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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参选当总统_刘仲文北伐回襄阳_关于刘公的故事

时间:2022-05-13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孙中山参选当总统_刘仲文北伐回襄阳_关于刘公的故事孙中山得知自己的拜盟小兄弟刘公组织、决策、领导的武昌起义取得了胜利,他是何等地欣喜若狂啊,他也为自己没看错人而高兴。孙中山于12月21日抵达香港,受到廖仲恺、胡汉民、朱执信、宫崎寅藏等人的热情欢迎。孙中山的回国,加快了组建革命政府的步伐。孙中山主张采取总统制,不设总理;宋教仁主张采取内阁制,设总理。12月29日,出席南京会议的17省代表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参选当总统_刘仲文北伐回襄阳_关于刘公的故事

孙中山得知自己的拜盟小兄弟刘公组织、决策、领导的武昌起义取得了胜利,他是何等地欣喜若狂啊,他也为自己没看错人而高兴。他决定回国。但是立即回国,还是办一些必办的事之后再回国呢?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认为国内的大局完全可以由刘公、黄兴等人掌控,自己的当务之急是应大力开展外交活动,说服西方列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同时为新的革命政权筹集到更多的资金。于是孙中山先后与美国、英国和法国等三国政府进行了接触,寻求他们在外交和财政方面予以支持。

经过努力,孙中山只得到美、英、法三国政府的三项承诺:一是保持中立,二是阻止日本政府支持清廷,三是为孙中山回国提供方便。在外交处处碰壁的情况下,孙中山看透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本质,认清了他们的丑恶嘴脸,他们不希望中国富强起来,谁也不愿意给中国真诚的帮助,民主、富强是他们挂在嘴上的冠冕堂皇的词藻,他们骨子里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一如既往地对中国进行掠夺,把中国人民永远踩在他们的脚下,做他们的奴隶,任由他们宰割。而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正如火如荼,人民多么盼望自己能早日回国啊!孙中山一时一刻在国外也待不下去了,他毅然地踏上了归国的旅途。

孙中山于12月21日抵达香港,受到廖仲恺、胡汉民、朱执信、宫崎寅藏等人的热情欢迎。胡汉民等人在迎接孙中山时,劝他留在广东,不要去上海。胡汉民说:“先生若到上海,各省必举先生为总统,然无一兵一卒以供指挥,徒拥虚名耳,无济于事。”

孙中山听了,沉思片刻说:“今之大患,即在无政府,如能创建政府,则清朝政府,固必倾覆,即袁世凯亦未必能支。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避留广东,则无法推进革命形势的发展。”说罢,即邀廖仲恺、胡汉民、朱执信等人一同前往上海。

