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愁渐远渐无穷_关于欧阳修的事迹

离愁渐远渐无穷_关于欧阳修的事迹

宋仁宗改革之心急切，而真正能协助他进行改革的人却少之又少。除了范仲淹、欧阳修、富弼这一群人外，朝中再无能为新政的实施贡献实力之臣，不仅如此，朝中的一些保守之人拒不配合，使新政的开展难上加难。

半年过去了，新政却一直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效。许多措施实施了一半便无法继续，一些措施虽然实施了但效果并不明显，还有一些措施则根本没办法实施。在宋仁宗的一再催促下，欧阳修也有些焦急，情急之下，他想出了让皇帝召开两府大会的办法。

其实，只要多加思索便会发现，欧阳修的提议直接侵犯了那些权贵们的利益，所以不被权贵们接受也在情理之中。可是欧阳修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许是宋仁宗对他施加的压力让他一时之间失之谨慎，为了推进新政的开展，他提出了这样一个新的建议。

欧阳修认为，既然大臣们将皇帝的手谕当成耳边风，那么索性将手谕改为会议，由皇帝直接命令他们不得推诿，以促进新政的开展。可是他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大臣即便无为，同样可以升迁。他的这一建议不但没能将事情向好的一面推进，反而为他自己招来了麻烦。(www.guayunfan.com)新政的实施对国有利，对权贵们则无利。权贵们的利益受到了侵犯，不满之心更重。当他们得知这一建议是欧阳修提出的后，立刻对欧阳修等人产生了更大的敌意。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一群人开始集体将矛头指向欧阳修等人。从这时开始，“庆历新政”就已经出现了失败的苗头。

渐渐地，朝中关于“朋党”的谣言又起，称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人看似心系朝廷，为国效命，实则结为朋党，扩大势力，借机铲除政见不同之人。以夏竦为代表的守旧派们针对新政中的一些纰漏大做文章，并时常向宋仁宗上书，指责欧阳修等人“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误朝迷国”，“挟恨报仇”。

皇帝都多疑，宋仁宗虽然重用范仲淹等人，但听到这样的言论，心里不免有些动摇。一次宋仁宗问范仲淹，君子是否也有朋党之说，范仲淹以“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以及自古正邪各为一党应答，并对宋仁宗说，若是君子聚在一起，做出对国有益之事，理当被提倡而非被禁止。宋仁宗听后，没有明确表态。

欧阳修得知宋仁宗心生动摇之后，十分担心。新政的实施是宋仁宗提出的，他们几人也是由宋仁宗任命的，若是此时宋仁宗对他们产生怀疑，他们之后必然会遇到前所未有的阻碍，推行新政之事也必然无法继续进行。想到这里，欧阳修决定写一篇《朋党论》，以此稳定宋仁宗之心。

在《朋党论》中，欧阳修提到，“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并说“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为了增加力度，欧阳修还列举了历代史实为佐证，宋仁宗读过之后，心里稍安。

若是风波就此平息便好，然而事实却没有欧阳修等人所期望的那么乐观。随着新政的开展，被弹劾的官员越来越多，怨恨欧阳修等人的人也就越来越多。紧接着，对欧阳修等人的诽谤之言也日渐增多，各种各样的诬陷层出不穷，让宋仁宗再难相信欧阳修等人的清白。

对于朝中的变化，欧阳修并不知情，此时的他正忙着在山西一带考察，无暇顾及朝中之事。直到三个月后，他回到京城，才知道一切都并未遂人愿，不但宋仁宗开始怀疑他们，就连朝中之前一些中立官员如今也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

恰在此时，契丹开始西征，并要求宋朝不得支援西夏。范仲淹主动请求出使边境，远离了宦海风波。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范仲淹被贬，调往陕西。

之后，石介因在《庆历圣德颂》中将夏竦斥为大奸而遭到怨恨，夏竦派人伪造了石介与富弼的书信和一封在石介、富弼“授意”下所写的废帝诏书。此事一出，石介和富弼也无法继续待在京城了，不得不被远调。

富弼被调离的第二天，杜衍和韩琦也被降职，分别调往兖州和扬州。不出十天，欧阳修也接到了调离的命令。朝廷给出的理由是契丹来犯，北部边境需要有能之人前去监督。

朝廷所给的理由并不充分。边防之职责任虽重，却不是非欧阳修不可。明眼人一看便知，朝廷此举是为了使革新派的主力军欧阳修无法继续在朝中有所作为。

谣言如洪水般来势汹涌，朝中人心动荡。守旧派的谣言动摇了宋仁宗，也令朝中一些原本支持欧阳修等人的大臣心生怀疑。当初极力推荐欧阳修的晏殊此时也不再相信他的为人，欧阳修此次被外调，正是他极力主张所致。

欧阳修无奈，却无能为力，他知道，自己越是努力辩解，越是争取留在朝中的机会，宋仁宗的疑心就会越重，他的处境也就越艰难。况且宋仁宗向他表示，只是暂时外调，不久后便会将他调回，所以欧阳修只得听命。

自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后，由他们提出的各项改革措施均被废止，而随后的“进奏院事件”又令“庆历新政”的实施者们陷入了回天乏术的境地。

“进奏院事件”是守旧派们为了扳倒苏舜钦，进而彻底铲除范仲淹等人在朝中根基之所为。苏舜钦是杜衍之婿，又是范仲淹推荐入朝的，守旧派们认为从他入手，便能一举多得，让革新派再也无法在朝中立足。

苏舜钦所在的进奏院主要负责祭神活动，那次活动后，苏舜钦自出银两，又加上一些变卖废纸的钱，宴请了本院官吏以及新政之中一些表现突出的学士。一名叫王益柔的官员酒醉后作下了“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的诗句，守旧派们听闻这两句诗后，便以王益柔亵渎圣人为由，向御史中丞王拱辰告状。

王拱辰虽与欧阳修曾为同学，又是好友，但从政以来，由于政见不同，分属不同派别，两人之间的情谊也渐渐变了。王拱辰借题发挥，以此事为由弹劾苏舜钦。之后守旧派乘胜追击，上书弹劾范仲淹、富弼、杜衍等人。

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保持社会安定，而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实施的“庆历新政”却触犯了皇室利益。而且，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改革措施过于猛烈、规模过于庞大，眼看社会已安定，皇室的利益却仍然不断受到影响，宋仁宗自然不会无动于衷。

最后，宋仁宗以“恣为苛刻，构织罪端”为由，将革新派全部人员贬出京城。守旧派重新占据了朝野，新政被废，科举恢复旧制，“庆历新政”彻底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