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涉园善本藏书钩沉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张元济涉园善本藏书钩沉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在近代藏书史上，张元济（菊生）先生的名字是与涵芬楼和“东方”“合众”两家图书馆紧密相连的。他的私人藏书则以乡邦文献著称于世。1941年，他以所藏浙江嘉兴府先哲著述476部、1822册，海盐县先哲著述355部、1115册，海盐张氏先人著述、刊印、评校、藏弆书籍104部、856册及石墨、图卷各1件捐赠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该馆曾编有《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一册。

其实，张元济也曾收藏过若干宋、元、明善本古籍，一部分不久归了涵芬楼，一部分几十年后也陆续归了公家收藏。许多书又经他之手影印出版，产生过很大影响。由于没有留存书目，长期以来不为论者所注意。有人误传张元济的藏书都让与商务，“商务仍保留他涵芬楼原名”云云。以讹传讹，还被写入了藏书史专著[1]。产生误解的原因，可能因为早期商务编译所图书室（涵芬楼）收书工作，往往是以张元济个人名义进行的。1909年初《教育杂志》就刊登过由他署名的《收买旧书广告》：

兹为保存国粹起见，拟搜罗旧学书籍。无论经、史、子、集，只须版本精美，的系旧刊，或据善本影抄，或经名人手校，均可收购。海内藏书家有愿割爱者，祈将书名、册数、撰人姓氏、序跋姓氏、刊印时代、行款、纸色、有无残缺损破、欲得售价若干，逐项开示，径寄敝寓。信资自给，合用者即当函商一切，否则恕不答复。伏维雅鉴。上海新垃圾桥浜北北长康里沿马路　武原张公馆谨启。[2]

张后来在西藏路长吉里寓所的大门上钉有“收买旧书”的铁皮招牌，为此还发生过“书包炸弹”历险事件[3]。登广告，钉招牌，主要目的是为涵芬楼购书。不用公司名义，一则可能为谐价方便，二则张元济自己也可从中收得乡邦文献和若干珍本古籍，有时还因为书价较昂而留作自购的缘故呢。1916年10月14日《张元济日记》“杂记”栏记：

将去年四月至本年九月所购旧书汇送图书馆。计价一千七百六十一元。(www.guayunfan.com)另有宋本《名臣言行录》《广韵》《续文章正宗》三种，《永乐大典》四册，共一千七百六十三元。因价甚昂，然将来必长［涨］。有信问翰翁，应否归馆。[4]

这条记载十分重要。第一，张经手为公司购旧书，似乎先由他垫付钱款，最后报账的。第二，价格较昂的书，他还征求总经理高凤池的意见。这三种宋本书和四册《永乐大典》，后似均由张元济个人购藏（详见下文）。他办事向来认真，公私分明，有口皆碑。善本贵在流通，孤本更应传世。张元济一生为传播文化、为古书“续命”，贡献卓著。他对已藏善本更是从不秘惜，经常慷慨地提供公司使用，许多罕见珍本由此得以流传。《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和《续古逸丛书》中都有海盐张氏涉园提供的底本。有几种还或送或让，成人之美，留下许多书林佳话。

张元济善本藏书并不算多。树年先生回忆说，当年极司非而路寓所二楼过道上有四只书橱，其父卧室里另有一只书橱，“藏有父亲最心爱的四册《永乐大典》和几种宋版、明版书”[5]。书橱还放置文件和来往信函，过道上那几只书橱甚至儿子读书用品也占有一席位置。关于张元济书斋称谓，值得讨论。他为涵芬楼所购书常钤有“海盐张元济经收”印，却很少在自己的藏书上钤印，也无专门的斋名，对外则一直沿用海盐张氏先祖共用的涉园堂号。张元济常自称“涉园主人”；《四部丛刊》中他提供底本的书出版牌记均标明“海盐张氏涉园藏”；四十年代合众图书馆为张捐赠的乡邦文献编的书目也冠以“涉园”二字；他生前出版的《涉园序跋集录》又是一例。说来“涉园”可称作张元济的书斋名字。至于有人把涵芬楼也归到其私人藏书名下，绝对是不妥的。公是公，私是私，公私岂能混淆？

张氏善本藏书大都购于辛亥前后。时值革命，清廷遗老们的藏书大量散出，那时商务正处于兴旺时期，张元济个人经济也较宽裕。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以下简称《经眼录》）记壬子（1912）、癸丑（1913）在沪所见“张菊生书”多种，即是明证。《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以下简称《尺牍》）也保存了大量张氏购藏善本书的资料，弥足珍贵。傅氏《经眼录》中有更多注明“涵芬楼藏”的善本，可见他是区分张氏私藏与涵芬楼公藏的。至于傅氏注明“张菊生书”的善本，现能从《涵芬楼烬余书录》（以下简称《烬余书录》）及其附录《涵芬楼原存善本草目》（以下简称《草目》）中找到，显然后来归了公司收藏的缘故。张元济曾经收藏过应该也是事实。

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抗战爆发上海沦为“孤岛”以后，张元济的经济渐趋拮据，经常出售藏书易米，但也有例外。1937年3月，他花700元购入《永乐大典》两册，1942年还购入宋刻本《欧阳文忠公集》残本一部。这明显带有抢救国宝、不使其流出国门的意义。1940年，他与郑振铎、张寿镛等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下一大批濒于绝境的历史文献。随着当年文献保存同志会文件逐渐发表，张元济原藏部分善本的归宿也趋向明朗。十余部精品藏书均于那时归了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如郑振铎1941年4月在《文献保存同志会第八号工作报告》中披露：

本月廿二日，又从张菊老处，得其藏书中之最精者五种：（一）唐写本《文选》一巨卷（日本有数卷，已收为“国宝”，并印为帝大丛书），（二）宋写本《太宗实录》五册，（三）宋刊本《山谷琴趣外编》一册，（四）宋刊本《醉翁琴趣外编》一册（残），（五）元刊本《王荆文公诗注》十册（李璧注，国内无藏全帙者）。此五书，皆可称为压卷之作。菊老大病后，经济甚窘。彼意谓：将来必将散去，不如在此时归于我辈为佳。因毅然见让。计共价二千六百元（代称，实价的十分之一，实价26000元——引者注），实不为昂也。得《文选》，总集部可镇压得住矣；得《太宗实录》，史部得冠冕矣；得山谷、醉翁《琴趣》二种，词曲类可无敌于世矣；得《王荆文公诗注》，元刊本部分足称豪矣！[6]

这些书在《台湾公藏善本书目书名索引》（以下简称《索引》）等工具书中都能找到。新中国成立后，张又将包括家传文物在内的最后几件珍藏捐献给了国家。

现以经、史、子、集顺序，钩沉辑录张元济先生主要善本藏书的来龙去脉，从一个侧面再现这位著名藏书家、出版家为古人“续命”的浓浓情结，以及对近现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卓越贡献。已收《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者，兹不赘述。

