处理朝政。立醇王载沣的儿子溥仪为嗣，并封醇王为监国摄政王。

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病逝。第二天74岁的慈禧太后死于中南海仪鸾殿，结束了她丧权辱国、祸害百姓的罪恶的一生。两个人仅仅相错一天的时间而相继去世，这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上天的特意安排，实在是令人猜测不透。

根据慈禧生前懿旨，农历十一月初九，3岁的溥仪在奶妈王氏的抱持下举行登基大典。据民间传说，登基那天，乳臭未干的小皇帝在皇帝宝座上一会儿要撒尿，一会要喝水，第二次才在龙椅上坐定，却又被宫廷内的庄严气氛吓得哇哇直哭。哭声弥漫着空旷的宫廷。奶妈王氏连哄带劝地说：“快完了，快完了，快完了。”事不过三，这句话竟成了大清末代皇帝的谶言——果然在三年内完事。汪兆铭感言：“清政不修久矣，迩且以三岁小孩为帝，不亡何待！”溥仪登基后的许多日子，全国皆处于哀痛的气氛，一月内禁止婚嫁，百日内不准奏乐。在极度的压抑之中，那些事带谶语似的童谣却不翼而飞：“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湖北反了天，犯人全出监。红衣满街走，长毛在眼前。”更有趣的是新旧皇帝的名字也被老百姓以谐音的手法给他们送了雅号：光绪者，“光输”，宣统者，“掀桶也。”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驾崩，由三岁小孩继位，朝政更加混乱，百姓更加民不聊生，反清浪潮更加风起云涌。共进会人士十分高兴，认为革命的大好时机已经到来。为不坐失良机，共进会继续大量派人回国，秘密联络会党，扩大组织，发展人员，为武装起义作好准备。自1908年10月聂荆、刘玉山、潘善伯、孙武、焦达峰、彭汉遗、刘英、刘铁等人回国之后，共进会湖北籍、湖南籍人士及各省会员也纷纷回国，积极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反清革命运动之中。

1909年8月，共进会第二任会长邓文翚也从日本回国。在日本的共进会又召开大会，推举副会长刘公为第三任会长。

回国人员根据东京共进会决议的革命运动方略和多头进展方针，积极开展活动。1908年10月，共进会参议孙武与焦达峰相伴回国。启程时，共进会会长刘公与杨时杰等在富士楼设宴饯行。刘公深深地被爱国之士的革命精神所感动，在数杯酒下肚之后，不由感慨万千，兴趣盎然，诗兴大发，于是欣然曰：“二君回国，革命形势必将出现更大的高潮，我特赋诗一首，以壮行程。诗的题目是‘回国吟’”。说罢，即吟道：

志士仁人赴东洋，学业有成回故乡。

他朝政归革命党，十八星旗竞飘扬！

刘公吟罢诗后，在座之人无不拍手称好，纷纷说道：“刘公之诗完全道出了我们这些远离故土留学东洋游子们的爱国激情。细细回味这首诗好似敲响了埋葬满清王朝的丧钟一样让人精神振奋，斗志昂扬。”

焦达峰、孙武抵达汉口后，他们把带回来的都督大印、檄文、露布、公告、旗帜、徽章以及国际交涉所需文件等湖北、湖南各分一半。焦达峰在武汉帮孙武建立了共进会湖北分会之后，即回长沙在太平街同福公栈建立了共进会湖南总机关，并赴浏阳、醴陵、萍乡联络洪江会，洪福会群众。来往于湘赣鄂之间，谋划武装起义之事。

孙武是湖北汉阳人，他是个武汉通。回家的第二天，他就邀集亲友，在焦达峰协助之下组建了共进会组织机关，把共进会总机关设在汉口法租界长清里98号，并在武昌分水岭12号自己的寓所，胭脂巷11号胡祖舜寓所、分水岭7号邓玉麟寓所、雄楚楼10号刘公寓所和刘玉堂的新大方栈、钟雨亭的汉昌里72号、吴肖韩的磨石街寓所等处先后设立机关和秘密联络点。此前，有共进会会员郑江灏在武汉主编《湖北日报》，设共进会通讯处于报社。

