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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智惩张联升_刘仲文公葬伏虎山_关于刘公的故事

时间:2022-05-13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冯玉祥智惩张联升_刘仲文公葬伏虎山_关于刘公的故事北洋军阀在中南海四照堂召开会议,主持人为吴佩孚。冯玉祥是一个爱国将军。1924年10月19日夜晚,冯玉祥召集第三军旅长以上军官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班师回京,实行政变。曹锟被迫辞职,冯玉祥任命黄郛代理国务总理,摄行总统职务。经医生检查,孙中山患的是肝癌,已是晚期。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1925年10月10日出师,14日攻占惠州,全歼陈炯明部。

冯玉祥智惩张联升_刘仲文公葬伏虎山_关于刘公的故事

北洋军阀在中南海四照堂召开会议,主持人为吴佩孚。具体部署为:讨逆军总司令吴佩孚,副总司令兼直省后方警备总司令王承斌。前线共分三个军,第一军以彭寿萃为总司令,率曹吴嫡系部队,用以对付山海关、九门口一线,总司令部设在山海关;第二军以王怀庆为总司令,率王维成三十三师和曹瑛的二十六师,用以对付朝阳一线的奉军,总司令部设在朝阳;第三军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率其本部队人马,对付热河北线奉军,总司令部设在喜峰口以上单泉县。

直奉开战后,由于吴佩孚亲临一线指挥,形势对直军有利。令吴佩孚意想不到的是冯玉祥突然班师,发动了著名的北京政变。

冯玉祥是一个爱国将军。1917年秋孙中山在广州开展护法运动之后,段祺瑞于1918年春立即出动三路大军,准备会师长沙,把广州军政府一举摧毁。当时冯玉祥是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率所部行至湖北武穴,忽让部队停滞不前,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力拆南北战争,主张罢战言和。冯玉祥本为吴佩孚部属,在1922年4月29日至5月5日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以英勇善战著称,为打败奉军立下汗马功劳,但吴佩孚不信任冯玉祥,因为冯玉祥忧国忧民,反对军阀混战,言谈举止与众不同。所以吴佩孚认为冯玉祥是受了革命党人的“赤化”,他疑神疑鬼,处处提防冯玉祥。但曹锟信任冯玉祥,再加上冯玉祥能力出众,又有实力,所以吴佩孚不敢对冯玉祥采取措施。

1924年10月19日夜晚,冯玉祥召集第三军旅长以上军官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班师回京,实行政变。事前,他向曹锟建议,北京防务空虚,把所部孙岳的第十五混成旅调到北京加强防务,曹锟不仅同意,还任命孙岳为北京警备副司令;在政治上,冯玉祥加紧与奉系张作霖及皖系段祺瑞的联系。10月23日凌晨,冯玉祥的部队有孙岳做内应,迅速进入北京,占据了城内各重要据点和交通通讯机关,派兵包围了总统府,接管了北京全城防务。随后将所部改称为国民军,并于1924年10月25日通电全国:“中华民国”国民军会议,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同时又决定召开元老会议,组织内阁,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2日。曹锟被迫辞职,冯玉祥任命黄郛代理国务总理,摄行总统职务。少数保皇党人乘机又欲捧出溥仪来,冯玉祥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溥仪逐出宫去,并由摄政内阁会议议决,永远废除皇帝专号,将故宫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之用。

冯玉祥联奉反直,把曹锟赶下了台,引奉系张作霖入了关,但段祺瑞又东山再起,北方仍无法安定。(www.guayunfan.com)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之后,于1924年1月20日在国立广东省高等师范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国民党一大通过了国民党新的党纲、党章和改组的具体办法,同意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国共两党和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正式成立。

在漫长的革命斗争岁月里,孙中山感到必须要建立一支忠于革命的武装。1924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创办了陆军军官学校。蒋介石追随孙中山之后,很得孙中山赏识,尤其是在平定陈炯明的叛乱中,孙中山发现蒋介石卓识超群。孙中山把蒋介石当成“如身之臂,如骖之靳”。评价他是“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迁,山岳之不移”。为此,5月3日,蒋介石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