1911年12月25日早晨,为中国民主革命奔波而被迫离别祖国16年的孙中山到达上海十六铺金利源码头。这时上海同盟会党、政、军及各国领事、国内外记者早已云集于码头之上。孙中山所乘的轮船靠近码头时,鸣礼炮二十一响,向孙中山致敬。孙中山刚走上岸,便被各界人士、各国领事及新闻记者围了个水泄不通。希望国家独立、民主、富强的社会各阶层的人士热情地欢迎革命的斗士回到祖国的怀抱。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后,已宣布独立的各省革命军都要求尽快建立中央政府。孙中山的回国,加快了组建革命政府的步伐。孙中山一直是千千万万革命党人心目中的偶像,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这是革命党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孙中山在国人的眼目中为何会有如此之高的威望呢?(www.guayunfan.com)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时化名中山樵,后来即以之为号。孙中山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一个农民家庭。成人之后便敬慕洪秀全,愿做洪秀全第二。早年先后求学于檀香山,广州、香港,行医于澳门、广州,先后结识了陆皓东、陈少白等青年志士,经常在一起密谈救国之事。1894年5月,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希望满清政府实行改革,使国家富强起来,但遭到冷遇。从此之后,孙中山看清了满清政府的腐朽和黑暗,抛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894年冬,孙中山到檀香山,在华侨中联络了二十多个经营小商店、小农场的反清志士,组织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1895年2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会员很快发展到一百多人。孙中山在为兴中会会员的入会誓词中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并以此为兴中会的政治纲领,其意为推翻清朝的统治,建立美利坚合众国那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1895年10月,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发动了广州起义,准备夺取广州,进而推翻清朝。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第一次反清革命起义,它吹响了以武装推翻满清政府的战斗号角。1896年,于广州起义失败后流落海外的孙中山在伦敦被清朝驻英公馆诱捕,脱险后曾留居伦敦,研究西方政治经济理论,寻求救国真理。1897年经加拿大抵日本,结识了日本朝野各界人士宫崎寅藏、犬养毅等,并在旅日华侨中宣传革命,发展兴中会组织。1900年,孙中山联络广东等地会党,在惠州发动武装起义。失败后又奔走海外,同保皇派康有为、梁启超等展开激烈的斗争,并在旅欧学界中发展革命组织。1903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的青山办了一所培养革命人才的军事学校,在为该校题写的誓词中,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领导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举为总理,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正式定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纲领;创办《民报》,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同改良派围绕革命与保皇问题展开激烈论战。同时积极在国内发展同盟会组织,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在两广、云南等地发动一系列武装反清起义。他已成为海内外革命党人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

在欢迎孙中山回国的人流中有不少新闻记者,当时社会上盛传孙中山携巨款回国,有的记者就问孙中山:“孙先生,您这次带了多少钱回国?”

孙中山说:“我身无分文,所带回来的就是满腔的革命精神耳!”

1911年12月初,南京被投身革命的第九镇新军统制徐绍桢率江浙联军攻克。

回国后,孙中山在上海立即和同盟会负责人讨论组织临时政府问题。孙中山主张采取总统制,不设总理;宋教仁主张采取内阁制,设总理。孙中山说:“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

黄兴支持孙中山的意见,并说:“我当把孙总理的建议向应邀于12月12日齐集南京的17省代表说明,并选举总理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2月29日,出席南京会议的17省代表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临时大总统选举原则是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一条,即:“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

当天参加选举的有直隶(河北省)、奉天(今辽宁省)、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17省代表,临时大总统候选人3人,分别为孙中山、黎元洪、黄兴。

17省代表依次投票,投票结果为:孙中山16票,黄兴1票,黎元洪0票。

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选举结果揭晓时,“众呼中华共和万岁三声,是时音乐大作,在场军学各界互相祝贺,喜悦之情,达于极点。”

在上海的孙中山得知消息,立即复电南京,表示接受,他说:“光复中华,皆我军民之力,文孑身回国,毫发无功,竟承选举,何以克当?惟念北方未靖,民国初基,宏济艰难,凡我国民,具有责任。诸公不计功能,加文重大之服务,文敢不黾勉从国民之后,当克日赴宁就职,先此敬复。”

1912年1月1日晚上10点钟,临时大总统受任典礼在南京大公堂举行。孙中山身穿黄色呢质军服,戴着军帽,在人们热烈的掌声中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其誓词为: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中华民国”定都南京。

“中华民国”成立时,决定以五色旗国旗。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之一。旗面为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分别代表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即所谓“五族共和”。五色旗为民国最早的法定国旗。

自1906年同盟会讨论旗帜时起,孙中山一贯主张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但因当时意见不一,未作正式决定。到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改青天白日旗为国旗。

“中华民国”政府还决定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临时宪法

接着“各省代表联合会”修改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即武昌首义胜利后,黎元洪通电各省,要求派代表到武汉举行会议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各省代表到了武昌,冯国璋已占领了汉口、汉阳,正在猛烈的炮轰武昌,所以代表们在谭人凤的主持下,在汉口英租界一家洋行里通过了一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增选黎元洪为副总统。经过与各方反复磋商,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提出内阁名单,仿照美国政府制,不设总理,内阁分作九部,由总统提出各部总长、次长,名单如下:

