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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叙事诗的开拓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时间:2022-05-09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古典叙事诗的开拓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从题材上看,吴伟业现存的一千一百六十首左右的诗歌大致包括四种类型:记录一代兴亡史实;揭露清初的民族压迫、经济剥削和反映民生疾苦;抒写身世之悲;另外还有山水、艳情、应酬等等闲适之作。这标志着我国的叙事诗至此已经高度成熟了。[10]白居易的两首名作尤其显示出超凡的创造力,可以说在各方面都超迈前人,达到古典叙事诗新的高峰。

古典叙事诗的开拓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从题材上看,吴伟业现存的一千一百六十首左右的诗歌大致包括四种类型:记录一代兴亡史实;揭露清初的民族压迫、经济剥削和反映民生疾苦;抒写身世之悲;另外还有山水、艳情、应酬等等闲适之作。第一种类型中的作品都是叙事诗,第二种类型中也有一部分是叙事诗,两者相加,叙事诗总共得六七十首左右。它们在吴伟业全部诗歌中所占比例并不大,但是吴传业有代表性的作品差不多集中在这类诗作中。很多论者指出,正是它们,突出地显示了吴伟业的艺术创造力,鲜明地表现出其极具个性的艺术风格;正是它们,给吴伟业带来了巨大声誉,奠定了他在清初诗坛和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

也许把吴伟业的叙事诗放到整个诗歌发展史上来加以考察,才能更清楚地看出其价值所在。

我国最早的具有叙事性质的作品可以追溯到《诗经》,有人把《诗经》中的这类作品分成了两种类型,[9]一类出自史官,最典型的例子是《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五篇,它们记述了周部族从始祖后稷诞生一直到武王伐纣、建立周王朝的整个历史,俨然是一部大型史诗。《商颂》中的《玄鸟》、《长发》、《殷武》也与此相仿佛。另一类出自民间,《国风》中的《谷风》和《氓》属于此类。然而把所有这些作品加在一起,也不过十篇左右。而且,前一类多属祭祀乐歌,重在颂扬祖先,表达对祖先的追思,情节简单原始;而后类作品,采用的是主人公独白的口吻,仍具有浓重的抒情性,叙事成分只占全诗很小的一部分,这一时期只能说是我国叙事诗的一个萌芽阶段。

及至汉代,随着乐府诗时代的到来,叙事诗才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乐府诗创作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因此,叙事作品占了很大比例(不过,由于留存到今天的汉代乐府诗总数有限,因此叙事诗仍然是屈指可数)。由《东门行》、《妇病行》、《十五从军征》、《上山采蘼芜》、《羽林郎》、《陌上桑》等等作品就可以看出,无论在人物关系和人物性格的展现上,抑或在故事性、戏剧性上,较之《诗经》,都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第三人称口吻的普遍采用,更冲淡了这些作品的抒情意味,给读者的感觉更像是作者在冷静客观地交代情节,讲述故事。如果说以上叙事诗由于篇幅窄仄,更重要的是由于作者的叙事技巧还不够高,还只能选择时间、地点、人物关系以及矛盾冲突都相对集中的生活场景加以描述,还只能赋予作品一个简单的叙事结构,而不能充分展示情节的复杂性,追求故事的完整性,不能表现人物性格在生活中的发展变化的话,那么,到了汉末建安时期,由于《孔雀东南飞》和蔡琰的《悲愤诗》的出现,以上问题都不在话下了。这两首诗,再加上后来北朝时代的《木兰诗》,已经游刃有余地把若干个戏剧化的场景串联起来,构成了一个由发生到演变再到终结的完整的叙事结构;已经十分自如地将人物置于复杂的情节中,运用对话、独白、表情、动作甚至心理活动,对人物性格做多层次、多角度的刻画了,人物形象如浮雕一般凸现在读者面前。这标志着我国的叙事诗至此已经高度成熟了。

