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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脚风尘际”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时间:2022-05-09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拔脚风尘际”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据谈迁《国榷》卷九十七、九十八和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载,崇祯十四年六月,吴伟业升为左中允,十五年四月升为左谕德兼侍讲,十六年升为左庶子,可谓步步高升。据明朝丁忧制度,遇父母丧事,自闻丧日起,守制二十七个月。“问余当时年,三十甫过二”,正是吴伟业就任南京国子监司业的那一年——崇祯十三年。一连串的巨大事变震动了朝野。“长放万里心,拔脚风尘际。”

“拔脚风尘际”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据谈迁《国榷》卷九十七、九十八和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载,崇祯十四年六月,吴伟业升为左中允,十五年四月升为左谕德兼侍讲,十六年升为左庶子,可谓步步高升。可是,他并没有接受这些任命,到北京去就职,而是从崇祯十四年不再担任司业,就回到了太仓,隐居不出了。关于这一点,有许多材料可以证明。例如,《梅村家藏稿》卷二十八《宋子建诗序》云:

往者余叨贰陪雍,云间宋子建偕其友来游太学……子建至,则相与讲德论艺,命酒赋诗,极昼夜勿倦。盖山川之胜,文章之乐,生平所未有也。余既东还,子建被荐入翰林。无何,天下大乱。

从时间上说,这段话中的“余既东还”,紧承在“叨贰陪雍”(任南京国子监司业一职的自谦之词)之后,表明作者离开南京国子监后直接回到了家乡(太仓在南京的东面),而不久(“无何”),便“天下大乱”——崇祯朝垮台。这说明,从崇祯十四年六月起到十七年三月止,在崇祯朝最后的差不多三年里,吴伟业始终没有到过京城。

上一章我们曾经提到,在崇祯十二年“奉使封藩”之后,吴伟业就不想回到朝廷去了,而现在,他做得更彻底,什么官职也不接受,什么官职也不要求,归隐了。(www.guayunfan.com)吴伟业为什么要归隐呢?有一种说法是他为嗣父守丧。嗣父指他的伯父吴瑗。如陈廷敬《吴梅村先生墓表》说:“……寻迁中允谕德,丁嗣父艰,服除,会南中立君,登朝一月归。”其实这种说法是大成问题的,因为有材料表明吴伟业过继给伯父为嗣子乃在十几年后仕清期间,并不在此时(参见第八章),那么,这种说法自然就站不住脚了。何况,即使按照这种说法,时间也对不上。据明朝丁忧制度,遇父母丧事,自闻丧日起,守制二十七个月。“南中立君”(指弘光朝建立)在崇祯十七年五月,由此上推二十七个月,为崇祯十五年三月,可见伟业伯父之卒当在崇祯十五年,而伟业之归隐,却是在崇祯十四年五六月之际,那时他的伯父还没有死,所以无论如何不能把其归隐的原因说成是“丁嗣父艰”。

更何况,吴伟业萌生隐居的念头比他实际开始归隐还要早得多呢。崇祯十三年秋,吴伟业初到南京国子监就任,就曾给好友吴志衍写过一封信,吐露了自己的隐居之志。信中说:“嗟乎,凉秋独夜,危峰断云,梧桐一声,猿鸟竞啸,追念旧游,独坐不乐。世已抵随和,而且吾犹恋腐鼠,若弟者独何以为心哉!丈夫终脱朝服挂神武门,不能作老博士署纸尾也。归矣,志衍扫草堂待我耳!”[1]吴伟业的这一番表白被不久之后的行动证明并不是自标清高的空话。既然在崇祯十三年秋,吴伟业就已有了归隐之意,那么,这就更加证实了其归隐同其伯父之死毫不相干了。

吴伟业归隐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梅村家藏稿》卷九有一首五言古诗《送何省斋》为我们透露了个中消息。这首诗是吴伟业入清之后写下的,诗中回忆往昔,叙述了他在任南京国子监司业时的天下形势和他的思想活动:

我昔少壮时,声华振侪辈。讲舍鸡笼巅,宾朋屡高会……凭阑见湓口,传烽响笳吹。海宇方纷纭,虚名束心意。夜半话挂冠,明日扁舟系。问余当时年,三十甫过二。采药寻名山,筋力正强济。濯足沧浪流,白云养身世。长放万里心,拔脚风尘际。

