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和诗文集的整理与出版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学术研究和诗文集的整理与出版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吴伟业晚年投入时间和精力较多的除了山水之游以外，还有另外两件事：学术研究和整理、出版自己的诗文集。

吴伟业一向很重视学问，他说过：“昔人云：‘诗有别才，非关学也。’然非才与学兼到，不足言诗。供奉（李白）才胜而博学，少陵（杜甫）学胜而富才，储（光羲）、岑（参）、王（维）、孟（浩然）多擅双绝。”[7]因此他从年轻时起就用功读书，直到晚年，仍然孜孜不倦。他曾这样形容自己：“白头儒生良自苦，独抱陈编住环堵。身历燕南遍齐鲁，摩挲漆经观石鼓。上探商周过三五……”[8]可以说，他不单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也是一个博通多识的学者。大约他不希望后人仅以诗人目之，因此在晚年曾用了三四年工夫撰写了两部学术著作：《春秋地理志》和《春秋氏族志》。康熙十年他在给冒襄的信中提到过这两部书：“弟三四年来颇有事于纂辑，欲成《春秋》诸志，而《地理》与《氏族》先成，《地志》尤为该洽，病中聊以自娱，惜当世无有剞劂之者，终付酱瓿，又以自叹也。”[9]语气中不无自赏之意。他在遗嘱《与子暻疏》中也提到这两部书，很郑重地将此二书和诗文集及《绥寇纪略》一并托付给三个儿子，可见他对此二书是很珍爱的。

据推测，这两部著作应该是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因为他对于《春秋》研究颇有年岁，从十几岁起就已经通晓这部儒家经典了，其《哭志衍》一诗可证：“强记矜绝伦，读书取大略。家世攻《春秋》，训诂苦穿凿。”后来他也一直研究不辍，故必颇有心得。此二书就是他多年研究的结晶。可惜，此二书今已散佚不存。据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知《春秋地理志》有十六卷，《春秋氏族志》有二十四卷。又检《娄水文征》卷七十七，载萧抡《〈春秋地理志〉书后》一文，对此二书的情况透露了一二：

《春秋地理志》，吴梅村先生伟业著。书无序文、目次，旧八帙，今亡其一。予得之外舅用甫翁，翁即先生曾孙也。予少有志著述，舅指是书及《氏族志》言：“我老矣，不能刻先世遗书。子他日能用文章显，为我刊二书，即我死，不恨。”今忽忽十余年，舅殁既数年矣，而余颓然终无用于世，不复能追宿诺，览其书，恒自愧焉。夫先生早负重名，为文章宗主者数十年，诗文集流布海内。士自结童入学，即无不知有梅村先生姓氏者。二书之传不传，于先生固无加损。予独惜其证引旧闻，贯串详核，殆为读《左氏》者杜注孔疏外，所不可少之书，而世终莫得见也。以彼名誉暴著，赫然在人耳目，犹不能保其书之必传，况于枯槁沉溺、跧伏田野而欲立言以自表见，不其难哉！不其难哉！

萧抡，字冠英，号子山，诸生，其弟萧揆为嘉庆三年举人（见《娄水文征·姓氏考略》），以此可知萧抡当为乾隆、嘉庆之际人。据萧抡之文，可知《春秋地理志》与《春秋氏族志》的底稿乾、嘉之际尚在世，然犹未付梓，当时《春秋地理志》的底稿已不全，八册中有一册已亡佚。又知此二书之研究对象除《春秋》本书外，也包括“春秋三传”之一的《左传》。(www.guayunfan.com)吴伟业晚年做的另一件重要的工作是编订自己的诗文集。早在顺治十七年，他的诗歌就曾经结集，名《梅村先生诗集》，共十卷。钱谦益为作序，赞美甚至。该序收在《牧斋有学集》卷十七。（按，近人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提到过这部诗集，说：“《梅村先生诗集》刻于顺治十七年，托之门人所编，首载谦益序及书。”又说：“《梅村集》四十卷，当是晚年自定，卢为之刻于康熙九年，犹及观成。别有《梅村家藏稿》五十八卷，近人以其诗文多溢出本集而刻之。不知十卷本尚有六十余首为藏稿所无。”据此，可知邓之诚先生曾亲见此十卷本。可惜，此本今已不存。）但该集未收文，并且未及把顺治十七年以后的诗歌收进去，所以现在有必要编订一部更完备的诗文集。这项工作完成于康熙七年戊申，这一年吴伟业刚好六十岁。编成的集子起名为《梅村集》，凡四十卷，有诗十八卷，词二卷，文二十卷，托名是弟子顾湄、周瓒所编，许旭、周肇、王昊及其侄子吴晓校订，实际是最重要的选目与编排工作大概是伟业亲自做的，顾湄等不过做做誊写抄录的事情罢了。此书当年付梓，第二年便刻竣。刻竣之前，吴伟业亲自写信给同乡陈瑚求序。他所以请陈瑚写序，除了因为陈瑚与自己深相知契外，更重要的是恐怕还在于陈瑚是一位以学问和气节著称的前朝遗民，他想借陈瑚以自重，借陈瑚表明自己的立场。

吴伟业诗文早已风行海内，“家弦户诵，虽深山幽谷儿童妇女莫不耳熟先生之姓名者”，[10]因而《梅村集》问世后，立即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意思的是在一片赞扬声中，也有人来信指出了此书的不足。此人名计东，字甫草，是吴江县一位擅长古文的名士。他于康熙九年闰二月十日致书吴伟业，就《梅村集》的编排之法与伟业商榷，认为像《梅村集》这样完全按照诗文体裁分类铨次，恐使“见闻固陋者不能一一深知某文作于何朝，某文作于某日，即篇中所称先皇天子多有未辨其为本朝为胜国者”，他以历史上“身介两朝之间，又有盛名”的作家为例，说明诗文集在编排上应当将所仕两朝的作品分开，具体到吴伟业来说，就应当以甲午（顺治十一年）为界分为前后两集，以使“前后立言之意截然分明”，且使伟业“三十年心事共白于天下后世”。[11]这封信触动了吴伟业内心最敏感的那根神经，引起羞愧是肯定的，但他一定深感计甫草的话甚有道理，因而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又另外编纂了一部诗文集。其诗歌部分正是按计甫草的建议编排的——以仕清为界分成了前后集，并且全书还收入了不少《梅村集》未收的有可能犯忌的作品。这部集子当时没敢刊刻，稿本秘藏于家中。吴伟业一定曾默默祝祷，祈盼它能流传下去，有朝一日得以问世，以使后人真正了解自己的“心事”。说句迷信的话，此稿本真像是得到上天呵护，竟然历二百四十年的风雨，辗转流离而无大损。除吴氏族人外，有清一代几乎无人知晓世上尚存有此一稿本。清宣统二年（1910）藏书家董康在北京厂肆发现之，第二年付刻行世，而正是在那一年，清朝灭亡。此集原为六十卷，董康改编为五十八卷，定名为《梅村家藏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