此时的孙武是个满怀豪情的革命党人。为便利革命，他索性不要自己的原名孙葆仁了，宣称自己是孙文的弟弟，叫孙武。据汉阳人王保民1961年回忆：“一般人都不知道他的历史，以为他是孙文的兄弟，说海外要带回侨兵数万来武汉助战。尤其是大汉报胡石庵鼓吹甚力，当时武汉的革命形势为之一振。”孙武用三面手法，一面联络会党，一面联络结交军学界同志，一面又身密、意密、口密（称其‘孙三密’），常常出没于赌博场所，以赌博作掩护，搞下层工作。

1909年2月5日是正月十五，汉口还沉浸在年尾子的气氛之中，孙武到武昌去找刚从沔阳过年回来的杨玉如。杨玉如在日本读的是师范，回国后教书，并任武汉《公论报》编辑。在日本时杨玉如就同孙武挺熟，今日老朋友相见，自然分外高兴。他请孙武吃沔阳三蒸。酒菜上齐了，杨玉如说：“年小月半大，我们哥俩今天就算团年了。既然缘分如此，我们就痛痛快快地喝两杯吧。”

孙武也是有雄心壮志之人，三杯酒下肚之后，他挺慎重地说：“酒多误事，喝到适可而止就算了。今天我来找兄弟，是想委托你以教师职业为掩护，负责共进会与各地联络事情。我想兄弟不会拒绝吧。”

杨玉如爽快地答道：“只要是革命工作的需要，我就会不打折扣地接受，并把它做好。无论困难再多，阻力再大，我也会想方设法克服的。”

略微停了一下，杨玉如又接着说道：“在黄鹤楼道小学当先生的张振武，他是个胸怀豁达、办事干练、挺有魄力之人。我想为兄弟引荐一下，不知兄弟意下如何？”

孙武听了，高兴地说：“干革命自然是人才越多越好。既然这里有卧着的猛虎，有难得的人才，我怎能不见呢？俗话说‘一个架子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人多智慧广，人多好办事。你就别再客气了，快带我去见他吧。”

杨玉如见孙武如此而言，就说：“贸然前去，其在家还好，其若不在家，显得不够妥当。还是我到学校里去看一下，他若在，我就把他请来，他若不在，等我下次见到他了，和他约个相见的日子。这样好些，免得引起他人的猜疑。”

孙武说：“既然如此，那兄弟只好辛苦一趟，我在此静候佳音。”

杨玉如即出门朝黄鹤楼道小学而去。碰巧，张振武没外出，在家。杨玉如就把他请到了自己的家里。本来都是一个道上的人，再加上杨玉如一介绍，两人自然分外亲热。“首义三武”中的“两武”就这样历史性地相遇了。两人几句话一说，便感觉到挺投机。于是孙武就说道：“像兄弟这样的人才实是难得。我想请兄弟到武昌吴肖韩磨石街寓所分机关和汉口长清里总机关去做事，主持共进会理财部，有屈兄弟大才，不知兄弟肯否？”

张振武真乃豪爽、果断之人，不假思索地答道：“初次谋面，兄弟就把如此重要的事情相托于我，我还能有什么说的呢？我一定不负兄弟之信任，尽心尽意把它做好就是了。”

随后，孙武与杨玉如、张振武又谈了一下共进会眼下活动经费十分困难的事，然后就分手了。

万事莫非皆有天意？没过多长时间，湖南浏阳的两个卖布商人刘肯堂、周海文贩布到了汉口，适逢焦达峰也在汉口。焦达峰见二人气质不凡，非那种唯利是图、爱财如命的贪婪之人，于是就同他们二人拉起家常话来。焦达峰本为健谈之人，闲谈之中，得知他们二人与自己是同乡，就说道：“二位兄弟，我也是湖南浏阳人，我们三人能在此相遇，实在是三生有缘。”

二人一听与自己搭腔说话的是同乡，也顿觉亲热起来，忙问道：“兄弟既与我们是同乡，请问尊姓大名？”

焦达峰微微笑了一下，说道：“尊姓大名不敢当，在下焦达峰。以后我们再相见，以兄弟相称就是了。”

二人一听，忙挺身起立，带着十分惊异的目光说：“你就是我们湖南浏阳人私下里传说的那个共进会龙头大哥焦达峰？你今天怎么在这里呢？”