元刊本《书集传辑录纂注》

《书集传辑录纂注》6卷，元董鼎撰，6册，傅氏《经眼录》记云：“元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本，10行20字，小字双行24字。钤有槜李项氏、秀水朱氏潜采堂各印。海盐张菊生元济涉园藏书，壬子岁暮见于海上。”[7]槜李项氏，指明代嘉兴藏书家项笃寿父子，其万卷楼藏书名闻遐迩。秀水朱氏潜采堂，即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藏书处。朱氏早年曾游江都，以二十金购得项氏万卷楼之残帙若干。此书张元济约得于清末民初，后归涵芬楼。《烬余书录》有著录，书名定为《书蔡氏传辑录纂注》，6卷，“元延祐刊本，朱竹垞旧藏”。藏印与傅氏所记同，无疑即是书。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元刊明修本《仪礼·仪礼图·旁通图》

《仪礼》17卷《仪礼图》17卷《旁通图》1卷，宋杨复撰。1913年傅增湘“代张菊生购存，值五十元”。《经眼录》记其版本：“元刊明修本，十行二十字，黑口，左右双栏，版心上记字数，下记人名。补板各叶板心有‘闽何校’‘林重校’‘运司蔡重校’各字，间有题‘正德十二年补叶’七字者。”[8]《索引》著录台北‘中图’有元昭武谢子祥刊明修补本《仪礼图》《仪礼旁通图》和《仪礼正文》，版本卷数相同，疑即原张氏藏本。

宋刊本《春秋经传集解》

《春秋经传集解》30卷，晋杜预撰，16册。傅增湘《经眼录》记云：“宋刊本，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注双行二十七字。卷首序后有牌子，文曰：‘潜府刘氏家塾稀世之宝’。内补配数卷，为纂图互注本，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一字，注双行二十六字。钤有‘涉园’‘张载华印’‘芷斋图籍’诸印。壬子见，张菊生书。”[9]此为张氏六世叔祖张载华原藏之书，张元济约得于清末民初。1941年5月，此书与宋蜀本《权载之文集》残本、宋刊明印本《真文忠公续文章正宗》等六种善本，一起售与文献保存同志会，共六千元[10]。今藏台北“中图”。

宋刊巾箱本《广韵》

《四部丛刊·广韵》

《广韵》五卷，宋陈彭年等在隋陆法言《切韵》及唐孙愐《唐韵》的基础上编撰而成，是我国保存至今最早的一部韵书。据考，宋代有雍熙、景德、祥符三种官修《广韵》，现仅存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一种残本为北宋刊本，余较完整的四种皆为南宋刊本。此宋刊巾箱本为后者之一。前引1916年10月14日《张元济日记》所提三种宋本书中即有此本，张购藏后即将《广韵》影印辑入《四部丛刊》。孙毓修《四部丛刊书录》记其版本：“《广韵》著录家未见宋本，此宋刊巾箱本，字画清朗，椠印俱精，兹依原本尺寸影印，丝毫未减。每叶二十行，行大十五字，小廿四字。白口，双边，中缝标‘韵几’，下记刻工姓名。每韵不另起，以鱼尾隔之……”1933年夏，此书售与密韵楼第二代主人蒋祖诒（谷孙）。吴湖帆《丑簃日记》1933年7月3日记：“余同博山访谷孙，获见宋淳熙刻《广韵》，至精。张菊生家所出也。”[11]不久又归刘晦之小校经阁所藏。1940年8月，刘晦之有宋元版书九种售与文献保存同志会，此书在内，郑振铎1940年8月7日致张寿镛书云：“《广韵》为菊老旧藏”[12]，即是明证。因而此书今藏台湾“中央图书馆”。查《索引》有著录。

南宋馆阁钞本《太宗皇帝实录》

《太宗实录》成书于宋咸平元年（998），钱若水等撰，凡80卷。是为南宋馆阁写本，钱大昕定为理宗朝重录之书，存12卷、5册。虽为残书，但皆宋写原本，卷末有书写人、初对覆对者姓名等原始记录，举世无双。此书清代由黄荛圃、汪士钟、赵宗建递藏，有黄荛圃、钱大昕跋文。清末常熟赵氏旧山楼藏书散出，归张元济购藏。早在1919年《续古逸丛书》刊行之初，张就有将此珍本影印出版的打算，曾定为《续》书第二种。可能未找到配补之书，因而未编入《续古逸丛书》，而于1936年7月收于《四部丛刊三编》，补配以瞿氏铁琴铜剑楼藏钞本八卷。张氏跋文云：“是书与李焘《通鉴长编》互有详略，与《宋史》亦必有异同，倘取以互校，证讹补阙，于读者当甚有裨也。”[13]可见其文献价值极高。1937年7月，他曾将此书与《明嘉靖二年会试录》送上海文献展览会参展。1941年4月22日，此书与另四种“藏书中之最精者”售与文献保存同志会。今藏台北“中图”。

《四部丛刊三编·太宗皇帝实录》书影

明正统刊本《唐忠臣录》

《唐忠臣录》3卷，明郑瑄编集，2册。傅增湘《经眼录》记该书：“明正统刊本，十一行二十字，黑口。记张巡、许远事，正统十四年卫庸刊。张菊生藏。壬子。”[14]后归涵芬楼。张氏《烬余书录》记：“郑氏分教河南归德时，承郡守顾伯圭命，辑录是书，以传唐臣张巡、许远及其将贰南霁云、雷万春、贾贲、姚訚战死守节之事，而历朝崇祀之典礼，后人凭吊之文词，亦附焉。”[15]此书史料价值颇高。今藏国图。

宋刊本《五朝名臣言行录》《三朝名臣言行录》

《五朝》10卷、《三朝》14卷，宋朱熹辑，共20册。是二书记宋代自太祖至徽宗各朝名臣97人言行。孙毓修云：“世行《名臣言行录》，皆与李幼武《续录》并为一书，陈均编年备要，引用书名即然。是朱子单行之本，宋季已罕传矣。惟《直斋书录》载《八朝名臣言行录》二十四卷，为著录家所仅见。”[16]是书原为袁寒云藏书，1915年春经傅增湘说项袁氏让与张元济。同年4月24日张致傅书云“《名臣言行录》已以五百八十五元购入。是书避讳极严。如瑗、援、曙、署、侦、徵等字均有缺笔，尚有耿、伟、玮等字亦在缺笔之列。则此颇鲜见者。究系何时刻本，尚未考订明晰。”[17]前引1916年10月14日《张元济日记》，3种宋本、4册《大典》“因价甚昂”，由张私人购入，《言行录》即在其中。此书曾引起缪荃孙的极大关注，他告诉孙毓修：“《言行录》初出时，人人以为明翻，弟见之，以为后多一跋，又考证两叶，为顾千里、洪宾华所未见，石铭始有三百元之价。今归菊生，甚善甚善。能印出，更嘉惠后学矣。”[18]缪还考得该书“韦字缺笔”，乃是“避孝宗旧名玮”的缘故，并非朱熹家讳[19]。后来他还向张元济借抄此书[20]。张不久将二书全部影印编入《四部丛刊》，这部宋刻秘本从此广为流播。原书归宿何处呢？疑让归潘明训宝礼堂。查《宝礼堂宋本书录》著有此书，行款与《四部丛刊》本相同。从张元济为此书所撰书录考证之详、校勘之细，也可证明他对此书的熟悉程度。二书今藏国图。