再说孙中山接到冯玉祥的电邀后心情十分激动,于11月10日发表了《北上宣言》,明确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政治立场,阐明国民革命之目的。11月13日即由广州北上,中间经过香港、上海、取道日本赴天津,辗转月余,直到1924年12月31日才风尘仆仆地到达北京。凛冽的北风之中,10多万人热烈地欢迎孙中山的到来。谁知孙中山由于多年的劳苦奔波,忧虑伤肝,忽然肝病大发。宋庆龄、汪精卫、吴稚晖、孙科等人忙将孙中山送到北京协和医院去医治。经医生检查,孙中山患的是肝癌,已是晚期。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天愁地惨,一颗巨星悄然陨落了,中国近代史上顶天立地、开创历史新纪元的巨人、革命领袖孙山与世长辞,享年59岁。

北伐是孙中山未竟的事业。为顺利进行北伐,广州革命政府于1925年2月1日进行东征,东征分左、中、右三路大军。右路军由蒋介石统领,主要由黄埔军校学生军与许崇智所部的粤军组成。

左、中路军不仅按兵不动,还和陈炯明与云南的唐继尧勾结,让右路军孤军作战;后来左、中路军又从东江撤兵,胁迫广州发动叛乱。右路军蒋介石率领的学生军个个英勇善战,把貌似强大的陈炯明所部洪兆麟、林虎打得丢盔弃甲,望风而逃,向闽、赣边境流窜而去。6月6日右路军又回师平叛,全歼左、中路组成的滇、桂军2万余人。东征和平叛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广州革命政权。

1925年6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通过决议: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建国军、党军改称国民革命军。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

再说陈炯明利用革命军回师平叛无力东顾之际,纠集残部又重新攻占了潮州、梅县等东江一带地方,并集重兵于惠州,企图和盘踞粤南的军阀邓本殷合力夹攻广州。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总指挥,进行二次东征。1925年10月10日出师,14日攻占惠州,全歼陈炯明部。1925年底蒋介石凯旋回师广州,受到民众空前的热烈欢迎,舆论界把他捧为“中国的拿破仑”。随后,又南征盘踞于海南岛等地的邓本殷部,到1926年2月,肇庆、廉州、海南等地全被革命军攻占。至此,革命军统一了广东全省,彻底消除了北伐的后顾之忧。

接着,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也纳为国民政府领导,广西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以李宗仁为军长。

1926年4月2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

经过国共两党、苏联共产党及其派驻中国的代表和军事顾问的多次协商努力,1926年6月4日,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举行临时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出师北伐的决议,并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率陆、海、空三军。7月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推选蒋介石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主席。这样,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集于蒋介石一身,他成了国民党的第一号领袖人物。

1926年7月1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下达了“北伐动员令”。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市东校场举行北伐誓师大会,10万人高呼“打倒军阀、根除封建势力”的口号,响彻云霄。

北伐军分三路进军,一路指向湖南、湖北,一路指向福建、浙江,一路指向江西。

北伐的主要对象是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派军阀。5月,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奉命作为北伐先锋,首先开赴湖南前线。

湖南、湖北是北伐的主战场,那里有吴佩孚的主力军10万人。北伐军迅速打下长沙,攻入湖北。此时吴佩孚正在北方指挥部队同国民军作战,闻听湖南败报,忙于8月25日星夜赶到武汉,布置重兵,亲自指挥,准备死守汀泗桥、贺胜桥这两个易守难攻之地,等待援军,挽回败局。

汀泗桥为鄂南门户,攻下了汀泗桥就等于打通了直捣武汉的通道。8月27日,南北两军在汀泗桥展开激战。北伐军以第四军主攻汀泗桥,第十二师叶挺独立团担任前锋。叶挺的独立团号称铁军,攻势如迅雷闪电,北军抵挡不住,吴佩孚挥起战力,虽然在阵前接连砍下九颗败退的团营长血淋淋的人头,可还是无法稳住阵脚。上午10时,北伐军攻占汀泗桥,敌二万余人被歼灭。

8月30日,北伐军攻占北洋军另一个要隘贺胜桥。吴佩孚狼狈地逃向武昌。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俘敌一万余人。这位显赫一时的北洋军阀不得不逃往河南洛阳。

程潜所率领的北伐中路军于9月6日向江西的孙传芳发起攻击,后蒋介石率领得胜的北伐西路大军主力第四军与中路大军合攻江西。11月8日,北伐军攻下南昌,孙传芳急急忙忙逃向南京,其在江西的十几万主力几乎被全歼。

