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与罗家伦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张元济与罗家伦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上海张树年先生、美国西雅图罗久芳女士，分别保存着张元济（菊生）与罗家伦（志希）两位的通信函稿四十余通。1992年，他们互换复印件。两套信件，合成全璧，展现了一位戊戌老人与一位五四健将之间30年的忘年交谊。笔者有幸从张树年先生处读到这批珍贵文件，结合其他有关资料。特撰本文，以纪念两位为中国近代文化教育建设做出贡献的学人。

1919年4月号《新潮》杂志刊出一篇题为《今日中国之杂志界》的文章，对当时杂志界守旧、僵化的种种现象进行了全面抨击。其主要篇幅是针对商务印书馆的几种杂志而言的。文章批评《东方杂志》是“杂乱”派的代表，“忽而工业，忽而政论，忽而农商，忽而灵学，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教育杂志》在宣扬“名教中自有乐地，纲常外别无完人”的封建道德；《学生杂志》要求学生委屈求媚，“已得任用者之欢”；《妇女杂志》则“专说些叫女子当男子奴隶的话”。就像作者在《新潮》上发表的其他雄文高论一样，这篇洋洋洒洒数千言的檄文，引起知识界的强烈反映。作为商务印书馆经理的张元济，不仅择善而从，欢迎批评，而且由此坚定了他改革的决心和信心。当然，文章作者罗家伦的名字，也深深印入了这位戊戌老人的脑海之中。

张元济虽为前清翰林，接受过完整的儒家传统教育；但他很早就接触并倾心于西学，参加戊戌变法即是他锐意改革的证明。投身文化教育事业，他视作救国报国的途径。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高涨，张元济很早就认识到自身的弱点。他认为：“时势变迁，吾辈脑筋陈腐，亦应归淘汰。”1918年12月25日他的馆事日记有这样一段记载：“昨与梦（高梦旦）、仙（王仙华）谈，拟将《东方杂志》大减。……今日见北京大学又办有《新潮》一种，梦又言减价事，又应斟酌。”《东方杂志》这是销路越来越差，只能靠“大减价”来推销，其窘状由此可见一斑。《新潮》创刊于1919年1月，这时张元济见到的大约是1918年12月初发表于《北京大学日刊》上的《新潮杂志社启事》。该文称《新潮》“转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张元济已预感到受欢迎的程度会远远超过《东方杂志》。罗家伦的文章发表后，他进一步意识到靠减价推销的办法与新文化杂志竞争是不行的，出路只有改革自己的刊物，关键则是人才。于是，力邀胡适来商务主持编译所，成为张元济改革计划的重要一环。同时，陆续启用郑振铎、胡愈之、沈雁冰、杨贤江、章锡琛、李石岑等年轻编辑，替代日趋保守的老人。《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于1921年起都不同程度地革新了编辑方向，改进了内容，其中《小说月报》的全面改革尤为令人瞩目。这一切，与罗家伦文章的“刺激”不无关系。

罗家伦像

1920年夏，罗家伦从北大毕业，准备远渡重洋去欧美留学，同时他也有着编译书稿的计划。不久通过蔡元培的介绍，他与张元济取得了联系。8月9日，张元济接到蔡元培为罗在外编译谋生的信后，即与高梦旦商量，11日复蔡元培信，附去罗在外编译条件。9月20日，张的日记中还有走访罗家伦的记录。说些什么，没有写，但可以推断这是罗家伦离国赴美留学前的饯行式拜访。1921年3月张元济日记中有多次与罗书札来往的记载。如3月12日：“罗志希来信送编译所，由高、江二君答复各条交来”；3月19日：“复罗志希信，交编译所留稿。”显然，这都是有关罗家伦“在外编译”的事。可惜这时张元济已退居监理，期间日记大都很简略，与罗通信的内容就难以稽考了。张、罗两家后人保存的信件中也没有早期的几封。(www.guayunfan.com)罗家伦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与历史，曾亲随杜威学习实验主义哲学，后赴德国柏林大学继续留学。起先，他靠了国内实业家穆藕初所捐基金度过了几年，1924年夏基金断绝，生活颇为困顿。这年年底，他将《科学与玄学》一书书稿寄商务印书馆，得到预支稿酬数百元，暂时维持了一段生活。国内虽不乏以接济款项见询者，但罗家伦考虑到政治及其他复杂关系，“宁然穷，而不受”。仅有时向老师蒋梦麟及几位至交告急，暂借若干，以解燃眉之急。眼看钱袋又罄，非中途辍学回国不可了。此时也在德国充任“老学生”、研究民俗学的蔡元培，正应张元济之托给张的女儿说媒，对象之一即是罗家伦。张本来就十分赏识罗的才华，于是准备请罗担任商务编辑，并转托老友打听罗的家世等情况，表示愿意资助留学川资。蔡元培于1925年3月10日致张信说：