旧钞本《黄尊素说略》

作者黄尊素乃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之父，因三次疏劾魏忠贤党下狱而自尽。《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载尊素遗集，无《说略》，黄梨洲也未提及，但所记史实均与《明史》本传相符，不少地方还详于《明史》。傅增湘《经眼录》记其书：“记明季事。古香书屋项氏写本。张菊生藏书，壬子春见。”[21]此书1917年辑印于《涵芬楼秘笈》第二集，孙毓修撰跋。原书后归涵芬楼，《草目》曾著录，毁于“一·二八”之役。所幸已印出，秘籍化身千百，得以流传。

《涵芬楼秘笈》部分

旧钞本《安禄山事迹》

傅氏《经眼录》记《安禄山事迹》三卷，唐姚汝能撰，“旧写本，八行十七字。钤陈仲鱼、马二槎印。张菊生书，壬子。”[22]此书来历不凡，清代曾藏海宁陈鳣向山阁和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后亦归涵芬楼庋藏，《草目》著录有“《安禄山事迹》钞本，马二槎、陈仲鱼藏印”，当即此书，可惜也毁于“一·二八”之役。

日本内藤湖南重录钞本《溃痈流毒》

此书系中国鸦片战争时期文献汇编，共4册，国内早已失传。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1930年10月赠予张元济。内藤题识云：“原本系京都府立图书馆所藏。余尝语汪穰卿[23]舍人，以其有益鸦片战役史实，穰卿欲任印行。余为录副二分，未成而穰卿即世，复以一分贻罗叔言参事。今以一分奉赠菊生先生，能为我印行此书，以成穰卿未竟之志乎？庚午九月　虎。”[24]不久商务迭遭“一·二八”“八一三”之役，损失惨重，未能及时印出。张元济在该书题跋云：“此书为日本内藤虎次郎所赠，恐以后无以慰两死友之望矣。菊生。”[25]20世纪50年代初，当他知道翦伯赞等正在辑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即于1953年5月11日致函翦，建议将此书收入其中。同年6月，他嘱人抄出副本寄京，后收于上述丛书第一种《鸦片战争》内。内藤所赠原钞本后由张元济捐赠合众图书馆，今由上图递藏。

明刊本《正德十六年登科录》

明正德十六年（1521）刻本，不著编者，4册。原宁波天一阁藏书。民国初天一阁被盗，大批珍藏流散沪上，张元济为涵芬楼购得其中若干，似也自购五种明代科举题名录。内乡邦文献两种（《嘉靖元年浙江乡试题名录》《嘉靖二年会试登科录》）后捐赠与“合众”，今藏上图。另3册则于1941年5月，跟宋刊《春秋经传集解》、宋蜀本《权载之文集》残本、宋刊明印本《真文忠公续文章正宗》共6种善本，售与文献保存同志会[26]。此为其中之一。今藏台北“中图”，《索引》有著录。

明刊本《嘉靖十九年应天府乡试录》

明张治等编，嘉靖刻本，4册。原天一阁藏书。罗振常经见并撰跋：“原书脱去半页，致缺跋者姓名。然明时乡试录例是主考官作序，副考官作跋，故据卷前所列衔名补之。振常记。”[27]购藏与归宿同上。

明刊本《万历十四年会试录》

明王锡爵等编，万历刊本，4册。原天一阁藏书。购藏与归宿同上。

清吴翌凤手写本《续名贤小记》

明徐晟撰，记明末吴中名贤38人事迹，“清风亮节，增虎阜茂苑之光者”[28]吴翌凤，号枚庵，清代乾嘉时苏州以抄书著名的藏书家，其抄书、藏书，至老不辍。吴氏手抄之书均被藏家视为珍宝，竞相争购。《续名贤小记》一册系吴氏晚年所录，原藏顾沅艺海楼。傅增湘《经眼录》记此书：“清吴翌凤手写本（时年七十有四）。张菊生书。壬子。”[29]1919年4月，张元济将此书影印收入《涵芬楼秘笈》第七集，孙毓修撰跋。原书后归涵芬楼所藏，毁于“一·二八”之役。《草目》有录。

《涵芬楼秘笈》书影

清翁心存手稿本《翁文端公日记》

翁心存（1791—1862），江苏常熟人。道光进士，历官工、兵、礼、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和体仁阁大学士等职。晚清重臣翁同龢之父。约1940年，张元济于上海书肆收得从常熟流散出来的翁氏日记手稿25册，起道光五年，讫同治元年。张原计划选录排印出版，并亲自撰写题跋与摘录凡例，后未果。题跋云：“此四十余年中，实为清祚衰落之际。外患如英人鸦片之战，攻占广州、舟山，焚毁圆明园，逼成城下之盟，陷我为半殖民地；内忧如洪杨之乱，淮捻、滇回之乱先后迭起，蔓延十余省。维时军政之废弛，吏治之颓靡，财政之支绌，几于无可措手。清廷虽仅免覆亡，而祸根实已遍于朝野……皆可于此窥见概略。”[30]《日记》的史料价值由此可见。1951年5月，张得知常熟翁氏遗书已由其后人捐赠北京图书馆，于是将此25册《翁文端公日记》托郑振铎带往北京，代翁氏捐与国家。今藏国图。

明钱穀手写本《吴郡图经续记》

《吴郡图经续记》3卷，宋朱长文撰，明钱穀钞本1册，黄荛圃、顾千里旧藏，有二人手跋。傅增湘《经眼录》记此书：“明钱叔宝（穀）写本，有顾广圻、黄丕烈跋。壬子岁见。张菊生书。”[31]钱穀家贫，借书、抄书近万卷，并且均为珍善之本，世所罕见。此书后归涵芬楼，《烬余书录》有著录。今藏国图。

清赵氏小山堂钞本《揽辔录》《骖鸾录》《吴船录》

宋范成大撰，记范氏游历见闻。《揽》1卷，《骖》1卷，《吴》2卷。四部编目属史部“地理类行记”。小山堂系清初杭州赵昱、赵信兄弟藏书楼，他们为明末山阴澹生堂祁氏外家后人，精心搜罗祁氏藏书，颇多善本。此三种钞本张元济约得于民国初年。傅增湘《经眼录》记此书：“清赵昱小山堂写本。壬子岁见。张菊生书。”[32]此3种旧钞后归涵芬楼，《草目》有录，毁于“一·二八”之役。

