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官之后的政治态度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授官之后的政治态度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据《北游录》记载，吴伟业是在顺治十一年十月十七日被授予秘书院侍读一职的，当时，他还在病中。这个官职掌撰著记载，无实权，品级不高，为从四品，比他担任过的少詹事还低。但吴伟业得到这个任命，心情还是轻松了一些，因为这个任命说明陈名夏一案眼下暂且过去了，笼罩在心头的阴云消散了不少。从这时起，他渐渐走出户外，与友人的交往变得频繁了。到十一月下旬，谈迁再去看望他时，发现他的病已经好多了，他正在以“诗绘自娱”。[10]

自此，吴伟业开始忙碌起来，一来是公务繁多，据载，顺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他被任命为《顺治大训》纂修官；三天后，被召入南苑，参与纂修《内政辑要》；四月二十九日，又被任命为《太祖太宗圣训》纂修官，一气干了四个月才中止；几个月后，复被任命为《孝经衍义》编纂官，再次召入南苑参与纂修。[11]为了完成任务，常常一连许多天不能回家。二来是应酬增加，由这一时期大量的应制诗、唱和诗、祝寿诗、送行诗即可看出。

不过，我们更需要了解的是，在这种忙碌的日子里，吴伟业究竟在想什么？他的内心感情、政治态度究竟怎样？

认真分析一下有关作品和记载，就会发现，自从吴伟业做了清朝官员以后，他的思想感情、政治态度呈现出复杂的状态和斑驳的色彩，我们看到的是似乎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的事实。

一方面，他犹然心怀故国。京城似熟悉似陌生的景物常常触动他的情思，唤起他的回忆，让他做一番“故国神游”，比如他经过皇宫掖门（宫殿正门两旁的边门），眼前就会忽然浮现出崇祯帝当年“亲御经筵”的情景来：(www.guayunfan.com)咸阳三月火，新宫起、傍锁旧莓墙。见残甓废砖，何王遗构；荒荠衰草，一片斜阳。记当日、文华开讲幄，宝地正焚香。左相按班，百官陪从；持经横卷，奏对明光。至尊微含笑，《尚书》问大义，共退东厢。忽命紫貂重召，天语琅琅。赐龙团月片，甘瓜脆李，从容晏笑，拜谢君王。十八年来如梦，万事凄凉。[12]

读这首词，让人感到，往昔的荣宠于他真是刻骨铭心，十八年前的旧事追忆起来竟然每一个细节仍然是那般清晰、那般温馨，可是一旦旧梦醒来，眼前却是一片荒芜、一片凄凉。其对先朝先皇的怀念和对新朝的怨恨都蕴涵在这强烈的反差之中了。有时他也会大胆而直接地表露出对于新朝和满族权贵的不满与轻蔑，如下面这首《雪中遇猎》：

北风雪花大如掌，河桥路断流澌响。愁鸱饥雀语啁啾，健鹘奇鹰姿飒爽。将军射猎城南隅，软裘快马红氍毹。秋翎垂头西鼠暖，鸦青径寸装明珠。金鹅箭褶袍花湿，挏酒驼羹马前立。锦靴玉貌拨秦筝，瑟瑟鬟多好颜色……今朝仿佛李陵台，将军喜甚围场开。黄羊突过笑追射，鼻端出火声如雷。回去朱旗满城阙，不信沟中冻死骨。犹有长征远戍人，哀哀万里交河卒。笑我书生裋褐温，蹇驴箬笠过前村。即今莫用梁园赋，扶杖归来自闭门。

诗中以讥讽的笔调写出了满族新贵豪奢骄横、不可一世的气焰，反映出当时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同时也讽刺了满族统治者重武轻文的习尚。

他做官以后的心境并没有好起来，依然常常倾吐被迫仕清、身不由己的悲哀：“我来客京师，一身似匏系”；[13]他依然日日魂萦梦牵地思念着家乡，说“家在五湖西，扁舟入梦寐”，[14]他每每对人诉说起做官后人格的屈辱和面对宦海风波的胆怯：“磬折当途前，问语不敢对。衰白齿坐愁，逡巡与之避。禁掖无立谈，独行心且悸”，[15]由这种郁郁寡欢的心情亦可见出他对于新朝的态度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说的不是真心话。

