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揽权祭天_刘仲文谦当监察_关于刘公的故事

黎元洪揽权祭天_刘仲文谦当监察_关于刘公的故事

刘公一到鄂军政府，革命党人就如同久别重逢一般，大家把刘公围起来，有的拉着刘公的手，有的双眼满含着热泪……大家问长问短，大家好似有说不完的话。大家说着说着，就扯到眼前的军政大事上来了。因刘公是起义前共进会和文学社共同推举的军政府总理，按照规定，起义前推举的总理，起义胜利后就是名正言顺的湖北军政府总理或都督。所以不少人见刘公来了，就说：“我们打下来的天下应该由我们坐，凭什么要让给他人坐呢？刘公是起义前大家推举的总理，他就是最合适的湖北军政府都督，我们推举刘公作都督！”

张振武对刘公最了解，他认为刘公胸怀豁达，革命立场坚定，办事能力强，是最合适的都督人选。为推举刘公当都督，昨天已同吴兆麟辩论了一番。现在见刘公来了，自然万分高兴。同刘公寒暄一番之后，把吴兆麟喊到了一边说：“昨天我说让刘公当都督，你说刘公不在武昌，远水解不了近渴，为稳定人心，暂时让黎元洪当都督，待以后刘公到了，再进行调整。现在刘公已到了军政府，你赶快向兄弟们宣布，我们不让他当都督了，让刘公当都督。再说起义前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成立军事指挥部时刘公已被大家推举为总理。按照规定起义时的总理，起义后顺理成章就是当然的都督！黎元洪对我们革命党人，对武昌起义无尺寸之功，而有的是血债，我们凭什么让他当都督？我们不杀他，让他早点滚蛋算了！”

吴兆麟并非愚昧莽撞之人，怎不知道自己在革命党人之间有几斤几两呢？平时没参加过革命党人的任何活动，革命党人在筹备武昌起义时自己也没沾过一点边，革命党人在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时自己也没积极地参加起义，而是躲到了一边，想做一个不闻不问的好好百姓；只是革命党人在布置防务时发现了自己，被大家推举为战时总指挥，自己的这点贡献怎么能与刘公相提并论呢？大家见刘公来了，皆亲热地打招呼，亲如手足。大家皆热热乎乎的，吴兆麟怎好呆若木鸡而立于一旁呢？便也走上前去，自报姓名地与刘公打招呼。

刘公忙拉着吴兆麟的手，亲热地说：“兄弟，我们虽未谋面，但我听工程营的弟兄们说起过你，说你颇通军事。在此次的武昌起义之中你的才能得到了展现，就武昌起义而言，你的确是功不可没。”

几句话把吴兆麟心里说得暖乎乎的，感觉到刘公确实是一个说话平易过人、会团结人、十分关爱部下的好领导，难怪众人见到了刘公如同见到了亲人一般而无话不谈，亲热得异乎寻常。吴兆麟再将刘公一瞧，见刘公貌若三国的吕布，气宇轩昂，实非一般人可比，自己在心里也不禁油然而生敬慕之心。(www.guayunfan.com)清廷那些咨议局的议员们，由于革命党人打下了武昌，思贤心切，思武昌稳定心切，一时间就把他们看成了湖北军政府的“高参”。待他们一看到刘公，见刘公潇洒倜傥，举止言谈不落俗套，实乃人中俊杰，马中赤兔，一个个方感觉到自己言污行浊，不能登大雅之堂，他们见了刘公便如鼠见了猫一样，一个个灰溜溜地悄悄地走开了——包括汤化龙之内，谁不害怕他那双炯炯有神、入木三分的犀利的如刀剑似的目光呢？