张元济批注《郘亭知见传本书录》

《郘亭知见传本书录》16卷，清莫友芝撰，宣统元年（1909）日本东京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北京铅印本，共10册。此书虽为常见工具书，但因其编辑合理，所列四部之书又富，许多著名藏家均以此书为找书津逮，在书上留下批注，遂成珍贵文献。张元济于辛亥（1911）至乙丑（1925）年间，为涵芬楼访求善本古籍，将部分本人所见善本、傅增湘有藏之本及据各家书目标注之行格等，批注于《郘亭》一书上，记录了清末民初一批古籍的流散情况。张于书目副叶批注云：“上栏朱笔数目为蒋氏书目号数，下栏朱笔及上栏墨笔为涵芬楼精本书目号书。蒋书难印者以△为记。”蒋书指密韵楼蒋氏藏书。阅书并注意及印刷问题，真可谓一丝不苟。此书“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幸为当时参加清理“抄家图书”劳动的顾廷龙发现并拣出别藏，得以保存。“文革”结束后由张树年先生领回。20世纪80年代树年先生将此书捐赠上海图书馆。1987年顾廷龙以其中“所记凡系岁月者”，撰成《张元济访书手记辑录》一文，辑录张氏批注55条。并记其失而复得之原委。该文发表于《出版史料》1991年第2期，收于《顾廷龙文集》。

宋刊本《纂图分门类题注荀子》

此书20卷，唐杨倞注。傅增湘《经眼录》记云：“宋刊本，半叶十行，行十九字，注双行二十三字，细黑口，左右双栏，鱼尾下记书名荀子几、荀几，左栏外记篇名。卷一标题后隔一行题‘关中刘旦校正’，次行题‘大理评事杨倞注’。首有杨、刘二氏序。”“此书张菊生前辈新得于沪上，驰书见告。己卯（1939）九月十六日记。”[33]此本极为罕见，傅与张的通信中几次提到它。如1939年12月9日傅告诉张：“今日偶阅《天禄琳琅》，元版子部正首刊此书。按所记前有陈傅良所辑《荀子门类题目》一卷，共四十门，皆书中可作题目者。不知尊藏本尚存否？其木记‘关中刘旦校正’外，尚有‘麻沙刘通判宅刻梓于仰高堂’十二字。得此可以证明确为麻沙刻本矣。”[34]1941年3月，张元济将此书让售与文献保存同志会。郑振铎等《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七号工作报告》云：“三月底，购得张菊生先生所藏宋刊宋印本《荀子》一部，计价四百元（代称，同前，实价4000元——引者注）”[35]今藏台北“中图”。

清赵氏小山堂钞本《东原录》

宋龚鼎臣撰，1卷。傅增湘《经眼录》记：“清仁和赵昱小山堂写本。壬子岁见。张菊生藏书。”[36]此书后归涵芬楼，《草目》著录，惜毁于“一·二八”之役。

清赵氏小山堂钞本《五总志》

宋吴炯撰，1卷。傅氏《经眼录》记：“清仁和赵氏小山堂写本。壬子岁见。张菊生藏书。”[37]此书后归涵芬楼，《草目》著录，并注明有“陈仲鱼、吴兔床藏印”。可见此书曾藏陈鳣向山阁与吴骞拜经楼。渊源有绪，弥足珍贵，惜也毁于“一·二八”之役。

元谢应芳手书《佛经》六种

谢应芳，字子元，武进人，元末明初著名学者，有《辨惑编》《思贤录》《龟巢录》等。是元写本为张元济母亲谢太夫人家传之物，共106叶。张元济跋云：“吾母系出毘陵谢氏，为先生十八世从孙。是物藏于舅家，活几何年矣。余外曾祖游宦粤东，携以至粤。传云外祖无子，是物遂归吾母。先生生于元末，至今历六百载，手泽如新，展卷敬阅，宝光胜溢，令人心目俱眩，真神物也。”[38]1953年4月，张将此祖传名人法书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今藏国图。

明钞本《雪庵字要》

《雪庵字要》1卷，元李溥光撰，记述书法技艺的一本书论专著，图文并茂，主要叙述中国书法“永字八法”。此书明初有刊本，然早已失传，仅此明钞本存世。该钞本原为明末常熟汲古阁藏书，有“汲古阁”“毛子晋”“毛扆之印”等藏印，并有黄荛圃跋文。清末归邓邦述群碧楼所有。民国初，邓氏部分藏书流散。1918年夏张元济于北京书铺见此秘籍，遂购回。恰邓邦述过访，见此书“诧为故物”，张即慨然见赠，物归原主。张提议将此罕见之书影印辑入《涵芬楼秘笈》，邓允诺。张撰二跋，述其原委[39]，全书影印刊于《涵芬楼秘笈》第九集（1920年6月），从此该书得以流传。邓氏原群碧楼藏书精品于上海“孤岛”时期归文献保存同志会购得，《雪庵字要》今藏台北“中图”，《索引》有此书著录。

旧钞本《全芳备要》

《全芳备要》前集27卷后集31卷，宋陈景沂编辑，古代的一部关于植物学的类书。世无刊本流传，钞本也极为罕见。涵芬楼原藏有该书后集旧钞本一部（有“翰林院教忠堂”藏印）。1925年张元济购得旧钞前集，恰逢美国植物学家施永高博士访华，并代美国会图书馆购书，要求抄录涵芬楼所藏《全芳备要》。张遂以自购的旧钞前集，假涵芬楼藏本校勘及补抄后集，让归施永高。同年12月张撰跋文，记其原委甚详[40]。此书今藏美国国会图书馆。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此书，并收录张跋全文。

明嘉靖写本《永乐大典》残本

民国初年，北京琉璃厂旧书铺不时有《大典》散册出现，中外人士竞相争购，价格扶摇直上。张元济通过傅增湘为涵芬楼购得数种。两人来往书札提到《大典》购藏很多，或成交，或未果，错综复杂。即使购得之本，韵目为何，哪几册自购，并无明确记载。现综合有关史料，考得张元济1916年自购《永乐大典》残本4册，其中3册1933年售归天津藏书家周叔弢[41]，1937年时张又购得2册。前后曾藏有6册，最终均归公家图书馆所珍藏。

