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大地，人间炼狱_关于辛弃疾事迹

湘潭大地，人间炼狱_关于辛弃疾事迹

湖南不比湖北，此处山多地少，人口稠密，除传统大姓豪族外，还生活着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然而相比日渐凋敝的民生，湖南的民族、门户矛盾已然不值得一提——湖南的穷苦百姓，务农采桑会被地主豪强压榨，行商走街会遭奸商劣绅敲诈，即便那些平日里谨小慎微的百姓，也免不了受官府的骚扰，各种苛捐杂税不计其数。从最基本的人头税，到闻所未闻的补贴、差价，全部都要从湖南百姓身上索取，几乎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底层人民最惧怕上层权势者们蛇鼠一窝，在湖南官府和豪强大姓的联合“围剿”下，湖南百姓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胆小的四处借债缴税，被迫卖身为奴；胆大的连夜毁掉家宅逃亡外省；没志气的整日跪在官府门前乞求降税，遭毒打后自缢寻解；有志气的或逃入山林聚众起义，或遁入湖水做盗贼。曾经富甲天下的湘潭水乡，正逐渐成为人间炼狱。

湖南的百姓们大都是有志气的：孝宗改元乾道以来，湖南及周边已经陆续爆发了至少五次民变，前后长达15年。若是再算上太上皇赵构在位时，起于洞庭湖的钟相、杨幺义军，湖南的情况就不只是“民变”那般简单了——连韩世忠、张浚都难以降服的杨幺，直到人心尽失，才被岳元帅勉强斩杀。而现下的湖南，已经有更多的民变首领已经具备了钟相、杨幺的气质。

刚就任潭州（长沙）的时候，就有不少湖南百姓硬闯转运司衙门，只为见到爱民如子、疾恶如仇的辛帅，衙门口的皂役们拦都拦不住。他们求见辛弃疾的目的也出奇地一致：喊冤。

与其说是喊冤，倒不如说是告状：告豪门大姓的状，告剿匪官军的状，告收税胥吏的状，告主政官员的状。(www.guayunfan.com)一直以来，“民告官”都是风险极大的事情。辛弃疾才进湖南，沿途的百姓就拦路向他喊冤。他们被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土地又被地主豪绅们掠夺。生计无着，很多人只能去做盗贼，打那些富户的主意。然而，当朝廷的官军前来镇压时，灾难才算真正开始：虽然说那些落草为寇的人是“死有余辜”，但是那些安守本分的普通人却依然要忍受惩罚；官军所到之处无一不趁火打劫，他们打着朝廷镇压贼寇的虚名，行敲诈勒索之实，比强盗还要残忍百倍。百姓失去靠山，求告无门，就有更多的人杀死官兵，甘心去做匪寇，所以湖南这些年越剿越乱，贼寇越杀越多。而在贼乱和官府的两线剿杀下，湖南百姓已然走到了悬崖边上，只差往下跳了。

湖南百姓的惨状，辛弃疾毋须分析就能体会。他到任后多次微服探访，发现实际情况甚至比那些来喊冤的百姓形容得还要糟糕。整个湘潭大地，到处都是匪寇，到处都是官军，到处都是荒芜的田地和无家可归的贫民。可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和老爷们，仍旧像水蛭一样，压在百姓身上吸取血液，丝毫不理会民生之多艰。而这种泯灭人性的行为，是辛弃疾不能够容忍的。他必须为这些无辜的百姓做些什么，否则他不仅会因未尽职责而寝食难安，更躲不过良心上的谴责。哪怕他只是个普通的转运副使，哪怕他不受皇帝陛下的喜爱，哪怕他是个敌我莫辨的“归正人”。

几个日夜后，一封辛弃疾落款署名、直接呈递当朝皇帝赵昚的奏章，被转运司衙门最快的健马驮着，星夜兼程飞赴临安。辛弃疾斜站在门口，望着消失在晨雾中的仆役，久久不愿回府。那是一纸寄托了他所有愤怒和希望的文字，他太担心它会像《美芹十论》和《九议》那般石沉大海了。

一天后，驿站的卒役回来还马，看来仆役已经上了官道，正直抵临安而去。

两个月后，仆役油泥裹面地回到府中，言称京官已将奏章送入宫中，所以才打发他回来。

此后的炎炎夏日里，湖南转运衙门没有收到来自临安的任何消息。

秋日沓至，潭州城依旧酷热难耐。就在辛弃疾自己都不再对奏章抱什么幻想的时候，临安的宣奏官却大张旗鼓地开进了潭州城。与他们一同到来的，是由皇帝御示吏部署理进辛弃疾为湖南安抚使、兼任潭州知州的任命诏。