“问余当时年,三十甫过二”,正是吴伟业就任南京国子监司业的那一年——崇祯十三年。翻开这一页的历史,我们看到的是一幅铁骑刀枪、风云变幻的画面。还在崇祯十二年的时候,退守湖北房县、竹山一带,假意接受招抚的张献忠在经过一年多的休整,兵精粮足之后,再次举行了起义。在其后的一年里,张献忠农民军在湖北、四川的广大地区内游动作战,迅速壮大起来,屡败官军,粉碎了明督师杨嗣昌“四正六隅”的战略部署,使双方力量对比向着有利于农民军方面急遽转化。到崇祯十三年十二月,本来隐伏于商洛山区的李自成乘明军专力围剿张献忠,致使河南防务空虚的有利时机,由郧阳、均州轻骑入河南。当时,“河南大旱,斛谷万钱”,再加上官兵的掠夺,官吏的敲剥,这里的农民几乎失去了生路,“有采菜根木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父弃其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2]所以李自成一到河南,如大旱之望云霓的饥民们就踊跃参加起义,迅速发展成为一支拥有数十万人马的大军。紧接着,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便攻破洛阳,处死了罪大恶极的福王朱常洵。他以王府的数万石米、数千万钱赈饥济贫,于是,“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昼夜不绝。”[3]二月,张献忠军从四川回兵湖北,驰取军事要地襄阳,处死襄王朱翊铭,也打开王府仓库,发积银十五万两赈济饥民。饥民一样云集景从。至此,农民起义军的力量完全超过了官军的力量,连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从此“闯、献不可复制矣”。[4]三月,杨嗣昌见大势已去,走投无路,畏罪自杀。一连串的巨大事变震动了朝野。吴伟业诗句:“传烽响笳吹”、“海宇方纷纭”,描写的正是这种动荡不宁的形势。腐朽的明王朝面对如海涛般汹涌澎湃的农民军,束手无策,眼看就要被吞没了。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会预感到大势不妙,感觉到一种大乱将至的气氛。而作为一个诗人,吴伟业要敏感得多。他在南京国子监与朋友交游之时,天下大事成为他们最关注的共同话题。他与邵弥“尝共登鸡笼山,东望皖楚,忧生伤乱,泣下沾襟”,[5]他和吴志衍也曾一起纵论天下形势,后来他在诗中这样写到当时的心情:“慷慨天下事,风尘惨河朔。诸将拥重兵,养寇饱卤掠……即今朝政乱,举措混清浊。君父切边疆,群臣私帏幄。”[6]显然,吴伟业已经看出了遍及全国的动乱绝难平息,看出了明王朝政权的千疮百孔,衰朽不堪,灭顶之灾正一步步临近。同时,他也深知,个人的命运必将受到时代大潮的播弄,难以逆料,而有一点是肯定的,身在官场之中的人往往比在野的人更多几分危险。因此,他想及时抽身退步,以长养身世了。“海宇方纷纭,虚名束心意。夜半话挂冠,明日扁舟系。”“长放万里心,拔脚风尘际。”这些诗句非常形象地刻画出他此时此际的心境,说明了他的归隐和风云变幻的形势的密切关系。可以这样说,他从萌生挂冠之志到实际归乡隐居,无时无刻不是受到了严酷的阶级斗争现实的深刻影响。崇祯十三年秋,当他初到南京国子监时,日益险恶的形势就使得他急于要抽身退步了,而崇祯十四年初农民起义军势如破竹的进攻与明王朝危如累卵的局面则促使他下了最后的决心。

此外,吴伟业的归隐与统治阶级内部的党派斗争也不无关系。从他最初走上仕途起,就卷入了党派斗争的旋涡,直到最后任南京国子监司业,仍然被党派斗争所纠缠,常常处于险境之中,有人说他在崇祯朝“立朝十年,与党祸相终始”,[7]真是一点不假。他明白,复社的声势尽管很大,但是执掌权柄的人从温体仁到张至发、薛国观、魏照乘无不与复社铁心作对,崇祯帝也对复社怀有很深的疑忌。作为复社的骨干,党祸就像头上悬着的一把利剑,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落下来。而崇祯十四年五月,张溥去世,又使复社失去了领袖,一时群龙无首,实力削弱。此时政敌对于复社的攻讦却没有停止,崇祯帝当时不知张溥已卒,仍责令张溥回奏。[8]凡此种种,无不让吴伟业感到一种履薄临深的恐惧。他要摆脱束缚心意的虚名,及早逃脱这是非场,全身避祸,最好的办法就是隐居了。所谓“采药寻名山,筋力正强济。濯足沧浪流,白云养身世。长放万里心,拔脚风尘际。”应该说也包含着这样的考虑。吴伟业《遣闷》诗第三首“中年读《易》甘肥遁,归来拟展云山兴”二句讲的也同样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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