《永乐大典》本《忠传》首页

（1）卷四百八十五之下半至卷四百八十六　一东忠字韵（忠经忠传）　一册。1914年9月22日傅增湘致信张：“又见《永乐大典》一本，忠字号（《忠经》《忠传》皆全），内附图数十叶（工笔画人物），真乃罕见之物。湘所见数十册矣，然有图者绝少。公如收入楼中，亦罕见之秘笈。《忠传》一书未见著录，亦无撰人名第。此册索价一百元，不知公愿收否？”[42]最后以86元成交。1916年春，孙毓修辑印《涵芬楼秘笈》，即将此册冠以《忠传》书名，作为该丛书第一集第一种影印出版，开启《大典》影印流通之先河。孙毓修撰跋云：“其书以流俗本马融《忠经》为主，仿宋人平话体，引史事以阐演之，每事皆有画像。”“此以有图，即用原本影印者。此殊别开生面云。”[43]此册疑即1916年10月14日《张元济日记》中所提到的四册《大典》之一。1933年春，陈乃乾得知张元济有出让善本之举，致函询问。张在复函中说：“敝藏《永乐大典》四册（售贰千元）、宋刊《广韵》（售伍千元），今均有人正在谐价。尊处可出若干，敬祈示悉。如前途作罢，当奉归邺架。”[44]《广韵》售与蒋谷孙，《大典》买家则是周叔弢，但周似乎只买去了忠字韵、村字韵和杭字韵3册。查1939年袁同礼《〈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中“庋藏者”栏，忠字韵等3册均注明“秋浦周氏”[45]。今忠字韵《大典》藏于台北“中央图书馆”，系由周氏出让所致。

（2）卷九百八十一　二支儿字韵（小儿证治十四）　一册。傅增湘《经眼录》有著录，注明“癸丑”（1913）所见。1916年时张元济跟忠字韵等3册《大典》一并购入。此册似未与其他三册一起售与周叔弢。1939年袁同礼《〈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中“庋藏者”为“海盐张氏”。但何时从张家流出，不详。新编《〈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张升编）著录现藏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46]，入藏缘由待考。

（3）卷三千五百七十九至八十一　九真村字韵（村名、邨尊等字）　一册。傅增湘《经眼录》有著录，注明“癸丑”（1913），1935年1月9日傅增湘致信张，拟借用《大典》4册，3册为涵芬楼藏书，“村字一册，此册查目知为公所藏也”。1月13日张复傅书云：“需用《大典》门、冀、学字三册，遵嘱检出，遇有妥便，即托带呈。至村字册为弟所藏，已于前岁售与叔弢矣。”[47]，此册今藏台北“中图”，系由周氏出让所致。

（4）卷七千六百零二至七千六百零三　十八阳杭字（杭州府）　一册。傅增湘《经眼录》称“甲寅”（1914）所见。同年9月27日傅致函张元济：“又有《大典》一册，乃杭字。皆记宋时杭州风俗物产，如《武林旧事》《西湖老人繁胜录》（此书不见著录，有十余叶），均佳。但亦索百元。购否？”[48]正在鱼雁往还谐价之时，传来此册为缪荃孙“捷足先登”而购去的消息。《西湖老人繁胜录》向无其他传本，所记又当作者亲历杭州繁盛时的情况，史料价值颇高。孙毓修当时从缪氏艺风堂借得后录出，1916年编入《涵芬楼秘笈》第三集，还请杭州学者吴庆坻（子修）校勘并加注释。杭字韵《大典》何时由艺风堂转入张氏涉园，现无直接材料。现存1916年10月12日孙毓修致张元济函，“奉阅”《繁胜录》样张，商讨吴氏校语处理问题[49]，可能此时原书已入藏张元济书斋。据1930年8月4日胡适日记记载：“在张菊生先生处看见四册《永乐大典》，其中杭字一册有《武林旧事》《都城纪胜》及《都城繁胜录》。《繁胜录》是我不曾见过的。”[50]1939年袁同礼撰《卷目表》，此册“庋藏者”为“秋浦周氏”，当1933年春与忠字韵、村字韵两册《大典》一起让归周叔弢。杭字韵一册1951年8月由周捐献给北京图书馆，今藏国图。

（5）卷五千二百四十八至四十九　十三萧辽字韵（世宗景宗、圣宗）　一册。

（6）卷五千二百五十一至五十二　十三萧辽字韵（天祚九主年谱、辽控制诸国）　一册。

这二册《大典》原藏刘承幹嘉业堂，1931年5月14日张元济致商务沈阳分馆孙伟（乾三）书中曾提到金梁（息侯）拟得刘氏所藏《永乐大典》辽字2册，“议定代价一千元”，由商务附入货箱内寄上云云[51]。可见这两册《大典》1931年时已由上海到了沈阳。1937年，它们又出现在上海，为张元济所购藏。残存的张元济1937年日记记有此事。3月1日：“李紫东来，云有辽字《大典》二册。余还六百元。索价千元。”3月6日：“李子东来，出示辽字《永乐大典》二册。余以前还六百元，今日又增一百元。”[52]李为上海忠厚书庄主人，与张元济早有交往。这两册《大典》在张手上收藏时间不长，约“孤岛”初期即售出易米。1939年袁同礼刊《〈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庋藏者”已是“大连满铁图书馆”。入藏缘由不详。满铁图书馆于1945年8月为苏联军队接管，在接交时期图书损失严重，原藏《永乐大典》55册“失踪”。1954年苏联列宁图书馆送还中国《永乐大典》52册，全为大连满铁图书馆原藏。辽字韵两册当亦在其中。这就是它们今天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的历史因缘。

宋蜀刊本《权载之文集》残本

《权载之文集》，唐权德舆撰，全书50卷。是本存8卷，与《续古逸丛书》中所收《皇甫持正文集》《许用晦文集》《郑守愚文集》等宋蜀刊唐人别集，同出一源，可惜仅为残本。张元济1918年间经傅增湘之手购藏。傅氏《经眼录》记其残本云：“存卷四十三至五十，计八卷。宋蜀刊本，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一字，版心题‘载几’，白口，左右双栏。钤有‘翰林国史院官书’大朱印。又‘刘体仁印’‘公恿’‘颍川镏考功藏书印’三印。戊午。”[53]是宋蜀本《权》集残本一册，张于1941年5月与宋刊本《春秋经传集解》、宋刊明印本《真文忠公续文章正宗》等善本6种，一起售与文献保存同志会。今藏台北“中图”，《索引》有著录。

宋刻书棚本《唐李推官披沙集》

唐李咸用撰《披沙集》极为罕见，《四库》未收。是本为南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刊印，俗称“书棚本”。有“藤井方明”“向黄村珍藏印”“静节山房宋本鉴藏之印”“读杜草堂”“好古堂藏书记”“白水书院”“仁寿山庄”“星吾海外访得秘笈”“宜都杨氏藏书记”等藏印。傅增湘记其收藏原委：“是书杨惺吾得之日本。余于壬子十月在上海以二百银币得之，旋以归之张菊生。嗣邓孝先闻之，以藏有书棚本《群玉》《碧云》二集，欲得此使三李合并，癸丑十月始自沪寄来，遂以归之。一年之间此书四易其主，志此以作云烟过眼观可也。”[54]张元济得此书仅一年，即成人之美，让归邓邦述群碧楼。宋本《披沙集》后张借影辑入《四部丛刊初编》，署“上元邓氏群碧楼藏宋刊本”。要不是傅增湘《经眼录》及与张的通信中记有这段书林美谈，人们也许不知道张元济涉园也曾藏有过这部宋刊秘籍。20世纪20年代后，邓邦述住在苏州，境况困窘，以书易米。1927年他将部分精本，以5万元价售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宋刊《披沙集》亦在其内。此书今藏台北，《索引》有著录。