东路北伐大军在何应钦指挥下出闽浙,走上海,下南京,前锋已达山东济南。

北伐军不到半年时间,从珠江流域到掌控整个长江流域,声势震动全国,显示了国共合作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巨大威力。北伐胜利是国共紧密合作结出的硕果。

1926年秋,冯玉祥在苏联顾问团和中国共产党人刘伯承,邓小平的帮助下,成立了国民联军总司令部,推冯玉祥为总司令。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宣布全体国民军脱离北洋军阀,参加国民革命军。五原誓师后,冯玉祥率国民革命军联军占领陕西全省,进军河南,与北伐军遥相呼应。这时川、滇地方军阀也纷纷派员同北伐军联络,山西的阎锡山和安徽的军阀陈调元也暗中接洽反正了。就全国而言,北伐军形势大好。

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占武昌,武汉国民革命军派员到襄阳摸清了襄郧镇守使张联升的性格特点,他是一个没有气节、贪图名利的人。为减少战争给襄阳人民带来的灾难,武汉国民革命军对张联升作出了实行招抚的决议。

国民革命军总部高参唐静与张联升的参谋葛润琴为保定军校同期毕业的同学,有同学之谊,于是毛遂自荐,愿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去说服张联升来归顺国民革命军。1926年11月上旬,唐静到了襄阳,找到了葛润琴,向他说明了来意,并向葛润琴表态说:“凭着老同学的情谊,我向你保证,事情办妥之后,武汉国民革命军是不会亏待你的。”

动动嘴巴,即可得到好处,又能加深老同学之间的感情,葛润琴哪有不积极主动的呢?在葛润琴的斡旋之下,唐静以朋友的身份能时常同张联升见面。人熟了,也就不十分拘谨了。一次,唐静向张联升进言道:“就眼下形势而言,将军北有冯玉祥,南有北伐的国民革命军,若不归顺国民革命军,日子恐怕很难过。北伐军乃正义之师,深得民心,所到之处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吴佩孚是何等的不可一世,10多万精锐之师不堪一击,在武汉被打得落花流水,只好逃到洛阳去苟延残喘。将军在心里掂量一下,能否与吴佩孚相比?我为将军计,当顺应时代潮流。什么是当前的时代潮流呢?那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国思想。实践证明,凡违背孙中山先生思想理论的则亡。袁世凯搞复辟,搞倒退,废共和,当皇帝,结果如昙花一现,仅仅称帝83天就完蛋了;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人都如跳梁小丑一般,蹦几蹦就完了。而最终的胜利者不是北洋军阀,而是坚持护法的人,是坚持孙中山思想的北伐军,也就是国民革命军。将军若顺应时代潮流,做识时务的俊杰,脱离北洋政府,归顺国民革命军,不但可以造福一方百姓,使他们免受战乱之苦,将军可被人们称颂,还可以使将军职位稳固,富贵常在。若执迷不悟,不知顺时应变,待到北伐军大军压境,那时可就玉石俱焚,悔之晚矣!”葛润琴也给老同学帮腔说:“当前大势所趋,革命洪流不可阻挡,只有顺应时局,才是明智的选择。”

张联升听了二人的话,不置可否,只是苦笑了两声说:“悔当初不该听信赵荣华之言,不然,哪里会有今日的难言之隐呢?”

二人一听,皆明白张联升所说的难言之隐究竟所指何事。其难言之隐指的就是当年不该背叛刘公、黎天才而投靠吴佩孚,现在若再背叛吴佩孚而归顺国民革命军,朝秦暮楚,反复无常,人们会骂自己是三国时的吕布,是个三姓儿。但又怕错过唐静来做说客的这个良机,误了自己的美好前程,此时的他犹犹豫豫,举棋不定。其意在拖延一段时间,待时局更明朗化了再作决定。

唐静号准了张联升的脉,就把张联升的内心想法同自己的好友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襄阳县党部常委董曦辔说了。

董曦辔爽快地说:“老朋友,你别为这件事操心,你把这件事交给我去办,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唐静听董曦辔如此说,高兴地说:“那就有劳老朋友费心了。事成了,我接你喝酒。”

董曦辔说:“喝酒的事你就别说了,不为这事你就不接我喝酒?咱俩是多年的老朋友,你的事也就是我的事,再说这是关系到国民革命军的大事,就更不能分彼此了,只要是能用上力的就尽力而为,你又何必如此客气呢?”

