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大地,人间炼狱_关于辛弃疾事迹

时间:2019-05-04  栏目:名人故事  点击:33 次

湘潭大地,人间炼狱_关于辛弃疾事迹

湖南不比湖北,此处山多地少,人口稠密,除传统大姓豪族外,还生活着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然而相比日渐凋敝的民生,湖南的民族、门户矛盾已然不值得一提——湖南的穷苦百姓,务农采桑会被地主豪强压榨,行商走街会遭奸商劣绅敲诈,即便那些平日里谨小慎微的百姓,也免不了受官府的骚扰,各种苛捐杂税不计其数。从最基本的人头税,到闻所未闻的补贴、差价,全部都要从湖南百姓身上索取,几乎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底层人民最惧怕上层权势者们蛇鼠一窝,在湖南官府和豪强大姓的联合“围剿”下,湖南百姓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胆小的四处借债缴税,被迫卖身为奴;胆大的连夜毁掉家宅逃亡外省;没志气的整日跪在官府门前乞求降税,遭毒打后自缢寻解;有志气的或逃入山林聚众起义,或遁入湖水做盗贼。曾经富甲天下的湘潭水乡,正逐渐成为人间炼狱。

湖南的百姓们大都是有志气的:孝宗改元乾道以来,湖南及周边已经陆续爆发了至少五次民变,前后长达15年。若是再算上太上皇赵构在位时,起于洞庭湖的钟相、杨幺义军,湖南的情况就不只是“民变”那般简单了——连韩世忠、张浚都难以降服的杨幺,直到人心尽失,才被岳元帅勉强斩杀。而现下的湖南,已经有更多的民变首领已经具备了钟相、杨幺的气质。

刚就任潭州(长沙)的时候,就有不少湖南百姓硬闯转运司衙门,只为见到爱民如子、疾恶如仇的辛帅,衙门口的皂役们拦都拦不住。他们求见辛弃疾的目的也出奇地一致:喊冤。

与其说是喊冤,倒不如说是告状:告豪门大姓的状,告剿匪官军的状,告收税胥吏的状,告主政官员的状。(www.guayunfan.com)一直以来,“民告官”都是风险极大的事情。辛弃疾才进湖南,沿途的百姓就拦路向他喊冤。他们被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土地又被地主豪绅们掠夺。生计无着,很多人只能去做盗贼,打那些富户的主意。然而,当朝廷的官军前来镇压时,灾难才算真正开始:虽然说那些落草为寇的人是“死有余辜”,但是那些安守本分的普通人却依然要忍受惩罚;官军所到之处无一不趁火打劫,他们打着朝廷镇压贼寇的虚名,行敲诈勒索之实,比强盗还要残忍百倍。百姓失去靠山,求告无门,就有更多的人杀死官兵,甘心去做匪寇,所以湖南这些年越剿越乱,贼寇越杀越多。而在贼乱和官府的两线剿杀下,湖南百姓已然走到了悬崖边上,只差往下跳了。

湖南百姓的惨状,辛弃疾毋须分析就能体会。他到任后多次微服探访,发现实际情况甚至比那些来喊冤的百姓形容得还要糟糕。整个湘潭大地,到处都是匪寇,到处都是官军,到处都是荒芜的田地和无家可归的贫民。可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和老爷们,仍旧像水蛭一样,压在百姓身上吸取血液,丝毫不理会民生之多艰。而这种泯灭人性的行为,是辛弃疾不能够容忍的。他必须为这些无辜的百姓做些什么,否则他不仅会因未尽职责而寝食难安,更躲不过良心上的谴责。哪怕他只是个普通的转运副使,哪怕他不受皇帝陛下的喜爱,哪怕他是个敌我莫辨的“归正人”。

几个日夜后,一封辛弃疾落款署名、直接呈递当朝皇帝赵昚的奏章,被转运司衙门最快的健马驮着,星夜兼程飞赴临安。辛弃疾斜站在门口,望着消失在晨雾中的仆役,久久不愿回府。那是一纸寄托了他所有愤怒和希望的文字,他太担心它会像《美芹十论》和《九议》那般石沉大海了。

一天后,驿站的卒役回来还马,看来仆役已经上了官道,正直抵临安而去。

两个月后,仆役油泥裹面地回到府中,言称京官已将奏章送入宫中,所以才打发他回来。

此后的炎炎夏日里,湖南转运衙门没有收到来自临安的任何消息。

秋日沓至,潭州城依旧酷热难耐。就在辛弃疾自己都不再对奏章抱什么幻想的时候,临安的宣奏官却大张旗鼓地开进了潭州城。与他们一同到来的,是由皇帝御示吏部署理进辛弃疾为湖南安抚使、兼任潭州知州的任命诏。

赵昚之所以赐给辛弃疾如此突然的恩典,全因那篇曾被后者寄予厚望的奏章《论盗贼札子》。

在这封奏章里,辛弃疾历数孝宗改元乾道以来,湖南地区接连发生的五起民乱。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是因为“臣等辈分阃持节、居官亡(无)状,不能奉行三尺,斥去贪浊,宣布德意,牧养小民,孤负陛下使令之所致”。即朝廷官员不知体恤,为官横行霸道,才直接导致湖南盗贼蜂起,始终难以剿平。然而,辛弃疾同时又恳切万分地劝告赵昚,并引用唐太宗对“盗匪”的看法,希望皇帝能够深思:“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当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耶?”