陆军部总长兼参谋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

海军部总长黄钟瑛,次长汤芗茗;

司法部总长伍廷芳,次长吕志伊;

财政部总长陈锦涛,次长鸿猷;

外交部总长王宠惠,次长魏宸组;

内务部总长程德全,次长居正;

教育部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耀月;

实业部总长张謇,次长马君武;

交通部总长汤寿潜,次长于右任;

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

“中华民国”是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建立在20世纪初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才从国外回到上海,所以当时南京政府的人事问题由黄兴裁定,黄兴对革命的赤胆中心是毋庸置疑的,但在南京政府的人事安排方面,他是缺乏公心、缺乏原则性的。他把与武昌首义毫不相干且双手沾满了革命党人鲜血的阴谋家、两面派人物黎元洪推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或许是黎元洪送给了黄兴二十万大洋所致),而把武昌首义的革命党人悉数排斥在南京政府之外,黄兴如此而为,是何其不公也!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追本求源,关键是黄兴在阳(汉阳)夏(汉口)战争与武昌的坚守还是撤退这些问题上与刘公产生了矛盾。在此之前,刘公与黄兴、宋教仁都是志同道合的同志,亲如手足的弟兄。正因为如此,刘公在武昌首义之前与阳夏战争开始后都一再诚邀黄兴、宋教仁等到武昌共图大事。不负刘公之所望,阳夏战争到了十分艰难困苦的时候,黄兴、宋教仁、田桐等一行人于10月28日抵达武昌,这可是雪中送炭,令刘公与所有革命党人都感到万分高兴,倍受鼓舞。谁知黄兴并不是像李牧、韩信、诸葛亮、岳飞这些人一样善于用兵,能以弱胜强,能以少胜多,能出奇制胜,而是让汉口、汉阳相继失守。这些刘公、蒋翊武、张振武等革命党人也能理解,也无怨言,但对武昌的坚守还是撤退,黄兴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从武昌撤退去攻打南京,令刘公、张振武、徐万年等众多的革命党人不理解,想不通,也完全无法接受。虽然黎元洪、汤化龙等人竭力为黄兴捧场,赞成黄兴的撤退主张,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黎元洪虽是都督,但实际兵权皆在革命党人的手中,他怎能左右武昌的大局呢?无奈之下,黄兴只好在黎元洪那里拿了笔巨款,同宋教仁、田桐一行人于当夜11点多钟,灰溜溜地乘船沿长江回到了上海,一路之上自然是万分伤心。

