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史学家谈迁的交往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与史学家谈迁的交往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先补述一下吴伟业入京之后至升任国子监祭酒之前的两年中与史学家谈迁的交往。

仕清期间，吴伟业与人的交游往来是相当频繁的。所与往来的人有三种：一是仕清的汉族官员，包括上司和同僚，来往比较密切的有陈名夏、陈之遴、曹溶、龚鼎孳、孙承泽等；二是乡亲或门生，如周肇、穆云桂、王鉴、黄与坚等，他们来京多数是为了参加科考或谋职，有些人就住在吴伟业寓所，一住便是几个月；三是不曾并且不愿仕清的故友新交，如胡介、谈迁等。

在所有交往中，吴伟业与著名史学家谈迁的往来尤值得注意。谈迁，浙江海宁人，原名以训，字观若，入清后，改名迁，字孺木。他只是前明的一个穷秀才，连举人也不曾考取，但很有学问，尤长于史学。他感到以往有关明朝的史书谬误太多，且见解肤浅，于是从明天启元年，也就是他二十八岁起，开始着手编写一部可信的国史。孜孜矻矻，用了六年时间，完成了《国榷》初稿，以后陆续修订。明亡，他不忍“国灭而史亦随灭”，[30]便访求邸报，“博稽诸家撰述”，[31]补充了崇祯、弘光两朝史事。书成，自署“江左遗民”，以寄寓亡国的悲痛。不幸的是，顺治四年，这部花了二十六年时间，改了六次才编成的书稿，被人偷走了。当时他已经五十四岁了，他虽然沮丧，但没有气馁，复以顽强的毅力，重头开始干起，又经过四年，第二次完成了书稿。他为了更广泛地搜集史料，搜集崇祯朝、弘光朝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叙述，以便对这部书稿进行补充修订，便接受了清弘文院编修朱之锡的邀请，做了其幕僚，随着一起到了北京。

谈迁是在顺治十年十月抵达北京的，比吴伟业早了两三个月。抵京的第二天，他度过了六十岁生日。此时，他的书稿已经被许多士人所知，受到普遍重视，他那勤奋著书的精神更受到人们钦佩。吴伟业对谈迁或许早有耳闻，或许抵京后便听人说起，对这位比他年长十五岁的布衣史学家的学识与意志不禁肃然起敬，急欲结识他。而谈迁对吴伟业这位先朝遗臣、一代名士也由衷钦敬，当他听说吴伟业想要拜访他时，忙抢在前面去访问吴伟业，可是伟业不在家。三天后，伟业回访谈迁，谈迁又不在。又过了两天，谈迁再过伟业寓所，二人终得相见。这一天是顺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谈迁在《北游录·纪邮》中记下了这次见面经过：“甲申，仍访吴太史，语移时，晚招饮，以《国榷》近本就正，多所裁订，各有闻相证也。太史不善饮，余颇酣。”话虽然很短，却仍可见出两人初次见面就互相投契的那种缘分，见出两人的相见恨晚之情。古语云：“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吴伟业与谈迁就属于倾盖如故者。自此之后的两年里，两人保持了密切的往来，谈迁以日记的形式记下了他们的每一次见面，短的时候几天就一见，长的时候也不会超过半个月。两人常作深谈，每每“语移时”、“与语久之”，[32]有说不完的话。谈迁在京生活拮据，吴伟业经常给予接济，赠与“白金吴绵”或者其他东西。[33]

吴伟业和谈迁之所以一见如故，友情日笃，是由于他们都对大明王朝怀有深深的感情，都抱有保存故国真实历史的志向，都把如实地记录一代兴亡视为自己的责任。这成了他们友谊的基础。对谈迁来说，吴伟业是能够提供有关崇祯、弘光两朝史料的最佳人选，因为他在这两朝都做过官，是许多史事的当事人，并且熟悉典章制度、掌故佚闻，所以一见面，谈迁就把《国榷》呈给吴伟业，请求指正。对吴伟业来说，谈迁是可以倾吐故国之思的知己，《国榷》是一部可以容纳兴亡之感的史稿。他深知《国榷》的价值，料定它必是一部传世之作。所以他乐于与谈迁“极论旧事”，[34]乐于向谈迁出借自己精心收藏的“旧邸报”或者“秘书”，[35]乐于把尚未最后定稿的《绥寇纪略》出示给谈迁，以求校正。[36]他常常主动邀请谈迁到自己的寓所畅谈。[37](www.guayunfan.com)明朝末年的史事成了吴伟业与谈迁交谈最多的话题。吴伟业的叙述都被谈迁记录在《北游录》中，很多被采纳到《国榷》中。例如关于明末张春被建州俘虏事，谈迁最早在他所写的《枣林杂俎·智集》中是这样记载的：

