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同济附中_关于吴孟超的事迹

时间:2019-05-07  栏目:名人故事  点击:42 次

求学同济附中_关于吴孟超的事迹

既然决定留昆明“读书救国”,就得赶快付诸行动。首先得考入一所理想的高中。

20世纪40年代初,昆明属于抗日的大后方,又是一座四季如春的魅力城市,当然也就吸引了不少从沦陷区迁来的名校。其中最著名的当推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一大批名家、教授和文化人,诸如陈寅恪、潘光旦、吴有训、华罗庚、吴大猷、梁思成、朱自清、闻一多、李公朴等都云集昆明。但是,当时的西南联大并没有设立附属中学。从上海迁到昆明的同济大学,倒附设了一所普通高中和一所相当于中专程度的高级职业学校。另外,昆明本地的云南大学也设有一所附属中学。有鉴于此,梦想高中毕业后能继续入大学深造的吴孟超想,只有进入这两所大学的附属中学,才有望三年后跨入这两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因此,他同时报考了同济大学附中和云南大学附中,但是他并没有被同济大学附中录取,而是被云南大学附中录取吴孟超在1995年写的自述是这样叙述的:“来到昆明听说延安去不成,只好就地上学了,我报考了云南大学附中,又报考了同济附中,结果两校都录取了,我选择了同济附中。”在征得吴老确认的情况下,本文予以修正——笔者注。,并且可以插班,从高中二年级读起。

立志高远的吴孟超并没有马上到云南大学附中去报到,他仔细琢磨与权衡:同济附中的教学质量显然比云南大学附中略高一筹,另外同济附中是当时的国立学校国民党统治时期,学校有“国立”和“私立”之分,同济大学及其附属中学都是国立学校——笔者注。,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凡从沦陷区来的学生在国立学校求学,可免缴学杂费并供给食宿,但日常生活的费用仍由学生自行解决。吴孟超是归国侨生,可享受与沦陷区来的学生同等待遇,毕业后一般可以直接升入同济大学……这些都对吴孟超有很大的吸引力。

于是,他求助于在同济大学理学院读书的黄启仁校友帮忙,找到了同济附中的郭惠生老师,表达了自己千里迢迢从马来西亚慕名而来,想入同济附中的愿望,郭惠生老师被眼前这位华侨学生的真诚所感动,当场考了他一下,就同意他在同济附中借读。

就这样,1940年的8月,吴孟超有幸进入了同济附中试读。(www.guayunfan.com)他明明考取的是云南大学附中,与同济大学附中理应已擦肩而过了,但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帮着他。不仅是入高中这件事,就是日后不少看来不可能实现的事情,经过吴孟超的努力,竟然也都一一顺利实现了。理智地分析,应该说是吴孟超身上有一种激情,一种从不服输的拼劲,一种顽强向上的勇气,往往能在关键时刻帮上他的大忙。要不是能进入同济大学附中,也就不会有日后进入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可能,也就不会遇上他的夫人,更不可能拜在名师裘法祖的门下,又何谈成为中国肝胆外科之大师呢?

刚回祖国,吴孟超和家里还能保持联系,父母时有钱款从马来西亚汇来,供他日常开销。当然,吴孟超很懂事,也很节俭,维持学业基本上不成问题。

同济附中不在昆明,设在宜良县西村一个叫狗街的地方,距昆明东南约100里路。外人确实弄不明白,为什么当地人喜爱用动物名来给街道命名,如狗街、虎街、鸡街之类。其实昆明的这些按动物生肖之名来命名的地名,是暗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支”日期的安排,诸如宜良的这个“街”(集市)被定为戌日赶集,而戌对应的生肖是狗,久而久之,这个街就被叫做狗街了。其他如逢寅日赶集的称虎街,逢酉日赶集的称鸡街,逢辰日赶集的称龙街,等等。狗街虽然名字不雅,也没有一幢像样的建筑,但狗街的自然环境十分优美,也没有日寇飞机的轰炸,确实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当时,同济附中的教室设在西村的一座叫杨家祠堂的破旧建筑内,宿舍则在明末修建的西华寺内,条件之简陋,生活之艰苦,是可以想象的。好在就读的是一群埋头苦读的学生,琅琅的读书声给小小的狗街平添了些许文化氛围。明代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的一副对子,倒是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处于灾难深重、民族危亡年代的莘莘学子的日常生活与他们的内心世界: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吴孟超在同济附中不仅掌握了一些将来可望改变命运的知识,也收获了人生最大的一笔财富,那就是他在班里认识了一位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女同学吴佩煜。

