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芒太盛首遭贬谪_元稹诗传

锋芒太盛首遭贬谪_元稹诗传

长安城一如往常热闹，揭龙榜那日，他在城墙下徘徊犹豫，用脚尖勾起一个悠悠的圆，又抬头看了看天，再低头时，他已被洪水般道喜的声音淹没，刹那间，他想躲避那些语言、声音和表情编织的茧里，在金碧辉煌的楼宇中，迎接自己的重生。

得知获得状元及第之后，元稹兴奋不已，甚至有些难以置信。此前他和白居易预料到自己可能会身陷囹圄，即便幸免，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当上状元。因为他们心里也明白，自己所写的文章，都是批判当今朝廷的，即便有人心里认可他们的文章，也不敢将其排在前面。

但是当他们知道主持考试的是宰相韦贯之的时候，心里便又燃起了希望，因为他们知道，韦贯之是朝廷第一忠臣，是最喜欢人才的。相信他看到自己的文章，一定会赞同他们的观点。

元稹之所以会如此笃定，是因为他知道韦贯之与自己一样，都有着远大的政治理想和赤胆忠心。当初丞相杜佑之子杜从郁利用父亲职务之便，拾遗补缺。韦贯之知道以后，坚决上奏皇上，要求严加处理，为此，他受到了京兆尹李实的威逼利诱。韦贯之宁可下狱坐牢，也绝不妥协，所以后来他与丞相杜佑关系一直不和。(www.guayunfan.com)正如元稹所预料的那样，他的《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气势如虹，行文流畅，思维缜密，观点明确，韦贯之看到元稹文章中“指病危言，不顾成败”两句后，大加赞赏，拍手称快。

文章中，元稹就题目所列出的唐朝社会长期存在的政治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内部斗争和军心涣散，朝廷军队长期驻扎在中原地区，经过长期战乱，军队已经折损大半，而招募的新兵却少之又少。农民耕种不如以往积极，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衣服，监督耕种的官员也只顾趁机压榨百姓，如此一来，国家如何才能富强。

元稹所描述的情况，正是当时社会的现状，即使民众想要向上反映，朝廷也无暇顾及，所以只能这样放任自流。而元稹就是要通过这场考试，让朝廷知道，正是由于他们的昏聩，黎民百姓已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对于丞相韦贯之而言，已经很难看到这样直接而犀利的评价朝政的文章了，尤其是近些年来，朝廷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几乎没有人敢上书直言了。而今日又能看到这等好文章，自然要予以表彰。

此时的元稹也备感欣慰，觉得终于有人可以认可自己的看法了，以前虽然也有人称赞他的文章，但多流于表面，他真正想获得的并非这些，他并不想成为一个只会雕琢文字的文学家，他的理想也不在田园与河山，那些文字背后，是跃跃欲试的治世理想，是日渐急迫的救国良策。

现在，他终于从此岸泅渡到了彼岸，当朝丞相不仅认可了他的观点，还让他成为状元，这份知遇之恩，他自当铭记终生。

不过让他稍微有些失落的是，状元及第之后，他和白居易就要各司其职，元稹担任的职务是左拾遗，而白居易所担任的职务是盩厔县尉，两人分属不同的官职系统，从此就要各奔东西了.

回首两人三年之间的友情，从科举考试后相识，两人共同担任朝廷校书郎一职，到共同经历“永贞革新”，再到去职后，两人一同学习，通过了制科考试，同时入朝为官。他们生命的轨迹有太多重叠，他们的理想抱负还未实现，而离别似乎又是情理之中的事。

两人之所以有如此深厚的感情，源自于他们有着同样的志向、同样的遭遇和同样的爱好。白居易与元稹相互唱和，写下许多记录彼此生活点滴的唱和诗，这其中包括对社会的看法、对人格的守望、对理想的寄托，足以看出二人之间的感情是多么的深厚。离别之后，他们也常常用诗歌来寄托自己的思念之情。白居易在《权摄昭应早秋书事寄元拾遗兼程李司录》中写道：

丹殿子司谏，赤县我徒劳。相去半日程，不得同游邀。昔做芸香侣，三载不暂离。建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

此诗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元稹和白居易的深厚友谊，他们虽然只认识了三年的时间，但这三年间从不曾分离，二人的感情却甚为浓烈，互为知己的他们，将彼此作为心中最重要的朋友，昔日共同遨游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如今两人分离，自然是怅然若失，朝思暮想。