罗君已有覆信，其家世似无问题，惟所称“愿于订婚前有半年以上之友谊”云云，于尊府方面是否相宜，尚希斟酌。资助川资一层，彼尚有留英、留法计划，需借千五百元，而与两译稿相抵。吾哥能玉成之否？原函奉览。弟此时尚未告以助款之举出吾哥美意，故彼颇以政党为言。

4月2日，张覆函蔡，说：

前函拟为罗君筹借回国川资，本意欲邀其到公司担任编辑之事，同时藉以考察其性情、行为。今罗君归国有期，意欲赴英法再加数月之研究，鄙意亦甚赞成。兹特遵照前商，先汇去八百元。

蔡元培说媒后来并未成功，罗家伦没有成为张元济的女婿，但张资助罗完成学业的承诺未改。罗收到汇款后，5月24日、25日在伦敦写了一封长达23页、近五千字的长信。除了感谢张的恩遇外，还详细地倾诉自己在国外的感受和下一步学习研究的计划。他写道：

世间只有两种人是我真佩服的：一种是真有伟大魄力、人格、才干去做事的人，一种是对于学问真有独出心裁的贡献的人。就过去的事实论，自外人观之，不才似游移于做事求学二者之间。二者自知不能兼，故不能不择一。五年以来，均致力于后者。

经过自省，他认为自己“天性与为学较近”，“做事不免牺牲我率真的天地”。他告诉张元济，出国后所治之学范围颇广，后来才逐渐专致力于历史哲学。他认为：“尝思欲导中国民族于进化之正轨，历史哲学实为重要。”他有心写一部中国近百年通史，“因此期为中国历史变迁最大之期。可以断代，两种文明接触后，不但政治、社会、经济制度（民族生存问题所关），互相冲突，而且思想文化无一而不持战。此等大变，亦世界史所少有，乃最值得研究之问题。”他决心充分阅读大英博物馆的藏书，并运动一宗款项，尽力收购各种书籍，“建设一西文关于中国书籍之书藏”。他还计划编辑一种《中国近百年史料丛刊》，“一方面就各人分开问题研究之报告刊行之（如‘乾嘉间吏治窳败情形’‘太平军起事之原因’‘鸦片战争起来原因’等）；一方面编辑可靠难得之近百年史料刊行之。”后一类包括西洋官方文书、个人记载，以及中国当年总理衙门档案与私人当事者的记录。罗以为由此史料为基础，“方可写一信史”，“即动手者自己写不成，而后人得此为根据而继续建设名著也。”

这封长信，对于研究这位“五四”风云人物的思想变迁、学术观点及生活经历，都有重要参考价值。罗尊称张元济为“纯洁的前辈”，其率真、自剖之情溢于言表。罗家伦为编辑中国近百年信史所做的努力和庞大构想，更令人感动。

张元济从戊戌维新开始就主张培养人才。从事出版事业后，他一面通过自己的出版物以期达到普及教育的目的，一面广泛罗致人才，充实到商务印书馆各部门。对于罗家伦研究史学的计划，他十分赞赏，一心扶植，不久又续汇七百元到伦敦，以支持罗家伦在英国的留学计划。

