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识坡公_关于米芾的故事

再识坡公_关于米芾的故事

如果在中国古代的文人中搞一次民意调查，能够拔得头筹的非苏轼莫属。他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位置，无异于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歌德之于德国，普希金之于俄国。然而，与上述众多名家不同的，是他传说轶事的众多，他那出众的人格，丰富的情趣，潇洒浪漫的行止，机智幽默的谈吐，哪怕是屈原和李白，也无法与多才多艺的苏轼相比，至少他们没有在民间流传下东坡肉和东坡壶，没有留下《东坡志林》之类的书。

神宗在放逐了苏轼之后，曾生悔意，有一天问身边的人：“苏轼像古人中的谁？”左右回答说：“像李白。”神宗说：“不，李白有他的才，却没有他的学问！”神宗看得很准，在做学问上，大名鼎鼎的李白的确不如苏轼。

就是这样一位千年难遇的文曲星，竟然被小人所诬陷，因为受“乌台诗案”之累而下狱，之后被贬谪于黄州。

和一般的民众一样，米芾对苏轼的景仰也概莫能外，面对着这样一位光芒四射的明星，米芾也想去结识他，也想以自己的诗文和书法来求教于他，以获得他的赞许或鼓励。苏轼的名声早已传遍天下，从皇帝到平民，不管他是走顺途还是走厄运，不管他是翰林学士还是罪犯，人人都在争相传诵他的诗、他的文章、他的书法，甚至他的趣闻，和他创意的菜肴。一切的一切，都要冠上个“苏”字，在宋朝，人人都是“苏粉”，哪怕是他的政敌们，也在读他的书，夸他是个天下奇才。

作为铁杆“苏粉”的米芾也是个追星族，他一直想找到一个机遇，来拜谒自己心中的偶像，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www.guayunfan.com)在钟山拜见了王安石之后，米芾的胆子大了，前任一品宰相所能给予他的礼遇，他相信苏轼也会给。

尽管王安石和苏轼二人在政治上是对手，但在公余之暇，还是经常谈诗论文，甚至互相取笑。东坡诙谐善谑，喜欢讥讽别人错误的观点，王安石以穿凿的观点写《字说》，屡屡遭到苏轼的讽刺和抨击。但却又在别人面前夸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词简而事备，文古而意明，为国朝诸史之冠”。即使王安石下野了，苏轼也绝不落井下石，照样与之往来应酬，饮宴从游，从而在民间留下了许多佳话和轶事。即使双方都被贬谪之后，也互相问候，互相应酬。有客人从黄州来到金陵，王安石问起最近苏轼有什么新作，他读后大加赞赏，这就是坦坦荡荡的君子之交。他们有许多共同的朋友，并没有因为彼此的观点相左，就不让朋友们交往，他们不把政治上的异见带入私人的交谊。

基于此，米芾在拜谒了新法领袖王安石之后，再去旧党领袖苏轼的家里，就似乎没有什么顾忌了。他所拜谒的王和苏，其时都正处于下风，一个已经退休，一个正在贬谪之中，要去他们的门上，是要鼓足一定勇气的。米芾不是一个看人家门前冷落就不下马的势利小人。

米芾去拜谒苏轼，可能是出于蔡肇的介绍。因为蔡既是王安石的门下，也与苏轼有交游。但也可能另有门路。

按理说，苏轼在黄州，虽然戴罪，还是个官，但却没有一文俸禄，也没有住房，最初只能携着家小，在偏小的定惠院里暂且栖身。稍后出于太守的关怀，让他住在临江的临皋亭里。这只是个迎来送往的政府驿站，布置简单，地方局促，只能勉强容人住。再以后，苏轼的朋友马正卿帮他向太守求情，在城中找到了一块废地。这是以前的兵营，现在没有主人，大约有五十亩，由于多年没有人住，已沦为荆棘丛生的瓦砾场。太守把这块地无偿地给了苏轼，供他耕种，用这点薄田来维持全家的生计。苏轼甚至还养了一头牛，从此改头换面，在自己仕途走到谷底的艰难时刻，以躬耕的方式来解决温饱问题，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农民。他作诗：“吏民莫作长官看，我是识字耕田夫。”以此自我调侃，表明新身份。

获得这块地，对于苏轼的一生，改变是相当巨大的，他不仅干起了农活，而且皈依了佛教，成为一名居士。由于那块地位于黄州城东，是一块西高东低的坡地，他因而以“东坡”为号，从此，“东坡居士”四个字就陪伴了他一生，以至流传到后世千年。