白皙娴静且温婉贤淑的吴佩煜出生于美丽的西子湖畔,她父亲吴尧叔早年曾就读于杭州铁路专科学校电报训练班,毕业后在铁路部门担任电报员。由于工作努力,后来当上了沪杭铁路斜桥站的站长。稳定的收入使他们成了衣食无忧的殷实家庭。吴佩煜是家中的独生女,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1940年因修滇缅铁路,吴尧叔来到了昆明,在铁路部门的材料厂工作。吴佩煜跟着父母也来到了昆明,并顺利地考上了同济附中和昆华女中。她选择了同济附中,理由和别人差不多,都是因为国立学校可免缴学杂费并提供给食宿,以后毕业了还可以直接上同济大学医学院。

就这样,吴孟超和吴佩煜两个原本生活轨迹完全不相关的年轻人——一个自南向北,一个从东往西,鬼使神差般地走到了一起,成了同济附中的同班同学。吴孟超由于家境贫寒,上学比较晚;吴佩煜因抗战爆发,随父亲工作的迁徙不定而不得不辍学了两年。所以,他们两个比班上其他正常年龄入学的同学都要大两岁。吴孟超和吴佩煜同龄,都生于1922年,吴孟超比吴佩煜只大了一个多月。

高中第一学年是在狗街度过的。尽管是同学,但吴佩煜和吴孟超两人几乎没有什么直接交往,她只知道他很用功又很老实,不像有些男同学爱跟女生开玩笑或搞恶作剧。他也看出她人很文静,学习又很用功。

1940年年底,因吴孟超期终考试成绩优良,便由借读生转为正式学生,有了同济附中正式学籍。

1941年7月,同济大学由昆明搬迁至四川宜宾的李庄,同济附中奉命搬回昆明市区。在搬迁的路途上,吴孟超眼见吴佩煜提沉重的行李有困难,便主动伸出援助之手,还送她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

在昆明上学时,因为电力不足,只有两间教室拉了电线好让学生们晚自习。那时物资奇缺,电灯泡十分宝贵,由学生自己带来安装,用完了再拧下来带走,不然就有被偷的可能。吴孟超买了一只电灯泡来上晚自习,由于吴佩煜和吴孟超都特别用功,所以教室里晚自习到最晚离开的也往往是他俩。吴佩煜见到别的同学都走了,才不得不合上书本准备离开,只见一位同学比她更晚,那就是吴孟超,而吴孟超也总是要等吴佩煜走了才站起身把灯泡拧下来。一次,两次……多次以后,就引起了吴佩煜的注意,她对这位男同学产生了一些好感。自此以后,两个晚自习上得最晚的学生渐渐就接近起来,熟悉起来了。毕竟用功读书是他俩的共同点。

同年8月1日,美国人陈纳德募集资金组建美籍空军志愿队来华对日作战,俗称“飞虎队”,编入中国空军,这支空军的驻地便是昆明,这就使得日寇轰炸昆明的次数也日益增加。吴孟超和同学们不得不一听到空袭警报便背起书包往外躲。作为大后方的昆明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以海防为基地的日寇军用飞机不时对昆明进行空袭,许多市民在狂轰滥炸中或死或伤,情状惨不忍睹。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又偷袭了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中国香港、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缅甸。尤其是日寇在马来半岛北部登陆后,马来西亚也沦陷了。从那时起,吴孟超与马来西亚家中的联系中断了,没有了经济来源,这对经济十分拮据的学生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靠什么来维持生计和学业?吴孟超不得不靠变卖衣服或找些家教,或街头卖报,或誊抄资料……赚些小钱来勉强维持学业。从诗巫一道回国的几位同学,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形势逆转,不得不中断了学业。有两位去了军队;有三位找了工作,当上小学教师;黄普光同学则到工厂做工去了,一年之后才又复学。唯独吴孟超还在顽强地坚持求学生涯。舅舅的将来“要成为有出息的人”的嘱咐像一双无形的手在有力地推动着他。