焦达峰又微微一笑，说道：“我就是焦达峰，这是不会有假的，干革命应不辞劳苦，哪里不可以去呢？孙中山是中国广东人，但为了革命，为了推翻清朝，奔走于海外各国，真正做到了以四海为家。我们只是在自己的国家里走走，到处活动活动，同孙中山比起来，我们可差远了。再说二位兄弟抛家弃子，风餐露宿，想赚点钱养家糊口，可清朝政局如此，又加上是三岁小孩当皇帝，天下能太平吧？人民能安居乐业吧？国家能不被外国列强分割吗？为了让人民能过上好日子，不遭受亡国之苦，我们必须要把满清王朝推翻，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华民国。我看二位兄弟精明过人，走南闯北，什么样的人你们没见过？什么样的消息你们没听说过？对于孙中山你们不可能不知道？对于共进会你们也不可能不了解？对眼下国家的形势你们也不可能不清楚？眼下国家的形势连三岁小孩也知道是个什么样子，二位兄弟不趁时而起，以图功名，留名青史，还更待何时呢？”

刘肯堂、周海文二人听了焦达峰一席话，如是找到了知音，焦达峰的话音一落，二人即齐声说道：“非我二人不识时务，只是我们兄弟二人平时为了赚点钱养家糊口，没缘分结识革命党人。今日在这里遇上了兄弟，实乃是天赐良机。清朝当亡，中华民国当兴，这是三岁孩童、不出门的妇人也知道的道理。既然缘分让我们在这里相遇，我们还有啥犹豫的？我们二人愿一起加入共进会，愿同兄弟一样干革命。为表示我们的诚意，愿把此次到汉口所贩的布，全部捐献给共进会，作为我们加入共进会的晋见之礼。”

焦达峰一听，真是大喜过望，忙满面笑容地说：“难得二位兄弟如此深明大义，那我就代表共进会湖北分会总部向你们二位的慷慨捐赠，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并热烈地欢迎你们加入共进会。”

二人听焦达峰如此而言，遂了自己的心愿，自己也欢喜不尽。由于二人的捐赠，使革命党人的组织机关有了活动经费，革命活动才得以正常开展。

共进会的既定方针就是注重联络、发展会党，孙武也深知这样做的道理。在武汉开展革命活动时，孙武得知湖北新军三十二标的黄申芗很有活动能力，并与鄂南会党也有联系，于是就萌发了让其参加共进会的念头。一天，孙武到华景街找到了黄申芗。

黄申乡为湖北大冶人。先祖为明朝武将，抗清战死，乡人遂将村名改为“黄若芬”，以此来纪念之。黄申芗自幼有浓厚的汉族传统思想，年少就参加了会党。为增强反清的资本，后来到武汉投入新军第三十二标，并就读张之洞创办的专为培养下级军官的陆军特别小学，成立种族研究会，后来又参加了军队同盟会和群治学社，身上充满推翻清朝和改朝换代的激情。

孙武在华景街见到了黄申芗，克制不住自己的满怀激情，十分高兴地说：“敝人叫孙武，我知道兄弟是反清斗士，故今日冒昧地登门造访，望予以谅解。”

黄申芗一听来者自报家门是孙武，又是如此谦虚，自然是满心欢喜。一面热情地给孙武让座，一面给孙武沏茶，而后在孙武对面坐下，兴致勃勃地说：“兄长为孙中山之弟，又是共进会湖北分会的总负责人，今日屈身登临寒舍，我实是愧不敢当。兄长为开展革命活动，壮大共进会的力量，终日奔波于武汉三镇及其他各地，这是革命党人尽人皆知的。今日兄长到我这里来的目的，我是心领神会的。我矢志追随孙中山先生干革命，今天不劳兄长费口舌，我和我的种族研究会的80多个人全部加入共进会。改日有了闲暇时间，我再回大冶老家，让家乡的会党也全部加入共进会。”

孙武见黄申芗是如此善解人意，如此豪爽，如此快人快语，遂赞不绝口地说：“难得兄弟对革命如此赤胆忠心，他日兄弟必留名青史。”

黄申芗听了，笑了笑说：“兄弟我没有想到名留青史的事，只是想到把清朝推翻，让中华民国建立，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则吾愿足矣！”

黄申芗老家大冶，大冶者，大野也，民风强悍，由柯玉山、胡五、陈金山、金巴子、李云干等好汉组织领导的“红灯会”名闻全国，他们曾领导三千多人闹过起义。黄申芗说到做到，不久，他利用放假的时间回到了老家大冶，给大家讲了眼下国内的形势，说服会党全部加入了共进会，并在那里设立了参谋部，加强会党的组织纪律训练，以便能随时号令会党发难。