黄州只是一个蕞尔小县，它位于长江之北，隔江的对面就是著名的鄂州城，元丰六年（1083），当米芾溯江而上，来到黄州这座小小的县城时，苏轼已经在东坡上种出了粮食，粗粗能够自给了。他满足地说：“某见在东坡，作陂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由于被贬谪，薪俸被取消，苏轼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困难，东坡地里的出产，只能勉强够他全家吃饭，却不能解决日常开销问题。这种苦日子，居然在一名绝代文豪的家里出现，可谓熬煞人也！因此，当米芾风尘仆仆地来到黄州时，他所见到的必是如此的窘状。

米芾在苏轼的雪堂里拜见了他，这是苏轼在东坡旁边盖的一处房子，盖的时候是冬天，正在下雪，所以起名为雪堂。名其为堂，看似风雅，其实只是五间草房，竹篱茅舍，简陋得很。然而苏轼对此却已心满意足，他利用自己善于生活的特点，把它布置得简洁雅致，平时就在里面吟诗弄文，作画写字，当成了自己的书斋和别墅。苏轼一身麻衣布服，头戴东坡帽，在雪堂里与他相见，用自己劳动所出产的农作物来招待米芾。开轩面窗，窗外就是一片绿茵茵的菜地，瓜棚豆架，长得非常肥硕；稍远处是浩瀚的长江，江流有声，樯桅片片，是一幅永恒的风景；隔着江，对岸鄂州的一抹西塞山影隐隐可见。虽有市声，然而并不嘈杂，虽有酒肉，然而并不俗气。

苏轼规定，自己平时的饮食，早晚不过一杯酒一碗肉，如果有客人来了，招待的菜也只有三样，不能少，但也不能多。有人请他去吃饭，也是如此规格办理。米芾是远道而来的客人，苏轼端出的那三样菜，一样可能是他擅长的烧猪肉。据他的记载，黄州的猪肉价贱，但当地人不会烧，他就自己动手烧，创造了后来大出其名的东坡肉。一样可能是焖竹笋，也是黄州普遍的出产，无须出钱买，只要到竹丛里去拔就行。还有一样可能是东坡田里自产的菜蔬。主食是粗粝的胡饼和自己田里产的麦饭，喝的是自己酿造的蜜酒。此外，还可能有一道甜食——甚酥。所谓甚酥，其实是出自东坡的一则笔记。一次有人请他吃酥，其味甚佳，东坡便问主人：“这是甚酥？”主人未答，旁边的朋友便笑道：“这个酥就叫甚酥吧！”东坡还专门为此写了诗。当然，以上的菜单，只是根据东坡在黄州时的笔记而做出的揣臆，并非是实况记录的定论。

苏轼年长米芾十五岁，又是事业有成、妇孺皆知的年长学者，按年资论，米芾应该称他为师，自己执弟子礼。但奇怪的是，自从他认识苏轼以来，一直没有称东坡为师，只是以师礼而事之的前辈。他从心底崇敬这位已经名满天下的才子，一心想向他讨教。事后，他也得意地回忆说，无论是在王安石或苏轼的面前，他都没有执弟子礼，只是当前辈待。然而王和苏都没有小看他，也没有怪罪于他。

作为后进，米芾当然要向苏轼请教，他不远千里来黄州，就是为了一谒苏子。他奉上的，肯定是诗文和书、画，这是他半生得意的三大项目。苏轼以文章和诗词而名满天下，是当今第一的大文豪，也是当朝最有名的书法家之一。和王安石无心做书家不同的是，苏轼对于书法还是非常留心的，他在文章之余，潜心研究书法，终于成为北宋的四大书家之首。他很介意自己在书法上的成就，经常到处题留，遍布墨迹。即使处于黄州的窘境之中，也手不释卷，每天临书。有关笔记说他“每有胜集，酒后戏书，以娱坐客，见于传录者多矣”。他每见有纸，则索笔狂书，直至纸尽为止，并遍示众人，不会自惜字迹。民间传说当地他洗砚的一口池塘里，不仅池水皆黑，连池里青蛙的嘴都是黑的。