吴兆麟见革命党人同刘公那么亲热，又见那些摇唇弄舌能话会道的议员们见了刘公皆避而远之，深知刘公在革命党人中有他人不可替代的威望，也深知刘公对逢场作戏的非革命党人有巨大的震慑作用。现见张振武如此相问，有点挺难为情地说：“我当时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是想让武昌的局势尽快得到稳定，并无他意。现在兄弟你既然如此说，是挺合情合理的，那我们不妨去征求一下刘公的意见，看他的意见怎么样，然后我们再作决定，好吗？”于是两个人便一起走到刘公面前，吴兆麟对刘公说道：“刘公，你现在到军政府来了，不少弟兄想推举你为湖北军政府都督，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刘公做事一向稳沉，顾全大局，谦虚谨慎，做人低调，不喜欢搞阴谋诡计，不喜欢飞扬跋扈，他听吴兆麟如此说，把周围的弟兄们一双双殷切祈盼的眼睛望了一下，然后不紧不慢地说：“弟兄们，我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我们革命党人刚刚攻占了武汉三镇，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团结和稳定，能多团结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眼下局势瞬息万变，既然大家已经把黎元洪请出来当都督了，再一脚把他给踢了，这样很不利于团结和稳定；况且用他的名义发出的布告，现在天下已尽人皆知，怎好再改弦更张呢？今后只要实权掌握在革命党人的手中就行了，我做不做都督并不重要。”

就这样，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刘公没能从黎元洪与汤化龙所设的“生米做成熟饭”这个局中间跳出来，而让自己成了把黎元洪推向“中华民国”政治峰巅的奠基石。

“刘公太谦虚了！”后来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写道：“然革命党方面，刘公谦让未遑，上海人员又不能到；于是蔡济民等人迫黎元洪出面担任湖北都督。”

在场的革命党人见刘公胸怀如此坦荡、博大，无不叹服于心，于是众口一词，一致推举刘公主持谋略处，隐含运筹于帷幄之计。

13日下午2时，在刘公的主持下，谋略处召开了大会。

会议一开始，刘公说道：“弟兄们，我们取得了武昌首义的胜利，但这是万里征途迈开了第一步，后面的路还很长。我们要想巩固自己的胜利成果，夺取整个革命的胜利，我们还必须万众一心，团结一致，继续革命。为此，我决定采取以下几项措施来巩固与发展我们的胜利成果，下面我说出来供大家商量：

一、继续以黎元洪名义传檄全国，通饬全省，促使他们响应和反正；

二、照会各国驻汉领事，请各国保持中立；

三、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孙文名义把武昌首义之事布告全国，扩大影响；

四、设立招纳处，接待各方投效之士；

五、在原有的标营基础之上，整编军队；

六、布置武汉三镇的防务工作，搞好社会秩序的稳定工作。”

刘公刚说完，只见蒋翊武长衫短发，风尘仆仆地闯进了会议室。大家一见，惊喜无限，不由齐声言道：“兄弟，你这几天到哪里去了？看你这个样子，可是吃尽苦头了呀。”

蒋翊武叹了口气，说道：“说来令人惭愧。10月9日晚上出事之后，我乘混乱出了武昌城，准备到京山去投奔刘英、刘铁兄弟，准备等待时机再举义。行至中途，在11日天明以后，路上行人纷纷传言武昌革命党起事，我忙疾行返汉。12日拂晓，我到达汉口，始知武汉三镇已为我革命党人所占。我忙渡江入军政府，见到了同志们，得知已拥黎元洪为都督，我见了黎元洪，他一语不发，神情木然，如似路人。我走出他的屋子，见到了张难先，我拉着他的手哭着说‘此人阴，不可测’。今日我听说刘公在此主持开会，便忙赶了过来。”

众人听了蒋翊武说罢，皆唏嘘不已，忙安排座位，让其坐下。

待蒋翊武坐下，刘公把刚才讲的几条措施向大家征求意见，众人没什么说的，于是便予以通过施行。

为使各项工作开展得井井有条，不杂乱，经刘公与大家商量，在谋略处分设四部：参谋部、军务部、政务部、外交部。根据各人所长，经推荐，设定：

参谋部部长为杨开甲，副部长为杨玺章、邓玉麟；

军务部部长为孙武，副部长为蒋翊武、蔡绍忠；

政务部部长为汤化龙，副部长为张知本；

外交部部长为胡瑛，副部长为王正廷。

外交部的设立标志着鄂军政府是代行“中华民国中央政权”的标志之一。众所周知，只有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才会设置外交部。在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鄂军政府在外交、军事等方面，实际上行使的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职权。

武昌的事权且搁一下，再说说湖南的焦达峰。焦达峰与刘公可以说是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同志加兄弟，故此不能不予以交待。