1925年9月，罗家伦渡过英伦海峡，来到巴黎大学听课并作研究。他在英、法各大图书馆查阅大量重要文献载籍，涉及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中法战争及太平天国等各方面史料。其中有被侵略军抢去的太平天国南京所刻书籍二十余种，以及太平天国诸王、李鸿章、戈登等来往信件。他还参与整理巴黎东方学院所藏当年被法军掳去的两广总督衙门数百箱外交文件。他托友人到各地图书馆抄录有关中国的文书档案，也颇有所获。紧张的学习和研究活动，也未使罗家伦完全忘情于国内政治。当“五卅”事件发生后，一部分同情中国的英国政界人士举行了抗议活动，罗家伦也积极参加。在张元济的遗物中有两份罗在英国国会及工党抗议集会上的英文演说词，就是罗家伦寄回供商务《英文杂志》发表所用的。他虽一再宣称争取多读国外资料，几乎不读国内新出的书；然而当他在一位法国汉学家那里看到商务印书馆刚刚出版的《翁文恭公日记》（张元济题签并撰跋），就情不自禁读了起来，并在一封致张元济的信中称赞不已。留学期间，罗家伦还翻译了芮恩施著《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Panl Reinsch《The Fanximental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1922年初版，1925年三版）和柏雷著《思想自由史》（J.D.Bury《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1927年初版）。在致张元济的信中，罗还提到拟译罗素近著《论教育》，后因故未曾译出。

原先清华学校有资助罗家伦购买和抄印关于中国史料的计划，后因学校内部风潮而告吹。这对罗是个打击，不仅使许多重要资料无法购回。而且连回国的川资也无着落了。

值此困难之际，罗家伦不得已来信向张元济告急。张慨然允诺，又电汇1984.7法郎（合法币六百元）至巴黎，解决了罗回国所需川资。这份电报收据至今仍由树年先生珍藏着。

1926年7月。经过整整六年欧风美雨的洗礼，带着满满行箧的图书资料，罗家伦踌躇满志地回国了。他在上海停留的一个多月中，曾多次拜访张元济，商谈带回的一批近代史料编目及出版事宜。8月3日，张致函罗，谈的就是此事：

迭次晤谈，至为快慰。承借阅鸦片战争文牍，连日料理，已编成目录三分之二，容再呈阅。原件蠹损甚重，装裱甚费时日。鄙意拟先借录一分，倘蒙允诺，当属写官注意，勿使加损，发钞时点件收发，当不至误，并拟选录数件登入《东方杂志》。谨候示遵。至尊意拟全部印行，固足供学者之参考，然恐销路无多，拟俟移录完毕，分别编次，再行奉商。又巴黎旧书店蒐得已经绝版之康雍之际寓华传教士通信若干册，拟属东方图书馆备款购存，即托敝公司与巴黎素有往来之银行代为付款。

8月16日张元济又致函罗：

鸦片战役外交文牍属检还有葡萄牙干结一包，兹已检出两包，送还。又附还太平天国官书，计抄本四册，又零种两种，统乞查收，示复为幸。外交文牍裱装亦已估价，原信并纸样送去，并祈察核。

这些史料，当时似未及出版，《东方杂志》也未能选录，其原因不详。至于巴黎旧书店寓华传教士通信若干册，后来是否购得，现已无法查考了。但是，张、罗俩人为近代史料回归祖国和传世所作的杰出贡献，至今令人钦佩不已。

罗家伦应南京东华大学邀请担任教授。1926年9月，在赴任前他从上海回到南昌，安顿家人。这时北伐战争正以摧枯拉朽之势胜利进行，南昌已处于国民革命军的包围之中，战争激烈，交通断绝，罗家伦一时无法离去。10月间的一天，军阀溃兵洗劫了罗的家，罗竟被乱兵刺刀捅伤数处。脱险后，他悲愤万状地致函张元济说：“以十余年作有意识之力学，设竟死于此，心何以干！”最后终于找到一条路，在“环城炮火如雷，弹如急雨”之中，他离开了南昌，把家人护送到杭州，旋即来到尚在军阀统治下的南京。