董曦辔与张联升的至亲好友陆春桥参议关系密切,其打算让陆春桥去做张联升的工作。

董曦辔找到了陆春桥,对他说道:“武汉国民革命军派唐静来做张联升将军的工作,让张将军弃暗投明,这不仅是为张将军的前途着想,更是为襄郧地区百姓的生命财产与安全着想,使老百姓免受战乱之苦。张将军曾背弃刘公、黎天才,但那也是时局所迫,并非张将军本意。孔子有言‘朝闻道,夕死可矣。’此时若重返革命队伍,则名正言顺,一定深受人民群众拥护。陆先生乃张将军亲友与参议,对当前的大局和张将军的心思了如指掌,先生可利用适当时机向张将军进言,一定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若能化干戈为玉帛,襄郧地区不战而与国民政府成为一家,如此则人民幸甚!国家幸甚!张先生功莫大焉。”

陆春桥连连点头说:“请老朋友放心,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做张联升的工作,不会让你失望的。再说张联升归顺了国民政府,这对他的前途有益,而且这也是为革命,为人民做好事,我何乐而不为呢?”

次日,陆春桥以消愁解闷为名,拿着从云南带回来的一副象牙象棋,到了张联升的住处。进了屋,笑容满面地向张联升说:“人生最大的乐趣,莫过于知己之人在一起说说闲话,下下棋,难得张将军今日能清闲一下,我来陪你下两盘棋,散散心如何?”

既然陆春桥如此说,张联升也笑着应道:“难得参议今日有如此雅兴,既如此,你我二人今日解脱一下便了。”说罢,即命人摆好桌子,沏好茶,二人便对弈起来。

张联升棋意正浓,大举进攻之时,冷不防陆春桥舍车吃了张联升的当头炮,棋局立时变得扑朔迷离。陆春桥笑着说道:“张将军,人生就好似一盘棋,在关键的时候,每走一步棋必须要谨慎小心,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棋错一步,满盘皆输’。眼下襄郧的形势就如这下棋一般,当前这步棋是万万马虎不得的,一定要审慎考虑。”接着陆春桥就把董曦辔的话又向张联升复述了一遍。最后说道:“你我之间,既是亲戚,又是莫逆之交,我也希望依靠着你这棵大树享清福。目前局势已经明朗化了,吴佩孚已被北伐军杀得人仰马翻,是只死虎了,其自顾不暇,还能管得了我们?现在我们南面是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北面是攻入河南的冯玉祥,处于南北夹击的境地。若稍一犹豫,一步棋走错了,引起了战祸,生灵涂炭,玉石俱焚,到那时则悔之晚矣!”

说到这里,陆春桥抬眼将张联升望了一眼,只见他微笑着说:“知我者,莫过于陆参议也。就眼下形势而言,南胜北败已成定局,我岂能做吴佩孚的殉葬之人而给襄郧人民带来无穷的战乱之苦呢?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着派谁陪同唐静前往武汉把一应事情办妥。今天既然参议来了,我虽然在下棋,但也在思考着唐静到襄阳来的这件事,我思来想去,参议你应该是去武汉的最佳人选。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三国时的袁绍败就败在优柔寡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岂能再步袁绍的覆辙?明天你即可同唐静到武汉去,把事情办妥,免得大家心里都不踏实。”

陆春桥见张联升如此说,岂有不高兴之理?忙趁热打铁地说:“张将军,既然如此,那派哪两个人同我一起去呢?”

张联升说:“你办事我放心,你挑两个志趣相投的人组成一个谈判小组,同唐静一起去;这两个人选很重要,免得意见相左,把事情办砸了。”

陆春桥说:“将军的参谋葛润琴、县党部常委董曦辔,这两个人皆是将军信得过的人,办事又十分干练,让这两个人同我一起去如何?”