当时的米芾已在书法上小有成就，也有多处题刻留存。在他到黄州前，已经有人把米芾的书名告诉了苏轼，苏轼也有所闻。米芾肯定会向这位当代文坛领袖呈上自己的诗文，请他指教的，米芾在王安石处也是这样做的。但奇怪的是，似乎苏轼对于米芾在文学上的成就总是讳而不谈，没有说他的诗文究竟是好还是不好。苏轼晚年在临终前回常州的船上，听到儿子在读米芾的《宝月观赋》，不觉惊起，说：“我们相交二十年，想不到还有不知他的地方！”苏子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二十年来，我都以为米芾的文章不怎么样，想不到今天才知道他为文不错。苏轼是以诗文而名世的，眼界必然高远，不会轻易对一个年轻人的诗文发出较高评价。而王安石就不同，他赞扬了米的诗文。但王在文学上的成就要逊于苏，他主要是政治家，这就形成了不同的看法。平心而论，米芾的主要成就是在书法和绘画上，诗文要下一个档次，难得入文学家的眼，难怪晚他六百多年的清人董诰评价说：“每爱芾字而薄其诗，谓之颠语。”米芾在文学上的成就，虽然颇为自负，但在群星璀璨的宋代，却是难以出头，无论是宋文、宋诗还是宋词，都少有他的地位，他是难入文学史的。

米芾也呈上了自己的书法，请苏轼指教。宋朝的两大书家，就在这个江畔小屋里，展开了一场历史性的会面。两人谈的都是书法上的理论，而不同于米王的会见，那只是谈各人在书法上的体会，属业余级的，因为王安石志不在书。

苏轼以直话直说、快人快语而著称，从不怕得罪人，或许这是爽朗蜀人的一种秉性。他仔细看了米芾呈上的书法，当然是夸奖在前，然后尖锐地指出了其中的症结：“从你的书法上看，主要是研习的唐代书家，还不够古远。你要多多临习晋人的书法，才能有长进。”他进一步点明，“晋人的书法，是从汉魏中传来。其时楷书未熟，所以笔画间还带有隶篆的古意。依我见，凡世间所贵重的，必然是难学的。而真书难于飘扬，草书则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他指出，唐人重法度，少意趣。正书溢出才为行草，一个人若是不能写正书就去写行草，就好像是一个人不能说正规的语言却在胡乱说话，那是不可取的。苏轼认为米芾的书法中唐人痕迹不少，当是很下了些功夫。

我且替米芾列下一个表，把他从小到三十多岁时所学的书家都排出，看看他的师承关系：

颜真卿 唐代书法家。

柳公权 唐代书法家。

沈传师 唐代书法家。

褚遂良 唐代书法家。

李 邕 唐代书法家。

罗 逊 唐代书法家。

欧阳询 唐代书法家。

段季展 唐代书法家。

周 越 宋代书法家。

苏舜钦 宋代书法家。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些书家都是唐宋时人。米芾是从他们的书法中吸取营养，直接继承了唐代的书风。

然而，苏轼却敏锐地指出，学书就要学晋人，根据孔子“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的原则，凡所学，一定要选取最高的标准，那样才能有发展的前途。晋代的书法家众多，很多人都是卓然大家，但最有成就者，还是王羲之和王献之这父子二人，他们的书法已经达到了精美圆熟的地步，既上承了汉魏，又开创了新风，风骨潇洒，恣意多变，是后世书风的开启者。你要学书，一定要取法晋人，师法二王。二王的书法，如锥画沙，如印印泥，即使是藏锋，其笔意已经在下笔之前了，是我们学之不尽的。

不愧是东坡先生，他这登高望远的一番话，如同醍醐灌顶，使米芾茅塞顿开。书法是个易学而难精的艺术，入门看似容易，但要想能够超出他人，那就很难。一个艺术家，每每容易在他看似已有成就之时就“结茧”，而难以蜕化成蝶。要想破，只能往其上而溯其源，直追到顶，那才是根之所在，高古之意也就含在其中了。

