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被举荐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乍被举荐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顺治九年四五月间，吴伟业忧心多时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统辖江南、江西两省的总督马国柱“遵旨举地方品行著闻及才学优长者”，向朝廷上疏推荐了他。[1]随即，总兵黄某特地修书一封，将此事通知给他。

上文说过，此事的发生可以说势在必行。改朝换代以后，吴伟业“身隐而道弥彰”，[2]成为前朝遗臣的代表，成为汉族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当清朝统治者的政治策略开始转变，由侧重武力征服变为越来越注意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时候，他便成了首选的目标，成了统治者眼中能够吸引带动大批汉族士人“入我彀中”的“头羊”。精明的满族统治者是不会放弃这个具有象征性和号召力的人物的，必要的时候，软硬兼施，也要迫使其就范。

早已仕清的汉族大臣们也想促使吴伟业出山，他们不愿让他“独高节全名”，[3]以形自己的名节有亏。拉他下水，从此彼此彼此，大哥莫笑二哥。

一些汉族大臣促使吴伟业出山，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出于党派斗争的需要。顺治时代，汉族大臣间依然存在着激烈的党争，这一党争实际上是明朝末年党争的延续，其代表人物为冯铨与陈名夏。冯铨，字振鹭，顺天涿州（今河北涿县）人。万历进士，天启时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他与魏忠贤相勾结，参与杀害杨涟、熊廷弼等，成为阉党骨干。崇祯初遭到废黜。清兵入关，被征用，顺治二年起任弘文院大学士。陈名夏，字百史，江南溧阳（今属江苏）人。崇祯进士。李自成攻破北京后，他投降大顺朝。顺治二年降清，八年，升弘文院大学士。陈名夏是东林后裔，复社成员。我们知道，东林、复社与阉党的矛盾根深蒂固、水火不容。这一矛盾被带到了顺治朝，冯铨所举荐援引的多是魏党的余孽，陈名夏所举荐援引的多系东林子孙、复社人士。因此，以冯铨和陈名夏为核心，形成了明争暗斗、互相倾轧的两个党派，因冯铨是北方人，陈名夏是南方人，有人把这两派归为北派与南派。[4]陈名夏与吴伟业既是昔日的社友，入清后又有一定的私交。陈名夏曾致书吴伟业，请求为自己的文集作序，吴伟业虽然没有马上答应，但当着别人的面曾经表示过对其文章的欣赏，[5]可见两人的关系是不错的。故在吴伟业出仕的问题上，陈名夏大力推毂，十分积极。他想借重吴伟业在汉族士人中的地位与声望，以加强自己一派的实力。(www.guayunfan.com)还有一个人物对于敦促吴伟业出仕表现出格外的热情，此人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陈之遴。他字彦升，浙江海宁人。明崇祯进士。顺治二年降清，八年授礼部尚书，九年升弘文院大学士。他受到过陈名夏的引荐，属南派中坚。另外他和吴伟业还多了一层亲戚关系。崇祯十年，两人同在翰林院任职时，曾为刚刚出生的儿女订婚，成了姻家。顺治九年，他们的儿女都已长大，成婚之事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有了这一层关系，再加上党派利益，他自然要力促吴伟业出山了。

两江总督马国柱举荐吴伟业，既是奉旨而行，以向朝廷交差，亦不排除得到陈名夏、陈之遴的授意。可以说，从内阁要臣到地方大吏，组成了一股合力，要把吴伟业往仕清的道路上推。

对于这一动向，吴伟业虽然早有预感，但是当他收到黄总兵来信的时候，当迫使他仕清的压力真的施加到身上的时候，他还是深深地感到恐惧、愁闷与烦忧。基于当时的道德观念，他深知，只要迈出仕清这一步，从此就“一失足成千古恨”，成了“身事二姓”的“两截人”，成了被时人和后人唾骂嘲笑的降臣，心灵上就沾染上了永远也洗刷不掉的污点，有了永远也摆脱不了的负罪感，永久地背上了道德的耻辱牌，永久地失去了坦然与安宁。但是出于对形势的明彻了解，他也深知，来自清朝统治阶级各个方面的压力是很难抗拒的，没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就难以经受住这一关系到生死的考验。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为了所尊奉的道德准则就有可能舍弃生命，而保全生命就只能舍弃道德准则，忍受人格尊严被践踏的痛苦，二者无法两全。处在这样一种艰难的境地，吴伟业的内心充满了由于矛盾冲突所带来的巨大痛苦，如火如汤，寝食不宁，终于病倒。他马上分别上书给马国柱和黄总兵，恳请体谅他的病情，免予让他出仕。让我们来看看其《上马制府书》（《梅村家藏稿》卷五十四）的片断，以了解他此时的思想与心境：