黄兴回到上海之后,多次想起与刘公在武昌“撤”与“守”问题上发生的矛盾冲突,总认为是刘公做得不对。一方面,黄兴认为我到武汉是你刘公请去的。在汉口、汉阳的保卫战中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两地失守了,我难受至极,几乎要以死谢罪。在临走时的夜间会上,我提出先放弃武昌而后再收复,你拼命反对,你我都是革命党中流砥柱一样的人物,你为什么不给我黄兴留一点面子呢?为什么连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呢?非要让我按照你的意愿去办,继续留我在武昌,继续领兵打仗,可你咋不为我想一想呢?若武昌再丢失,你叫我的颜面往何处放?你这不是生吞活剥地把我朝死路上逼吗?另一方面,你组织、领导发动武昌起义,并取得了胜利,你作为武昌起义革命军的总理,你在起义中发挥的关键性的决定性的作用是世人皆知的,反对放弃武昌我也能理解,因为你为筹划武昌起义准备了多年,付出了许多心血和汗水,但你怎么可能不给我一点面子呢?散了会再同我商量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在会上与我唱对台戏,让我难堪,让我下不了台呢?第三个方面,你反对我还不够,还要找一个士兵来“放炮”,难道我黄兴的思想境界还不如一个普普通通的革命党人吗?你把我黄兴看成是什么样的人了呢?黄兴把范腾霄发言反对的“罪过”也算到了刘公的头上。第四个方面,我黄兴与你刘公是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弟兄,我黄兴灰心丧气走的时候,你送也不送一步,而是搞你的防守武昌的计划,你请我的时候是何等热情,走的时候竟如此冷淡,这不是太薄情了吗?第五个方面,我黄兴心里清楚黎元洪、汤化龙等人不是什么好东西,是机会主义者,是投机分子,是双手沾满革命党人鲜血的刽子手,他们不是革命党人,但他们会来事,会见风使舵,他们会说人爱听的话,会给人以安慰,会给他们未来的政治生涯铺路(送20万银元)。从古至今,哪一位领导不喜欢听好听的话,不喜欢顺从自己的人呢?既然你刘公把弓弦拉得硬邦邦的,不顾一点人情世故,自古有言:“水清无鱼,官清无朋”,那么我不沾惹你,你做你的清官去吧。反正我黄兴不想见你,这一点我做得到,我在南京政府里面不给你安排职位;让我说反对你的话,我说不出来,即使说了也没一个人相信,那样反而会更加抬高你的威望……总之,我黄兴打心眼里讲,在组织南京临时政府人事安排方面我黄兴做得对不起你刘公老弟,只好请你原谅我算了,别的我还能说什么呢?

黄兴的这些心理活动后来在有意与无意之中,同一些革命党人讲了,有些人又把黄兴的心里话同刘公讲了,他们劝刘公说:“中国历史五千年,有几个帝王是李世民?又有几个手握重权的人物是诸葛亮呢?宗泽、岳飞是何等样的英雄人物,但结局如何呢?要想在官场立住脚,还是要讲究点策略,要圆滑一点才好。”

刘公听了同志们的劝告,深表谢意,然后却淡淡地说:“我还是那句话‘只为革命,不为其他’。我一生仰慕的人物是诸葛亮、岳飞,绝对不会做趋炎附势之人,也绝对不会做卑鄙龌龊之事。他们用我则用,不用我则休,只要我所作所为于国于民问心无愧则足矣!至于功过是非留给后人去评论算了。”

黄兴比谁的心里都清楚武昌首义的功勋是不能抹杀的,没有武昌首义,哪会有今日的南京临时政府?既然他不想让刘公来出头露面,那么也就只好选择了黎元洪,把薛仁贵的功劳硬朝张士贵或他的女婿身上安,搞张冠李戴的事,把刘公的功劳安到黎元洪的身上。这样一来黎元洪就成了武昌首义革命党人的领袖人物了,正因为如此,黎氏才能登上“中华民国副总统”的宝座——连与孙中山齐名的黄兴也能做出如此违心之事,可见世间被屈杀的英雄人物是何其多也!

黎元洪既然登上了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的宝座,便身价百倍,声势煊赫,在革命党人中也算成了领袖人物,也可谓是树大根深了。为此,他不再顾忌谁了,就明目张胆地扩张自己的势力,独揽湖北军政府所有的大权,那些旧日的封建官僚、政客皆纷纷依附到他的门下,再加上利欲熏心,一心想朝上爬而想把刘公踩到自己脚下的孙武没有革命党人的高尚品德与气质,对黎氏拼命巴结,使黎氏更加势力熏天。此时的总监察处只是一盆鲜花了,只是一种装饰品了,连黎元洪惧敌如虎、弃城而逃的罪也不能予以惩治,那么这个总监察还有啥干头呢?刘公眼看着革命胜利的果实被黎元洪这样的投机分子所窃取,感到万分痛心,但又感到无能为力。他不愿与虎狼之人为伍,也极看不惯孙武那种跟在黎元洪身后摇尾乞怜的丑态。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找到了徐万年,对他说道:“兄弟,我们多年的努力,无数弟兄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却落入他人之手,我感到心如刀绞;我看到有的人丧失了革命党人的气节,跟在别人后边为虎作伥,整天都督不离口,不住嘴地请示、汇报,让人听了肉麻,我确实感到恶心。我想去开创一片新天地,作为我们弟兄的安身立命之处,不知兄弟意下如何?”