不久，罗家伦接南昌家信，告以赣币作废，家用无着，而东大薪水又一时不能发下，罗家伦一筹莫展，只能再次写信给张元济请求支援。张当即通过商务印书馆南昌、南京两分馆，汇去五百元，并在附信中说：“朋友有通财之义，况当患难之时。来书过于谦抑，能令人局脊难安也。”张元济把罗家伦当作忘年之交，罗则把张看作可以信赖的长者寄予厚望。罗家伦任东南大学教职时间很短。从期间与张元济的通信看，他先后数次来沪趋谒求教，教学中有什么计划他也告诉张元济。如1926年12月，罗组织了一门“近代西洋学术概论”的课程，约请十余人讲授，分历史、科学、政治思想及制度、经济思想及制度、哲学、美术等分科17种。罗在信中说：“此举盖欲与学生以近代西洋文化之鸟瞰，而为此间学术机关添几分生气也。”只是不久罗家伦离开东大，参加北伐战争，此计划是否实现就不得而知了。这时期，罗家伦对收购中国近代史资料继续表现出极大的热忱。罗从杨杏佛处听说上海总商会的方椒伯购得一批林则徐遗札，忙不迭致函张元济托为求访。张通过友人转询，得知方并未购得林文忠公遗札，复函告罗。此时虽未成功，但无疑也可称史坛一则佳话吧！

罗家伦投军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授少将军衔，世有“儒将”之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他在中央党务学校任职。1927年11月，罗家伦来沪结婚，张元济这时刚经历了一场“奇遇”——被绑票、留盗窟六昼夜——脱险不久，闻讯罗家伦在上海，于是在一封致胡适的信中问道：“罗志希十三日结婚，度日来已在沪上。寓何处？兄如知之，乞示悉，拟送贺礼也。”胡适回信说不知。但想来张元济的贺礼是送到的，因为像罗家伦这样的名人是不难找到的。

1929年国民政府委派罗家伦为清华大学校长。6月9日，罗致函张元济：

清华事叠辞不获。好在基金交出（由外交部交文化基金会），专辖问题亦经国务会议通过，明显之障碍已去。……如能将清华办成一有研究性之大学而加以平民化，或亦先生所默许也，一切尚望长与指导。

张元济向来以教育为己任，始终关注着国内教育界动态，对清华大学因庚款基金关系向隶外交部深感奇异。1928年国民革命军进占北京时，他就在一封致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的信中，对蔡提议“整一教育机关”十分赞赏，希望日后能改变清华隶属。现在罗家伦被任命为清华校长，他更感欣慰，复信祝贺说：“藉悉学优望负，倚畀甚隆。贵校基金改定专辖，我公所持政策可以实行，曷胜欣喜。”罗主持清华近两年，确有不少建树，他没有辜负老人的期望。

张多次在信中问候罗家伦的父亲。罗父六十大寿时，张致函遥祝，邮寄去梅花画轴一幅，并题贺联一副：

孤山种梅，千秋韵事。

岁寒枝老，定卜长春。

张元济为他人祝寿所作联语，存世者不多，此联可补遗缺之憾。此信仅署“六月三十日”。笔者请教罗久芳女士，承蒙罗女士复信告知其祖父罗传珍先生生于清同治九年（1890年），六十大寿当为1929年。其时罗家伦正在清华大学校长任内。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日本帝国主义轰炸并纵火焚毁了商务印书馆与东方图书馆。张元济数十年来苦心孤诣收集起来的几十万册图书化为灰烬。学人闻之，无不悲痛。罗家伦一面致函慰问，一面奔走呼吁，认为“不可不协助其恢复。设不能促其迅速之恢复，则不但文化损失，而于思想界有莫大之危险。”其情实为可掬。无奈“南京方面闻者韪之”，响应者寥寥。罗的一片热情付诸东流！张元济6月22日复信也颇为感人，函云：