湖南浏阳的焦达峰与刘公原有约，一旦武昌举义，湖南必举兵响应。在得知武昌起义成功之后，焦达峰速写亲笔信，派人火速赶到武昌。所派之人赶到武昌，找到刘公，把焦达峰之信交给刘公，然后说：“湖南得知武昌起义消息，本欲举兵响应，无奈经费、武器不足，望公予以援助。”

听了湖南同志之言，刘公立即召集谋略处同志开会，把湖南情况向大家说了，刘公说：“湖南与我们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湖南有困难，我们当大力支持。”众人皆一致赞同，于是立即形成决议：划拨饷银万两、快枪千支、精兵一队援助湖南。

银子、枪支、精兵到达湖南后，焦达峰便与陈作新积极谋划，定于10月23日在长沙举义。不曾想举义的秘密被泄露，湖南巡抚余诚格决定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形势万分危急，焦达峰果断地把起义时间提到10月22日，自己统率一队新军攻小吴门，陈作新统率一队新军攻北门。清军巡防营猝不及防，巡抚余诚格慌忙逃走。新军兵不血刃，起义成功。焦达峰与陈作新当即组织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政府”，二人分别被推举为正、副都督。

没过多久，清廷派兵南下攻打武昌起义的革命军，武汉形势万分危急，忙向湖南求援。焦达峰先后派49标、50标赶到湖北助战。

在焦达峰举义之前，以谭延闿为首的湖南立宪派，投机革命，企图坐享胜利成果，后来焦达峰被推举为都督，谭延闿心里非常嫉恨，就一方面操纵成立参议会，以削弱都督权力，一方面散布谣言，说焦达峰“贪污军饷，利用会党排斥新军”，煽动旧军官反对焦达峰。同盟会员谭人凤劝焦达峰警惕立宪派阴谋，采取适当对策。焦达峰却认为“理论就如此，而事实或有窒碍”，并且说：“我认为种族革命，凡我族之附议者，不问其昔为官僚、抑为士绅，余皆容之。”

焦达峰分兵增援湖北的时候，谭延闿幕后指挥旧军官梅馨乘机发动变乱，于10月31日刺杀任职仅10天的焦达峰与陈作新。焦达峰年仅24岁。湖南浏阳的一代豪杰就这样被惨遭杀害了。谭延闿取得都督职位后，假装正经，一面扬言追查凶手，一面盛敛焦达峰，将其礼葬岳麓山，并立焦达峰铜像。刘人熙题墓碑，曰：“浏水堕泪之碑。”

下面我们再接着说武汉方面的事。为加强武汉的防务，稳定武汉的民心，刘公经与谋略处同志商议，决定成立四协军队，并议定了各协协统：

步兵第一协协统为吴兆麟（后吴兆麟为参谋长，改推宋锡全为协统）；第二协协统为何锡藩；第三协协统为成炳荣；第四协协统为张廷辅。

两天后，又成立第五协，协统为熊秉坤。另外增编炮队，以蔡德懋、尚安邦为炮队协统，以刘国佐、周福堂为马队协统。

同时，军政府贴出募兵告示，派外交部部长胡瑛，带着军政府照会过江会见德国、俄国、法国、英国、日本等五国驻武汉的领事，众洋人原来不知革命党人目前的情况究竟如何，至此方知武汉三镇及周边的一些地方已不是清廷的天下，而是革命党人的天下。此时武汉三镇的稳定靠的是谋略处，谋略处掌管着武汉三镇的大权。此时的黎元洪只是个名义的都督，什么话也没有说，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个木偶都督。

10月13日下午，刘公以革命党人领袖的身份在武昌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当有记者问道：“此次武昌起义是哪个革命团体组织和发动的？”刘公不假思索，态度明朗地说：“此次武昌起义是以共进会与文学社为主体而进行组织和发动的，我们共进会是同盟会的行动队，以同盟会的领导人孙中山为领导，以同盟会的纲领为纲领。”

当记者问道：“武昌起义属于一个什么样性质的起义？”

刘公望了一眼提问的记者，随即答道：“武昌起义是以共进会与文学社为领导的，以同盟会纲领为指导的、以湖北革命军为主力的、以推翻清廷统治为目标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当有人问：“武昌起义有何意义？”