孙武在武汉大力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壮大共进会力量，但并没有忘记同自己一前一后回国的湖北京山的两位英雄豪杰刘英、刘铁二弟兄。于是他派人到京山去同刘氏二弟兄联系。

刘英、刘铁家本是京山县富豪，但并不是那种盘剥乡里、鱼肉人民的为富不仁之辈。他们家以仁慈、善良为立家之本，广施仁德，扶困济危，收揽民心。再加上二刘兄弟素有大志，忧国忧民，为此刘氏二弟兄轻财仗义，广结天下英雄好汉，肯为穷苦百姓说话办事，所以襄河流域追随刘英、刘铁二弟兄的人很多。二弟兄在水隆河开了一家“全盛美酒店”，作为秘密机关和联络据点。店内还附设邮政信箱，派忠实可靠的共进会会员曾济宽管理，接收海外宣传鼓吹革命的书报函件。宣统二年，京山举办自治，刘英认为是大好时机，主动到县政府承担南乡主办人，这样名正言顺，更有号召力。京山一带是西汉末年绿林好汉王匡、王凤的诞生之地，有敢于造反的传统，所以刘英、刘铁二弟兄手中掌握的队伍很快猛增到3万多人。

正当刘英、刘铁二弟兄在京山搞得有声有色、热火朝天的时候，孙武派到京山同刘氏兄弟联络的人到了。刘氏兄弟在京山是尽人皆知的大名鼎鼎的人物，联络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见到了刘英、刘铁二弟兄。既然是武汉派来的共进会的联络人，刘氏弟兄盛情地款待了他。饭后，联络人询问了共进会在京山的发展情况，并将孙武在武汉的联络地址向刘氏兄弟说了。随后辞别刘氏兄弟回到武汉，把刘氏兄弟在京山大力发展共进会的情况向孙武作了绘声绘色的汇报。孙武听刘氏兄弟搞得如此得心应手，热火朝天，高兴得乐不可言。

刘氏弟兄是受共进会派遣回国协助孙武的。所以没过几天，刘英就在武昌按照联络人提供的地址找到了孙武家中。孙武与刘英在日本时就认识，现在刘英来到了孙武家中，孙武自然是既高兴又热情。武汉在盛夏素有“大蒸笼”之称，两个人在谈话时都不停地摇晃着手中的大蒲扇，把一茶壶凉开水喝完了，还把一坛伏汁酒喝了个底朝天。二人身上裤褂都被汗水湿透了，紧紧地贴在他们身上，而身上的汗从无数个汗毛眼里仍不断地往外直流。刘英本为耿直、豪爽之人，见酷暑难当，大汗不止，也顾不得自己是初来乍到的客人，就爽快地对孙武说：“大哥，‘六月无君子’，这里又没有旁人，我们干脆只穿件裤头，把其他的衣服都脱了算了。”孙武也正有此意，只是碍于礼节，自己是主人家，怎好开口呢？今见刘英如此说，正合了自己心意，忙随声附和道：“如此最好。这样才能显现出我们弟兄间的友好情谊。”于是二人把衬衣、长裤都脱了，全身裸体，只穿着件短裤头说话。

二人话谈得很投机，末了，刘英说道：“今后我们京山要加强同武汉的共进会联系，尽量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武汉的时机一旦成熟，起义的枪声一打响，京山一定揭竿而起，立即响应。”

刘英向孙武谈罢工作，即要返回京山。刘英是上午到达孙武家中的，孙武哪里肯放行呢？硬留他在家中吃了午饭，方让他返回京山。

孙武既是武汉通，他在大力联络、发展会党加入共进会之时，又怎么能忘得了武汉码头的“二刘”呢？一个是柏泉乡党地皮大王刘歆生，一个是青洪帮“刘大爷”刘玉堂。他在同京山的刘氏兄弟取得上联系之后，没隔两天，就专门去拜见刘玉堂。见了刘玉堂，孙武慨然而言曰：“隋朝时期的绿林好汉单雄信、王伯当、程咬金等，若不是乘时而起造反，何能名留青史？大哥是何等精灵之人，难道看不出当今天下的大势吗？在长江两岸，提起大哥之名，有几个不知、几个不晓呢？满清王朝土崩瓦解，只是旦夕间的事，大哥不乘时而起建功立业，还更待何时呢？”

刘玉堂既为青洪帮的大爷，又为清廷的侦探长，黑白两道，道道相通，三教九流皆有交往，故此，他岂有不知晓孙武是干什么的？他一闻孙武之言，即不紧不慢地说道：“兄弟所言何意？请不妨直言。”

