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遭战乱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又遭战乱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入清后的十几年来，始终坚持抗清斗争的两支最重要的武装，一支是活动于西南一带的李定国所领导的军队，一支是郑成功所领导的海上义师。他们都奉永历年号，在战场上遥相呼应，共同打击清军。清廷视这两支武装为眼中钉、肉中刺，满族统治者知道，这两支武装一日不除，就一日不得安宁，所以一直动用大军征剿。顺治十五年，清军又一次大举进剿李定国军。郑成功为了解救西南的危急局势，举兵攻浙江沿海，准备入长江，然不幸遇到飓风，被迫退回海岛。第二年五月，在做了充分的准备之后，郑成功率十七万水陆大军再次北伐。这次直攻长江口，首先夺取了崇明岛，然后溯江而上，六月，破瓜洲，克镇江，进而围困了南京城。同时，张煌言率领一路军马扫荡沿江南北城镇，连下芜湖、徽州、宁国等三十余府、州、县，东南地区大震。清朝廷之上一片恐慌。可惜，由于郑成功骄傲轻敌，长时间屯兵于南京城下，未全力攻城，致使军士斗志松弛。而这时清朝苏州水师总兵梁化凤率军从海上驰援南京，出其不意地向郑成功军发动凶猛袭击。郑氏全军大乱，被迫仓皇溃退，所得州县全部丧失，大好形势毁于一旦。

这次战役前后持续了三个月左右。郑成功的进攻与退却都必须经过由太仓和崇明岛所夹成的长江孔道，因此太仓便无可避免地成了双方争夺的军事要地。这一带的百姓遭受了自清兵下江南之后又一次战乱，两个月中，风声鹤唳，人心惶惶，闻警即逃。他们首先受到清兵的侵扰与蹂躏，据亲历这场战乱的太仓人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载，郑成功攻入长江，进逼南京以后，梁化凤军奉命入卫，途经太仓，“排门撞进，停泊军马，刻意诛求，直入卧闼，供顿少不如意，即老拳恶声相加。民魂颤魄夺，望风逃匿，因而席卷裘橐，搜括至尽，然后满载而去——如是者六七日始尽……是役也，自沿海以及娄城外，如玉峰、姑苏、梁溪、晋陵、曲阿、京口，兵所过，靡不残灭无遗，数百里绝无人烟。”王家桢还特别讲到自己家：“吾镇（指太仓沙溪镇）户无大小，男女逃窜，室家空亡，供亿之苦，破产捐赀。余家两被抄掠，百人突入，虎狼席卷而去，酒食供应，络绎不绝，半月方罢。比之乙酉七月大兵一屠，惨状相似。”而郑成功军也给百姓造成祸害，他们初入长江时，纪律尚好，然败逃时，却也曾“纵兵焚掠，靖江、泰兴一带，皆遭其毒，而又退至崇明，攻焚剽掠，遂使梁镇（指梁化凤）之兵，络绎再过我地，复见侵扰”。

人民对于郑成功的反攻，反应是很复杂的。郑成功以恢复明室相号召，初时人心振奋，“四方响应，皆谓中兴”，甚至“有以大明皇帝龙牌迎其兵入城”者，[25]尤其是那些一时没有被战火延及的地区的人民皆拭目观望，渴望听到反清的捷报。可是，这次战事又确实给沿江百姓造成自乙酉之后最惨烈的一次祸难。百姓最不愿意见到干戈战乱，那些亲受其祸者，这种感觉就更为强烈。

吴伟业的心情尤为矛盾复杂，一方面，他也是这次战乱的受害者，也曾被迫躲避兵乱，经历了心惊胆战、心力交瘁的几十天，因而又充满了对战乱的恐惧与怨恨。但是另一方面，郑氏的反攻又点燃了其心中几乎快要熄灭了的复国的希望，虽然还没有证据表明他直接参与了复明运动，就像钱谦益所做的那样（据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考证，钱氏曾暗中与郑成功义军相联络，为之出谋献策），可他像多数故明过来的士大夫一样，密切关注着战事的进展。近几年所受日益严重的异族的压迫使他对清朝的怨恨加深。郑成功最初的胜利和清军的挫败，让他出了一口气，感到痛快和惬意。可是没想到郑氏会溃败得那样快，复明事业顷刻间成为泡影，对此，他婉曲地表示出惋惜与沉痛。这些复杂的情绪均反映在他当时和后来的诗文中。