旧钞本《徂徕文集》

《徂徕文集》20卷，宋石介撰。是书为清黄荛圃、顾湘舟旧藏钞本，三册。傅增湘《经眼录》记是书云：“旧写本，十行廿字。壬子岁见，张菊生书。”[55]后归涵芬楼所藏，《烬余书录》有著录。今藏国家图书馆。

明正统四年刊本《宛陵先生文集》

宋梅尧臣撰，60卷，24册。梅尧臣《宛》集明刻本与宋刻本编辑不同，张元济曾给予很大关注。《四部丛刊初编》用的是明万历梅氏祠堂刻本作底本影印。1928年张赴日本访书，借影自内野皎亭藏宋绍兴残本30卷，1940年请夏敬观校订并影印出版。其间张致书夏：“旧影残宋本《宛陵集》近拟付印。前蒙校订，称有正统本者，现拟录出校记附印卷尾，须觅原书复对。弟处旧藏相传弘治本一部，未知是否即正统本？”[56]（1940年3月7日）同日，他又致信李拔可：“敝藏《宛陵集》（全书廿四册今送去，乞詧收）顷已检得。购时以为弘治本，弘治与正统相去不远，以为即是一本。当请剑翁审定。据云伊索见所谓正统本与敝藏又不同，……弟疑即万历本之初印本。”并嘱咐派人访得正统本一对，校出异同，“记入校记”[57]。张己藏明刊《宛》集购于何时何地，不详。1940年商务印行宋残本《宛陵先生集》时曾用来校补。抗战时期，张元济曾拟出售藏书易米，在1942年5月15日致傅增湘的信中曾提到此书：“弟私藏弘治本《宛陵集》，欲得联银千番，不过易米六七石耳。兄能为我玉成之否？”[58]后似定为明正统四年（1439）本。当时未出售，至少1950年时尚在。这年张病中为此书撰跋文，概述《宛》集宋明各版流传情况，云：“其余尚多异同，足资研考。故此本不仅以雕版之难得为重，即宋刊亦不足掩其善也。”[59]下落待考。

宋刊本《欧阳文忠公集》残本

宋欧阳修撰，南宋覆周必大本，存1卷（一百五十三）。原为张乃熊藏书，有“菦圃收藏”印。张元济1942年3月得于上海。据郑振铎1942年1月26日至重庆蒋复璁书云：“此间一切安宁，家中大小，自菦翁以下均极健吉，堪释远念。”[60]“菦翁”是谁？张乃熊号菦圃，但这里不可能是他，而只能是张元济。第一，当时上海已全部沦陷，郑振铎等文献保存同志会成员转入地下，跟重庆方面通信均用暗语代称。郑自称“犀”“梯”，徐森玉称“圣翁”等。所谓“家”，当指同志会，内张菊老年龄最长，“菊”与“菦”同属草字头，与张乃熊又同姓，故“菦翁”无疑为张元济代称[61]第二，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郑振铎为购张氏适园旧藏善本，与张乃熊打过很长时间交道，常有微辞，信中均直呼其名，不可能对其如此尊敬。同年3月20日郑致信蒋复璁时又称：“家中大小，自菦翁以下，均安吉如常……菦翁近得《欧阳文忠集》一种，宋刊本也，实惊人秘笈，曾影印一二幅分赠好友。兹附奉一幅，乞留为案头清玩。”[62]时值上海沦陷最黑暗的时期，张元济一边鬻字、售书，一边又购入罕见宋刻，完全属于为使善本古籍免遭流散而抢救性地购藏。张乃熊将其父张石铭及他自己收藏的善本售归同志会后，仍保留不少宋元善本，《欧》集残本乃其中之一。张元济购后不久，似也归了同志会，故而此书今藏台北中图，台湾“中央图书馆”出版的《善本书目初稿·集部》有著录。

宋刊本《醉翁琴趣外编》残本

宋欧阳修撰，存后3卷，1册。“琴趣”乃宋代词之别名。此本与《山谷琴趣外编》同为海盐张氏六世祖寒坪公之清绮斋藏书，张元济早年得于“故乡某亲串家”[63]《山谷琴趣》印于《续古逸丛书》，此本可能因残本缘故，未印出。1941年4月，该册与日本古写本《文选集注》、宋写本《太宗实录》、宋刊本《山谷琴趣外编》等“藏书中之最精者”，一起售与文献保存同志会。今藏于台北“中央图书馆”。

宋刊本《山谷琴趣外编》

宋黄庭坚撰，3卷，1册。源流同《醉翁琴趣外编》，1923年张将此书影印辑入《续古逸丛书》，1935年又收进《四部丛刊三编》，并撰跋文，记述其渊源与版本价值，增补校勘记1卷。这部四库馆臣都不知道的罕见秘籍，得以流传于世。原本今也藏于台北“中图”。

元大德刊本《王荆文公诗笺注》

宋王安石撰，李璧注，50卷，10册。“此书自元大德刊行后，未有别椠”[64]，因此十分稀罕。清乾隆时海盐张氏六世祖张宗松清绮斋曾覆刻元本行世，可惜有缺叶，魏鹤山原序与附《年谱》亦阙脱。张元济自幼喜读王诗，后极力购藏先祖覆刻本，并亟思搜补，“以偿先人未竟之愿”[65]。1914年傅增湘从苏州为张购得此元刊《王荆文公诗笺注》，清绮斋本缺叶及《年谱》均存，内有须溪刘辰翁评点。傅劝张以此本影印行世。然张元济发现该本他卷少十余叶，仍非足本，决定继续搜求配补。经过几年努力，他先后从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南京江南图书馆补得全部缺叶，又从刘承幹嘉业堂借到残宋本所留魏序。1922年该书完整本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张元济撰后跋。原书于1941年4月售与文献保存同志会。郑振铎称赞此本：“国内无藏全帙者”，“得《王荆文公诗注》，元刊本部分足称豪矣！”[66]今藏台北“中图”，《索引》著录标明“元大德五年安成王常刊本”。

宋刊明印本《真文忠公续文章正宗》

宋真德秀撰，10册。1916年10月与宋本《五朝名臣言行录》等一起归张氏己藏[67]。1941年5月，与宋刊本《春秋经传集解》、宋蜀刊本《权载之文集》等六种珍善秘籍，一起售与文献保存同志会。今藏台北“中图”，《索引》有著录。

影宋钞本《菊涧小集》

《菊涧小集》1卷，宋高九万撰。傅增湘《经眼录》记：“影写宋书棚本，十行十八字。张菊生藏。壬子。”[68]后归涵芬楼，《草目》有“菊磵小集　影钞宋本”[69]，“磵”同“涧”，无疑即此本。毁于“一·二八”之役。