刘公说：“武昌起义揭开了中国辛亥革命高潮的序幕，揭开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的一页，必将载入中国革命史册。”

当有人问：“武昌起义的目标是什么？”

刘公说：“我们革命党人夺取了武昌起义的胜利，但这只是我们万里革命征途迈开的第一步，我们革命党人将在孙中山革命旗帜的指引之下继续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直到推翻满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届时，革命党人将迎请孙中山回国当“中华民国”的领导人，与各国保持友好、和平的外交政治。为此，我要求各国驻武汉的领事们，要恪守中立的原则，不要干涉我们中国的内政，要相信中国人是有能力处理好自己内政的。”

刘公还就辛亥革命的方略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他说：“凡是赞成、拥护我们革命党人的政治纲领、愿意同我们并肩战斗的各民族、社会各阶层都是我们的朋友，都是我们团结的对象，我们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孤立、打倒腐朽没落的满清王朝的统治者。”

刘公每回答一个问题，听众就报之以雷鸣般的掌声，常常是余音绕梁，经久不散。

此次记者招待会是革命党人武昌首义之后举行的第一次，所以不仅场面隆重，而且人员众多，加上其他革命党人、群众代表等，共有数百人之多。此次记者招待会使武昌首义的声音传遍大江南北，传遍长城内外，传遍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吹响了向满清王朝进攻的号角。不久之后，各地各省纷纷宣告独立而投入到革命党人的怀抱，满清王朝终于在汹涌澎湃的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中退出历史舞台。

10月15日，在刘公的亲自策划下，《中华民国公报》在武昌正式创刊，成为辛亥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的机关报、日报。张芸天、牟鸿勋先后任社长，牟鸿勋、张樾、蔡良村、胡捷先后任主编，任素（岱青）、张祝南（肖鹄）、韩玉辰、刑伯谦、朱峙三等任编辑。《中华民国公报》以“开通民智、鼓荡民主、推倒恶劣政府而建共和民国”为主旨，以刊发军政府的广告、檄文、军法律令为主要内容。设政论（社论、时评）、新闻、副刊三大部分。报馆机构完整，设编辑、校对、发行、会计、印刷等部门。经费由湖北军政府拨发。

大力宣传辛亥革命的报纸除《中华民国公报》之外，还有胡石庵于10月15日独自创办、经营的《大汉报》。胡石庵为辛亥革命时期一个无与伦比的大宣传家，享有“吹倒清王朝，骂死袁大头”的盛誉。胡石庵为湖北天门人，生于1879年，毕业于经心书院。他是个坚强的革命党人，与唐有才有交往，加入兴中会，曾任自立军参谋，因参与自立军起事与谋炸铁良而一度被捕，后为日知会会员。1907年开始投身于报界，先后担任《江汉日报》、《汉口中西报》、《公论新报》主笔或撰书，主编武汉最早的文艺专刊《扬子江小说报》，是武汉知名的报刊小说家。1910年在汉口歆生路创办大成汉记印刷公司，承印革命党人承办的《江汉日报》、《商务报》、《大江报》，支援文学社的革命活动，并秘密翻印《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等进步书刊。印刷公司成为革命党人的联络点。

武昌首义后，有两个日本人和一个英国人在汉口问胡石庵：“武昌之变，究竟属何性质？”

胡石庵答：“革命党起义，光复汉族河山，推翻君主，建立民国。”

“恐怕不一定吧，我们领事馆接到总督瑞瀓的照会，说武昌是土匪作乱，奸虏烧杀，抢夺钱财，无恶不作。既然是革命党起事，为什么没有明文公告使中外人士了然呢？”

“你们不要相信总督衙门的那一套，那是瑞瀓的恶意中伤。一两天内就会有革命党的机关报在汉口出版的。”胡石庵话音一落，马上回到公司，以大幅白纸和黄纸手书两张“大字报”，张贴于离公司不远的江汉关署门首和英租界栅子口，报道起义的有关消息，如革命军占领武昌，瑞瀓、张彪弃城而逃等；左下角的空白处写着“革命军抵汉口，汉口军分府成立”两行大字。大字报下读者如堵，蜚声三镇。这是《大汉报》仓促创刊，内容大于形式，口号胜于论说。