徐万年听刘公如此说,正中自己心意,忙应声而言说:“兄长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真叫人憋得难受。我也早想离开这个肮脏的地方,但一直感觉到没有合适的地方。今天兄长既然如此说,莫非已经想好了所去的地方?请说出来我听听,免得我再为此事而整天发愁。”

刘公说:“河南与湖北唇齿相依,山水相连,但就目前情况而言,湖北十府一州已完全为革命党人所掌控,而河南现在仍是一潭死水,还是被清廷所掌控,仍是清廷统治的腹心之地。我想统率一支劲旅,以襄阳为根据地,打回你的老家南阳去,然后攻占河南全境,作为我们的立身之所。若如此,我们就可以不再看别人的眼色行事,放开我们的手脚,做一点于国于民都有益的事。兄弟,你看如此可好?”

“大哥说得甚好”,徐万年说:“只是黎元洪会不会放大哥走呢?如果他怕放虎归山,不让你走,咋办?”

刘公说:“他们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巴不得我不在他们跟前每天絮絮叨叨的。我只要一张嘴,他们就会放我走的。”

徐万年说:“如果他们肯放大哥走,我一定跟随前去。无论大哥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一定生生死死在一起,决不和大哥相分相离。”

刘公说:“那好吧,你等我的佳音吧。”

黎元洪虽说权倾一时,势焰熏天,把湖北军政府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放在眼里,但对刘公他还是有所忌惮,一方面他清楚武昌首义的功劳是刘公的,革命党人多为其心腹,一旦闹起事来不好对付;二来他深知刘公与孙中山关系非同一般,弄急了,把事情捅到孙中山那里,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自己都会很尴尬。所以表面上他还极力向刘公示好。一天,他走进了刘公的办公室,假惺惺地以示关心地说:“刘总监察,最近可好?”

刘公随口答道:“民国初建,万象更新,举国万庆,有啥不好的?只是庆父不除,鲁难未已。河南与我们山水相连,如唇齿相依一般,而今还被清廷所控制。我想带一班弟兄们去攻下河南,除掉心头之患,然后直捣幽燕,一统天下,不知你意下如何?”

黎元洪一听,心中不由感到十分欣喜,不由在心里默默地说道:“我正想把你打发走,免得倚老卖老,整天在跟前说东道西,让人无论干啥事总感觉到碍手碍脚的。”心里是如此想,嘴上却说道:“难得刘总监察如此忧心为国。早在阳夏战争之前,你就曾提议派一支人马去襄阳牵制南下之敌,那时我怕兵力分散了,对阳夏战争不利,没有派兵北上。眼下没有战事,正是派兵去北伐的好时机。待我马上去同孙部长说一下,立即调兵遣将,让刘总监察率军去北伐。”二人不是一路之人,怎能谈得入巷呢?所以黎元洪略坐了一会,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就辞别刘公而去。

黎元洪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让秘书把孙武、吴兆麟喊了来,然后对他们二人说道:“刘公感到当这个总监察没啥意思了,想领兵去北伐,不知你们二位有什么看法?”