孙武见他如此说，就放言道：“如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已在国内外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革命党人已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各个角落，革命党人一旦发难，清王朝则将寿终正寝矣。”

话说到这个份上，刘玉堂即接言道：“为兄的并不是不知道孙中山，也并不是不知道三民主义，也并不是不知道同盟会与共进会这些革命组织，只是不得其人，我如何同他们取得联系呢？”

孙武接言道：“兄弟我正是奉共进会总部之差遣，从日本回国来武汉发展共进会人员的，大哥既如此说，兄弟我代表共进会总部欢迎大哥加入共进会组织，大哥手下的青洪帮人员皆为共进会会员，他们仍隶属于大哥领导，受大哥直接管理与指挥，一切人事问题皆不变。”

听了孙武的这一番话，刘玉堂方微微一笑地说：“兄弟既如此说，那从今天起我就是共进会的一员了，从今以后我将尊孙中山为领袖，惟共进会命令是从。”

刘玉堂刚把话说完，孙武即将刘玉堂的双手紧紧地握住，爽朗地一笑说：“从今以后你我兄弟就是一家人了。只是今后在好多方面，大哥对小弟还要多多关照呢。”

刘玉堂连说：“那是自然，那是自然。一家人哪有不关照的呢？”

随后孙武将刘玉堂所属长江会党的某山、某水、某营一律改为共进会所采用的暗语的中华山、兴汉水、光复堂，把其皆统一于共进会之内。

刘玉堂是个轻财仗义、善于结交朋友的人，黑白两道的人同他都有交情。为此，武汉文武衙门的巡捕、侦探、稽查等人，一有革命党的什么消息都告诉他，他又想方设法及时地转告给孙武。正因为如此，孙武消息灵通，在辛亥革命之前从未被官府逮捕过。

为方便共进会开展革命活动，刘玉堂还斥资在汉口招商局对面河街开设“新大方栈”，作为各省革命党人之秘密招待所，并对他们食宿舟车多予资助。由于其社会身份特殊，清廷侦缉人员对他不能不有所忌惮。有时明知新大方栈内住有革命党人亦佯作不知。

1910年6月的一天，孙武等在另设的全省起义总机关汉口鸿顺里34号召开会议，把会党统一成军队编制，把襄阳、安陆、武汉、兴国、黄州的会党依次分设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镇，并委任袁菊山、刘英、刘玉堂、黄申芗、彭汉遗为五镇的统制。

共进会拥有五镇之众，实力不可谓不雄厚，但由于会党较为散漫，多爱意气用事，不愿受约束。有的还擅自盲目暴动，如刘英所属龚世英、刘伯旗两部在襄河流域自行起事，被清军击溃；黄申芗所属红灯会首领柯玉山一部因盲目暴动而失败；湖南岳州潘平界部焦逸仙暴动被清吏捕杀。这些“乱事”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关注，湖北巡警道冯启钧据以上报，并派警探多人密布罗网，伺机捕捉。孙武得知信息后，为避免更大损失，忙下令五镇军队立即停止活动，另候通知。

1910年8月，广东聂荆电告广西刘玉山准备在南宁起事，希望孙武前去支持。孙武接电后对潘善伯说：“目前湖北形势对我们极其不利，我们不如到广西去，一可避避风声，二可帮刘玉山一把，兄弟以为咋样？”

“如此最好，待风声过了，形势好转了，我们再回来。”潘善伯说。

两个人商量好了，便到广西去了。此间，黄申芗因响应长沙“抢米风潮”不成，也避走他乡。湖北共进会组织的发展情况跟初夏的雷阵雨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下子又陷入了低潮，处于停顿状态了。

共进会组织在国内的发展情况，湖北同其他各省比起来，做得还是不错的，如张伯祥曾在四川活动，邓文翚1908年曾至江西设立分部，但在大多数地区的发展都不顺利，远远不如湖北。

湖北共进会的革命形势为何会出现这种糟糕的局面呢？是因为清朝廷调了满人瑞瀓为湖广总督。刘公接任共进会会长之后，时刻关注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对国内的各种情况他心里清清楚楚。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湖北大好的革命形势就这样被瑞瀓扼杀了。于是刘公毅然决定回国同瑞瀓斗一斗。只因刘公的这一回国，有分教：

刘公瑞瀓大较量，武汉三镇起波浪。

道高一尺清总督，魔高一丈革命党。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