“如此最好。为避免夜长梦多,你们尽快起程吧。”张联升说。

次日,陆春桥、葛润琴、董曦辔随同唐静到了武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人见唐静及随同他来的人皆满面春风,有说有笑,亲如一家,知道招抚张联升的事有望,于是安排唐生智、唐静等人立即同陆春桥、葛润琴、董曦辔进行谈判:武汉国民政府拿出早已拟定好的条文,陆春桥、葛润琴、董曦辔三个人看了皆无异议,于是双方代表俱在协议上签了字。

协议上有一条,便是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任命张联升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九师师长,驻守襄阳、郧阳,并颁发关防(指印章)一枚。

1926年12月1日,唐静随同陆春桥、葛润琴、董曦辔等3人到了襄阳,在唐静的主持下,为张联升举行授职典礼,张联升宣誓就职。

张联升归顺国民政府之后,在师参谋长葛润琴和共产党人鼎力相助之下,襄阳群众运动搞得同湖南一样如火如荼,迅猛异常。

就在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形势一片大好之际,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骇人听闻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张联升本来就是一个封建军阀,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思想余孽根深蒂固,蒋介石的政变又让其死灰复燃,准备投靠蒋介石叛变革命。师参谋长葛润琴见张联升倒行逆使,屡劝无效,愤然辞职。

1927年5月,张联升再次露出反革命嘴脸,叛变革命,投靠了蒋介石,他下令解散师政治部,封闭各县国民党党部,大肆逮捕革命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早在1926年10月,吴佩孚的10万大军在武汉被国民革命军击败溃逃河南洛阳后,1927年6月又被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击败,吴佩孚带领残余部队企图经过河南的邓县、湖北的襄阳和南漳,欲西逃四川,去投奔四川军阀杨森。

武汉国民政府侦知吴佩孚的用意,电令张联升在襄阳堵截,要求务必全歼吴佩孚的残余部队。

1927年7月1日,吴佩孚带领残余部队1千多人,于7月2日到达襄阳县竹条铺,准备再往南逃,过汉江入四川。

张联升故意网开一面,打开一个口子,让吴佩孚渡过汉江。因人多船少,同吴佩孚一起渡过汉江的只有一百多人,他们在吴佩孚的带领下,慌慌张张地向四川逃跑而去。其余没渡过汉江的则被张联升或击毙,或俘虏。那些被俘虏的,有用的则留下,打算以后作为与吴佩孚进行谈判的筹码,无用的则遣散而去;正因为如此,被俘的吴佩孚的秘书长张兆民、副官张广宪、军法科长张世恩等又捡了一条命,能苟且地活下去。就这样,奸诈的张联升又上演了一处“华容道关羽放曹操”的大戏。

事情的发展又怎能让张联升处处春风得意而不遭到天谴呢?此后不久,西北军冯玉祥所部的孙连仲攻入河南,势如破竹,一路攻占南阳、邓县各地,兵锋直指襄阳。而此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远在上海,怎能顾得到张联升呢?他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不知如何是好。

正在张联升苦闷彷徨,感觉到了穷途末路之时,其部下旅长王锦堂毛遂自荐说:“师座勿忧,我与西北军总司令是亲戚,若师座愿投靠冯总司令,我愿效犬马之劳,当一次说客,前去见冯总司令,凭三寸不烂之舌,可保师座转危为安,不知师座意下如何?”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能绝处逢生,岂不是好事?张联升沉默了一会儿,权衡了一番,无可奈何地说:“如此一来,又要让兄弟操心劳神了。”

王锦堂答曰:“师座待我不薄,现在师座有了困难,兄弟我安有不尽力而为之理?”次日一大早,王锦堂辞别张联升,便驱车到河南去见冯玉祥。既然是亲戚来了,冯玉祥安有不见之理?两人见面,难免客套一番,随后王锦堂便向冯玉祥说明来意。冯玉祥是个忧国忧民、心胸开阔、嫉恶如仇、极有谋略之人,既然不战可得襄阳,安有不受降之理?但听了王锦堂的话之后,张联升的往事便一件件、一桩桩在一瞬间如放电影般一幕幕地在其脑子里闪过:“1917年10月,武昌首义领导人刘公回襄阳组织鄂豫陕联军护法时,派人与我联系,约相互联手,共同护法,我慨然应允;谁知道1918年元月刘公、黎天才鄂豫陕三省联军与吴佩孚展开激战时,张联升却背叛革命,投靠吴佩孚,造成刘公、黎天才举步维艰,只好放弃了襄阳,到川鄂边境地区去打游击,而张联升因功登上了襄郧镇守使的宝座。1926年底,他见吴佩孚靠不住了,又马上变脸,立即投靠了武汉国民革命军政府,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九师师长。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又投靠了蒋介石。现在蒋介石救不了他的命了,又背叛蒋介石来投靠我……”冯玉祥在心里说道:“张联升是当代一个典型的吕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三姓儿,这样的人不给他点颜色瞧瞧,那么天理何在呢?若让他处处春风得意,又怎么对得起像刘公那样忧国忧民而死去的人呢?”冯玉祥心里是如此这般想的,而嘴上却说道:“既然当亲戚的出面做工作,安有不给面子而不予以照顾呢?只是你们师长的所部人马必须东调河南进行改编,而后再进行扩编,将你们的师长升为军长。”