刘公在一天,孙武就感到背上有芒刺一般,就感到比刘公矮一截子。无论在什么场合,只要有刘公,革命党人的心目中似乎就只有刘公,而没有他孙武,他自己感到不舒服,感到憋闷,但又说不出口。现在听黎元洪如此说,心里简直比吃了蜂蜜还甜,不待吴兆麟开口,既抢先而言道:“黎大都督,整个湖北军政府,谁不仰慕你,谁不惟你命是从?只有刘公爱鸡蛋里面挑骨头,今天说你这不好,明天说你那不对,自以为是首义的元勋,功劳最大,敢跟你叫板。现在他既然如此说,我们就来个顺水推舟,一脚把他踢得远远的,免得倚老卖老,整天在你耳边唠叨不休。”说罢,他抬眼将黎元洪与吴兆麟望了一下。

吴兆麟深知自己在革命党人的队伍里资历浅,许多人也没把自己当成一回事,所以无论在什么场合,他说话做事都比较谨慎,不爱出风头,也不爱得罪谁与不得罪谁,就一般情况而言,他以中庸之道待人处事,但有一点他心里很清楚,那就是抱住黎元洪的粗腿不放。黎元洪也深知自己能登上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宝座,吴兆麟立下汗马功劳,所以也处处青睐于他,把他视为自己的心腹。吴兆麟是个精灵人,并不认为有靠山就狂妄自大而目中无人。自从他与刘公交往之后,发觉刘公是个光明磊落、胸怀宽广、城府很深的人,待人处事,总是与人为善,从无害人之心。所以他不忍心在背后说刘公的坏话,相反,他倒是同情刘公被排挤。他见孙武将自己望了一眼,就说道:“其实北伐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万一和谈破裂,刘公驻军襄阳,可牵制大量清军,可使鄂西北无忧。就实际情况而言,刘公带兵去北伐,也是最佳人选。一方面其祖籍是襄阳的名门望族,他带兵能得到地方上的大力支持,既占地利又得人和,有他人所不能得到的优势;另一方面其在革命军中威望高,士兵们一定乐于效命,其北伐一定会取得成效,绝对不会丧师辱国,无功而返。”说句推心置腹的话,这是吴兆麟在为刘公说话,他也想帮刘公一下忙,让刘公跳出武昌这个是非圈子,到别的地方去干点实事,以展胸中抱负。

黎元洪的秘书怕失去了表现自己的机会,吴兆麟的话一说完,他就忙附和着说:“让刘公走远点,免得众党人围着他转,让都督办事处处受掣肘。他一走,树倒猢狲散,就再也没有人敢同都督唱对台戏了。”

黎元洪并没在意听吴兆麟及秘书所说的话,但是他们两个人并不反对刘公带兵去北伐,这点表达得十分清楚。既然他们两个人与孙武都不反对,于是派刘公带兵去北伐一事,黎元洪就在心里决定下来了。于是他在一次军政府会议上当众宣布说:“武昌的局势虽说现在稳定下来了,但河南与我们是比邻,清军的残余势力还相当强大。为解除湖北西北边清军对我们的威胁,现有总监察刘公请缨北伐,愿去扫除湖北西北边清军对我们的威胁。为此,本都督任命刘公为北伐左翼军总司令兼河南安抚使,率领官兵两千,可选择良辰吉日出师。一应军需物资,军政府各有关部门当安排到位,不得有误。”

黎元洪嘴上是这么说的,可心里想的与实际上做的却与嘴里说的相违背,兵员不仅只给两千,而且其中还掺杂老弱病残,枪械也是好坏参半,对左军的人员、装备蓄意掣肘,多方为难。其用意哪里是想让刘公出师北伐旗开得胜呢?分明是想借北伐置刘公于死地而后快。

话说1906年底萍浏醴起义爆发,刘公回到湖北准备发动起义以助之。不想萍浏醴起义很快被清廷镇压下去,两湖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万般无奈,刘公就回到襄阳大力开展革命活动,把与自己志同道合的陈鸣霄、罗祉恭、王殿一、毛伯屏、李华年等人介绍加入同盟会,为襄阳早期的同盟会员。在刘公主持谋略处招兵时,他们俱到武昌投军效用,业绩卓著。