10月15日《大汉报》正式发刊。创刊号登载“中华民国军政府”讨伐清廷的檄文。正在开印时，郑江灏问道：“这是江那边军政府送来的吗？”

胡石庵说：“非也，是我闭门造作的。”

郑江灏说：“你好大胆，竟敢擅用军政府名义。”

胡石庵回答说：“把声势造大些，既可以安军心，又可以丧敌胆，这个谎非扯不可。”

创刊号上还有新闻和专电：黄州巡防营独立；荆沙宜昌的驻军宣告独立，并向武汉赴援；湖南革命军占领长沙，其援鄂部队即日可到；九江独立……都是胡石庵道听途说或向壁虚构的。人们都信以为真，争相抢购，日销2万余份，创汉口日报销量最高纪录。

当时各国驻汉领事对革命党态度暧昧，《大汉报》联合汉口英文《楚报》向各国领事及国内外宣传武昌革命党人起义的宗旨，以唤起各国领事及国内外社会各阶层对武昌起义的支持。

10月18日到11月1日，革命军和清军激战15昼夜，报馆所在地歆生路硝烟弥漫，流弹纷飞。胡石庵冒弹雨，白天上前线采访，夜间为文纪事，平明出版，军民争着以先睹为快。10月28日馆址被毁，胡石庵以文弱之身召集散兵奋战，坚守歆生路，直至大批清军攻入，方乘船奔武昌。11月5日，《大汉报》在武昌复刊。汉阳失守后，《中华民国公报》停刊，胡石庵临危疾呼：《大汉报》当与武昌共存亡，杜撰各省捷报、援军立至及北京反正等新闻，半天之内发号外六次，以安定人心。清军炮击武昌，报馆落下炮弹三枚，工人惊骇欲走，胡石庵抱门哭坐，挽留工人坚持出版。又作《劝北军同胞》文，话文数万言，按日连载，派人在汉口租界散发。清兵读后，或泅汉水投诚，或弃枪逃跑。《大汉报》影响广泛，苏、浙、皖、湘等省订报函电纷至。旅汉西人，每日十百联袂也来购，还有复购多份者，不得，则以昂值致之。童谣称：“《大汉报》真个巧，见了它，胆大了；《大汉报》胆真大，别人怕，它不怕。”英、德、美等国报纸亦载文赞扬为“革命之先锋”，“民国之第一张报纸”。革命党人称赞“胡石庵一支笔，胜过吾辈三千毛瑟枪”。袁世凯任大总统后，争着授胡石庵“四等嘉禾章”，胡石庵坚持不受，并在《大汉报》上发表《退袁世凯所授勋章》诗，愤懑嘲讽道：“乾坤正气消磨尽，狗尾羊头亦巨公。”

1912年3月，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到武汉。为巴结袁克定，湖北督军段芝贵，恃其势以重金买美女王克勤（名伶）以献之，王克琴誓死不从。胡石庵在《大汉报》上撰文揭露段芝贵的丑恶嘴脸，让段芝贵十分尴尬，脸面丢尽。于是段芝贵饬令武昌、汉口的警备厅封闭了《大江报》，逮捕了胡石庵。胡石庵在狱中撰《鼠窃记》、《情天血泪恨》，骂袁（指袁世凯）党，声言：“头可断，血可流，袁贼不可一日不骂。”袁世凯死后，胡石庵出狱。出狱后创《无声报》。1913年护法军兴起，《大汉报》复刊，继续宣扬护法运动。

1926年10月23日，胡石庵在汉口病逝。“孝儒舌断血成碧，子胥头悬眼尚睁。革命未成遗恨在，江流呜咽作悲鸣。”胡石庵挽悼彭刘杨三烈士的诗，也是他的自白。有一个署名“觐”的人在胡石庵的像赞中写道：“现革命身，说革命事，为革命家，著革命记。”甚至有人笑谈：“中华民国是胡石庵吹起来的。胡石庵是辛亥革命时期一个极其伟大的宣传家，他的故事同样精彩动人，感人之深，催人泪下，安能不浓墨重笔以记之呢？”

