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上九议》_关于辛弃疾事迹

时间:2019-05-04  栏目:名人故事  点击:40 次

《再上九议》_关于辛弃疾事迹

在建康的歌舞升平中,辛弃疾暂时忘记了内心的痛楚。但是,这样的环境并没有麻木他的斗志。事实上,辛弃疾的生活环境很快也就得到了改变。

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辛弃疾31岁,在建康留守叶衡的大力推荐下,终于得到了赵昚的重视。赵昚下诏,召辛弃疾立刻到临安,并加以召对。

消息传来,辛弃疾异常高兴。他立刻请范如山来到建康,照顾身体不太好的如兰,自己在侍女卿卿的陪伴下,精心草拟了两份奏疏,准备在召见时面呈皇上。这两份奏疏分别是《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和《议练民兵守淮疏》。

很快,令辛弃疾激动的时刻到了,他来到临安城皇宫的延和殿,应对皇帝的咨询。为了准备好这次应对,辛弃疾在心中默念了许多遍自己想要对皇帝恳切陈词的话语,甚至连自己的语调都反复揣摩和分析。(www.guayunfan.com)直到召见结束,辛弃疾才明白,自己的准备很大程度上是多余的。赵昚虽然召见自己,但自己甚至连皇帝的脸面也没看清楚。他高高地坐在龙椅上,声音不大,对自己似乎说了几句宽慰的话,然后就是由皇上的内侍宣布,辛弃疾谢恩!

这样的召对,简直和仪式没什么区别。辛弃疾虽然在皇宫内没有流露出任何的不满,但他内心却再一次相当失望。他甚至很想找一个人问问:“既然要召对我,为什么就不能像当年神宗对王安石那样当面深谈?是因为自己并不纯正的‘归正人’血统,还是因为自己连当年王安石都比不上的卑微职位?如果有种种障碍,那么又何必要走这样的召对过场?”

辛弃疾不想再想下去。

好在这一次进京面见皇上并非一无所得,辛弃疾的那两篇奏疏、应对时表现出的才能和经验,再加上他本人的名声,还是打动了孝宗皇帝。再加上虞允文对他的欣赏,辛弃疾被任命为司农寺主簿,短暂留在了临安城中任职。

能够在天子脚下为官,辛弃疾感到异常兴奋。因此,他很快决定要再一次用上书的形式向心中的目标发起冲击——在此时,上书也是他几乎唯一看到的希望了。

辛弃疾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不再希冀于能够直接得到皇帝的持续关注,而是将上书目标对准了当朝宰相虞允文。

虞允文以文人带兵出名,在采石矶击败金兵,成为南宋主战派的旗帜。辛弃疾将满心期待灌注在他身上,将他看作领导未来军民北伐的最合适人选。然而,辛弃疾也听说,虞允文身边有着一帮挥之不去的主和派,他们每天叫嚣着认为北伐是“孤注一掷”,是“为国生事”,北伐的人不是爱国爱君而是为了谋取个人的私利,于是这更促进了他上书的决心。

就这样,辛弃疾又写下了九篇文章,合称《九议》。

《九议》在结构上前有引论,后有结论,其基本内容和他曾经给皇上的《美芹十论》有所相似,但是其论点则更加集中,分析得更加透彻,论述更详尽。大体来说,在这九篇文章中,前三部分论述抗金北伐所面对的战略任务,中间三篇文章则指出了抗金北伐的战术方法,后面三部分则重点论述了抗金北伐应该采用哪些保障措施。这九篇论文思虑更加周详,对现实形势解读清晰,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

辛弃疾在文中提出,恢复中原,应该是为祖宗社稷、为百姓苍生,而不应该是为了某一个人的荣华富贵。因此,他建议虞允文应该用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寻访大江南北的英雄豪杰,从中挑选出十多位懂得军事和时局的士人,组成智囊团,形成枢密院的属官团队,规划出抗金北伐的战略并上报朝廷,成为皇帝作出决策的重要依据。

另一方面,辛弃疾提出,由于抗金北伐是国家的重要战略方针,因此并不能轻易决定,而要做好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为此,辛弃疾指出,要做好不求快、明确先后顺序、能够接受失败这三种准备。

不求快,是因为在当时的朝野上下,有不少主战派相当天真,他们幻想能够很快打败金国。对于熟悉金国的辛弃疾来说,这样的想法确实不切实际。不仅如此,主战派过于求快,反而会轻率冒进,欲速不达,结果反而会导致战争的失败。这是因为朝廷并没有掌握可以迅速胜利的实力和优势。