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又能看出其思想感情、政治态度有时确实呈现出与上述情况迥然不同的色彩来。这首先表现在对清朝政权的最高代表者——顺治帝的态度上。上面提到吴伟业曾参与了多部钦命要籍的纂修，并几次被召入皇家禁苑——南苑，说明顺治帝对他是相当器重的。据载，顺治帝曾数次召见他，有一次，详细地询问了他的仕宦履历以及父母、兄弟的情况。当他言及两个弟弟俱为生员时，顺治帝还讲了一个笑话：“外国尝进两猿，命中官饲以白粲（白米）。一食一不食，主者谂（知晓）其故，旁云：‘一熟猿、一生猿’。”众人都笑起来[16]。当顺治帝得知他有病时，“抚慰备至”，[17]允许他放下手中的工作，提前从南苑归还疗养。[18]喜爱绘画的顺治帝有时还传他作画献进宫中。[19]另外，在他任职侍读期间，发生了詹事府和翰林院大批汉族官员外转之事，名义上升一级用，实则被发出京城，其中有好几位是与他一起纂修《顺治大训》等书的同僚，[20]然而他不在其中。其后不久，他又被提升为国子监祭酒，这时，距他被授任侍读才不过一年多。所有这些情况都反映出热爱汉文化的年轻的顺治帝对他的垂青与眷顾。对此，吴伟业是感激的，并引为荣幸，他常常略带夸耀甚至不无俗气地向友人提起这些恩遇，在当时和后来所作诗文中一再称颂顺治帝，比如《封中书舍人石公乾墓志铭》云：“伟业尝以铅椠侍左右，纂辑《孝经》，仰见皇上明伦敷教，俯恤群情，以孝治天下之大道。”[21]《佟母刘淑人墓志铭》云：“世祖章皇帝稽古右文，兴贤育俊。”[22]《梁宫保壮猷记》云：“伟业尝簪笔侍世祖于西苑，仰窥睿算，得御将之道，善任知人。”[23]《闻撤织造志喜》云：“恩诏只今怜赤子，贡船从此罢黄河。”[24]这些话，显然已不同于出仕前他在《上马府制书》、《将至京师寄当事诸老》等诗文中对所谓“圣代”、“君相恩深”的称颂了，那时的称颂言不由衷，纯属敷衍和应付，而这些话却大多不是在有压力的情境下讲出的，因而能够真实地反映他的内心，反映出其思想感情、政治态度的微妙变化。

对待汉奸吴三桂，吴伟业的看法也有所变化，这反映在《绥寇纪略》一书上。《绥寇纪略》撰写于顺治九年，但是当时并没有定稿，后来吴伟业不断将初稿示人，征求意见，以便修改。[25]此书的补遗部分怀疑就是他在仕清后加上去的，其中有两段话提到吴三桂，其一曰：“上崩之后三十三日，而吴三桂请本朝大兵入关，大破李自成于一片石。”其二曰：“春秋大复仇，然孰有身殉下宫之难，子效秦庭之节，如吴宁远者乎？”看，这里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当成了明朝的殉节忠臣，而吴三桂成了“请本朝大兵”“效秦庭之节”的申包胥式的英雄，这还像是《圆圆曲》的作者所说的话么？

有时表达了强烈的故君之思和麦秀黍离之哀，有时却又对清朝皇帝感恩戴德；有时流露出对清朝的不满，流露出对于仕清的无奈与厌恶，有时却又站在与清朝统治者同一立场上重新评价叛臣逆子；吴伟业做了侍读以后的思想感情、政治态度就是这样一种充满矛盾的“混合体”。

问题是，这两方面矛盾着的表现是如何统一到吴伟业一个人身上的呢？

有人解释，吴伟业出仕以后政治态度实际上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屁股已经坐到了清朝一边，至于其作品中常常褒明贬清，常常流露出亡国之痛，那不过是“暗占身份”[26]——装装样子、自我粉饰而已。

