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而无为_关于米芾的故事

治而无为_关于米芾的故事

就像一条涸辙之鲋，米芾在回乡的日子里，半躺在没水的泥浆之中，张着嘴巴喘气，眼看就要没了生气。可是突然一阵暴雨浇淋而下，他顿时来了精神，活蹦乱跳地挺着尾巴，跃进了池塘。

这阵暴雨就是朝廷发来的诰命，任命他到无为军去任军使。

这是他第二次任军使了，职级并没有升。可是他的任命前头还有一个“权知”的字样，也就是说是“暂时代理”，实际上是降职了。不过，这种降职早在一年前从中央下来时就降了的，等于平级调动，不升不降。但他认为无为总要比涟水好点，地理位置适中，经济也发达些，或许又是蔡京从中斡旋的原因。

不管怎么说，又是一把手了。米芾高高兴兴。

诰命发下之前两个月，他已经得知了任命的消息，给自己的朋友写了一封信，告诉自己这一年来的心情：(www.guayunfan.com)一年复官，不知是自申明，或是有司自检举？告示下。若须自明，托作一状子，告词与公同。芾至今不见冲替文字，不知犯由。状上，只言准告降一官。今已一年。七月十三授告，或闻复官以指挥日为始，则是五月初指挥，告到润乃七月也。

“冲替文字”即“降职文书”。他始终称自己至今没有见到这一降职文书，坚定地认为自己是被冤屈的，不肯承认被黜的原因，他没有错，还要写状上诉，一直耿耿于怀。

无为本是一县，有条长江的支流濡须水，是巢湖的入江水道。湖水的出口处有濡须山，因而称为濡须口。这里在春秋时为吴楚交界之地，也是扼守姑执的重镇。三国时孙权曾在此水的南岸筑坞，曹魏也在北岸设栅，双方有过多场大战，“濡须口”三字经常出现在《三国演义》的书中。东晋时此地成为刘裕征战时的要地，无论是讨桓玄还是征卢循，都曾据此要地。北宋时因为战线已北移，太宗“以海内混一，四方无虞，乃于江南置太平军，江北置无为军，取太平无为之义”。看来，这两个军的设立完全是应了太平盛世的好口彩。它属淮南西路，下辖巢县、无为和庐江三县。此地北背巢湖，南临长江，东扼金陵门户，具有军事意义，所以设军。但宋代的军并非是一种军事的建制，而只是一种行政单位，就像米芾以前任过的涟水军一样。此地的地貌和真州大致一样，都是滨江的平原地带，只有北部一带有丘陵。境内水网纵横交错，多产稻米和鱼虾，但城偏邦小，交通不便，只有几万户人口，还是和陋邦涟水无异，他称它为僻陋之地，竟然十天都没有一信来，也无一过客，无异于是坐井观天。米大老爷来此一年多，为宦之勇早已心灰意冷，他的工作基本上是无为而治，以年老力衰为由，把军内的公事委以一位叫薛侯的僚属来处理，而自己却是悠然袖手，做了一名风流太守。

米芾初到无为时，还是想干点事的，他在县衙里每逢下雨和出太阳的时候都要祈祷，在城隍庙里设祭宴，自己举杯向神像叩头跪拜，祈求给百姓们一个好收成。然后把这些祭果发给随从以散福。一天他早起，唤来谯楼的鼓吏说，昨天晚上三更天时，我怎么没有听到打更的鼓声？鼓吏回答说，有一条巨大的白蛇缠绕在鼓上，我不敢靠近，因此没有打更。米芾认为这是蟒蛇成精在作祟。