然而《木兰诗》以后,叙事诗却衰歇了。一直到唐朝“安史之乱”爆发以前,再没有重要的叙事诗出现,诗坛成了抒情诗的一统天下。“安史之乱”爆发后,社会表面的宁静浮华一下子被打破,血雨腥风大作。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天才诗人杜甫像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一样,饱经了苦难与忧患,目睹了时世变迁,心灵受到剧烈震荡。他决心为一代历史存照,于是写下了《哀江头》、《北征》、“三吏”、“三别”等等一批杰出的叙事之作,开了唐代叙事诗的先声,叙事诗才重新回到了诗坛。到中唐,李绅、张籍、王建、白居易、元稹等人继杜甫而起,掀起了“新乐府运动”,叙事诗的创作变得更加活跃起来,叙事诗的总量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创作者的成分也发生巨大变化,以往的叙事诗多数出自民间,而现在,文人却成了创作的主体。叙事诗由民间的旷野被移植到文人的园圃之中,经过文人的修剪、莳弄,其品质随着也便发生了某种改变。由于改变程度的差异,这一时期的叙事诗相应分成了两种类型。一类是与汉代民间叙事诗相比,风貌变化不大的作品,它们依旧采用乐府诗体或者五言古体去反映民生疾苦,依旧保留着来自泥土的质朴气息。当然,它们比汉代叙事诗还是更讲究技巧一些,更文饰一些,可是从艺术的主要特征来看,却是相近的,一样的“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浅近直白,通俗易懂。例如“张王乐府”、白居易的《秦中吟》和《新乐府》两部诗辑就都属于这一类。另一类则改变较大,可以说是经过“嫁接”之后形成的新品种。这就是以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还有元稹的《连昌宫词》为代表的“长庆体”的七言歌行叙事诗。它们表现的是宫廷和上层社会的生活,因而形式和语言相应地也就表现为华美。从叙事技巧来看,它们充分吸收了汉乐府以来民间叙事诗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然而其鲜艳的色泽、浏亮的音响、诗意的氛围、深远的意境,却又处处显示出它们同时融合了近体诗产生以来文人抒情诗特别是文人七言歌行的高度成就,从而形成了迥异于汉代叙事诗的新面貌,新品格,有人把它们称为“抒情叙事诗”。[10]白居易的两首名作尤其显示出超凡的创造力,可以说在各方面都超迈前人,达到古典叙事诗新的高峰。唐末韦庄的《秦妇吟》正是按照元白所开辟的路数写下的,也成了这一类中的名篇。(www.guayunfan.com)自中唐叙事诗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类型,后来的叙事诗就以此为起点,沿着两条道路分头发展。宋、金、元、明,每一个朝代都产生了一批叙事之作,既有酷似新乐府的咏唱,也有更加抒情化和文人化了的七言歌行。叙事诗的总量并不少,但是,无论哪一种类型在艺术上都没有什么创新,都没有出现擅长此道的出色歌手,都没有出现传诵久远的名篇。所以如果从质量上着眼,这六百多年,应该承认是我国叙事诗发展的低潮。

这种状况直到明末清初才根本改观,叙事诗的创作重又恢复了勃勃生机。有人把叙事诗的重新活跃说成是当时风云变幻、朝代更迭的社会现实刺激的结果,稍稍想一想,就会明白,这种说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此前六百年,难道都是风平浪静的吗?宋元之际、金元之际、元明之际,不都发生了天崩地解一般的大事变吗?为什么那时叙事诗没有活跃起来?所以,即使把社会现实的刺激算做是叙事诗创作活跃的原因,也只能归为不起决定作用的外部因素,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还是富有艺术创造力的诗人的出现。吴伟业正是那种应运而生的极富艺术创造力的天才诗人。正像杜甫带来了中唐叙事诗的繁荣一样,他也以自己的不同凡响的创作开辟出清代初年叙事诗发展的全新局面。