问题其实并非这样简单。吴伟业两个方面的表现都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而且不惟是他，许多仕清的汉族官员的政治态度都不是单纯的一种色彩。要解释清楚这种现象，就必须“知人论世”，结合每个人具体情况和时代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进行一番考察。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吴伟业的思想感情、政治态度变化的一面，探究一下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何在。

笔者认为，变化的原因首先来自地位的改变。自从吴伟业接受清廷任命，成为清朝官员起，就彻底失去了遗民的身份，成了不折不扣的“贰臣”。他怎么有脸再以遗民的口吻批判吴三桂的叛明降清呢？揭吴三桂的丑无异露自己的短儿，于是，在同一枝笔下，《圆圆曲》中的嘲讽对象到了《绥寇纪略》补遗中就变成“请本朝大兵”复仇的英雄了。杜甫《佳人》诗云：“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两句千古名言击中了所有操守不坚者的要害。

环境的熏染也是影响其思想感情、政治态度变化的因素。仕清前，吴伟业接触的人多为遗民旧老。据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记载，他“于遗民旧老、高蹈岩壑者，尤维持赡护之，惟恐不急也”，因而，这时期他较多地受到了民族意识的熏染。而入京后，他所接触的却多是趋附新朝的“两截人”，对他的影响和以前大不一样。比如他早年的门生严正矩这时就劝他要“屈伸从乎道，变化随乎时”。[27]“白沙在涅，与之俱黑”，长时间处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吴伟业的民族意识必然会有所削弱。

满汉地主阶级之间共同的阶级利益和满汉合流的历史趋势则是促使吴伟业的立场发生微妙变化的深层原因。清兵入关之初，满族贵族集团在攫取全国政权、强迫实行民族利益转移的过程中，曾严重侵害了汉族地主阶级原有的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因而引起了广大汉族地主阶级的不满与反抗。但是，在对付农民起义军问题上，满汉地主阶级毕竟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汉族地主把扰乱明朝天下并最终推翻明朝统治的农民起义军视为不共戴天的大敌，而清兵入关之初，满族统治者也曾把农民起义军看成是夺得天下的最大障碍。当时他们为了避免多方受敌，打起了“复君父仇”的幌子，全力进攻农民起义军。这一手确实很能迷惑人，赢得了大批汉族地主的拥护。许多汉族地主在遭到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后，曾转而求助、托庇于清朝的统治。吴伟业在这一问题上很快也同清朝统治者取得了立场一致，他在仕清期间写下“曾见官军收贼垒，时清今已重儒生”[28]的诗句，就表明了对于清朝镇压农民起义军的赞赏。另外，上文说过，随着清朝逐渐夺得全国的统治权，政局日益趋于稳定，精明的满族统治者越来越重视笼络与利用汉族地主，不断调整原来过激的政策与手段，注意适当照顾汉族地主阶级的利益，尤其对投靠了清朝、成为清朝统治阶层一员的汉族地主官僚就更是给予种种优待。虽然满族贵族中的保守势力从维护自身特权出发反对这样做，竭力抵制与汉族地主合流的政策与措施，但却无力扭转满汉地主阶级合流的总趋势，因为这种趋势从根本上符合满族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符合清朝立国的需要。从多尔衮到顺治帝都相当清醒而且相当坚定地努力保持与汉族地主的联盟，以扩大和巩固统治的基础。特别是对汉文化有较多了解的顺治帝，主政以后，为了拉拢、安抚汉族地主官吏，不顾满族大臣的反对，采取如下一些措施：给崇祯帝立碑，表示继续优礼已经灭亡的明王朝；搜求遗书，修缮孔庙，亲御经筵，表示尊重儒家文化；改变各衙门只许满官掌印的旧例，汉官亦可掌印；改变铸钱只用满文而兼用汉文；将内三院改为内阁，进一步采用了明朝中枢机构的体制；重用知名的明朝官员；不断强调满汉一家、满汉一体，等等。这些做法与言论赢得了广大汉族地主的欢心，树立了顺治帝作为各民族地主阶级利益总代表的形象。吴伟业担任侍读期间，正当柄政不久的顺治帝雄心勃勃地提倡汉族文化，进行内政、司法和财政诸方面调整与改革的时候。他亲眼看到了一系列有利于汉族地主阶级的法令的颁布与实施，他本人又亲蒙顺治帝的青睐，因此他很自然地对这位“明伦敷教，俯恤群情”“稽古右文，兴贤育俊”的清朝最高统治者油然而生好感，并时不时地为之唱起赞歌了。