奉本月十二日手教，备承垂注，感荷无似。呈示二月初旬，沪战初作，有书见寄，迄未奉到。彼时邮政总局处日兵监视之下，人心纷乱，事务停顿，或被遗失亦未可知。然我兄关爱之深，固当永久勿谖也。商务被毁，固属可惜，最可痛者为东方图书馆五十万本之图书，及涵芬楼所藏之古本（原藏三万五千余册，事前取出寄存银行者仅五千三百余册），此恐无复兴之望。每一念及，为之心痛。我兄前寄存在伦敦收回之外交文牍，不知已取去否。若犹未也，则亦为六丁摄去矣！……承许协助，极为感谢。将伯之呼，将来当再奉渎。弟独自损失，尚不甚重。辱荷垂询，久铭心版，然断不敢累及友朋，高谊云天，祗当心领。

同时期，张元济在给其他友人的信中，也一再表达了对“东方”数十万册图书化为劫灰的悲愤之情。这是他半生的心血啊！

罗家伦对张元济当初一而再，再而三慷慨资助，一直铭记心怀。值此商务遭劫之时，他更感到应“尽力设法以报先生之厚谊”。可是几年来到处奔波，积蓄无多，直至任中央大学校长后，罗的生活才较为安定。经过三四个月的积蓄，得款一千元，1935年11月通过银行汇给了张元济，以偿还十年前之“义债”，并称“其余之款拟于一年至一年半以内还清。受前辈扶植之人决非有心负义者”。张收到汇款单后，覆函罗家伦：“区区小事，何必挂怀。弟虽叠受银行倒闭及投资失败之累，然尚可支持。朋友通财，万不能认为债项，故仍托上海银行退回。异日设或困穷，再祈见惠可也。”经过罗家伦的执意坚持，张元济才收下这笔汇款。1936年6月，罗家伦以预祝张七十寿辰为名，又汇来一千元，“以补入先生当年之垫项”。这次张坚决不收，把款退回。罗又汇入，张率性不去银行领款。直到第二年4月，张元济有事去南京，顺道拜访罗家伦，当面交还汇款单。又是经过俩人友好的推诿，罗保证以后不再汇寄了，张这才收下。

他们的友谊是真诚的。张元济向来反对亲友为自己做寿，几次“整寿”，他都有意外出“避寿”。亲朋馈赠的寿礼常常被他退回，罗家伦却是个例外。1936年张七十寿辰前，罗送了一座精巧的磁屏风，上面是清同光年间景德镇名画家程雪笠的画作。张元济收到后，即复信致谢，并一直放置在书桌案头，直至逝世。

张元济致罗家伦信

1947年5月，罗家伦出任首任驻印度大使。3月中旬，罗经过沪上曾拜访张元济。不巧这一天张正外出未遇。张元济回寓见名片，当即让儿子张树年代为回访。可惜罗已返南京，失之交臂。于是张随即写信致谢，并祝罗被任命为驻印大使。信中说：“前见报载，荣膺印度大使。东亚两大，确有可以提携之处，此非寻常荡节也。诗云：‘皇皇华者，于彼原隰’，可为贤者咏矣。”这里张元济很贴切地用了一个《诗·小雅》中的典故。“皇皇华者”乃《小雅》中的一篇。《诗序》谓“君遣使臣”之诗，“送之以礼乐，言远而有光华”。张以此勉励罗“不辱使命”，表现了张对罗从事中印友好事业寄以期望。

1948年初，印度民族领袖甘地被刺身亡。张元济闻讯后于2月2日致函罗家伦，告以《东方杂志》准备出版一期专号，请罗提供稿件。信中他对甘地及其非暴力主义作了极高的评价：

