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辑《绥寇纪略》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始辑《绥寇纪略》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四《跋〈绥寇纪略〉》云：“梅村吴先生以顺治壬辰（顺治九年）舍馆嘉兴之万寿宫，方辑《绥寇纪略》。”朱彝尊与吴伟业同时稍后（他比吴伟业小二十岁），又是嘉兴人，其记载该是可信的。

吴伟业到达嘉兴是在这一年的春天。他一定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这里风景秀丽，环境优雅，人文荟萃，有许多朋友，距离太仓又不太远，交通方便，因此他曾多次到过这里游访。而这一次，他居停的时间最长。

从吴伟业留下的作品可以看出，这一次在嘉兴，他的交往活动还是相当多的。他拜访了同年进士、分巡嘉兴道道员霍达，拜访了嘉兴知府李国栋；[68]他应朋友之邀或参加酒宴，或同修禊事；[69]他为嘉兴著名女诗人黄媛介题诗，并为其诗集作序；[70]他走访了园林建筑大师张南垣，并应其请求为其作传记；[71]不过，他的大部分精力和时间还是用在了撰写《绥寇纪略》上。他所以选择来嘉兴写作，大约这里的交际应酬和不得不为之分心的事情比起家乡来毕竟少多了。

从书名就可以知道，吴伟业撰写的是一部专题史书，专门记录崇祯十七年间农民起义军的始末、记录明朝政府与农民起义军的斗争。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记录一代兴亡，记录明王朝怎样被农民起义军推翻的，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总结大明帝国败亡的教训。当然，他不会不知道，一代兴亡史，只涉及明朝政府与农民起义军这一对矛盾，无论如何是不完整的。但是，在血淋淋的民族高压政策威慑下，他又怎敢去触霉头，直言明朝与清朝的矛盾冲突，真实记录“华夷之争”呢？他只好避而不谈，只写《绥寇纪略》了。

应该说，吴伟业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很早就想写这样一部史书了。其强烈的使命感首先来源于其浓厚的史官意识。这种史官意识大约在他少年苦心研读“三史”的时候，在他与张溥“相率为通经博古之学”的时候就已经隐隐萌生了，待他走上仕途，成为翰林院官员以后就更加明确与坚定了，因为明清两代修史之事归之翰林院，人们对翰林往往尊称为“太史”，而且他还曾经充任实录纂修官，具体干过一段修史的工作。他在《绥寇纪略》每一卷末的论断中每每自称“旧史氏”、“外史氏”，正是这种史官意识的流露。其强烈的使命感还来源于时人的期待与鼓励。明亡以前，老一辈的文豪陈继儒就曾勉励他：“珍重千秋惇史笔，多情莫恋画双眉。”[72]明亡之后，他成为文坛巨擘，更多的人对他提出了这样的希望：“古来史记属何人？石渠事业还开辟”，“闲居倘作编年事，隐逸烦君次第传”，[73]这成为他修史的一个很大的动力。料想在吴伟业心中，一定时时闪现出这样的想法：修史之业，舍我其谁？(www.guayunfan.com)为了写这部书，吴伟业做了充分的准备，这由写书所据的材料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其材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官方文件，如邸报、奏疏、军檄、部议等等；二是私人记录，如当事人的叙述、私家书信等等。这么丰富的材料，其收集工作绝不会是短时间就能够完成的，他一定花费了很长时间广搜博采，点滴积累。就拿邸报来说吧，著名史学家谈迁在《北游录·纪邮上》提到他曾经向吴伟业“借旧邸报若干”“悉携以归”，以对《国榷》裁订、补充。这些旧邸报当然也是吴伟业撰写《绥寇纪略》时所使用的。毫无疑问，他肯定很早就开始广泛收集这些先朝邸报，并加以精心保存了。再如当事人的叙述，有些可能是作者后来采访到的，有些却是明亡以前听说并记录下来的，像卷一所引李继贞对朝政的一段批评，书中交代得很明确，这是崇祯四年作者刚做了翰林院编修时亲耳听李继贞讲的，它极有可能是作者出于浓厚的史官意识随笔记下的，而现在终于用上了。

经过长时间的材料收集以及构思、酝酿，吴伟业才开始动笔。此时，大动乱已初步结束，有了反思以往的余裕，而去明朝灭亡又未远，许多当事人尚在，材料较易收集和核对，正是修史的一个很好的时机。

