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被绑票记奇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张元济被绑票记奇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秋风萧瑟，黄叶飘零。1927年10月17日，天已经墨黑，地处上海“越界筑路”地段的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上，行人稀少。

突然，一辆汽车在路边戛然而止，从车上闪出五条黑影，疾步走到40号庭院前。领头的一个大汉挥拳急敲大门，冲着前来开门的佣人，说要见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菊生先生，佣人刚要回答，一支手枪已顶住他的胸口，将他推进屋里。这伙人便蜂拥而入，几个家伙噔噔噔地飞快上楼。

楼上，张元济正与夫人、侄儿张树源等家人在吃晚饭，猛见到几条大汉持枪闯入，刚想起身问话，一人已抢上一步拉住张树源，并用手枪顶住他头部。一位头目模样的人指着正站起来想发问的张元济，厉声喝道：“不是那个，是这一个！”于是，这伙人不由分说地就架起张元济匆匆下楼。张夫人及树源等都被眼前发生的一幕惊呆了。

极司菲尔路张宅前门

绑匪们把张元济挟出门外，迅速塞进汽车，然后将他双手捆紧，眼睛蒙上一块黑布。汽车开足马力，风驰电掣般地消失在夜色中……(www.guayunfan.com)汽车行驶了好长时间，才在一间破旧的房屋前停下，绑匪们将张元济架下车，推推搡搡地把他推入那间破屋子，才解下蒙在他眼上的黑布。张菊老定了定神，借着桌上微微抖动的蜡烛光，看出这是一所农家小屋，窗户似乎被什么东西严严实实封堵着。

“请把我的手解开。”张朝围着他的绑匪们说。

“不行！你会逃的。”一个年轻的绑匪大声呵斥。

张元济坦然一笑说：“我已是六十几岁的老人了，能逃得了吗？”

听了这话，那伙人慢慢打量了眼前的这位慈祥、瘦弱的老人，觉得老人的话有点道理。只见那个头目示意一个绑匪前去为张元济松了绑。看守张的共有三人，他们让张睡在一张用绳子绑住腿的破床上，自己则席地和衣而卧。半夜，寒风从墙缝钻入，冻得那地上三人瑟瑟发抖。张元济心想，我是阶下囚，想不到他们对我还挺照应。他便开口问道：

“难为各位挨冻，你们何苦呢？”

“唉，为了铜钿，养家糊口啊……”一个年长的看守苦着脸答道。话未说完，就连连咳嗽起来。

“别跟他讲。”那个年轻气盛的粗着嗓门说。

菊老对此并不介意，相反，他在摇曳的烛光中看到了这些看守眼中透出的恐惧和疑虑。看得出来，他们大都是失业工人和破产农民，无法养家活口才铤而走险的。想到这里，他心中不由生出一种怜悯之情。望望这几个抱着臂、曲着腿拥挤在一起相互以体温取暖的绑匪，沉默了好久。突然，一阵大风袭入屋内，把蜡烛台吹到了，火星溅到什么引火物上，一下子火苗四蹿，惊得看守们忙不迭地起身扑打。张元济也赶紧下床，帮助扑救才未酿成大祸。否则，这破屋里的人还真成了“熏穴之鼠”呢。一场虚惊后，小屋又开始难熬的静默。

这一夜，张元济通宵未眠，睁着双眼想了许多许多，好不容易熬到鸡啼鸟鸣、天色微明时分。

第二天上午，两个头目走进小屋，一个自称姓叶，一个自称姓李。他们是来与张元济开议赎票金数目的。

“张先生，直说吧，30万元赎票。凭你这个印书馆的大老板，只不过九牛一毛吧。”

“大老板？”菊老哑然失笑，说：“敝馆是股份有限公司，我只是入股者，商务不是我的私产。”

“你不是董事长吗？”

“董事长可不是大老板。”

“不管是什么，像你这样的大名人，不会没有钱。去年你嫁女嫁妆就值30万呢。”

菊老拊掌大笑说：“搞错了，我只有个24岁的女儿，至今还未出阁，哪来30万嫁妆之说？请你们派人复查。”