当故园处在烽火之中时，吴伟业写下了七古组诗《遣闷六首》。这组诗和作于乙酉的《避乱六首》一样，是窥见其在战乱之中心理活动的一面镜子。诗中反复渲染了战争的残酷与恐怖：“出门一步纷蜩螗，十人五人委道旁”，“故园烽火忧三径，京江战骨无人问”，“相思夜阑更剪烛，严城鼓声振林木，众雏怖向床头伏，摇手禁之不敢哭。”诗中还特意将此次逃兵与乙酉避乱相比较，乙酉避乱时尚有人可以投靠，不至于太狼狈：“扁舟遇雨烟村出，白版溪门主人立。鸡黍开尊笑延入，手持钓竿前拜揖。”而这一次却谁也不能指望了，“十载乡园变萧瑟，父老诛求穷到骨。一朝戎马生仓促，妇人抱子草间匿，津亭无船渡不得。”上次避乱家人百口都还健康，能够互相扶携：“当年奔走虽茫茫，两亲筋力支风霜，上有王母方安康，下有新妇相扶将，小妹中夜缝衣裳，百口共到南湖庄。”而这一次却是祖母和妻妾郁氏浦氏都已下世，父母年老力衰，妹妹已然出嫁，连他自己也变得“齿牙落尽”，憔悴不堪，于是他叹息“只今零落将谁望？”同是避乱，这一次的苦难比上一次更加沉重。他不由一再痛苦地质问：“我独何为委蓬蒿？”“一家未遂升平愿，百年哪得长贫贱？”“愁吟独向南楼凭，风尘咫尺何时定？”他翻江倒海一般地思绪起伏，各种各样的身世之悲一起涌上心头。他想到了年过半百尚无儿子，而女儿们又都失去了母亲：“生男欢喜生女怜，嗟我无子谁尤天。伤心七女尽亡母，啾啾乳燕枝难安”；想到了苦心经营梅村别墅，本欲颐养终生，却不能如愿，但又终不忍舍之而去：“老大无成灌蔬壤，暂息干戈窃偃仰。舍之出门更何往？手种松杉已成长”；想到了一生勤奋治学，却偏偏碰上了一个蔑弃与摧残文化的时代：“岣嵝山头祝融火，百王遗文弃如土。马矢高于瞿相圃，笺释虫鱼付榛莽，”因而最好是“一字不向人间留，乱离已矣吾无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想到了前半生的遭际，从早年的巍科拔擢、荣耀一时：“畴昔文章倾万乘，道旁争欲知名姓”，到中年的决意归隐、潇洒度日：“中年读《易》甘肥遁，归来拟展云山兴”，再到后来的未能为明殉节，以致如今进退失据，时时愧疚在心：“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亲在何敢死！憔悴而今至于此，欲往从之愧青史”，等于是对前半生的总结。他为什么会在战乱中忽然总结起前半生来？特别是为什么还翻出故人殉节等等往事来？合理的解释是他一定在郑成功的反攻中隐约看到了复明的希望，又由复明的希望联想到故国，进而联想到作为一个失节之臣处境的尴尬，想到如今纵然仍有报国之心，叛明仕清的污点却无论如何也洗刷不掉了，想到倘若复明成为事实，自己却将无颜面对世人了。(www.guayunfan.com)顺治十六年的战事给吴伟业的刺激和印象太深了，一年以后，他仍然屡屡在诗中提及之，例如下面三首诗：

万籁广场合，道人心地平。天留今夜月，雨洗去年兵。歌管星河动，禅灯风露清。凄凉阖闾墓，断壑起松声。

——《虎丘中秋新霁》

今年京口月，犹得杖藜看。暂息干戈易，重经少壮难。江声连戍鼓，人影出渔竿。晚悟盈亏理，愁君白玉盘。

——《中秋看月有感》

长夜清辉发，愁来分外明。徘徊新战骨，经过旧台城。秋色知何处，江心似不平。可堪吹急管，重起故乡情。

——《咏月》

三首诗显然并非作于同地，可是有意思的是三首诗差不多都作于中秋时分，而且都不脱月字，大约因为郑成功水师最后从崇明岛败退海上是在顺治十六年的八月十三日，已临近中秋，而今见到皓月当空，极易发生联想吧？或许是因为当时诗人普遍喜欢以月为喻，来隐指明朝，而这里正是出于同一机杼，反复吟咏中秋之月，以使人联想起那个“明”字吧？由这三首诗可以看出，只要一提到那一年的战事，他的心情仿佛就像长江江心的流水一样，波澜起伏，无法平静下来，眼前仿佛仍然飘洒着血雨腥风，耳边仿佛仍然鼓角嘶鸣。三首诗中最耐人寻味的句子是“重经少壮难”。谁都知道，作者的少壮是在明朝度过的，明乎此，则“重经少壮”的含义就不言而喻了。在郑成功反攻失败以后，他清醒地看出，清朝的统治已相当稳固，连最后一点复明的希望之火也暗淡下来了，复兴故国几乎就像人“重经少壮”一样失去了可能。深味“重经少壮难”这句诗，不难体会出其中包含着对复兴故国的多少企盼，又包含着对复明运动失败的多少遗恨！

郑氏的反攻失败以后，清廷在江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研堂见闻杂记》云：“海氛既退，凡在戎行诸臣，以失律败者，各遣缇骑捕之，以锒铛锁去，如缚羊豕，而间连染于列邑缙绅，举室俘囚，游魂旦暮。”又云：“乙亥，海师至京口，金坛诸缙绅有阴为款者，事既定，同袍讦发，遂罗织绅衿数十人。抚臣请于朝，亦同发戡臣就讯，既抵，五毒备至，后骈斩，妻子发上阳。”据此可知当时缙绅被顺治十六年之役牵累者实在不少。吴伟业之能脱免，大约与他并未直接与海上义师联络有关，另外，也与他和清军将领梁化凤的交往有关。其文集中有两篇与梁化凤相关之文字，一篇是《江海肤功诗序》，一篇是《梁宫保壮猷记》，它们都是应梁化凤之命而作的。前者作于顺治十六年之役结束之后不久，系为吴地士大夫献给梁化凤的“歌诗数十章”所作的序言；后者作于其后数年，是一篇传记，记录梁化凤历年战功，尤详于其战胜郑成功之役。两篇文章中多称颂谄媚之语，如说“今我西安梁公，庸江宁一捷，再造南土”，使得吴地“克底于宁”；如说“今日江湖生齿，烟火晏然，谁之赐也？公之德岂不大哉”！而对于郑成功、张煌言却用“贼渠”、“逆徒”称呼之。但这些都不能理解为吴伟业的心里话。这两篇文章都是他在清廷大规模清查搜捕的恐怖气氛中和“辞不获命”的情况下写出的，言非由衷。其写作的真实动机恐怕只是为了利用梁化凤作护身符，以全身避祸，摆脱有可能被郑成功反攻一案株连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