事在人为,事情的发展却远远出乎黎元洪的意料。由于刘公平时慷慨豪爽,待人厚道,义博云天,又加上资深望重,那些鄂北、豫南的同志闻知刘公要率师北伐,便纷纷弃职投到刘公标下听命受用。一时刘公的左军司令部人才济济。刘公按各人的能力及所长,予以安排职务,任命如下:徐万年为参谋处长,骆佩为副官处长,陈鸣霄为交通处长,龚哲甫为秘书处长,罗祉恭为军法处长,王殿一为稽查处长,刘耀煌为军需处长,李华年为军医处长,刘一(刘公夫人)随军北伐,仍任司印员,刘新(侄儿)为贴身侍卫。

一切准备就绪,北伐左军于1912年(民国元年)元月十五日顶着凛冽的寒风,乘船从武昌出发,正式北征。秘书写诗以记之,其诗为:

舳舻相接大江中,烟雨濛笼望不穷。

军乐船声撼天地,始如荆楚大王风。

这首诗形象地勾画出左军从武昌出发时的壮观景象。刘公率左军北伐,革命党人蒋翊武、张振武、蔡济民、邓玉麟、吴兆麟等众多的革命党人难免亲临江边送行。

大军开拔之后,刘公与徐万年并立船头,刘公说:“兄弟,以我两千老弱病残之军去北伐,胜算能有多少呢?”

徐万年答道:“黎元洪用心险恶,美其名曰是让大哥去北伐,其实是将大哥朝虎口里送,想借清军之手除掉大哥,凡明眼人谁看不出来?但今天既把大哥放了出来,我们岂能再受制于他?眼下两千名弟兄中那些老弱病残之人,既不能上阵杀敌,又要派专人对他们进行照顾,实在是累赘。不如给他们每个人发点路费及安家费,让他们回家去同亲人团聚,他们对大哥能不感恩戴德?然后我们再沿途招兵,不断扩充实力;到了襄阳之后,将招兵旗一树,凭着大哥的声望,家乡子弟应征入伍者怕不云集?再将襄阳张国荃的革命军予以收编,届时部众定将会在五千人以上。随后将部众加以整编训练,使其成为能战之师。若如此,北伐可稳操胜券。”

刘公听了徐万年之言,连连点头说:“知我者,兄弟也。到了襄阳之后,我等弟兄广开言路,招纳社会贤达,勤政爱民,加强革命军队伍建设,打造成一支不怕苦不怕死、纪律严明、听从指挥、具有一定军事素质的队伍,然后挥师北伐,直捣幽燕,何愁不一统天下?”

当天宿营的晚上,刘公让刘新把徐万年、骆佩、陈鸣霄、龚哲甫、罗祉恭、王殿一、刘耀煌、李华年等人召集到了自己的住处,对大家说道:“弟兄们,俗话说兵在精不在多。我们此番北伐;路途遥远,倍加艰险,我们两千来人的弟兄中那些老弱病残者如何能经受得住无数艰难险恶的考验呢?他们又如何能上阵杀敌呢?我和万年兄弟商量了一下,打算把老弱病残的弟兄遣散回家,每人除发路途盘缠费之外,再适当发一点安抚费,让他们回家同亲人团聚。我想这样做不仅对老弱病残的弟兄们有利,对我们的行军打仗也有利。两千人去北伐,兵力本来就单薄,如此一整顿裁减,兵员不是更少了吗?是的,人是少了,但战斗力增加了。另外,我们可以在北去的路上招兵,可以在到了襄阳以后再招兵,我想在襄阳招募几千精壮小伙子是不成问题的,对他们略加训练,难道不比这些老弱病残的弟兄强百倍?众位弟兄有意见,但说无妨,若没有意见,我们就在此休整一天,待把老弱病残的弟兄安顿好了,我们再开拔。以后每到一个地方宿营,即可开展招兵工作。”

罗祉恭说:“刘总司令所言甚合我等兄弟的心意。若不采取措施加以整顿,如此拖拖拉拉,走走停停,何日能到襄阳?再说这些老弱病残者,刚入伍时,哪个不是身强体壮?他们投身革命,历经无数次的战斗,立下了无数的战功,怎好让他们空着手回家呢?每人发点安抚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我和几个弟兄在行军途中也谈到这些事。今天刘总司令既然说了,那就按您说的去做,我等弟兄皆没什么意见。”

