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和诗文集的整理与出版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时间:2019-05-09  栏目:名人故事  

学术研究和诗文集的整理与出版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吴伟业晚年投入时间和精力较多的除了山水之游以外,还有另外两件事:学术研究和整理、出版自己的诗文集。

吴伟业一向很重视学问,他说过:“昔人云:‘诗有别才,非关学也。’然非才与学兼到,不足言诗。供奉(李白)才胜而博学,少陵(杜甫)学胜而富才,储(光羲)、岑(参)、王(维)、孟(浩然)多擅双绝。”[7]因此他从年轻时起就用功读书,直到晚年,仍然孜孜不倦。他曾这样形容自己:“白头儒生良自苦,独抱陈编住环堵。身历燕南遍齐鲁,摩挲漆经观石鼓。上探商周过三五……”[8]可以说,他不单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也是一个博通多识的学者。大约他不希望后人仅以诗人目之,因此在晚年曾用了三四年工夫撰写了两部学术著作:《春秋地理志》和《春秋氏族志》。康熙十年他在给冒襄的信中提到过这两部书:“弟三四年来颇有事于纂辑,欲成《春秋》诸志,而《地理》与《氏族》先成,《地志》尤为该洽,病中聊以自娱,惜当世无有剞劂之者,终付酱瓿,又以自叹也。”[9]语气中不无自赏之意。他在遗嘱《与子暻疏》中也提到这两部书,很郑重地将此二书和诗文集及《绥寇纪略》一并托付给三个儿子,可见他对此二书是很珍爱的。

据推测,这两部著作应该是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因为他对于《春秋》研究颇有年岁,从十几岁起就已经通晓这部儒家经典了,其《哭志衍》一诗可证:“强记矜绝伦,读书取大略。家世攻《春秋》,训诂苦穿凿。”后来他也一直研究不辍,故必颇有心得。此二书就是他多年研究的结晶。可惜,此二书今已散佚不存。据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知《春秋地理志》有十六卷,《春秋氏族志》有二十四卷。又检《娄水文征》卷七十七,载萧抡《〈春秋地理志〉书后》一文,对此二书的情况透露了一二:

《春秋地理志》,吴梅村先生伟业著。书无序文、目次,旧八帙,今亡其一。予得之外舅用甫翁,翁即先生曾孙也。予少有志著述,舅指是书及《氏族志》言:“我老矣,不能刻先世遗书。子他日能用文章显,为我刊二书,即我死,不恨。”今忽忽十余年,舅殁既数年矣,而余颓然终无用于世,不复能追宿诺,览其书,恒自愧焉。夫先生早负重名,为文章宗主者数十年,诗文集流布海内。士自结童入学,即无不知有梅村先生姓氏者。二书之传不传,于先生固无加损。予独惜其证引旧闻,贯串详核,殆为读《左氏》者杜注孔疏外,所不可少之书,而世终莫得见也。以彼名誉暴著,赫然在人耳目,犹不能保其书之必传,况于枯槁沉溺、跧伏田野而欲立言以自表见,不其难哉!不其难哉!

萧抡,字冠英,号子山,诸生,其弟萧揆为嘉庆三年举人(见《娄水文征·姓氏考略》),以此可知萧抡当为乾隆、嘉庆之际人。据萧抡之文,可知《春秋地理志》与《春秋氏族志》的底稿乾、嘉之际尚在世,然犹未付梓,当时《春秋地理志》的底稿已不全,八册中有一册已亡佚。又知此二书之研究对象除《春秋》本书外,也包括“春秋三传”之一的《左传》。(www.guayunfan.com)吴伟业晚年做的另一件重要的工作是编订自己的诗文集。早在顺治十七年,他的诗歌就曾经结集,名《梅村先生诗集》,共十卷。钱谦益为作序,赞美甚至。该序收在《牧斋有学集》卷十七。(按,近人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提到过这部诗集,说:“《梅村先生诗集》刻于顺治十七年,托之门人所编,首载谦益序及书。”又说:“《梅村集》四十卷,当是晚年自定,卢为之刻于康熙九年,犹及观成。别有《梅村家藏稿》五十八卷,近人以其诗文多溢出本集而刻之。不知十卷本尚有六十余首为藏稿所无。”据此,可知邓之诚先生曾亲见此十卷本。可惜,此本今已不存。)但该集未收文,并且未及把顺治十七年以后的诗歌收进去,所以现在有必要编订一部更完备的诗文集。这项工作完成于康熙七年戊申,这一年吴伟业刚好六十岁。编成的集子起名为《梅村集》,凡四十卷,有诗十八卷,词二卷,文二十卷,托名是弟子顾湄、周瓒所编,许旭、周肇、王昊及其侄子吴晓校订,实际是最重要的选目与编排工作大概是伟业亲自做的,顾湄等不过做做誊写抄录的事情罢了。此书当年付梓,第二年便刻竣。刻竣之前,吴伟业亲自写信给同乡陈瑚求序。他所以请陈瑚写序,除了因为陈瑚与自己深相知契外,更重要的是恐怕还在于陈瑚是一位以学问和气节著称的前朝遗民,他想借陈瑚以自重,借陈瑚表明自己的立场。

吴伟业诗文早已风行海内,“家弦户诵,虽深山幽谷儿童妇女莫不耳熟先生之姓名者”,[10]因而《梅村集》问世后,立即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意思的是在一片赞扬声中,也有人来信指出了此书的不足。此人名计东,字甫草,是吴江县一位擅长古文的名士。他于康熙九年闰二月十日致书吴伟业,就《梅村集》的编排之法与伟业商榷,认为像《梅村集》这样完全按照诗文体裁分类铨次,恐使“见闻固陋者不能一一深知某文作于何朝,某文作于某日,即篇中所称先皇天子多有未辨其为本朝为胜国者”,他以历史上“身介两朝之间,又有盛名”的作家为例,说明诗文集在编排上应当将所仕两朝的作品分开,具体到吴伟业来说,就应当以甲午(顺治十一年)为界分为前后两集,以使“前后立言之意截然分明”,且使伟业“三十年心事共白于天下后世”。[11]这封信触动了吴伟业内心最敏感的那根神经,引起羞愧是肯定的,但他一定深感计甫草的话甚有道理,因而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又另外编纂了一部诗文集。其诗歌部分正是按计甫草的建议编排的——以仕清为界分成了前后集,并且全书还收入了不少《梅村集》未收的有可能犯忌的作品。这部集子当时没敢刊刻,稿本秘藏于家中。吴伟业一定曾默默祝祷,祈盼它能流传下去,有朝一日得以问世,以使后人真正了解自己的“心事”。说句迷信的话,此稿本真像是得到上天呵护,竟然历二百四十年的风雨,辗转流离而无大损。除吴氏族人外,有清一代几乎无人知晓世上尚存有此一稿本。清宣统二年(1910)藏书家董康在北京厂肆发现之,第二年付刻行世,而正是在那一年,清朝灭亡。此集原为六十卷,董康改编为五十八卷,定名为《梅村家藏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