虽然彼此万分挂念，但是他们心里也明白，君子之交虽淡如水，但不会随着距离而淡化，只要他们心中的江湖还在，便仍要相濡以沫，在大风大浪中乘舟向前。

元和四年四月，元稹正式被授左拾遗一职。此时的元稹，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制科考试的喜悦之情仍然没有退去，反倒让他更加的自信。在他眼中，连朝廷丞相都赞同他的言论，说明他的想法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他也并不觉得左拾遗这样的职位官卑言微，凡是他职责范围内的事，他定当全力以赴，尽心竭力。

任职之后，另一扇门似乎已向他打开，那神坛上供奉的济民救世的理想越来越近，几乎触手可及，他大步向前走着，渴望走到那权力的中心，渴望一场血雨腥风，一扫天下不平之事。

其实，朝廷中的拾遗并不算是什么大官，所以其他几位拾遗都循规蹈矩，基本不与其他官员接触。而元稹则不然，他觉得既然自己身为言官，就必须为国家解决烦忧，所以他接连向唐宪宗上书，将朝廷里存在的那些尖锐的问题逐一列举，并附上了自己的建议。

他单纯地以为，这是为国家着想，替皇帝分忧，“拾遗”二字，本就是“补充”之意，既然他的职责就是为皇帝推荐人才、讽谏政事，那就应当在皇帝面前揭起那溃烂的伤疤，一吐为快。

有一次，他针对前后补阙拾遗不想被召见、不想参与政事、不履行职能的问题，将一篇名为《论谏职表》上书于皇上，建议他对官员实行大则廷杖，小则上封的制度。另外，他还上书皇上，要求严格挑选太子的老师。近些年来，在太子老师的选拔上都不够严格，致使太子以及其他王公贵族的教育都受到严重的影响，某些太子太傅，常常教完书后，还不知道作者是谁，如此滥竽充数的人，朝廷绝不能容忍。

元稹当时的所作所为，在朝廷掀起轩然大波，他自己觉得是尽职尽责，但是他忽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上书谈到的许多问题的根源，正是唐宪宗李纯刚实施的新政，这些新政措施，是李纯即位就开始着手研究的政策，而就在刚刚推出的时候，就被元稹批的体无完肤。

但是元稹心中却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作为一名谏官，就应该针对朝廷所存在的问题直言相告，否则就是失职的表现。

作为唐宪宗来说，面对这样一个大胆、锐利的拾遗元稹，他内心颇为反感，他所提出的问题，大多都与自己的新政内容有关，而且有些问题分明就是针对皇帝本人的，但是，这些问题确存在，也不能因为直言敢谏就将元稹撤职严惩，所以唐宪宗虽心中不悦，也拿元稹没有办法。

不久，元稹又提出一项奏议，是在元和初期的时候，西川刘辟借韦皋身亡之机起兵，元稹上书批评皇上太过姑息藩镇，并建议高崇文带兵讨伐，以绝后患。而在讨伐问题上，元稹与当朝宰相杜佑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其实，杜佑早就对元稹耿耿于怀，是因为元稹所上奏《论追制表》后，对杜佑儿子杜兼的授职产生了影响，所以杜佑一直想找机会报复元稹，而现在正是时候。

元稹就讨伐之事提出了一些建议，而这些建议对当时的战况其实大有裨益，但是杜佑故意将元稹的建议一一驳回，元稹当时丝毫没有退让，而是逐条讲解，据理力争，他觉得在国家危难之际，自己必须站出来出谋划策，所以他和杜佑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杜佑已经在朝廷混迹了几十年，这样的事情他见多了，他利用自己在朝廷中的势力，将元稹的理论批驳得一文不值，但是元稹心中依然不服，还想到皇上那里讨个说法。但是他有所不知，在此之前，杜佑早就在皇上面前陈列元稹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说他目无君上，太过放肆，唐宪宗也早就厌烦了元稹，一直想给他贬职，但是找不到合适的借口，如今听到杜佑的话，虽然他嘴上没说，但是心里已经默许了杜佑的想法，伺机将元稹贬职。

有了皇上的默许，杜佑自然底气十足，他利用这次矛盾，向皇帝上书弹劾，说元稹目无王法，飞扬跋扈，延误战机，扰乱宫廷。不久，皇帝一纸公文，将左拾遗元稹贬职查办。

由此，元稹被无情地从权力中心放逐出来，他所苦心经营的治世理想，还未真正实行，就被谗言湮没。屈子曾悲歌：“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这一次，元稹终于领悟，出淤泥而不染的孤独是多么刻骨铭心，身为人臣，忠而被谤，信而见疑，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哀，而他却注定要独自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