刘公说:“既然如此,那弟兄们下去后就以排为单位造好老弱病残的花名册,汇集到营部,再由营部汇总交到军需处。军需处审查落实后我们再开会研究而定。至于每个人的安抚费发多少,我们当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而定,多少肯定有些差异。”随后即散会了。

散会后,军需处长刘耀煌不敢马虎,立即连夜召开了北伐军全体官兵会议,把刘公的指示作了传达,要求各位排长、营长明天上午一定要把有关工作做好,争取一天之内把老弱病残的遣散工作做好,要做到走者高兴,留者愉快,不能让任何一个人有怨言。

各排的具体情况,当排长的岂能不了如指掌呢?散会后,排长们便连夜造好了本排老弱病残的花名册。次日一早吃罢了饭,大家便把按要求造好的花名册交到了营部,营部汇总后即派人把花名册交到了军需处。军需处长刘耀煌汇总花名册人数,竟达500来人。刘耀煌随即把具体情况向刘公作了汇报。

刘公拿着500来个老弱病残的花名册,沉思了一下,便召集司令部的几个主要成员开会。人到齐了,刘公说:“弟兄们,这500来个弟兄投身革命,干了一场,怎好让他们两手空空地回去呢?我建议除路费之外,每人给他们发5两银子;根据每个人对革命的贡献及伤残的状况,每个人再酌情发一点,多的不超过5两,少的不少于2两。路费及每人的5两银子由军需处发,酌情发的银子现由军需处代发,到了襄阳后我从家里拿银子来补上,免得造成军费开支紧张。”

徐万年、罗祉恭等人齐说:“刘总司令若如此,你又要破费不少呀!”

刘公笑了笑,诙谐地说:“钱财是身外之物。我家几代人的积攒,大概都是为我准备的。既然如此,在革命需要钱的时候,我总好做严监生、严贡生那样的守财奴而不做梁山的柴大官人呢?”

众人听了,爽朗地一笑说:“刘总司令真是豪爽之人!今生能与您在一起共事,实是我等三生有幸!”

下午,刘公召开全体北伐官兵会,给安排回家的老弱病残弟兄开欢送会。刘耀煌按名册由各排排长把银子发到回家弟兄们的手中,并把发银子多少的原由向大家作了说明。老弱病残者一个个感激涕零,涌到刘公面前,纷纷说道:“刘总司令,我们和我们的家人不会忘记您,我们这些人的后世子孙也不会忘记您!如果有缘,您下辈子仍然做司令,我们一定仍到您的标下去当兵,来报答您对我们的好处!”

一部分人即将离别部队回家,无论是在伍的与退伍的,大家叙旧话新,有说不完的知心话,有的絮絮叨叨说到天明。早晨,刘公与司令部的几位弟兄同500来位回家的弟兄吃了欢送饭,送他们上了路,北伐军才开拔。

北伐大军一路行军,一路招募新兵,军纪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左军辗转千里,历时两个月,于1912年3月20日刘公回到了家乡襄阳。他虽然万般思念自己的双亲及家人,思念他的舅舅陶际唐,但他哪有闲时间回到老家上洲村去看望自己的家人呢?又哪有时间去看望自己的恩师舅舅陶际唐呢?他只吩咐侄儿刘新回家把军需处垫付的那些银两如数从家里拿来交给刘耀煌,给双亲及家人带个口信,说自己回到了襄阳,他连一封信都没来得及写,就把自己全部的心思和精力都用到了招募新兵与北伐的事情上。刘公深谋远虑,致使募兵顺利,北伐旗开得胜,真可谓:

北伐健几斗志旺,兵锋所指敌胆丧。

智下唐河与新野,谋略堪比古良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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