“什么？”两个头目傻眼了，“那么，20万，快写信回去。20万，一文不能少。”头目们匆匆走了。

张元济面对笔与纸，思绪万千。当年他中进士，点翰林，做了个每月仅几两俸银的小京官。戊戌维新中，他办学堂、兴西学，试图施展其救亡图存的爱国抱负，哪知戊戌政变，他被“革职永不叙用”。靠了同乡大官徐用仪的资助，他才移家上海。进了商务印书馆之后，“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力图通过文化出版事业，实现他普及教育、启迪民智的理想。如要敛财，他不会进商务，做官的机会不少，却都被他一一婉拒了。在商务他兢兢业业，廉洁奉公，收入仅工资、红利和少量股息。家庭的开销、支持亲友的教育费用，花费已经很大，且又常慷慨捐助社会公益事业，家里除了一些藏书外，实在无甚积蓄。名望大，别人视为“财神爷”，真是可笑。为了不让家人担忧，他提笔给商务编译所的好友高梦旦写信：

以弟资格，竟充票友，可异之至。此间相待颇优，请转告家人放心，惟须严守秘密。票价二十万庶出意外。以弟所有家产住房道契，非弟签字不能抵款。商务股票兄所深知，际此时局，售固不能，押亦不易。弟既到此间，不能不竭力设法，请兄为我帮忙，并转告内子，向亲友借贷，越速越妙。……

随信他附去了两首七绝：

名园丝竹竞豪哀，聊遣闲情顾曲来。

逐队居然充票友，倘能袍笏共登台。

岂少白裘兼社厦，其如生计遇艰险。

笑余粗免饥寒辈，也作钱神一例看。

写毕，他不无感慨地长叹了一声。

张菊老被绑票后，在上海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一些小报抢先登出此宗绑案新闻。后来各大报、连日本报纸也刊出了有关消息。亲友们纷纷来信来电，探询菊老下落，菊老的儿子此刻正生病住院，一切交涉事宜均落到侄儿树源身上。绑架那晚，他即刻赶到巡捕房报了警，但租界当局其时正被一连串绑架案弄得手忙脚乱，哪有心思再揽此案。就在菊老被绑的同一天，上海盐业银行经理倪远甫被绑架；第二天宁波巨绅薛顺生又被绑架；连刚上任的上海特别市土地局长朱炎之，也成了绑匪的猎物。舆论界惊呼：上海成了恐怖之城！

商务印书馆的同事们聚在一起，议论着营救张菊老的事。一位叫张世鎏的年轻编辑，挺身而出，冒冒失失地要去独闯匪窟，营救张菊老，被大家劝住。高梦旦收到菊老的信以后，马上到张宅洽商。这时张家也已接到绑匪打来的两次电话，问钱备齐了没有，但不说接洽地点，弄得家人坐卧不安。两天来，家人虽然卖了股票、首饰，也只拼凑到五千元。高梦旦是一介寒士，在钱财上也无计可施。突然，电话铃响，树源拿起话筒，听到绑匪提出要与家属于次日到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爵禄饭店“议价”。

为防不测，第二天，张世鎏自告奋勇为树源“保驾”，前往谈判。绑匪方面出场的还是叶、李两头目。也许经过调查，他们发现目标的确不是富翁，就再次将赎金减至15万。可是这笔钱张家仍无力负担。后来，这样的秘密谈判继续了好几次，绑匪们有点不耐烦了，“票价”虽然一减再减，终因张家承受不起，还是无法达成协议。谈判陷入僵局。

“幽居”生活，倒也别有一番情趣。屋外不断传来农家的谈笑声，甚至还能听到远处池塘里鸭子的“呷呷”声。几天来，菊老同几个看守已彼此熟悉了。菊老从心底里同情他们的境遇，便常常与他们攀谈。那个年长的看守告诉菊老，做绑票这类事情是见不得人的，回到家里在爹娘妻儿面前都不敢直说，只能谎称在外面做小生意……话未说完，又“吭、吭、吭”地咳嗽起来。张菊老不无怜悯地说：“你咳嗽，是病了，应当去看医生。”那人看着张菊老说：“哪有钱去看医生呢？穷人有病，能捱就捱吧。唉！”张元济瞧着那人因咳嗽而涨红的脸，缓缓地说：“我粗通些医道，现在就给你开个药方，马上去买药。有病不能拖，时间拖长了会损害身体的。”说罢，他提起笔来在一张纸上一挥而就，将药方递给那看守。菊老看到那人起身过来接方子时，眼中似乎泛着一丝泪花，嘴唇颤了好一会，才说出“谢谢！谢谢！”

菊老的举动，也感动了另外两个看守。过了一会儿，连那个曾经粗声粗气呵斥菊老的年轻看守，也轻轻地对菊老谈起了自己的身世。原来他从小讨饭，一无所能，如今只好混一天算一天。第三个看守接着也说，“我本来在一家商店当伙计，失业已好几年，实在无法维持生计才入伙的。”