坦率地说，如果仅就书法一项上的成就和技巧来看，苏轼要略逊于米芾，因为他并没有把书法当成他唯一的专攻项目，他的书名为文名所掩。他也明白这一点，曾自评道：

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

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

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

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

好之每自讥，不谓子亦颇。

书成辄弃去，谬被旁人裹。

体势本阔略，结束入细么。

子诗亦见推，语重未敢荷。

迩来又学射，力薄愁官笥。

他讲的是领悟书法的真髓，大意是只要会通古人书意，那些基本技法不学都可以。我虽然不擅长书法但是通晓书法的又没有人比得过我。假如你能真正通晓书法深意，即使整天不学，也无关紧要。苏轼很清楚自己的价值：“吾书虽不甚佳，然出自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尽管他这样说，但在书法上的成就还是位列“宋四家”之首，这是因为他的多方面修养帮助了他。因为文学上的造诣极高，使他的审美眼光也极高，对艺术的敏锐度也高。作为一门艺术，书法并不仅仅是写字临帖，进入到最高段位时，比拼的就是修养，就是眼力了。苏轼已经明白这一点，而这时的米芾还未明白这一点，但经苏轼一点拨，也就恍然大悟了。聪明人本来只需略加点化就行，一个人如果做不到“未卜先知”，“一看便知”也就很不错了，至少要比“过后方知”强。

米芾与苏轼当然也谈到画。苏轼也善画，到了黄州后，心里郁闷，就作画来消解。米芾知道这点，也带来了画请他指点，并请教他作画的方法。苏轼在雪堂内的墙壁上画满了壁画。这些壁画竟然全是雪景，一派瘦水寒山、琼楼玉宇，入堂之后则又是别一番境界，令人冷然萧瑟。苏轼也请他看了自己的收藏，据米芾的记载，苏子的收藏很多，都是前世名画，但最为宝贵的一幅画上画着佛和胁侍以及宝志公等十数个人物，出于唐代大家吴道子之手。吴道子是唐代的圣手，以为寺院里画佛像而出名。这幅画上人物众多，还有南朝时的高僧宝志和尚，必是他根据故事而创作的。由于年代已久，画绢已经破碎不堪，但拼缀裱褙之后，仍能够看得出画上的人物非常鲜活生动。

吴道子是名重千古的高手，面对着这位前朝大师，苏轼和米芾除了赞叹之外，还议及一个问题，那就是与吴道子的画如何拉开距离？吴的画严谨工整，笔笔到位，丝丝入扣，是专业画家的水平，令人叹服。但是，他们两人都觉得，吴道子的画，虽然非常逼真，但是缺少笔墨情趣，也就是说，他的画中，形有余而意不足，是典型的画家画，注意力还是集中在人物的酷肖形似上，还不够潇洒放逸。他们都想在前人的画上有所突破，从而创造出一种以意趣和笔墨为主的画来。

看画还不足，苏轼还当面为米芾作了画。

东坡善画竹木枯石，这是跟他的表兄文同学的。文同，字与可，苏轼为他作诗，说“与可画竹时，成竹已在胸”，以后发展成了“胸有成竹”这个典故。有人说，东坡只会画竹木枯石，不能画山水。这话不对，东坡在自家雪堂的墙上所画的，全是雪中山水，相比起其他山水来，雪中的山水更难画，因为雪景的用笔用墨更少，要善于利用空白来表现出雪意。

苏轼酒酣耳热，当下兴起，为米芾表演了画竹的技法。只见他用笔饱蘸了淡墨，从纸的下部起笔，逆着向上，画出了一根根挺拔的竹竿，并不分节。然后再蘸着浓墨，以书法的用笔方法，来一一画出小枝和竹叶，以深的墨来作叶面，淡的墨为背面。他的这种画竹法，是文同始创的，然后传之于东坡。其实这种画竹的方法是非常符合用笔墨的规律的，因为再大的笔所蘸的墨汁量也有限，画出的线条必然是先浓而后淡，渐次枯涩。如果是从竹梢开始画，梢部必浓，而根部必淡，这不符合竹子上细下粗的形状。如果倒过来画，就会越来越淡，越往上越细。这种方法一直传到今天，还在被当代的画家所用。米芾奇怪他为何不画出竹节？东坡反问道：“竹子生长的时候，何尝是逐节生的？”这当然是东坡的悖论，竹子虽不是逐节生的，但竹子有节却是竹子的基本特征，必须要画出，即使在画竿时不是逐节画，也必须在画好竹竿后添上节，才像。

东坡作画，惯会出奇招，他曾用朱砂来画竹，有人诘问他，竹子应是绿色的，为何用红色来画？东坡反问道，那你说应该用何种颜色来画？那人说，我看别人都是用墨。东坡大笑，说：“竹子又何尝是黑色的？别人能用墨来画，我就不能用朱砂来画？”东坡的笔下之竹，实则上是自己的胸中之竹，意象之竹，而不是面对着写生的自然之竹，这正是文人画的精髓所在。在他们笔下出现的形象，已非眼中所见到的自然界中之形象，而是已经被抽象化了的形象，是只取其神逸而忽略其形的形象，至于是何种色彩那是不重要的了。

