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与“党人捐款”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张元济与“党人捐款”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张元济先生1916年11月21日日记有这样一段记载：“本年代付党人捐款，托梦翁（按指高梦旦）告翰卿（按指高凤池）。”同年12月30日日记又云：“将钮惕生收条五千元交与翰翁，并附一纸，声明此中情节。……余支根上，五年元月十五日付出三千元汇丰支票，十七日又二千元。”《张元济日记》在大量有关商务印书馆出版、印刷、营业等馆务记录中，这两条称为“党人捐款”的材料是那么简单，那么不显眼，但是其背后却关系到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钮永建像

1915年12月，袁世凯黄袍加身，演出了一场称帝的闹剧。然而，全国讨袁的高潮也随之到来。蔡锷、李烈钧等宣布云南独立，讨伐袁世凯，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护国运动。孙中山也发表《讨袁宣言》，痛斥袁世凯窃国罪行。他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人加紧了活动，酝酿着各地更大规模的起义。钮永建（惕生）这时带着孙中山的命令由香港潜回上海，准备策动长江各省接应讨袁。讨袁需要经费，主要靠向爱国绅商募集。

商务印书馆是当时颇具规模又有影响的企业，实际负责人张元济先生自戊戌变法以来在文化教育事业上辛勤耕耘，受到各界人士的尊敬。钮永建是上海人，辛亥上海光复，他担任过沪军都督府军务部部长。张元济当时曾参加发起“全国会议团”，并被推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代表，他们很可能早就认识。张元济对袁世凯向无好感，现在袁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帝制自为，他更是深恶痛绝，因而对一切反袁事业他都赞成。梁启超由津赴滇参加讨袁，在沪筹划起义事宜，逗留七十余日，有十多天就秘密居住在张元济的家里。对于钮永建为了讨袁、重振共和的募款要求，张元济当然是鼎力支持的。1916年1月15日，张元济交钮三千元，17日又付二千元。为着不惊动旁人，张元济以个人名义支款，连总经理高凤池也不知道，直到袁世凯死后半年，局势有了变化，他才把此中原委告诉高，经商定作为公司第二年的开支列账。

在袁世凯称帝逆流甚嚣尘上之际，为革命党人捐款是很危险的事。当时，袁在上海的亲信、淞沪护军使杨善德及警察厅长徐国梁，到处逮捕和屠杀革命党人；租界“洋大人”们也助纣为虐，对革命党人詹大悲、温楚珩无理监禁，肆加迫害。上海城正处于恐怖大网笼罩之下。但是，爱国志士们仍在默默地反抗、争斗。从1916年1月至5月，中华革命党在上海及其附近地区，举行了一连串的武装起事，较大的几次如4月占领江阴、吴江，进攻无锡、金山等战事，影响很大。张元济的五千元“党人捐款”，或许就此派上了用场。(www.guayunfan.com)商务印书馆的讨袁捐款，显然给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张元济与他们的交往也明显多了起来。在此后的日记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1916年7月25日，孙中山带了廖仲恺、胡汉民、张继、唐绍仪等到商务厂，张元济陪同他们参观；9月11日，在梁启超的宴席上，张元济会晤了黄兴；第二天，黄兴邀张元济到他家中吃饭，还介绍张认识了几位搞军事的同志。12月29日，张元济约唐绍仪、胡汉民、薛仙舟、杨永泰等在一品香西餐馆晚餐，谈些什么，日记没有说明，但翌日即“将钮惕生收条交与翰翁”，并商定报账办法，显然这次宴请与“党人捐款”有关，或许这收条就是在席间转交的。

1917年初，孙中山派邓家彦来商务商印《会议通则》一万部，后来张元济在一次宴会上又会晤了孙中山、廖仲恺等人。频繁的交往，使张元济与革命志士在讨袁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友谊进一步加深了，这对张元济思想的变化——随时代潮流而进步，不会没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原载1990年5月23日《团结报·史海钩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