吴伟业的六七十首叙事诗中,最见分量的是以鼎革之际的重大时事为题材的作品。他之所以喜欢这类题材,同他“诗与史通”的思想有关,同他立志要以诗纪事、以诗传史的自觉意识有关,也同他希望自己的诗歌能够传之久远有关,因为他深知,非常时期的非常事变一向为时人和后人所瞩目,“事本易传,则诗亦易传。”[11]于是,他“遂挟全力,择有关存亡、可资观感之事,制题数十,赖以不朽”,[12]论者认为,“此诗人慧眼,善于取题处。”[13]以往还没有任何一个诗人写过像他这样多的以重大时事为题材的叙事诗,白居易比不上,杜甫也比不上。他的这些叙事诗如果按照所反映的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排列下来,几乎就成了一部记录明清兴亡的“编年史”。就拿《松山哀》、《雁门尚书行》两首诗来说吧,它们写的是决定崇祯朝命运的最后两次非常关键的战役。清人黄传祖曾在《雁门尚书行》诗行间评曰:“明亡于两战,可为痛哭。”[14]如果再算上《圆圆曲》中写到的吴三桂军和清兵同李自成军的决战,那么,易代前后一二年间的大战岂非都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再拿《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临淮老妓行》、《楚两生行》三首诗来说吧,它们有的描述了弘光帝的一场闹剧:刚刚登基,立足未稳,这位昏君就忙着选妃,而选妃未已,清兵已然渡江,小朝廷遂告覆灭;有的揭露了四镇之一刘泽清的浪荡生活:大敌当前,他却沉迷歌舞,清兵一来,急忙竖起降幡,可是到底还是被杀;有的涉及了弘光朝的一场内讧:镇守武汉的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率师顺江东下,进攻南京,走到半路,病死于九江,麾下百万大军溃散的溃散,降清的降清;请看,三首诗所写都关系到弘光朝的政局大事,合起来,难道不是可以作为一部弘光朝形象化的“史纲”来读吗?此外,我们在《吴门遇刘雪舫》中看到了李自成军如铁流一般直捣北京的攻势和崇祯朝凄凉的末日;在《遇南厢园叟感赋八十韵》中看到了初下江南清军的暴行;在《芦洲行》、《捉船行》、《马草行》、《堇山行》、《临顿儿》中得睹清初百姓的苦难;在《赠陆生》、《吾谷行》、《悲歌赠吴季子》中又可觇清朝统治者对汉族士人的滥施淫威……吴伟业的叙事诗,如同在读者面前摊开了一幅明末清初斑驳陆离的历史画卷,政局风云,金戈铁马,蔓草铜驼,人民血泪,尽收眼底,使读者俯仰间生出无限感慨。

许多评论者都把吴伟业的诗歌誉为“诗史”,如程穆衡说他的诗:“征词传事,篇无虚咏,诗史之目,殆曰庶几”;[15]尤侗说:“其所作《永和宫词》、《琵琶行》、《松山哀》、《鸳湖曲》、《雁门尚书行》、《临淮老妓行》皆可备一代诗史”;[16]严荣说“梅村之诗,指事类情,无愧诗史”,[17]等等。毫无疑问,他是当得起这一评价的。

根据上面提到的古典叙事诗的两种类型来看,每一类吴伟业都有一些出色的篇章,从新乐府发展而来的一类,他有《直溪吏》、《堇山儿》、《临顿儿》等等,或许我们也可以姑且把《临江参军》、《吴门遇刘雪舫》、《遇南厢园叟感赋八十韵》等归入这一类;从“长庆体”发展而来的一类,他有《永和宫词》、《圆圆曲》、《鸳湖曲》、《萧史青门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等等。两类相较,其七言歌行体叙事诗明显更胜一筹。七言歌行是他最擅长的诗体形式,这种形式最能体现他的艺术创造力,最充分地展示出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因而受到广泛的喜爱与好评,“一时尤称绝调”,[18]时人号之为“梅村体”。这种形式最适合于叙事,他的有代表性的叙事之作差不多都集中在这种形式之上。

吴伟业同时代的许多其他诗人也都写下不少叙事之作,著名的如吴嘉纪、吴兆骞、钱澄之等等,他们风格各异,成就参差,共同造成了清初叙事诗的繁荣。吴伟业身后,叙事诗的创作也一直绵延不绝,屡屡出现一些作手,出现一些佳什。如果单从古典叙事诗发展的角度看,清朝称得上是战果赫赫的殿军。而站在这个朝代最前头和最高峰的则是吴伟业。

以上我们匆匆地浏览了一番古典叙事诗的演进历程,可以看出,叙事诗虽然一直不绝如缕地发展着,但是在我国古代的诗坛上,始终未能成为主体样式。叙事诗和抒情诗相比,真有点像黄庭坚诗所形容的那样:“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19]难以相提并论。不过叙事诗毕竟是古代诗歌中重要的一支,而在古代叙事诗发展的长链上,吴伟业的创作无疑是十分光辉夺目的一环。其叙事诗数量之多、成就之高,都非常值得称道,他在继承传统、推陈出新、促进古代叙事诗的发展上做出了值得大书一笔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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