王锦堂听了冯玉祥的话高兴得眉飞色舞,心想张联升当了军长,我就该升师长……于是他高兴得婉谢了冯玉祥留他吃午饭的盛情美意,便连忙驱车赶回襄阳,向张联升作了汇报。

会见风使舵,吃了一次又一次甜头的张联升听了王锦堂的汇报,也暗暗喜在心头,心想还是脑子活一点好,不然自己怎会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呢?想到这里忙对王锦堂说:“待冯司令让我当了军长,我一定不会忘记兄弟你的。看在冯司令的面子上,我会让你当师长的,你就静候佳音吧!”几句温柔甜蜜的话,王锦堂心里也感觉到美滋滋的,脸上不由也挂满笑意。

军长的宝座确实诱人。次日,张联升便集中了自己的部队朝河南开拔,去接受改编。张联升的部队前脚离开襄阳,孙连仲的部队后脚就开进襄阳——在张联升看来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襄阳不能没有部队驻守。

张联升和他的部队开到河南驻马店,冯玉祥带着人马正在那里恭候着他。张联升被司令部的人员迎进司令部,只见冯玉祥并不是戎装打扮,而是像个农民的装束,身穿一件蓝大布长衫,腰系一条蓝大布的腰带,脚穿一双用布条打的草鞋,端坐于司令部一张大办公桌的后边。由于人生得高大健壮,熊腰虎背,虽不怒却显得威风凛凛,再加上环立于其身后及两侧的二三十名警卫人员,一个个膀大腰圆,荷枪实弹,杀气腾腾,有那种要处斩人的架势。这架势让张联升倒吸一口凉气,不由自主地在心里说道:“人言布衣将军足智多谋,看来这次我要栽在他手里了。”但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自己还能说啥呢?只好硬着头皮向冯玉祥说道:“在下张联升,现已带着本部人马来接受冯总司令的改编。”

冯玉祥说:“我们为将为帅的,当以保国安民为己任,安可做那伤天害理之事?刘公组织领导武昌起义,取得了胜利,谁不敬重他三分?他做得哪些事有亏于你?你背叛了他,还包庇、纵容你的部下去抢他的家产,将其宅院掘地三尺,这是人做的事情吗?凡有正义感的人听说了你做的这些缺德事,恨不得剥你的皮,食你的肉。今念在你能主动地来归顺于我,使襄郧人民免受战乱之苦,特饶你一命,做个司令部的副总参谋长,好好反省做吕布那样的三娃儿到底有啥好下场?至于你手下的官兵我绝不与他们为难,营级以上的军官集中到教导处受训,然后量才而用;至于士兵弟兄们,多年当兵在外,愿意回家的,我给他们发盘缠,不愿意回家的,我将他们安排到第一军的各个师里面去。”说罢,冯玉祥又笑着问张联升说:“张将军,如此安排可好?”

张联升被冯玉祥羞辱一番,脸上一会儿红,一会儿白,只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正在万分难受之时,猛听冯玉祥如此而问,知道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现在已是笼中鸟、网中鱼,还能说什么呢?只好强打笑脸地说:“感谢冯总司令对兄弟们的关心照顾,感谢冯总司令对我的大恩大德。总司令手下人才济济,战将如云,不如高抬贵手,放我一条狗命,让我解甲归田,过几年清闲日子算了。”

冯玉祥即顺水推舟地说:“你既然不愿在我手下干事,我也绝不相强,那就随你心愿。你走吧。”