再说谋略处在刘公的主持之下，无论是军务、政务，还是社会秩序的稳定，都搞得有条不紊，这引起了黎元洪的惶恐不安，他再不敢假惺惺地说不当都督了，他而是害怕谋略处根基坐大，形成尾大不掉，而与自己形成分庭抗礼，甚至让自己成为一名实实在在的木偶都督。为此，他绞尽脑汁、挖空心思，想了一条妙计，那就是搞一次都督登基的“祭天大典”。

黎元洪为何非要搞“祭天大典”呢？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讲对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贡献，他连一个参加起义的普普通通的士兵都不。每一个参加起义的士兵都同清兵面对面地打过仗，流过血，而他没有，他在与革命党人作对，在枪杀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之前，他同瑞瀓、张彪狼狈为奸，为瑞瀓出谋划策，丧心病狂地抓捕革命党人，以邀功请赏，好让自己官运亨通，加官进爵。如此而为，他在革命党人中怎么会有威信呢？他心里也清楚革命党人之所以拥自己为都督，是想借自己的名义来稳定人心与开展革命，若此时不把大权集于自己一身，一旦革命党人反把，讨还血债，自己随时都会有性命之忧。而汤化龙是一只狡猾的狐狸，他明白要在革命党人里面立住脚，必须要把黎元洪当做靠山，只有如此，他才能随心所欲，才能攫取更大的权力而作威作福。正因为如此，汤化龙投黎元洪之好，在他的密谋与策划之下为黎元洪搞了一个都督登基的“祭天大典”。

10月17日，都督登基的祭天仪式如期举行。一座帅台高立于阅马场中央，台上供奉着黄帝牌位，剑、旗分立两侧，黎元洪身着军服，在一队士兵的簇拥之下登上帅台。场上鼓乐喧天，鞭炮齐鸣。黎元洪昂首阔胸，旁若无人，如同登基做皇帝一般登上祭坛，装模作样，燃香焚表，祭告天地；由谭人凤授旗授剑，居正讲演，黎元洪宣誓就职。谭人凤在湖南劝已被举为都督的焦达峰“要警惕立宪派阴谋”之言何其明也，而今天同居正一起为黎元洪所用，为明智者所不取也！二人如此而为，岂不毁一世之英名乎？

在黎元洪授意下汤化龙、胡瑞霖等人设计的这个仪式隆重的祭天大典，使其风风光风地登上了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宝座，把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无数个革命党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成果轻而易举地窃取了，袁世凯为“窃国大盗”，黎元洪可称得上是典型的“窃国大盗”之二（黎以后因为当了首义的湖北军政府都督，所以也过了几天当总统的瘾）。祭天大典不仅助长了黎元洪的气焰，也让立宪派欣喜若狂。谭人凤、居正的出场，也使不少革命同志丧失了原则，分不清敌友了。

除了这个祭天仪式，汤、胡二人为取消谋略处，集军政大权于黎元洪之一身，让黄中恺起草了一份《武昌军政府组织条例》。为掩饰他们的政治阴谋，他们让黄中恺与居正在江汉书院进行详谈，搞好了串通。于是居正召集党人开会，假传圣旨说：“孙先生在海外研究革命多年，唯恐一旦起事没有法规可循，故预先制定了这个条例。今闻武昌同志起义，特派我将条例稿送来，望大家遵守。”居正为通过此条例费了很大劲。随后选任各单位负责人，汤化龙被任命为政事部部长，内设外交、内务、财政、司法、交通、文书、编制七局，实行“军民分治”，由汤化龙推荐清一色的旧派人物、知己好友担任正、副局长。七局则以黄中恺任外交，舒礼鉴任内务，胡瑞霖任财政，陈登山任司法，马刚侯任交通，阮毓崧任文书，张国溶任编制。

看到这个《武昌军政府组织条例》及人事安排里面没有一个革命党人，大家甚感不安，士兵们一个个也愤愤不平，议论纷纷，会场内外一时群情激昂，如似一座火山一样要爆发。

下级军官及士兵们一个个怒火中烧，实在忍不住了，他们拦住了散会欲走的黎元洪、汤化龙，声色俱厉地质问道：“你们究竟安的什么心？人事安排里面为什么没有一个革命党人？你们凭什么把革命党人全部排斥在外？”

