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位状元朋友_关于吴承恩的故事

又一位状元朋友_关于吴承恩的故事

嘉靖二十三年（1544）春闱过后，朱曰藩、张侃、倪润都成了进士。到这个时候，与吴承恩同在学中的朋友布衣之身的已经不多了。

中进士的这些昔日同窗，此时与吴承恩已经形成了实质性的差距。明制举人可以铨选入仕，但一般只会选个不入流或八九品的教谕、训导之类，因此读书人往往只把举人视为台阶，中举后往往仍是居家读书或者入国子监，以期待在会试中更进一级。既然是居家读书，已经中举的人与那些学中的秀才们免不了还有频繁往来切磋研习的机会，相互之间也未必有人敢随意托大，因为说不上哪年乡试吴承恩这样的老秀才摇身一变就也就成了举人，运气更好的话还会春闱连捷，一口气中了进士做了状元。但是，进士中式之后的情况就完全不同，进士要任实职，顷刻间就变成如假包换的七品以上的官身，就要由他人鸣锣开道前往某地任职成父母官了；而任实职三年之后又可以申请对父母的封赠，就像沈坤为自己的父亲争来“翰林院修撰儒林郎”的赠号一样。所以说实质性的差距已经形成。

这时经常与吴承恩往来的只有一位需要交代的人物：李春芳。

只要关心过明代历史，对这个名字就不会陌生，李春芳是嘉靖朝最后的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嘉靖四十四年（1565）以大学士身份入阁成为辅臣；隆庆二年（1568）任首辅。明代废除了宰相组阁的制度，由皇上直接处理重要政务；后来大约皇上也觉得太忙，于是就选拔一些翰林院官员组建自己的办公机构，被选入的就称为某某殿大学士；这些大学士开始只相当于秘书，官阶只有五品，但后来权势渐重，常为皇帝起草诏令和批答奏章，号称辅臣，其中排名第一的就称为首辅。李春芳官至首辅，虽无宰相之名，但有宰相实权，这位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尊贵地位的人物怎么与吴承恩搅和在了一起？

说来也不奇怪。李春芳确实不是淮安人，他祖籍句容，父辈安家在兴化，家境贫寒但读书见效，嘉靖十年（1531）二十二岁时中举，与朱曰藩同科；后入南京国子监读书，又后为家庭生计所迫，离开了国子监辗转来到淮安想寻一个坐馆的机会。当时淮安富商多，世家多，是一个值得碰碰运气的地方。(www.guayunfan.com)坐馆就是做人家的家庭教师，这是一个不错的职业，如果碰上一位尊重士子的东家，不仅会有可观的报酬，而且会得到良好的照顾，更重要的是，自己还有机会温习功课，为有朝一日的科场再战做准备，这当然有一个前提，就是得有真才实学，能承担得起教诲东家小学童的责任。

李春芳来到淮安，并无具体的目标，大约只是因为淮安的一班士子，乡试时都见过，也不算很陌生，同道之间相互介绍亦是常事。巧的很，淮安城内也很有点名气的富商张家有几个小学童正要开蒙，于是李春芳进了张家大院。这张家的大少爷就是沈坤的姐夫张侃，他当时与吴承恩一样也在府学读书，也是个老大不小的秀才。张侃见了李春芳觉得很投缘，于是大少爷脾气上来，让家里给那几个小学童另找了一位塾师，把年龄确实也要小几岁的李春芳霸占为自己的跟班书童。这样李春芳与朱曰藩、吴承恩等自然也就熟络起来。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张侃春闱中试以后，李春芳考虑到自己也已老大不小，功名上也该抓抓紧了，于是离开淮安回乡，吴承恩是他最后分别的一位淮安朋友。

淮安的这段交往中，有两个人物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与李春芳分享了深厚的友谊。

第一是张侃。李春芳其人后来虽然身任要职，但性格其实相当的内向懦弱，与人相交并不争强好胜，相反倒常常是自甘弟席，在进入官场之后，更明显地表现出能洁身自好、含垢忍辱的特点。连《明史》本传都说他：“春芳恭慎，不以势凌人。居政府持论平，不事操切，时人比之李时。”“恭慎”并不是很正面的评价，看来是褒，但褒中有贬。但这种性格恐怕正是他后来能度过严嵩专权的那种恶劣政治环境，在官场上越走越远的重要原因。

在他步入仕途的最初一段时间里，面对官场人际关系的纷繁错杂，他似乎还有点茫然无措，原来的老东家、老大哥张侃自然就成了他依恋的主要对象。虽然大家已经同朝为官，他本人的品秩可能还要高一些，但李春芳仍然唯张侃马首是瞻，闲来无事就纠合一批同乡去张侃府上索酒。大家都明白，索酒只不过是一个话头，重要的是精神交流。后来张侃任职不久就因为忤触圣意而被贬斥回乡，李春芳前往送行，写了一首感人至深的诗，大意是说自淮安结交以来，一直视张侃为兄长，现在张侃被迫回乡，自己却无能施为，深感痛心，只望兄长放开心胸，自己有机会时一定会去探望。后来这个诺言他真的兑现了，尽管其时他已经官居尚书了。