庚午三月（按，庚午为崇祯三年，这是谈迁误记，应为辛未，即崇祯四年八月）永平道参政同州张春出关陷穹庐中，误闻殉难，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居无何，春从塞外求款，始追削。春妾囗氏，年二十一，自经客舍。春愧其妾多矣，盖洪承畴之前茅也。

等到和吴伟业交谈，才弄清楚张春并没有降敌，《北游录》中记下了这件事：

乙未八月丁卯，过吴太史所，语崇祯初蓟州道张春陷于建州，抗节不屈，以羁死，清史甚称之。余因曰：往时谓张春降敌，追削其秩，夺赠荫，流闻之误如此。

最后在《国榷》九十一记：

崇祯四年八月戊辰，是日遇敌于长山，我师败绩，监军太仆寺少卿参政张春被执……春被执不屈，愿求一死……因幽之某寺中……后数年，以疾卒。

谈迁还加了按语：“夫春实未尝诎膝，流离异域，其志有足悲者。宋王继忠陷契丹，上书言款，即张春之前茅也。继忠见原，春见疑，势有固然，无俟言之毕矣。”按照吴伟业的叙述完全改正过来了。

两人常常谈论的还有诗文。谈迁说吴伟业“每一论文，亹亹数百言，下上今昔，不俟捉麈也”。[38]《北游录》中记录了这些饱含着吴伟业创作体验的谈话，如：

甲午，九月丁亥朔，丙申，过吴太史……太史曰：“人虽有才，决不可恃，且迟速难强。兴会勃发，观如堵墙，意气非不盛也，而寒窗下有宿儒老生，决不相关，辄指吾字句，曰某字误，某字劣，则大事去矣。今人看唐诗，岂今人才胜于唐耶，直意见胜之耳。”又曰：“作诗雅不得，俗不得。”

甲午，十一月丁亥朔，壬子，过吴太史所……（太史）因曰：“文词一道，今人第辨雅俗，似矣。然有用一语，似雅实俗，有出于俗而实雅，未易辨也。”余闻之瞿然有省。

乙未，三月丙戌朔，丁亥……午过吴太史所……太史曰：“诗文举业，俱不可著一好字。胸中稍著，则伎俩见矣。凡古人得意之处，非古人得力之处，惟深于文者知之。”

这些只言片语虽然不成系统，却也还是反映出一个文学大家的真知灼见，反映出其对于文章甘苦得失的独特见解。吴伟业还经常把自己诗歌近作请谈迁过目，征求意见。每一次谈迁都把这些诗抄录下来，如《萧史青门曲》、《王郎曲》、《题崔青蚓洗象图》、《临淮老妓行》、《长安杂咏》等等，正是凭着谈迁的记录，我们知道了上述诗作的准确作期。

吴伟业担任侍读以后，也往往同谈迁谈起近事，如顺治帝对他的召见，顺治帝亲自主持的对詹事府、翰林院汉族官员的考试等等。

总之，两人无话不谈，真堪称莫逆。这两位文学和史学上的著名人物的结识实在是值得庆幸的，特别联系到他们分手后的第二年（顺治十四年）谈迁就去世了，就更让我们有这种感觉。他们互相得到了许多慰藉、许多东西。对于今天的吴伟业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来说，也该为他们的结识庆幸，正因为有了他们的结识，才有了谈迁的记录，凭着这些记录，对吴伟业在入京后前两年的活动、心情和思想增加了很多了解。

由谈迁所记，可知吴伟业在被授予秘书院侍读之前，身体状况很糟，谈迁来访，他常常顾不得礼仪，“伏枕”而谈。其情绪也很低落，同谈迁谈的大多是先朝人物和先朝“往事”，每每“不胜遗恨”，[39]流露出“故国不堪回首”的哀伤。做了侍读以后不久，其大病痊愈，心情似乎也好了一些。与谈迁所谈，仍以“旧事”为主，但有时也谈及他在清廷中的见闻，谈起顺治帝对他的召见，谈起顺治帝亲自主持对詹事府和翰林院官员的考试，兴之所至，他还不无炫耀地为谈迁背诵了自己在考试中所作的表章，告知御试词臣的品次。[40]我们从谈迁的记录中依稀看出了其心态与思想的些许微妙变化。

据《北游录·后纪程》，谈迁于顺治十三年二月六日离京南返。对吴伟业来说，在京城的日子，“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谈无二三”，像谈迁这样的可以敞开心扉无所不谈的知友就更少。在谈迁之前，每一位友人的离去都曾让他伤心，如今谈迁的离去，更让他备感孤独落寞、情怀悒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