由于准备充分，吴伟业很快就拿出了初稿，至迟在顺治十年仕清之前初稿就已经完成了，这从谈迁《北游录》就能得到证明，因为刚到北京不久，他便把初稿给谈迁看过，在向他征求意见了。

从这部史书我们既可以看出作者是如何看待明朝灭亡这一段历史的，又可以看出他是如何对待修史这一项使命的，这是有区别同时又有联系的两个方面。

从如何对待修史这一个方面来说，吴伟业有两点很值得称道。一是重视材料，言必有据。书中所记“具有原本”，[74]做到了差不多事事“核而详”，[75]例如所记战役，大大小小至少有几百次之多，其时间、地点、行军路线、兵制军饷乃至斩级数，都一五一十，有明明白白的记录；再如所记人物，形形色色，至少有几百人之多，不仅明朝勋戚、官员的姓名、爵位、职务都一一标明，连农民军方面的人名、混号、籍贯、官职大多也都做了清楚的交代。正由于此，这本书具备了很高的史料价值。故清修明史，于明末的有关记载，不少取材于此。二是基本上做到了尊重历史，坚持“实录”原则。书中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农民起义如何发生，又如何屡挫屡起，愈“剿”愈壮，如何由零星分散的力量发展为李自成和张献忠两支纵横天下的大军，又如何最终推翻了历时二百八十年的朱明王朝的统治；同时也比较客观地记录了腐败透顶的明朝政府是如何官逼民反，又如何“文弛武玩”，剿抚两失，终至“鱼烂土崩，不可复救”。在有关李自成和张献忠这两位义军领袖个人品质的记载上，也能见出作者大体上还是忠于历史事实的。其笔下的张献忠，明显有残暴与反复无常的特点，而李自成，则在攻击谩骂之余，不乏赞美与肯定之词。

从如何看待明朝灭亡的这一段历史来说，吴伟业更重视也更强调明朝政权内部的因素。邹式金为本书所作序云，明之亡“岂惟天命，盖亦有人事有未尽焉”，吴伟业看重的正是“人事”这一面。书中讲到农民起义首先在陕西发生，他并没有将主要原因归之于严重的自然灾害，而是归之于明朝政府赋税的苛重，除正税外“秦地所出新饷、均输、间架三者，专以备他急，数日增”，再加上官吏“因缘为奸，羡余辄倍”，弄得百姓无以聊生，农民只有“造反”一途可走。另外，军中将领肆无忌惮地侵吞士兵饷银口粮也逼得一部分士兵揭竿而起，“叛逃为贼”。他直截了当地指责“庙堂之上”不用忠言，当饥民嗷嗷待哺之际，却吝惜国库之银，不能及时赈济。他愤怒地质问：“胡为弃此孑遗，立视颠仆而莫救？”[76]书中充分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各种腐败现象：辅弼大臣治国无术，只会“挟其私智，上以弥缝主心，中以诿避事任，下以锢蔽人才”；[77]几任兵部尚书几乎都是“生平本不识用兵”之人，要么“贪庸躁怯”、“大言无实”；[78]要么“竭其私智，专以揣摩迎合”为务[79]；带兵的将领大多恣睢跋扈，“拥妇女，掠宝玉”，[80]专门欺凌百姓，一旦上阵打仗，却坐甲观望，畏缩不前；皇亲国戚、权贵豪右，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坐糜国储”的废物；至于最高统治者崇祯帝，尽管吴伟业出于对故君的尊奉，为他做了很多粉饰，但也还是忠实地写出了他恶直好谀、远贤近佞、忮刻多疑、刚愎自用、反复无常的特性。明朝末年那种文弛武玩，巧伪滋生，小人日进，正人日退的局面的形成，那种“上下猜防，中外瀹乱，心志愤惫，法令纷更”的状况的造成，以至“天下事浸至于不可为矣”，[81]崇祯帝绝对无法辞其咎。纵观全书，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吴伟业看来，统治阶级尤其是最高统治者的腐败无能才是明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