除了画竹，东坡还喜画枯木怪石，树的枝干虬屈盘郁，石头的形状奇怪变化，多皴瘦硬，他的这一爱好其实是想借此来表现自己胸中的刚硬块垒之气，具有象征意味。他把这一幅珍贵的画送给了米芾。苏轼现在有一幅《枯木怪石图》存世，其构图近似米芾所描述的，不知是不是当年为他所画的那幅？

苏轼虽被贬于黄州小县，但并不寂寞，一则他的人缘极好，经常有朋友远道来访。二则他热爱生活，旷达乐观，善于从平常的景观中发现出不平凡的美来。他在黄州七年，一些普普通通的风景都被他赋予了美学的价值，从而使得它们闻名而不朽。如一座小矶，在他的笔下，就成了“三国周郎赤壁”，并留下了名垂千古的名篇《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以及《念奴娇·赤壁怀古》。一面贫瘠的荒坡，就成了名震遐迩的东坡。一座驿站，五间草房，都成了他诗文中的名景。遇有客人来，他必带领他们到这些地方去游览。

对米芾这位年轻人，苏轼也不能免，在黄州逗留的几天里，他带着米芾四处出游。赤壁当然是必游之地，位于黄梅的五祖寺据说也曾去过；也一同渡江，到南岸鄂州的著名景点西山，去看浩瀚的江流，抚今追昔，欣赏“西塞山前白鹭飞”的美景。东坡又带米芾去承天寺游。承天寺位于长江边，因东坡的《记承天寺夜游》而名闻天下。但米芾后来却抱怨说：“承天无可观，虚往耳。”承天寺确是一座小庙，也确实无甚可观，但东坡却以他特有的闲情逸致和放达胸怀，发出了“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的感慨。白日前往，审美的环境、心境和人物都不同了，米芾又没有东坡那般广阔的胸怀，以及审美的心境，当然不能领略东坡言及的美，这是两人修养、性格和心境造成的审美差异，也说明东坡毕竟要高出米芾一筹。

黄州数日游，留给米芾的收获是极大的，黄州“双雄会”的最终结果，是在中国文人画的基点上达成了共识，为他们日后殊途同归的艺术实践而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书法上，米芾幸亏得以有东坡的指点，从而确立了从唐人上追晋人的目标，所学更加古远，以后米芾回忆道：

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

也就是说，他听从了东坡的指教，在习唐人书的基础上，又上习晋人书，从而融会贯通，杂合众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面貌。

苏轼以后对米书的评价是：

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

翁方纲则说：

米元章元丰中谒东坡于黄冈，承其余论，始专学晋人，其书大进。

这就是米芾黄州之行取得的最大成果。

书法在唐代名家辈出，风格各异，有极大的成就。但苏米所喜爱的行书大家，在唐代却只有李邕等一二人。苏轼和米芾并不贬低唐代书学的成就，只是嫌唐代的书法偏重于正楷，法度严格，然而一个字一个字地整齐地排列着，如同印刷刻版或算盘珠，未免单调。而狂草又是书者之难，而识者甚少。他二人着意于行书，从唐上追到晋，因为它既有正书的功底，又相对潇洒自如，识者众多，实用的价值高，且能体现书者的主观意趣。有宋一代的书家绝大多数都擅于行书，经过他们的倡导，宋代的行书开创了以意笔为主的一代书风，并给予后世以深远的影响，苏米二人登高一呼的作用不可低估。

黄州一会的最重要意义，就是一变唐代书法以法度为主的趋向，从而形成了宋代书法以意趣为主的书风。

和金陵的拜见不同的是，米芾终生只有一识王荆公，他们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只有通信，王在四年之后去世。于苏轼，米芾觅到了一位师长兼诤友，黄州只是他们日后二十年交谊的开始，从那以后，两人在不同的地方和场合见面，最终成了志同道合的生死之交、穿越时间的忘年之交。

就在米芾先后拜谒王安石和苏轼的元丰五年（1082）里，在汴梁的皇宫里，有一位皇子出生了，他是神宗的第十一个儿子。就是这位看来与米芾毫不相关的人，却改变了米芾晚年的命运。

他就是后来的宋徽宗赵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