明汲古阁刊本《元遗山诗集》

金元好问撰，20卷。傅增湘《经眼录》记：“丁晏批校，补年谱，与翁撰有异同。张菊生藏。壬子。”[70]此书下落待考。

明弘治刊本《铁崖文集》

傅增湘记此书：“元杨维桢撰。明刊本，十行二十字。题‘毘陵朱昱校正’。卷末有‘姑苏杨凤书于扬州之正谊书院’一行。张菊生书。壬子。”[71]后归涵芬楼所藏，《烬余书录》有著录，称此书5卷，4册，明弘治刊本，“刘疏雨旧藏”[72]。今藏国图。

清金侃手写本《元人小集十三种》

原丰顺丁氏持静斋藏书，张元济于民国初得于上海。傅增湘亦极想得此罕见珍本，1913年11月21日致书张云：“闻新购丁书内有旧钞傅与砺等宋元人小集十二种[73]，共九册，侍颇欲得之。不知能相让否？”[74]傅氏《经眼录》中记有全目：“《傅与砺诗集》八卷（元傅若金撰）、《绿窗遗稿》（元孙淑撰，清康熙四十一年金侃写本，有跋）、《霞外集》十卷（元马臻撰）、《所安遗集》一卷（元陈泰撰）、《汉泉漫稿》一卷（元曹伯启撰）、《金囦集》一卷（元元淮撰）、《肃雍集》一卷（郑允端撰）、《鹿皮子集》四卷（元陈樵撰）、《静思先生诗集》（元郭钰撰）、《虞道园学古录》八卷（元虞集撰）、《居竹轩诗集》四卷（元成廷珪撰）、《南湖诗集》二卷（元贡性之撰）、《黄文献公集》（元黄溍撰）。张菊生藏。壬子。”[75]金侃及其父金俊明皆为清初苏州以抄书闻名的藏书家，世称金侃“杜门钞书，校雠精审，宋元人名集秘本插架甚富。”“矮屋数椽，藏书满椟，皆父子手钞本也。”[76]其藏书散佚于康熙年间，传世金氏钞本极罕，《元人小集十三种》的珍贵程度可以想见。张元济1920年选出《所安遗集》《汉泉漫稿》《金囦集》和《肃雍集》等4种，让孙毓修影印辑入《涵芬楼秘笈》第十集。《傅与砺诗集》《绿窗遗稿》两种，张似应傅之请让与了他，《经眼录》另有著录。余下各种“金钞”秘籍后均归涵芬楼。查《草目》有《霞外集》等10种，缺《黄文献公集》1种，原因不详。《烬余书录》著录有8卷本《黄文献公文集》钞本，原钦训堂藏书，非上述“金钞”。这批“金钞”均毁于“一·二八”之役，所幸《涵芬楼秘笈》刊出4种，“金钞”本风采得以永驻人间。

日本古写卷子本《文选集注》一卷

梁萧统编，唐人集注，存1卷（九十八），张元济辛亥年得于北京。1911年9月8日张致书孙壮云：“《文选》写卷是否能以千金购入？至多不逾二千元。”另一信中又云：“唐写《文选》购价不算昂，台从来沪祈带下为幸。”[77]显然时已成交。1941年售与文献保存同志会。郑振铎等《文献保存同志会第八号工作报告》称：“本月（4月）廿二日，又从张菊老处，得其藏书中之最精者五种：（一）唐写本《文选》一巨卷（日本有数卷，已收为‘国宝’，并印为帝大丛书）……”[78]今藏台北“中图”，《索引》有著录。

清龚鼎孳书赠张惟赤屏条一幅

《海盐张氏涉园丛刻·入告编》

清孙承泽书赠张惟赤屏条一幅

清澹归和尚书赠张皓、张芳湄屏条二轴

张树年曾回忆极司非而路新居客厅，“墙上挂两幅六尺长、二尺阔的堂幅，从画镜线一直挂到户墙板。一系龚鼎孳手书，一系孙承泽所书，上款均为螺浮公，装以红木玻璃镜框。这两堂幅是同乡前辈徐用福先生所介绍，从某典当铺买来的。”[79]螺浮公，即张元济九世祖张惟赤（1615—1670），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清初著名谏官，有《入告编》三集传世。龚鼎孳，清文学家，与钱谦益、吴伟业并称“江左三大家”，著有《定山堂诗集》《香严词》等。孙承泽，清初学者、诗人，著有《尚书集解》《九州山水考》《春明梦余录》等。龚、孙所书屏条内容不详。张皓（1640—1709），张元济八世祖。张芳湄，张元济七世本生祖。澹归和尚，俗名金堡，南明破后出家为僧，法名今释，号澹归。工于词。其词抒发亡国之恨，语多沉郁悲壮，著有《遍行堂集》。澹归书赠条屏“中有水龙吟词”“八世祖之语载入《遍行堂续集》中”[80]。上述三位清初名家手迹存世三百余年，弥足珍贵。1952年末，张元济将此文物捐赠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今藏国家图书馆。

英斯坦因《游历新疆路线图》一幅

1910年张元济于伦敦考察期间，斯坦因以此图相赠。张题记云：“英国斯泰音博士自刊其游历新疆路线图。宣统二年夏，余至伦敦，晤博士于不列颠博物院，博士以此图见贻。”[81]1942年9月17日捐赠合众图书馆。时张致信顾廷龙曰：“附呈英国斯泰音博士《游历新疆图》一幅。如有用，乞收存。否则弃去可也。”[82]今藏上海图书馆。

清张惟赤鹿鸣宴银质杯盘各一件

《张状元孟子传》书影

此为张氏祖传之物。杯底蟠龙纹，有“顺天甲午科乡试鹿鸣宴”三行刻字。1936年张元济曾将此杯盘送浙江文献展览会展出。1953年4月与谢应芳手写佛经六种同时捐献国家。张于同年4月6日致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信云：“先九世祖讳惟赤于清初中式，顺治甲午科顺天乡试举人，当时领有鹿鸣宴银质杯盘各一件事，制作甚精。藏之寒家，适满三百年。弟于光绪中年，获领乡荐，已无此物，仅在布政司署领得银折数元。询之友人，传世科第者亦言从未目睹。盖废弃久矣。此为国家典章数百年之遗器，窃愿归诸国有。……如认为有保存之价值，异日博物馆成立时，可借陈列者。”[83]同时撰《捐献家藏清初鹿鸣宴杯盘题记》一篇。此杯盘现藏何处，待考。

最后，笔者就上述张元济涉园善本藏书作几项小统计（不包括附录，《永乐大典》残本以册代种）：

（一）分类与版本：经部4种，史部17种，子部12种（册），集部26种，共59种。其中宋刊本11、宋写本1、影宋钞本1、元刊本2、元写本1、元刊明修本1、明刊本7、明写本8、旧钞本24、手稿本1、批注本1，以及日本古写本1。