吴伟业在写法上力求创新，从此书的编排上就可以看出他的良苦用心。此书既非编年，也非纪传，而是每一卷以一个主要人物或事件为中心，组织有关材料，兼及其他。全书分为《渑池渡》、《车箱困》、《真宁恨》、《朱阳溃》、《黑水擒》、《谷房变》、《开县败》、《汴渠垫》、《通城击》、《盐亭诛》、《九江哀》、《虞渊沉》十二卷。每一卷末各有论断。这种以三字标目的方法，是仿照唐朝苏鹗《杜阳杂编》和后蜀何光远《鉴戒录》的体例。这两部书都是记录奇闻异事的，《绥寇纪略》在具体写法上对它们也不免有所参考，因此招来了《四库全书总目》“颇不免小说纤仄之体”的批评。其实，吴伟业大胆吸收笔记小说的某些体例与写法，主要是为了改变史书容易呆板的面目，使之尽可能生动活泼一些，尽可能耐看一些，未可厚非。

最后有两点需要补充说明一下，一是顺治九年前后吴伟业完成的只是初稿，此后他曾多次征求过许多人（如谈迁、钱曾等）的意见，陆续做过一些修改，补充。但直到他去世，此书也未能问世。后有人将其付刻，妄意做了某些改动，今天所见到的《绥寇纪略》已不是原貌了。二是此书初稿不叫《绥寇纪略》，而叫《鹿樵纪闻》。梅村别墅中有鹿樵溪舍一景，吴伟业因常常自称“鹿樵生”，《鹿樵纪闻》者，是说他纪其所闻也。今天流行的一本记录明末清初历史的书也叫《鹿樵纪闻》，那是伪托吴伟业之名而作者，与本来的《鹿樵纪闻》不是一回事。以上两点有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这就是《娄水文征》卷六十所载黄侃的《〈鹿樵纪闻〉序》。黄侃是吴伟业好友黄翼圣的孙子，做过吴伟业的弟子，并且亲眼见过原稿，他的话应是可信的。此序略云：“呜呼，此书何为而作乎？盖悯明室之沦丧，叹神州之陆沉，历叙寇祸，起于戊辰（崇祯元年），讫于甲申（崇祯十七年），俶扰内讧于十七年中，与思庙相终始者也。书凡十二卷，其一曰《鹑首火》……其二《渑池冰》……其三曰《真宁恨》……其四曰《朱阳溃》……其五曰《黑水擒》……其六曰《谷房变》……其七曰《开县败》……其八曰《汴渠垫》……其九曰《通城击》……其十曰《盐亭诛》……其十一曰《九江哀》……其十二曰《虞渊沉》……作者自称旧史氏，每卷末有总论，有附记。其事核而详，其文练而达，其于人材邪正之关军国安危之际，未尝不三致意也，其曰《鹿樵纪闻》者，定、哀之际多微词，危之也，亦隐之也。予于作者旧厕门墙之末，窃窥削稿，颇了大意。自夫已氏取付杀青，或割截篇章，或点窜字句，而作者之志荒矣。予悯夫赝鼎之盛行而后世并真本而弃之也，于是乎书。”黄侃所见到的“真本”与后来盛行的本子看来确实有些不同。这从卷目就可以知道，例如卷一《鹑首火》，后来的本子就没有；卷二《渑池冰》后来的本子移作卷一，并改名为《渑池渡》；另外该本缺少后来本子中的《车箱困》一卷。据这些情况推测，黄侃所说的这个“真本”很有可能是吴伟业的手稿。后来的付刻者究竟在哪些地方对吴伟业的手稿“割截篇章”、“点窜字句”，做了改动，黄侃没有说明，今天已很难一一搞清楚了，但是，做了改动并且改动还不小，却是肯定的，要不然黄侃不会说出“作者之志荒矣”这样的话。

这部书的初稿除了用过《鹿樵纪闻》这个名字外，还用过其他几个名字。不过他在书名中并不常用“绥寇”二字（他只对钱曾用过《绥寇纪闻》一名[82]），因为他知道，此书写的实际上并非“绥寇”，恰恰相反，它写的是明王朝如何被农民起义军“绥”掉的。因此他用的较多的是“流寇”二字，他对谈迁说起此书称为《流寇辑略》，[83]他在临终前对儿子交代后事时称此书为《流寇纪略》，[84]大概他认为这才名实相符。可是后来的刊刻者却偏偏选择了《绥寇纪略》一名，也不管它是否确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