赵昚之所以赐给辛弃疾如此突然的恩典，全因那篇曾被后者寄予厚望的奏章《论盗贼札子》。

在这封奏章里，辛弃疾历数孝宗改元乾道以来，湖南地区接连发生的五起民乱。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是因为“臣等辈分阃持节、居官亡(无)状，不能奉行三尺，斥去贪浊，宣布德意，牧养小民，孤负陛下使令之所致”。即朝廷官员不知体恤，为官横行霸道，才直接导致湖南盗贼蜂起，始终难以剿平。然而，辛弃疾同时又恳切万分地劝告赵昚，并引用唐太宗对“盗匪”的看法，希望皇帝能够深思：“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当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耶？”

单看论调，辛弃疾的观点其实与过去几千年来的统治者并没有什么区别，依然认定贫困的生活和沉重的赋税才是百姓落草的根源。春秋时，齐国宰相管仲已经讲得很清楚：“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没有哪个人生下来就会选择啸聚山林的贼寇生涯，百姓如果不是被逼到万般无奈的境地，也不会投身侍匪。真正让他们失去“礼节”和“荣辱”的，其实正是提倡那些背负教化重任、代替天子牧守万民的地方官员。他们不但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而且欺上瞒下，将数以万计的百姓逼入绝境，最终导致官逼民反！

那么，这些官吏是如何逼迫百姓的呢？辛弃疾以湖南为例，将那些饱食俸禄之辈的丑恶嘴脸，毫无保留地呈现在赵昚面前：“陛下不许多取百姓斗米面，今有一岁所取反数倍于前者；陛下不许将百姓租米折纳现钱，今有一石折纳至三倍者，并耗言之，横敛可知。陛下不许科罚人户钱贯，今则有旬日之间追二三千户币科罚者；又有纳足租税而复科纳者，有已纳足、复纳足、又诬以违限而科罚者。有违法科卖醋钱、写状纸、由子、户帖之属，其钱不可胜计者。军兴之际，又有非军行处所，公然分上中下户而科钱，每都保至数百千。有以贱价抑买、贵价抑卖百姓之物，使之破荡家业、自缢而死者。有二三月间便催夏税钱者。其他暴征苛敛，不可胜数。”

宋室南渡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其重要性堪比西晋末年时的“衣冠南渡”。但南宋王朝与其他划江而治的政权不同，朝廷不但要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还要向金国称臣，所以每年都要进贡给金国数以十万计的岁币。“靖康之耻”时，兵临城下的金人疯狂勒索宋钦宗，钦宗便带着那些贪生怕死的臣子们大肆打劫开封百姓；凑不够钱就将民女、宫女、诰命夫人抵钱送给金人，致使城中十室九空，百姓家破人亡。想不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同样的惨状竟又重新发生在大宋的土地上，而施暴者竟然是大宋自己的官吏。为了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享乐生活和总也填补不满的贪婪，他们一次次将魔爪伸向下面的百姓：圣上不准多收租粮，现在的官府一年却收取数倍于过去的粮食；圣上不准官府折现粮食收税，现在的官府却能把一石租粮折成三倍收钱，其中还有自农业税出现就伴随而来的“火耗”、“临尖踢斛”两项公开剥削，横征暴敛之重，简直难以想象。

最让辛弃疾怒不可遏的是，这些官吏不但篡改国朝的粮税，竟还敢明目张胆地反复征税：百姓农户本以为缴过一次重税就能解脱，不承想还要被官吏们以各种理由重复征收第二次、第三次；有的农民被敲得家徒四壁，官吏们仍不放手，还要诬赖他们没有在时限之内缴税，从而追加罚金。然而官吏的贪欲永远没有尽头，收购了粮赋，又动起了其他税项的歪主意：湖南人少有食醋者，他们就逼醋贩按例上缴卖醋所得；百姓打官司或入府衙办理民事，就要交足各种手续费，类别五花八门，无所不用其极。

然而百姓的灾难并不止于此：官员们平日里收够了钱，就借着打仗的机会继续搜刮民脂民膏。湖南民变频繁，朝廷往往不假思索就派遣官兵镇压。这些官吏便以此为由，向官兵从不经过的县乡征收劳军钱。他们还胆大包天地将百姓分为三等，公然勒索军费。更有官府公然垄断地方经济，利用贱买贵卖的方式疯狂敛财，扫荡市民，最终导致湖南全境民生凋敝、百业废弛，演变为孝宗皇帝“乾淳之治”中令人惊目咋舌的地方乱局。

如果说看到这里身居临安行在的皇帝赵昚已被深深震惊的话，那么辛弃疾在暴行背后指出的流弊，则定让这位向来不信任官员的中兴之主胆寒：“州以趣办财赋为急，县有残民害物之政而州不敢问；县以并缘科敛为急，吏有残民害物之状而县不敢问；吏以取乞货赂为急，豪民大姓有残民害物之罪而吏不敢问。故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科率害之，吏以取乞害之，豪民大姓以兼并害之，而又盗贼以剽杀攘夺害之。臣以谓‘不去为盗，将安之乎’，正谓是耳！”