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这样的现实：在清朝统治政权中，满汉地主阶级的地位毕竟是不平等的。清朝统治者虽然重视对汉族地主官僚的笼络与利用，但始终也没有放弃压制与限制的另外一手。满族贵族时刻充满警惕地防止和抑制汉族地主官僚的势力过分强大，通过各种制度把“首崇满洲”的特权地位固定下来。当时处理国家重大军政事务的中枢机构，其成员绝大多数是满臣，其他各级机构中掌实权的也是满臣，一切都是满臣说了算，向皇帝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29]汉六部九卿不过奉行文书而已。在各种事务上和各种场合，汉族官僚处在可怜巴巴的听候吩咐的地位，常常受到飞扬跋扈的满族官僚的压制与欺负，甚至受到肆意凌辱。林时对《荷锸丛谈》卷三《鼎甲不足贵》条云：

吴伟业辛未会元榜眼，薄有才名，诗词佳甚，然与人言，如梦语呓语，多不可了。余久知其谜心。鼎革后，投入土国宝幕，执贽为门生，受其题荐，复入词林。未有子，多携姬妾以往。满人诇知，以拜谒为名，直造内室，恣意宣淫，受辱不堪，告假而归。又以钱粮奏销一案，褫职，惭愤而死。所谓身名交败，非耶？

林氏是与吴伟业同时之人，他对吴伟业有偏见，上面这段话与吴伟业的情况不符，不足信。然其所言满族人对汉族士大夫凌辱之状，恐不全是捕风捉影，向壁虚构，虽然未必发生在吴伟业身上，但类似情况似乎是存在的，由此可以窥见汉族官员的处境了。满汉官员之间一旦有了分歧与纠纷，不管是非曲直，受到谴责与惩处的一般是汉族官员。汉族官员对于老百姓是压迫者，可以耀武扬威，可是在满族官员面前，却不能不唯唯诺诺，低三下四，时时体味到种族歧视之苦、之辱。这同明王朝时期汉族地主官僚那种“惟我独尊”的局面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在清代初年，满汉地主阶级之间既存在着合流的趋势，又存在着相当尖锐的矛盾，这种由清朝统治者对汉族地主阶级采取的笼络与压制的两手政策所造成的满汉地主阶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正是吴伟业所置身的那一时期民族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汉族地主官僚对新朝的态度，因而也便表现出复杂矛盾的状态，当受到笼络、怀柔时，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认同，一旦受到压制、打击，又会牢骚不满、愤恨怨怼，勾起对先朝的无限怀念。明乎此，则吴伟业仕清后的政治态度之所以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色彩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吴伟业身上的这两种色彩是不平衡的。地位的改变、环境的熏染、顺治帝格外的垂青与眷顾，虽然使他的政治立场发生了向新朝的偏转，但是这种偏转是很有限度的，因为他毕竟从小受到儒家思想的教育，受到“忠于一朝一姓”观念熏陶，毕竟在明朝有过一段荣耀的历史——会试夺魁，殿试高中，试卷得到“天语褒扬”；崇祯帝亲赐归娶；不满三十已任东宫讲读，展现出远大的前程——因此他对先朝先帝的感情较之一般汉族官僚更加深厚，对异族的歧视、压制较一般的汉族官僚更为不满与怨恨。从陈名夏一案，他已经体会到这种歧视和压制的残酷了。任职侍读期间，尽管他本人未曾受到直接的贬谪、惩处，可是同僚们的遭遇，周围无所不在的种族歧视，都让他感到危险四伏、胆战心惊。当他做了国子监祭酒以后，这种感受愈加强烈和迫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