菊老听后问他们：“做这没有本钱的买卖，大概总可以发财吧。”

“哪有这样好的事。入了伙，每月分点进账勉强够吃。入伙的人多，运气好的，每年不过轮着两三次，每次也不过分到一两百元钱。”

“你们若能得些钱，就赶紧洗手改行，免受危险。”菊老关心地劝道。

一席肺腑之言，说得大家点头称是，那个年长的看守还感动得流下热泪，表示今后一定改邪归正。

白天，闲着没事，张元济请看守借点书来消遣。有人不知从哪里弄来两本《新约·马太福音》，塞到菊老手里。他慢慢翻阅一过，所获甚微。不过读到一则“骆驼穿针孔”的典故，原来就出于此，也算开卷有益吧。

夜深了，传来隔壁孩子的读书声，菊老不禁拊掌感叹：身边这些“看守”，原本也应接受教育，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才，是谁使他们沦为盗匪之辈的呢？人称他们是“绿林客”，其实都是饥民啊！想着想着，一首首诗作在心中酝酿而成。一数竟有十首，便戏称《盗窟十诗》。

10月21日，绑匪头目叶、李二人手持菊老家信，又来到爵禄饭店，与张树源等见面。菊老在信中告诉家里自己均好，颇蒙优待，赎金已降至2万元，请尽快设法。可是家里实在已没有东西可以再变卖了，向公司预支红利也不易进行，因为商务印书馆开办30年，万无预支红利的事。如提出来，非经董事会通过不可，时间也来不及。何况这不符合菊老的心愿——他不愿为私人事情麻烦公司。于是只有向亲友借贷这一条路了。树源一家家跑，商务同事也纷纷拿出自己的积蓄，勉强又凑了五千元，共1万元，离2万元还差一半。

第二天，树源向叔父写信，详告借贷典卖情况：“唯有仍恳‘部中’（按指绑匪组织）诸位格外原谅。俟至与叶君晤面，当再泣其代为疏通。”并于当天交了这1万元给叶某，一再恳求就此赎票，并托叶某将信交给菊老。绑匪们也许知道“油水”已尽，也许又有了渔猎目标，便决定于10月23日将菊老释放。

那几个看守，几天来与菊老朝夕相处，很佩服菊老的为人。听说张先生要走，都紧紧握住菊老的手不忍离别，那个年长的看守还抽泣着说：

“来日我们改邪归正后，再来见您老。”

“好！我希望再见到你们，好好地做人。”菊老也动情地说。古今中外，绑案千万件，绑票者与“肉票”之间这种话别，实属罕见。

汽车把菊老载到极司菲尔路寓所不远处，绑匪们让菊老下了车，菊老向车内人挥挥手，就别身大步向家里走去。

张菊老脱险后，把《盗窟十诗》（如果加上10月18日致高梦旦信后所附二首，张菊老在盗窟所作诗当为十二首）录出，让商务排印出来，分送友人。人们无不为菊老的风度所折服。当时寓所与张仅一街之隔的胡适，读了菊老的诗，特作绝句一首奉和：

盗窟归来一述奇，塞翁失马未应悲。

已看六夜绳床味，换得清新十首诗。

菊生先生脱险归来，作诗自遣，皆温柔慈祥之言，无一句怨毒之语。因占一绝句奉和，并乞教正

胡适　十六、十一、九。

第二天，张菊老复信胡适，并“依韵试撰白话诗一首奉和”，说明《盗窟十诗》非脱险归来所作。诗云：

世事遭逢未足奇，本来无喜亦无悲。

为言六日清闲甚，此是闲中学赋诗。

在旧中国，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有些人迫于生计，被迫走上铤而走险的道路，本来乃“未足奇”之事。“我是塞翁今失马，评量祸福尚难分。”这是菊老未脱险之前写的，前途未卜，才有此说。其实，这次绑架奇遇倒真有点应了“塞翁失马”的典故，使菊老有机会接触到处于社会最底层这样一些人的生活，了解了他们的痛苦和希望，使他对许多问题的思考又深了一层。这大概就是“本来无喜亦无悲”的缘由吧。

菊老《盗窟十诗》是他高尚品质的生动表露，也是当时社会弊端的真实写照。

（原载《上海滩》1989年第10期，原题《商务董事长张元济被绑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