张联升虽对冯玉祥恨之入骨,但又能怎样呢?听了冯玉祥的话,如似听到特赦令一般,忙如漏网之鱼一般走出冯玉祥的司令部,回老家河北宝坻去了。1944年去世。

冯玉祥巧施妙计,除掉盘踞在襄阳的封建军阀张联升,结束了军阀统治,这对襄阳人民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再说1926年12月份,由于武汉国民革命政府派唐静做张联升的工作,其投诚反正了。这却让襄阳城防司令赵荣华感到惶恐不安,坐卧不宁了。因为1919年底他带人到上洲村抄了刘公的家,闹得刘公家的人东奔西走,鸡犬不宁,财物劫掠一空不说,还将其家宅院掘地三尺。若刘公家的人到武汉国民政府告状,自己立马会大祸临头,即使是张联升出面,也会无济于事,更何况他是棵墙头上的草,怎么靠得住呢?思来想去,感觉到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找了两个大包袱,将在上洲刘公家抢的与盘剥百姓得来的金银珠宝全部包了。而后喊来一个心腹之人,让他背了一个包袱,自己背了一个包袱,每人腰里别了一把手枪,向盘踞在大洪山的大土匪刘发贵的老巢奔去。赵荣华自忖带了这么多的金银财宝去送给刘发贵,他还会不重用自己?到时候自己仍旧可以杀人越货,富贵无穷。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赵荣华越想越美。

赵荣华与心腹之人每人背着个沉甸甸的大包袱,虽说是数九寒天,也累得脸上直流汗,头顶直冒烟。好不容易赶到大洪山,见到刘发贵,献上两大包袱金银珠宝,自报姓名,然后与自己的心腹之人洋洋自得地站在那里,等待着土匪头子刘发贵发话。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赵荣华机关算尽,到头来却是黄粱美梦一场。他想逃脱国法的惩处,谁知鬼使神差,却让他撞到刘公族侄刘发贵的手里了呢?话说刘发贵不听赵荣华自报姓名还罢,一听说他就是赵荣华,不由怒发冲冠,钢牙咬得咯嘭响,大声喊道:“弟兄们,下了他们二人的枪!”还没等赵荣华与其心腹之人醒过神,二人的手枪已到了侍立在刘发贵身边土匪的手里。然后刘发贵高声怒骂道:“你个见利忘义、卑鄙无耻的小人,当年你贪图利禄,背叛刘公,致使刘公兵败,与敌苦战于川鄂边境的穷山恶水之间而病重身亡;而后你又丧心病狂,如吃了熊心豹子胆一般,敢带着人去抄刘公的家,还掘地三尺,你知道不知道他是武昌起义的领袖?你知道不知道他立下了盖世奇功?今天我让你死,也让你死个明白。刘公乃我族叔。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着带领弟兄们杀进襄阳城,取了你狗娘养的命,为我家族叔报仇。不想你今天自投罗网,送上门来,莫非此乃天意,要让我为我的族叔刘公报仇吗?我若不将你剜心点天灯,你哪里知道什么叫恶有恶报呢?”

赵荣华听刘发贵如此而言,不由吓得面如土色,磕头如捣蒜,连说:“大当家的,我什么也不要了,只求你放我下山,留我一条狗命吧!”

刘发贵吼道:“既知今日,何必当初?弟兄们,把这个狗娘养的拉出去剜心点灯,以警戒那些见利忘义、不知廉耻的小人吧!”

再说襄阳归武汉国民革命政府管辖之后,刘公的四弟刘耀珍与六弟刘同才忙从襄阳到上海,与刘公继子刘克炳商量了一下,准备将刘子敬夫妇与刘公的灵柩运回襄阳老家安葬。刘克炳此时也正好从上海同德医学院毕业,同四叔父刘耀珍、六叔父刘同商量了一下,雇了一艘轮船,将爷爷、奶奶和父亲的灵柩抬上了船,准备运回襄阳县东津湾上洲村安葬。

船开到汉口集家嘴时,刘克炳与众家人上岸,到饭店里去吃饭,谁知碰上了杨玉如、邓玉麟等一班武昌首义时的英雄,大家见了刘同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闲谈中方知刘同是将自己父母的灵柩与二哥刘公的灵柩运回襄阳老家去安葬。杨玉如、邓玉麟等人皆说道:“刘公生为国家而奋斗,死为国家而献身,怎能像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一样运回老家去安葬呢?”大家一传十,十传百,没多大一会工夫,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元老、与刘公生死相依的战友以及无数个首义的志士们,他们拦住了运刘公灵柩的轮船,不让把刘公的灵柩运回襄阳。他们一致认为刘公是武昌首义的发起者、组织者、决策者与领导者,是武昌首义的领袖,是辛亥革命的元勋,而且为护法斗争而献身,功在国家民族,应在省城公祭公葬,以安其灵,以教育后人。