为什么百姓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苛政残害，为什么没有官员去留意他们，为什么他们没有带着状子向上喊冤，为什么一定要落草、啸聚、遁河，做打家劫舍、对抗官府的贼寇？或许每一次民乱后，以仁孝、开明著称的赵昚都会在心中发出这样的疑问。现在，辛弃疾无情地揭起了这块被奏章包裹的伤疤：当地方大户与乡吏勾结、乡吏与县吏勾结、县吏与州吏勾结，四层保护伞相互保护，互为助力，集中力量欺压百姓、隐瞒实情时，百姓们的死局就已经注定了。他们根本不想好勇斗狠，而是在备受欺凌、求告无门之后，不得已才铤而走险，站到了官府的对立面，与万恶的官吏们作对。

写下这段话时，辛弃疾不由得又想起一个人：曾被他用计剿平斩首的茶商军领袖赖文政。

茶商军下山投诚时，如果不是军士提醒，辛弃疾根本不相信，这个慈眉善目、鹤发童颜的老人，竟会是带着数百人纵横湘鄂的“茶贼”头领。如若不是被逼无奈，他相信赖文政也一定不会走入山林对抗官府，但世道荒凉，他这样的普通人又能改变什么呢？改变不了外部，就只能改变自己，所作所为都只是为了活下去。想到这里，辛弃疾就有些同情赖文政了。

与赖文政相比起来，湖南乃至其他地方的百姓更显得可怜。他们没有做错什么，却被贪得无厌的官府压榨；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是这些人的惯用方式。孟子语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人却不管不顾，站到了当今圣上和百姓的对立面。因此，在奏章的后半部分，辛弃疾明确地向赵昚提出，朝廷应“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弭盗之术，无恃其有平盗之兵”。意思是说，无论怎么看，百姓投贼越频繁的地方，贪官污吏往往也就越多。如果朝廷每次都在民变发生后，只想着发兵镇压，却从不考虑民变的因由，那匪寇只会越剿越多，还会进一步加剧百姓和官府之间的矛盾。如此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草率做法，看似短期内解决了内乱，实际上流毒无穷。想要彻底解决民乱，只能严肃吏治，从上向下滤清毒物，通过安抚的方式重建民生，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安居乐业，这样百姓才会打消聚众作乱的想法。往年收成好的时候，尚且会有破产农民为寇，若是再碰上水旱灾害袭来，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此时的辛弃疾，已经不是初入江南官场那个对时局心存幻想的青年了。他清楚地意识到，奏章很快会被公开，自己将被置于整个湖南官场的对立面，其中势必会有无数既得利益者污陷、弹劾自己，并疯狂掩盖他们的罪行。可是，如果不这样做，他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湖南吏治之败坏，已经达到了沉疴难愈的境地，绝不是撤掉一两个高级官员就能解决的。因此，在奏章的末尾处，他请求赵昚同意自己孤注一掷，既是为了湖南百姓，也是为了大宋的国本：“臣孤危一身久矣，荷陛下保全，事有可为，杀身不顾……自今贪浊之吏，臣当不畏强御，次第按奏，以俟明宪。庶几荒遐远徼，民得更生，密贼衰息，以助成朝廷胜残去杀之治。但臣生平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末脱口而祸不旋踵，使他日任陛下耳目之寄者，以臣为戒，不敢按吏，以养成盗贼之祸，为可虑耳。”

辛弃疾并不知道，他的奏章在临安行在里究竟激起了多大的浪潮：赵昚几乎是颤抖着把他的奏章读了好几遍，还不停地在上面御笔批示。往年看到湖南发生民乱时，他只会叫相府和地方立刻发兵镇压，以求消弭匪患，保全地方。从六岁进宫成为高宗的养子，赵昚从未离开过临安行在。他和辛弃疾一样，知道百姓们的苦，痛恨金国的欺压。但辛弃疾与他最大的不同在于：辛弃疾是亲眼见识过这些情状的人。如果不是他的奏章，赵昚恐怕至今都会以为大宋的半壁江山固若金汤，而他赵家的敌人永远只是北方的金贼。

有时候惊醒酣睡的人，只需在最美妙的梦境中插入一段现实。

同众位宰相和参知政事传阅过《论盗贼札子》后，赵昚果断下诏，提点辛弃疾做湖南安抚使——皇帝急切地想要看看，这位曾经的“归正”英雄，到底有没有本事让他的湖南臣民重回安泰。

“辛卿家，放手去做吧，把百姓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不用顾忌任何人，也不必担心什么。这一次，朕给你撑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