恭维老公祖望重枢衡，功高戡定，经纶南土……伟业窃伏草茅，久叨覆庇，仰望仁风，匪朝伊夕。顾未有咫尺之书、一日之雅以见于左右，而祖台列之荐牍。知己之感，所当铭之终身，不敢有忘者也。但才力必须自量，而官职非可滥叨。伟业少年咯血，久治不痊。今夏旧患弥增，支离床褥，腰脚挛肿，胸腹膨胀，饮食难进，骨瘦形枯，发言喉喘，起立足僵，困劣之状，难以言悉。岂有如此疾苦尚堪居官效力，趋跄执事者耶……伏乞祖台即于确查之中将伟业患病缘由详列到部……为此恳陈，万祈垂鉴，得余生未填沟壑。俟病痊之日，九顿台阶以谢祖台生成之谊耳。

书信中关于病情可能有夸张的成分，可是不会是无中生有。他身体素弱，加上沉重的心理负担，愁肠百结，很容易“抱病困劣”。他天真地希望当局“垂鉴”，为此而放过他。他的想法是最好既能顺遂心意而又不得罪当权者，故话说得可怜巴巴而又小心翼翼。

吴伟业被举荐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在士人中激溅起种种的反映与议论。已经仕清或准备仕清的人大概都希望他成为同道，以“损议分谤”，转移或者减轻自己身上的舆论压力。但是更多的汉族士人却不愿意看到他也倒向新朝，特别是那些真正关心他的友人对他进行了谆谆告诫，侯方域就是一例。侯方域，字朝宗，商丘（今属河南）人。明末著名的四公子之一。他的父亲侯恂和叔父侯恪都是东林党人。他少年时曾师事名臣倪元璐。其性情豪迈不羁，为文有奇气。复社张溥、几社陈子龙都推重方域，海内名士也都争与之相交。吴伟业与他的交往从崇祯七年就开始了，到顺治九年他们的友谊已经持续了将近二十年。[6]上一年，侯方域顶不住压力，违心地参加了清朝的乡试，中式副榜。他为此愧疚不已。现在朋友也面临这种压力与选择，他闻讯后，便寄来了书信，劝说吴伟业千万不可失足。他剖析了三点不可出仕和两点不必出仕的理由，大意说吴伟业在前朝的功名科第和宦途都已达到顶点，并且蒙受过天子殊遇，人世的荣华富贵，都已享有，如果再仕，不可能超过前朝也未必能够得到新朝当政者的信用。况且做了贰臣后，又怎么对得起先朝先君呢？这些“了然易见”的理由，以“不事二姓”的道德观念为依据，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他知道，这些都会在吴伟业的思考之中。但他深恐朋友因一念之差，铸成终生遗憾，故此他不避啰嗦，仍将这些理由絮絮道出。在信的末尾，他语重心长地说：

十年以还，海内典刑沦没殆尽，万代瞻仰，仅有学士。而昔时交游能稍稍开口者亦惟域尚在，故再四踟蹰，卒不敢以不言。万一有持达节之说陈于左右者，愿学士审其出处之义各有不同，坚塞两耳，幸甚。[7]

事实正像侯方域所说，前朝最有声望的人物，在入清以后的十来年间，有些殉了国难，有些遁世出家，有些归附了新朝，“海内典刑沦没殆尽。”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复社仅存的领袖和当时文坛宗主，吴伟业的出处去就已经不纯然只是关系个人名节的问题了，“万代瞻仰，仅有学士”，广大汉族士人都在看着他，他成了一种理念和信仰的象征。说得更明确一点，他的出处去就关系到了汉族士人复明意志的张扬与销铄。因而侯方域对于吴伟业的出仕就极为关注并且看得非常严重了，他的劝阻实际上代表了多数汉族士人的思想，表达了他们不希望看到吴伟业倒向新朝的心情。

寄信的同时，侯方域还寄来了一首七律：

曾忆挂冠吴市去，此风千载号梅村。好酬社日田家酒，莫负瓜时郭外园。海泛东来云漫漫，江枫晚落叶翻翻。少年学士今白首，珍重侯嬴赠一言。[8]

同样写得情辞恳切，语重心长。

吴伟业收到侯方域的来信和诗歌以后，非常感动，马上回复了一封信。侯方域的同乡友人贾开宗见过吴伟业的复信，他说：“余见学士复侯子书，尤慷慨，自矢云：‘必不负良友。’其后当事敦迫，卒坚卧不出。斯人斯文，并足千古矣。”这段话附于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卷三《与吴骏公书》之后。吴伟业的复信今已佚失，赖贾开宗的话我们略知其内容，这对于了解此际吴伟业的思想以及士人对他的看法大有帮助。据任元祥《侯朝宗遗稿序》，《壮悔堂文集》编成于癸巳（顺治十年）春，贾开宗的话当即讲于癸巳春之前不久。那时，吴伟业已经开始受到“当事敦迫”，而他仍在抗命，在实践着“必不负良友”的诺言，所以贾开宗说他“卒坚卧不出”，并因此而断定“斯人斯文，并足千古矣”。可惜的是，吴伟业的抗拒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顺治十年秋，在当局的压力进一步加大的时候，他便坚持不住，屈节出仕了。真不知贾开宗得悉这一消息后又该怎样评说了，“斯文”姑且不论，“斯人”呢？大概在其心目中要一落千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