随后,武汉三镇的市民听闻刘公的家人要将刘公的灵柩运回襄阳老家安葬的消息后,纷纷从四面八方涌向了汉口集家嘴码头。一会儿聚集在江边的人便成千上万,无边无岸,既没有谁组织,又没有谁安排,人们胸前皆佩戴着一朵似莲花的白花,臂上戴着黑色的孝纱,他们皆认为刘公应该在省城举行公祭公葬。众人在刘公灵柩前肃立,他们为这位英年早逝的英雄落泪,他们为这位英年早逝的英雄默哀,他们为这位英年早逝的英雄祈祷,他们祝这位年轻的英灵一路走好,并祝福这位年轻的英灵瞑目长眠,并默默地念叨:您绘制的革命大旗,后人会一代一代接着往下扛,您未走完的路后人会一代一代接着往下走,直至实现国富民强的中华梦,直至实现中国自立于世界强国之首……

盛情难却,刘耀珍、刘同、刘克炳只好按照“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政府的元老、英雄及武汉三镇百万乡亲的请求,将刘公的灵柩留在武汉,由各界人士迎入宝通寺停放,设灵堂公祭,要求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为刘公举行公葬。

“中华民国”政府大局稳定之后,1928年10月21日,湖北省政府为刘公举行公葬仪式。公葬仪式由湖北省省长张知本主持,邀请襄阳刘公的亲属参加。刘公公葬于武昌卓刀泉伏虎山之阴。公葬之款为湖北省政府所拨。在伏虎山划了十多亩地为刘公修公墓。墓坑深4米,长5米,宽3米。墓壁用黑色大理石砌成,两侧安装铜制吊环、链子,寝棺由紫檀木做成,是用3000银元买犹太人的,外有套棺,用黑色大理石盖顶,悬挂在两侧的吊环之上。

墓表建筑雄伟壮观。用白麻石做台阶,从山脚下铺到半山腰墓地。墓地四周是铁柱,由铁链衔接。除墓地入口外,铁柱之间砌的是汉白玉石墙,上面刻有武昌起义浮雕及花鸟图案。

墓地中间是碑亭,正面刻着“武昌辛亥首义元勋刘公仲文先生之墓”,亭上装有椭圆形铜版浮刻肖像。

碑座正面是国家元首“中华民国”政府主席林森写的“浩气长存”四个红字。

碑座左面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胡汉民撰写的《刘仲文先生事略》。

碑座右面是1917年曾组织了“湖北护国军”、1921年又让中共一大在其家中召开的李书成撰写的《墓志铭》。

碑座后边是曾任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写的四个大字“万古流芳”。

墓地表面的建筑可惜在十年动乱中被造反派当作“四旧”而毁于一旦。

1940年“中华民国”政府明令褒扬刘公曰:

“先烈刘公,早岁著籍同盟,效忠革命,奔走联络,备历艰险。辛亥武昌首义,共谋发动,得力尤多。嗣或赞翊护法,积劳成疾,或息影沪汉,忧国弥殷,先后赍志以殁,追怀往绩,良深轸悼,应予明令褒扬,以阐幽潜而昭矜式。此令。

中华国民政府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

刘公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或宣传革命,或金戈铁马,皆矢志如铁,锐意进取,可惜英年谢世,怎么不令人扼腕痛惜?民国时期,襄阳城忠烈祠还供有刘公的牌位。

1981年,政协湖北省委员会、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民革湖北省委员会联合调查,决定恢复刘公墓地原貌,并安排刘公后裔参与其事。原有石碑已无处可寻,只好暂用水泥修复。

2011年4月5日,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在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清明节那天,政协襄阳市委员会、民革襄阳市委员会、政协襄州区委员会及中共东津镇委、镇政府在上洲刘家祠堂的原地为刘公铜像举行揭幕仪式,社会各界共有500多人参加。

刘公离我们而去虽然100多年了,但他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其革命精神激励着千千万万的志士仁人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而自强不息,锐意进取。“刘总理”、“刘军统”的故事至今还在刘公的老家襄阳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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