吴孟超想,无论怎样艰难困苦,我也要坚持下去,直到1943年高中毕业。这一切,吴佩煜都看在眼里,便偷偷地变着法子来帮助这位生活清苦的男生,譬如吴孟超没钱买纸、买点灯的油,吴佩煜就多买一点,分给他用;冬天见吴孟超还穿着单衣,吴佩煜就亲手织了一件毛衣送他……真可谓“患难之际见真情”。

吴孟超是一位真正的男子汉,“就在第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与家中的联系就中断了,经济来源没了,于是我不得不靠变卖衣服和找些家教、街头卖报、誊抄资料的活,赚点钱来维持学业,但怎么苦我也要坚持下去。”几十年之后,吴孟超回忆当时的艰难处境时,带着坚毅和顽强的神情这样说。吴孟超:《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74页。可见,吴孟超从年轻时已经锻炼了勇于在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敢闯敢拼的处事作风,铸就了能始终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坚强性格,这一切也是吴孟超往后事业会有大成就的重要支柱。

患难中的爱情是纯正的。有一次吴佩煜患疟疾(俗称“打摆子”),吴孟超就找来一辆黄包车,送她回父母的住处调养。吴尧叔家住在郊区,离学校很远,吴孟超不顾来回奔波的辛苦,一直把吴佩煜护送到家。吴佩煜自不必说,她父母对女儿的这位热心的同学也是心存感激的。

尤其是在逃炸弹的时候,吴佩煜对这位男生有了更深的了解。每当警报拉响时,吴孟超总是很沉着地指挥大家有秩序地往安全地带撤离,而且总是不顾危险地跑在女同学后面保护她们,见哪位同学跑得慢,他还会拉着她跑。吴佩煜的手就曾被吴孟超拉过好几次。为躲炸弹被吴孟超拉着手跑向安全地带的吴佩煜,怎么也想不到,多年后她会与他牵着手步入婚姻的殿堂,而且数十年同舟共济,相濡以沫,白头偕老,书写了一曲不老的爱情颂歌。

患难中的爱情也是浪漫的。1942年暑假,他们要升入高三了。为躲避日寇的轰炸,同济附中又要从昆明搬到四川宜宾的李庄,与同济大学会合。从昆明到李庄的途中,同学们都互相帮助和照顾,彼此有了更深的了解,感情也加深不少。

处于战乱之中,那时迁徙的交通工具是老式的拉货用的货车,没有汽油,靠烧木炭作为动力。坐这种俗称“黄鱼车”的交通工具是不需要正式买票,只要塞给司机一点钱就可以了,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从昆明到曲靖,靠吴佩煜父亲帮忙,坐了一段火车,从曲靖经宣威迤逦北上就非得坐“黄鱼车”不可了,由于这种老牛破车得开开停停,因此即使不出意外,至少也得行驶五天才抵达四川泸州。在这段艰险的山道窄坡的行驶中,吴孟超都很“绅士”地让吴佩煜坐在驾驶室里,而自己却坐在堆得高高的行李上面。由于本来就不平坦的道路被战火啃得一路都是坑坑洼洼,坐在行李上的颠簸和摇晃真是令人胆战心惊,在曲曲弯弯的山路上,稍有不慎,就会翻车掉谷,粉身碎骨,这种事件已屡见不鲜,因此凡乘坐这种“黄鱼车”的人都得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在生与死的艰难旅途中,同学们都不会做作,一切真实的情感都会一览无余。吴佩煜确确实实地感受到,那位经常关照她的言语不多的“穷学生”真是一位乐于助人又诚实可信的男子,是可以放心把一生托付给他的。而同时,吴孟超也觉得那位气质高雅的“阔小姐”倒是一位温柔善良、善解人意又聪颖朴实的女子。迁徙旅途中的患难与共使他们的理解与感情进一步加深。难怪多年后的吴佩煜会很幽默地说:“是逃难,让我和吴孟超逃到一起来了。”张鹏:《吴孟超画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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