昊天不吊，甘地被狙，凡有血气，罔不痛悼。环顾我国，恨无此人。岂惟我国，今世界亦罕见媲匹也。《东方杂志》思出专号，以志哀荣，藉申敬慕。彼邦记载知必甚详。荡节所在，敢乞代缉。自出事后一切报纸，涉及丧葬之礼、吊唁之仪，暨其家庭故事，戕杀案情者（似英文记载为限，能得精美图画尤佳），汇集飞寄。又如有最近新出英文书籍，记载其生平言行可歌可泣者，无论为印人或欧美人所著，亦乞代购数种寄我。书价、邮费并请开告，如数还上。

这封新发现的张元济书札，对了解并理清这位戊戌老人的思想脉络极为重要。联系他以往“和平改革，勿伤元气”的一贯主张，可以看“非暴力”和人道主义在他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1948年2月24日，罗家伦复函张元济：

甘地之丧，殊堪痛悼。先生对此老之崇敬若斯，可见天下之大道达德揆一也。《东方杂志》出专号，极表赞同，已嘱本馆同人分别撰译稿件。最近印度报纸发表甘地年谱一份，当系其弟子、亲属所编，较为详实。因其中名词或有非国内人士所能详者，故托同人合译，译成恐有数万字，或可出一小书也。总之，一个半月以内约有五万字稿件寄奉。伦曾写一篇《圣雄证果记》，交《京沪周刊》发表，系写目击情形，可请转载……

罗家伦的办事效率之高，令人惊奇。一个月后，文稿、图书就送到了张元济的案头。从现存张致罗的信中，我们可以知道：《追悼甘地专号》上罗提供的文稿和其他有关图书，为同年3月罗家伦归国述职时亲自携回的。因匆匆过沪赴宁，罗托友人专程送到张宅。3月27日张复函罗：“奉到薛、麋二君鸿文三篇，影片三帧，又关涉甘地及其言论集七册，均足为《东方杂志》甘地号资料，至感盛意。……”在张元济的关心下，1948年5月，《东方杂志》第四十四卷第五号《追悼甘地专号》出版了。其中薛留生《甘地的一生》和糜文开《圣雄甘地葬礼记》《甘地简要年谱》三文，当即为张收到的“薛、麋二君鸿文三篇”。罗家伦的《圣雄证果记》也转载于此。吴泽炎节译《甘地嘉言钞》及《甘地论人民运动》等补白，无疑均译自罗带回的书籍之中。《追悼甘地专号》的及时出版，为国内各界了解甘地及印度独立后现状，提供了较为翔实的材料。驻印大使的甘地被刺目击记，当时更富有可读性。

从现存罗家伦这一时期复张的三封信看，他们除讨论《甘地专号》编辑事宜外，还论及国内局势和印巴次大陆局势。罗告诉张他出访锡兰（今斯里兰卡）的种种见闻。当时锡兰独立，罗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参加其开国典礼，还应邀参观访问了几处佛教名胜。游兴所至，罗作诗记游，特抄示两首寄奉张元济。诗云：

队前大象披文甲，旗上雄狮舞宝刀。

艳服不教游女占，满街僧着杏黄袍。

杖锡遍送不计程，流沙雪岭海天云。

求真求确名僧志，细读巴利异样文。

罗家伦的这两首七绝原题《锡兰独立庆典即事》与《咏怀法显》。前一首记录锡兰独立庆典盛况，后一首写游览佛教名胜法显遗迹的感叹。后均收入其诗作《心影游踪集》。

戊戌老人张元济与五四健将罗家伦的交往，是现代文化史上一段值得称颂的佳话。一个闻过则喜，锐意改革；一个孜孜不倦，积极进取。一个扶植后学，慷慨输财；一个知恩图报，情真意切。两代学人，一对挚友，从五四开始的友谊持续了30年之久。如今太平洋两岸架起友谊长桥，张、罗两位先生的后人又把这友谊继续下来，发扬光大，这是值得庆幸的。

（原连载于《团结报》1993年2月13、17、20、24日，题为《张元济与罗家伦 的交往》；转载于台湾《中外杂志》1994年11月号，略有增补，改现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