（二）印行数量：有18种珍善图籍得以印行传世，其中收于《涵芬楼秘笈》9种、《四部丛刊》各编5种、《续古逸丛书》2种、其他2种。曾计划出版而未果者1种。以上各书占32%，近三分之一。

（三）归宿情况：据考，今有35种为各地图书馆所珍藏，其中国家图书馆13种、上海图书馆2种、台北“中央图书馆”17种、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种、美国国会图书馆1种、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1种。此外，19种毁于“一·二八”之役，待考5种。

［补记］

前述张元济藏《永乐大典》卷九八一“二支儿字韵”一册（小儿证治十四），1939年袁同礼《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著录“海盐张氏”。近见1937年4月2日袁致张元济函，即询问此册下落。袁信云：“兹有恳者，敝馆现正编辑《永乐大典引用书目录》，兹有卷九八一（支韵小儿证治十四）不识仍在高斋否？敝馆现拟奉借录副，藉供研考。万一原书出让，未审现归何人？如能忆及，并祈示知，以便设法借钞。”张元济4月6日复函称：“承询敝藏《永乐大典》四册，前岁以资用告竭，货于周君叔弢。其卷数及隶属何韵，均不复记忆，可就近一询便知。”（《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下册）这里明确说明包括“支韵”1册在内的4册《大典》，1933年时一起售于周叔弢。袁同礼收到此信两年后编写《卷目表》，却仍把“支韵”1册列在张元济名下，其中原因不详。是张记忆有误，还是袁氏疏忽错列？有待进一步查考。

2007年3月初稿、2007年7月修改于上海浦东新居南窗下 （原载《天一阁文丛》第6辑，2008年12月；转刊于《张元济研究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8月）

注释

[1] 见周子美《近百年来江南著名藏书家概述》，《图书馆杂志》1982年第2期。顾志兴《浙江藏书史》（杭州出版社2006年10月版）采用此说，称：“张元济藏书处，承先世涉园而延用，亦称‘涉园’，一名涵芬楼……”（下册第721页）

[2] 《教育杂志》第一年第二期（1909年3月）。1910年《商务印书馆书目提要》也刊有此广告，见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4月。

[3] 张树年《我的父亲张元济》，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4月。

[4] 《张元济日记》，张人凤整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

[5] 张树年《我的父亲张元济》，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4月。

[6] 《出版史料》2004年第1期。

[7]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1983年9月。

[8]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1983年9月。

[9] 同上。

[10] 《出版史料》2004年第1期。

[11] 吴湖帆《丑簃日记》，《吴湖帆文稿》，梁颖编，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9月。

[12] 刘哲民等编《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学林出版社1992年8月。

[13] 《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张人凤编，商务印书馆2003年9月。

[14]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1983年9月。

[15] 《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张人凤编，商务印书馆2003年9月。

[16] 孙毓修《四部丛刊书录》，商务印书馆。

[17]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年10月。

[18] 缪荃孙致孙毓修书，《孙毓修亲友手札》稿本第19册，上海图书馆藏。

[19] 缪荃孙致孙毓修书，《孙毓修亲友手札》稿本第19册，上海图书馆藏。

[20] 《张元济日记》，张人凤整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

[21]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1983年9月。

[22]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1983年9月。

[23] 汪穰卿，即维新人士汪康年。

[24] 钞本《溃痈流毒》原书，上海图书馆藏。

[25] 同上。

[26] 《出版史料》2004年第1期。

[27] 引自沈津《鸡群立鹤惟罗愿，噉利丁陈纂录粗——说罗振常》，《天一阁文丛》第2辑，2005年。

[28] 孙毓修《续名贤小记跋》，《涵芬楼秘笈》第七集。

[29]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1983年9月。

[30] 《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张人凤编，商务印书馆2003年9月。

[31]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1983年9月。

[32]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1983年9月。

[33]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1983年9月。

[34]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年10月。

[35] 《出版史料》2004年第1期。

[36]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1983年9月。

[37] 同上。

[38] 《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张人凤编，商务印书馆2003年9月。

[39] 同上。

[40] 同上。

[41] 据郭伯恭《永乐大典考》（商务印书馆1938年“国学小丛书”）中“国内现存《大典》数目表”记：东方图书馆18册，海盐张氏5册。似误。当时东方图书馆（涵芬楼）烬余善本内，《大典》已达21册，郭著可能将3册计于张元济名下。郭著书时的1936年，张元济实藏《大典》仅1册。

[42]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年10月。

[43] 《涵芬楼秘笈》第一集《忠传》。

[44] 虞坤林整理《张元济致陈乃乾的十七封信》，浙江文史研究馆《古今谈》64期。

[45] 《〈永乐大典〉研究资料汇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7月。

[46] 同上。

[47]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年10月。

[48] 同上。

[49] 原信抄件，原件藏上海图书馆。

[50] 《胡适日记全集》第6册，曹伯言整理，（台北）联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5月。

[51] 《张元济书札（增订本）》，张树年、张人凤编，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

[52] 《张元济日记》，张人凤整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

[53]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1983年9月。

[54]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1983年9月。

[55] 同上。

[56] 《张元济书札（增订本）》，张树年、张人凤编，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

[57] 同上。

[58]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年10月。

[59] 张元济孙女张珑抄稿，约1950年。原题“宛陵先生集六十卷，明正统四年（1439）刊本，二十四册”。

[60] 引自沈津整理《郑振铎致蒋复璁信札（下）》，《文献》2002年第1期。

[61] 郑振铎研究专家陈福康也认为，“菦翁”不应指张乃熊，非张元济莫属。且能将善本“影印一二幅”分赠友朋，当时环境下也只有张元济才能够办到。

[62] 引自沈津整理《郑振铎致蒋复璁信札（下）》，《文献》2002年第1期。

[63] 《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张人凤编，商务印书馆2003年9月。

[64] 同上。

[65] 同上。

[66] 《出版史料》2004年第1期。

[67] 《张元济日记》，张人凤整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

[68]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1983年9月。

[69] 《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张人凤编，商务印书馆2003年9月。

[70]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1983年9月。

[71] 同上。

[72] 《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张人凤编，商务印书馆2003年9月。

[73] 据详目应为十三种。

[74]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年10月。

[75]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1983年9月。

[76]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三金侃条。

[77] 《张元济书札（增订本）》，张树年、张人凤编，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

[78] 《出版史料》2004年第1期。

[79] 张树年《我的父亲张元济》，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4月。

[80] 1952年8月21日张元济致郑振铎书，引自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12月。

[81] 张元济《游历新疆路线图题记》抄件。

[82] 《张元济书札（增订本）》，张树年、张人凤编，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

[83] 《张元济年谱》，张树年主编，商务印书馆199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