明确先后顺序,同样是战争准备的重点。辛弃疾在《九议》中比喻说,战争和下棋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变化。因此,能够在这些变化中抓住先手的就能获得胜利,反之则只会失败。

辛弃疾想到,在曾经的北伐过程中,正是由于将帅之间不和,没有处理好前线诸事的先后和重点顺序,失败才难以避免的。因此,未来的北伐,必须要真正处理好训练军队、运送粮草、采用计谋、攻城略地之间的先后顺序,这才能做到“审先后”。

而在面对暂时的失败时,辛弃疾则看到了胜不骄、败不馁的重要性。虽然这样的原则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对于朝廷上下来说,他们往往容易在看到胜利时喜出望外,而一旦不利则迅速动摇。对此,辛弃疾奋笔疾书,“不能忍,则不足以任败,不任败;则不足一成事”。

除了这些正确的战略决策态度之外,辛弃疾认为,出兵北伐想要获得胜利,还应该积极采用灵活多变的战术。他恳切直率地指出,那些善于用兵的将领,实际上全都是善于暗地运用谋略的人。谋略的价值对于防守来说,要比城池还要坚固;对于进攻来说,要比兵刃还要猛烈。因此,在战术上,宋军将领必须要从攻守两个方面出发,想方设法地让敌军处于被动的角色。例如,当金国调动军队缓和时,我朝就应该宣布断绝岁币、准备开战;如果金军准备急促,那么我朝就应该挖掘深沟高垒,准备进行持久防守……采用了这样的方法,等到北方发生变故时,再趁机出击,取得胜利。

除此以外,辛弃疾甚至还设想了战术层面的具体部署,包括以下策略:

反间计——可以利用间谍,在金国内部挑动反间,这样无论是上到朝廷肱股的大臣,还是下到守卫州府的普通士兵,都有可能成为乱因。

声东击西计——可以采取佯攻的方法,先是将兵力聚集起来向西佯动,然后再声称要从荆州、襄樊地区出兵;继而再从淮西集中兵力,摆出进攻汴京的样子;同时再派出水军沿海北上。这样,敌军的防守财力和士气就会被充分消耗。然后再趁机派出猛将突袭山东,这样已经疲弱的敌军难以迎战,而想要坚守却又难以等待外援,如此山东就能够拿下。之后的河北、燕山一带,则可以更加顺利地攻克。

当然,辛弃疾并非一介武夫,他知道只依靠军事层面的战略和战术,是不足以让宋朝有充分优势的。因此,在写给虞允文的《九议》的最后部分,他提出了富国强兵的建议。

所谓强兵,除了训练士卒之外,应该集中注意力在整修兵器、储备军事物资、改革军队管理制度等方面。辛弃疾建议说,这一切的进行应该保密,不能让金军发现。而所谓富国的策略,则主要包括节约不必要的开支、减少民众的负担、给予他们应有的优惠政策,这样才能通过“内厚其民”而做到“外倾其敌”。另外,还应该适当考虑迁都的选择,而并不应该只是执着地固定在一个城市。为此,辛弃疾甚至专门分析了四种迁都时可能面对的情况:迁都建康,是不得已而迁,因为不迁不足以展示出北伐的决心;在迁都建康之后,还要继续恢复中原,这是在迁都后而又当迁都;然而,国家实力目前有限,迁都会动摇国本,这是不可得而迁都;战事尚未开始,就先行迁都,容易暴露本朝战略,这是未可得而迁都。

综合上述分析,辛弃疾建议,目前并不需要迁都,而到了北伐开始的时候,当军队即将渡过淮河,就应该迁都建康,从而大张旗鼓。而当军队已经渡过淮河之后,还应该将都城迁到庐州、扬州那儿,从而能够更进一步决定胜负。

辛弃疾在写作《九议》时,对北伐的思考比起刚刚南归时已经更加成熟、更加全面和客观。因此,他所提出的建议更加具有针对性、更加切实可行。如果说《美芹十论》带有一些理想主义的色彩,那么《九议》则显得不偏不倚,的确能够引发朝廷为之心动。

正因为如此,辛弃疾花费了将近月余的时间在这篇长文上。他细心地琢磨分析,并逐字逐句地修改,希望能让文章被同样是书香门第出身的虞允文看中。

可惜,命运是无情的,由于种种原因,虞允文并没有对辛弃疾的《九议》给出明确的答复。辛弃疾胸中那团热火,再一次不得不暗淡下去。两年后,也就是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33岁的辛弃疾在司农寺主簿上任期已满,被朝廷外放到滁州。他经营地方、施展才华的希望,终于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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