第二就是吴承恩。李春芳与吴承恩的关系似乎更特殊一些，一来他小吴承恩四岁，在沈坤与吴承恩结为姻亲之后，吴承恩与张侃就有了亲眷关系，出于对张侃的尊重，李春芳也是视吴承恩为兄长。二来在沈坤、朱曰藩、张侃等一个个破壁而去之后，吴承恩与李春芳单独相处了一段时光，尽管时日无多，但形单影只、同病相怜的感觉，一定别为异样。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李春芳与吴承恩有与众不同的共同爱好：传奇志怪、神仙道话。现在经常有人说《西游记》是吴承恩与李春芳合作的产物，甚至有人直接说《西游记》的作者就是李春芳，这些当然都不可靠，但并非没有一点道理，因为他们二人不仅有过交往，而且确实都符合写作《西游记》的基本条件：“满头脑的神仙，满肚子的鬼话。”

命运有时真的不可捉摸。吴承恩、李春芳同样的爱好或者说同样的才华，但却导致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命运和历史声名，而造成巨大差别的原因竟然就是科举上那么一点点掌控的分寸。

前面说到李春芳的性格内向温和，但这种性格怎么能顺利走到仕途的顶级台阶呢？这就与他“满头脑的神仙，满肚子的鬼话”有关系。李春芳嘉靖二十六年（1547）殿试第一，也就是中了状元，状元照例直接进入翰林院任修撰，修撰的责任之一就是替皇上起草文件。前面说过，嘉靖皇帝是一个对道教崇拜走到极端的皇帝，登基以后就把原来好佛的正德皇帝在宫中遗留下的所有痕迹，包括那些佛像、经卷、法器统统清扫出去，然后在宫中搭起祭坛，搞大规模的斋醮仪式；斋醮的主要内容是祭天祭神，而祭天祭神是要有祭文的，这种祭文叫作青词，翰林院的文人们就要承担起为皇上写青词的责任，写的好得到宠幸就是很自然的事。有人根据《明史·宰辅年表》做过统计，嘉靖十七年（1538）嘉靖皇帝通过“大礼议之争”巩固地位后任命的内阁十四个辅臣中，有九人是通过撰写青词起家的，夏言、严嵩、徐阶等人都是，其中也包括李春芳。

成全李春芳的是一次气氛紧张的圣上召见。当时皇上安排了一场他认为非常重要的斋醮，特意叫来宰辅夏言和严嵩，吩咐准备青词。一般来说青词都由夏言和严嵩把持，他人不得染指——夏言与严嵩都是权力欲极强、嫉妒心极重，不容他人染指。但此时夏言与严嵩正因为朝政的那些事斗气，都借故推托。皇上大呼“岂有此理”，吩咐将新科状元找来。

新科状元就是李春芳。如果换了其他人，这也许就是一场无妄之灾，因为青词与八股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善作八股者即使是天下第一的状元，也未必能弄出一篇哪怕能勉强入眼的青词。而李春芳恰恰擅长此道，这对于他来说完全就是天赐良机。青词的要点是必须贯穿道教的教义，必须有神仙世界的奇幻和华丽，必须写出皇上的虔诚和向往，这对于李春芳来说，都是张口就来的惯伎。所以他奉诏觐见的时候，满腹狐疑，嘉靖深居简出，能单独得到皇上召见的机会毕竟不多，所为何事？他的大脑一直在高速运转，内心诚惶诚恐，但当皇上把任务交代清楚之后，他不由得一阵轻松，额头的汗水顿时消失。

从此之后，李春芳就成为青词的主要执笔人之一，得到了嘉靖的极大信任。在为嘉靖服务的不到二十年时间里，他的六次重要升迁，都出自皇上的特简，也就是都经由皇上亲自提名并力排众议，最后一直升到加大学士入阁，成了嘉靖好道的最大受益者，满朝为之侧目。好在李春芳为人谨慎，洁身自好，不争强斗狠，不争风吃醋，终于平安度过嘉靖朝政治环境最恶劣的那一段时期，并化解了与众多朝臣的矛盾。进入隆庆朝之后，做了两年首辅，便主动告老还乡。

吴承恩“满头脑的神仙，满肚子的鬼话”绝不比李春芳逊色，《西游记》就是一部活广告；而即使在当时，他在商业性文字中也就是在大量庆寿诞、祝晋升、贺得子的贺辞中，也把这一特点渲染得淋漓尽致。他的拿手绝活障词，更是成了当时大户们礼仪活动中的首选（这点以下详说）。但他却只能在民间显摆，或者不客气地说只能用来糊口谋生，在地位上他与李春芳有天壤之别。

差别的产生，就在于对科场掌控的分寸上有那么一点不同。李春芳比吴承恩有心机有耐性，他才华的尽情显现，是在跨过了科场门槛之后；而吴承恩毕竟锋芒显露太早，满腹经纶反而成为了他实现人生梦想的最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