有人愤怒地喊道：“杀了这些狗娘养的！”

于是有很多人随声附和道：“对，杀了他们！他们都不是好东西！”

张振武把臂一扬说：“弟兄们说得好，咱们先将黎元洪斩首示众，以扬我革命神威！”

黎元洪见张振武如此说，情知不妙，吓得尿了裤子，忙拉着汤化龙跑了。

在众多革命党人的呼吁之下，10月25日，在刘公的主持下，革命党人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孙武、蒋翊武、张振武、邓玉麟等在蛇山的抱冰堂内召开了一个会议，修改了《武昌军政府组织条例》，改变了机构设置，成立了由革命党人组成的军事参议会，以制约都督的权力。军事部所属七局一律改为部，改推革命同志负责：胡瑛任外交部部长，李作栋任理财部部长，杨时杰任内务部部长，而汤化龙只任了一个编制部部长的闲职（汉阳失守时，汤化龙乘机下台）。这时，陶德琨为理财部副部长，兼湖北造币厂总理，后担任理财部部长，负责整顿税制、币制。造币厂当时造的印有十八星旗的铜币和孙中山头像的银币（样币），都是陶德琨设计的。

刘公对武昌首义的成功，其功绩是任何人也无法与之相比的。最早决议在武昌举义的是刘公（当时宋教仁、谭人凤持坚决反对的意见），让共进会走出困境的是刘公，筹集武昌起义经费的是刘公，整合两个革命团体、建立武昌起义军事指挥部的是刘公，数次改动起义时间、向革命党人下达起义命令的仍然是刘公……为了顾全大局，不使拼命捧黎元洪的革命党人难堪，刘公以能容纳大海的度量让黎元洪当了湖北军政府的都督，但如何能让刘公在心理上感到比较平衡，且又能相对制约黎元洪、汤化龙等人的为所欲为、专横跋扈呢？以张振武、徐万年、邓玉麟等为首的革命党人便想出了一个办法：军政府托全国大总统亲自任命的名义，特设一个总监察处，公推刘公任总监察，监督黎元洪及以下的各级官员。以下为总监察处暂行简章。

鄂军政府总监察处暂行简章

名称

一、本处系奉全国大总统之命，监察鄂军政府各部用人、行政而设，故名曰鄂军政府总监察处；

宗旨

二、本处系监察鄂军政府各部用人之当否，行政之得失，并督促改良一切进行事宜，以泯灭私见，用昭大公为宗旨；

职员

三、本处职员，置秘书长一人，秘书若干员。内分二部，（甲）稽查部，置正长一员，副长一员，稽查若干员，（乙）参议部，置正长一员，副长一员，参议若干员；

任用

四、总监察由开始组织起义机关诸人共同推选，呈至大总统亲任；稽查、参议二部人员，要由开始组织起义机关诸人共同推举，会同总监察呈请大总统加札委任；

五、总监察、秘书长暨稽查、参议二部人员，均以光明正大、刚直不阿、洞晓事理、资望素孚者为合格。或即在开始组织机关诸人内选举，或在起义诸人以外选举，但非开始组织起义诸人，只有选举权，不得有被选举权；

权限

六、军政府各部正、副长及内秘书官，须由本处会议推选，商请都督委任；各部科长，由各该部长自行选举，呈请本处认可后，再由本处商请都督委任；但各该部人员既经任事后，如经本部查有溺职徇私等情，即行据实弹劾，咨明都督核办；

七、本处有监察军政府全体之责，虽都督有负职等事，要待禀请大总统核办。

附则

八、各军政府成立之时，须各设立该省总监察处。俟各省统一后，或改建总监察机关，或即将此机关废止，临时禀请大总统酌定施行。

总监察处秘书长为郑江灏，稽查部长为徐万年，曾尚武副之，参谋部长刘斌一，曾振汉副之。

新的政权已经诞生，必须要有一部新的法纪法规，于是众革命党人就推举刘公为主席，准备起草制定一部新的约法来管理国家和人民。而腐朽没落的清朝廷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又抽调大军云集武汉，欲镇压武昌起义的革命军。刘公又投入到新的革命工作中了。真可谓是：

约法制定喜相庆，帝制废除行新政。

无奈战争风云起，壮士护国争献身。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