单看论调,辛弃疾的观点其实与过去几千年来的统治者并没有什么区别,依然认定贫困的生活和沉重的赋税才是百姓落草的根源。春秋时,齐国宰相管仲已经讲得很清楚:“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没有哪个人生下来就会选择啸聚山林的贼寇生涯,百姓如果不是被逼到万般无奈的境地,也不会投身侍匪。真正让他们失去“礼节”和“荣辱”的,其实正是提倡那些背负教化重任、代替天子牧守万民的地方官员。他们不但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而且欺上瞒下,将数以万计的百姓逼入绝境,最终导致官逼民反!

那么,这些官吏是如何逼迫百姓的呢?辛弃疾以湖南为例,将那些饱食俸禄之辈的丑恶嘴脸,毫无保留地呈现在赵昚面前:“陛下不许多取百姓斗米面,今有一岁所取反数倍于前者;陛下不许将百姓租米折纳现钱,今有一石折纳至三倍者,并耗言之,横敛可知。陛下不许科罚人户钱贯,今则有旬日之间追二三千户币科罚者;又有纳足租税而复科纳者,有已纳足、复纳足、又诬以违限而科罚者。有违法科卖醋钱、写状纸、由子、户帖之属,其钱不可胜计者。军兴之际,又有非军行处所,公然分上中下户而科钱,每都保至数百千。有以贱价抑买、贵价抑卖百姓之物,使之破荡家业、自缢而死者。有二三月间便催夏税钱者。其他暴征苛敛,不可胜数。”

宋室南渡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其重要性堪比西晋末年时的“衣冠南渡”。但南宋王朝与其他划江而治的政权不同,朝廷不但要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还要向金国称臣,所以每年都要进贡给金国数以十万计的岁币。“靖康之耻”时,兵临城下的金人疯狂勒索宋钦宗,钦宗便带着那些贪生怕死的臣子们大肆打劫开封百姓;凑不够钱就将民女、宫女、诰命夫人抵钱送给金人,致使城中十室九空,百姓家破人亡。想不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同样的惨状竟又重新发生在大宋的土地上,而施暴者竟然是大宋自己的官吏。为了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享乐生活和总也填补不满的贪婪,他们一次次将魔爪伸向下面的百姓:圣上不准多收租粮,现在的官府一年却收取数倍于过去的粮食;圣上不准官府折现粮食收税,现在的官府却能把一石租粮折成三倍收钱,其中还有自农业税出现就伴随而来的“火耗”、“临尖踢斛”两项公开剥削,横征暴敛之重,简直难以想象。

最让辛弃疾怒不可遏的是,这些官吏不但篡改国朝的粮税,竟还敢明目张胆地反复征税:百姓农户本以为缴过一次重税就能解脱,不承想还要被官吏们以各种理由重复征收第二次、第三次;有的农民被敲得家徒四壁,官吏们仍不放手,还要诬赖他们没有在时限之内缴税,从而追加罚金。然而官吏的贪欲永远没有尽头,收购了粮赋,又动起了其他税项的歪主意:湖南人少有食醋者,他们就逼醋贩按例上缴卖醋所得;百姓打官司或入府衙办理民事,就要交足各种手续费,类别五花八门,无所不用其极。

然而百姓的灾难并不止于此:官员们平日里收够了钱,就借着打仗的机会继续搜刮民脂民膏。湖南民变频繁,朝廷往往不假思索就派遣官兵镇压。这些官吏便以此为由,向官兵从不经过的县乡征收劳军钱。他们还胆大包天地将百姓分为三等,公然勒索军费。更有官府公然垄断地方经济,利用贱买贵卖的方式疯狂敛财,扫荡市民,最终导致湖南全境民生凋敝、百业废弛,演变为孝宗皇帝“乾淳之治”中令人惊目咋舌的地方乱局。

如果说看到这里身居临安行在的皇帝赵昚已被深深震惊的话,那么辛弃疾在暴行背后指出的流弊,则定让这位向来不信任官员的中兴之主胆寒:“州以趣办财赋为急,县有残民害物之政而州不敢问;县以并缘科敛为急,吏有残民害物之状而县不敢问;吏以取乞货赂为急,豪民大姓有残民害物之罪而吏不敢问。故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科率害之,吏以取乞害之,豪民大姓以兼并害之,而又盗贼以剽杀攘夺害之。臣以谓‘不去为盗,将安之乎’,正谓是耳!”

为什么百姓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苛政残害,为什么没有官员去留意他们,为什么他们没有带着状子向上喊冤,为什么一定要落草、啸聚、遁河,做打家劫舍、对抗官府的贼寇?或许每一次民乱后,以仁孝、开明著称的赵昚都会在心中发出这样的疑问。现在,辛弃疾无情地揭起了这块被奏章包裹的伤疤:当地方大户与乡吏勾结、乡吏与县吏勾结、县吏与州吏勾结,四层保护伞相互保护,互为助力,集中力量欺压百姓、隐瞒实情时,百姓们的死局就已经注定了。他们根本不想好勇斗狠,而是在备受欺凌、求告无门之后,不得已才铤而走险,站到了官府的对立面,与万恶的官吏们作对。

写下这段话时,辛弃疾不由得又想起一个人:曾被他用计剿平斩首的茶商军领袖赖文政。

茶商军下山投诚时,如果不是军士提醒,辛弃疾根本不相信,这个慈眉善目、鹤发童颜的老人,竟会是带着数百人纵横湘鄂的“茶贼”头领。如若不是被逼无奈,他相信赖文政也一定不会走入山林对抗官府,但世道荒凉,他这样的普通人又能改变什么呢?改变不了外部,就只能改变自己,所作所为都只是为了活下去。想到这里,辛弃疾就有些同情赖文政了。

与赖文政相比起来,湖南乃至其他地方的百姓更显得可怜。他们没有做错什么,却被贪得无厌的官府压榨;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是这些人的惯用方式。孟子语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人却不管不顾,站到了当今圣上和百姓的对立面。因此,在奏章的后半部分,辛弃疾明确地向赵昚提出,朝廷应“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弭盗之术,无恃其有平盗之兵”。意思是说,无论怎么看,百姓投贼越频繁的地方,贪官污吏往往也就越多。如果朝廷每次都在民变发生后,只想着发兵镇压,却从不考虑民变的因由,那匪寇只会越剿越多,还会进一步加剧百姓和官府之间的矛盾。如此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草率做法,看似短期内解决了内乱,实际上流毒无穷。想要彻底解决民乱,只能严肃吏治,从上向下滤清毒物,通过安抚的方式重建民生,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安居乐业,这样百姓才会打消聚众作乱的想法。往年收成好的时候,尚且会有破产农民为寇,若是再碰上水旱灾害袭来,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此时的辛弃疾,已经不是初入江南官场那个对时局心存幻想的青年了。他清楚地意识到,奏章很快会被公开,自己将被置于整个湖南官场的对立面,其中势必会有无数既得利益者污陷、弹劾自己,并疯狂掩盖他们的罪行。可是,如果不这样做,他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湖南吏治之败坏,已经达到了沉疴难愈的境地,绝不是撤掉一两个高级官员就能解决的。因此,在奏章的末尾处,他请求赵昚同意自己孤注一掷,既是为了湖南百姓,也是为了大宋的国本:“臣孤危一身久矣,荷陛下保全,事有可为,杀身不顾……自今贪浊之吏,臣当不畏强御,次第按奏,以俟明宪。庶几荒遐远徼,民得更生,密贼衰息,以助成朝廷胜残去杀之治。但臣生平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末脱口而祸不旋踵,使他日任陛下耳目之寄者,以臣为戒,不敢按吏,以养成盗贼之祸,为可虑耳。”

辛弃疾并不知道,他的奏章在临安行在里究竟激起了多大的浪潮:赵昚几乎是颤抖着把他的奏章读了好几遍,还不停地在上面御笔批示。往年看到湖南发生民乱时,他只会叫相府和地方立刻发兵镇压,以求消弭匪患,保全地方。从六岁进宫成为高宗的养子,赵昚从未离开过临安行在。他和辛弃疾一样,知道百姓们的苦,痛恨金国的欺压。但辛弃疾与他最大的不同在于:辛弃疾是亲眼见识过这些情状的人。如果不是他的奏章,赵昚恐怕至今都会以为大宋的半壁江山固若金汤,而他赵家的敌人永远只是北方的金贼。

有时候惊醒酣睡的人,只需在最美妙的梦境中插入一段现实。

同众位宰相和参知政事传阅过《论盗贼札子》后,赵昚果断下诏,提点辛弃疾做湖南安抚使——皇帝急切地想要看看,这位曾经的“归正”英雄,到底有没有本事让他的湖南臣民重回安泰。

“辛卿家,放手去做吧,把百姓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不用顾忌任何人,也不必担心什么。这一次,朕给你撑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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