县城既小，公事不多，但迎来送往的事还是有的。当时的蔡京打着“新法”之名，对旧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也要把昔日被旧党推翻的一些新法恢复，他图的只是政治报复，并不去深究这些新法对于黎民百姓是否真的有好处。新法固然有利于民，也促进了生产力，但从王安石实践的过程中，毕竟还有若干不符合现实的部分，并不是可以一概恢复的。但是现在他就要一律恢复，才能续行“绍述”之说，于是，下令恢复“保甲法”。保甲扰民，弊大于利，连曾布当政时也未敢全部施行，只是先在京畿地区做试验。但蔡京急于邀功，下令在全国推行，作为基层的无为，也不免接受。既然接受了，那上司就要来检查督促，米芾上台之后，穷于应付的，就是这一干官员。

刚复职不久的米芾还是小心翼翼的，不敢得罪上司，陪着他们到处巡查，摆酒招待，临走，他还恭恭敬敬写了帖子相送，在上面写了很多谀词，对上司进行恭维拍马，说你们这次下乡来巡查，一行人走在路上，如同朝廷里的禁军，严肃整齐，于乡里无犯，一路上的百姓恭迎于道，寂静无声。承你们夸赞敝邑实行得最好，花了第一等功夫，你们真是青天大老爷啊！小官听了真是觉得惶恐！稍后，他听到其中一位领头的张都监得到了升迁，恰巧是到他曾经工作过的杞县去任榆柳局，也就是负责汴河沿岸绿化工作的部门，他又致书去问候，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对他提出建议，从而留下了《烝徒帖》和《张都大帖》这两通好帖。他之所以对这位张大官人如此恭敬，不仅仅是因为张是上司，还因为张是蔡京的人，他任榆柳局也是蔡提名的，米芾视他为同党。

衙门不大，除了迎来送往的俗务之外，闲时必多，米大人自有消遣的办法，他又勾起了整理箧中所藏名帖的主意。此番上任，他的那块“宝晋斋”的牌子依然随身带着，稍等安定，他便把它挂在了自己衙门的书斋上，于是，“宝晋斋”分号又在无为开张。

既云“宝晋”，就要向人家展示一下自己的晋代宝物。他把收藏的王羲之的《王略帖》、谢安的《八月五日帖》以及王献之的《十二月帖》这三份晋代宝帖的墨迹交由良匠镌刻上石，嵌在官署内的墙上，这样，这三块珍贵的晋碑就留在了无为县内，它们的拓片被称为“宝晋斋帖”。靖康之乱时，此地遭遇兵火，衙署被焚，碑石断裂，字迹残损。等到南宋年间，有位镇江人葛祐之来此任无为军守，他既出于对米芾的崇拜，亦出于对乡里前贤的尊重，在此重建了宝晋斋，从民间收集到佚散的“宝晋斋帖”，把它们复刻上石，附以跋记，嵌在斋前，此三石被人称为是“火前三帖”。到了咸淳四年（1268），一位叫曹之格的官员来到无为任通判，他也是铁杆的“米粉”，对米芾无限崇拜，见到这批宝贵的遗墨只剩下了两块，心中不忍，便留心收集，把这三块晋碑重新摹刻，还把自己家藏的各种晋帖以及他能收集到的各种米芾的碑帖全部集中起来，历时十五年，汇成十卷，就以《宝晋斋法帖》来名之，从此，“宝晋斋”就从一个私人的书斋变成了一部历代法帖集的名称。

被米芾带到无为来的，还有一本《三米〈兰亭〉》，这通《兰亭》帖是唐人的摹本，一直被盱眙南山的杜宝臣家世代收藏，米芾花大价钱购得，与他从苏家购得的另一本双勾本的《兰亭》相比，稍有出入，但以此本为佳。他说自己年近六十，阅书一世，而未能见过此佳帖，便收藏于箧，视为宝物。崇宁元年（1102），他回润州丁忧时，闲暇无事，与米友仁、米友知三人花了五天的时间来逐字仔细临摹，找了精工巧匠来刻石上碑，自己又写了两通跋附后，这就是被世人称为《三米〈兰亭〉》的帖。虽然古时的《兰亭》摹本很多，但以米芾能够乱真的顶级临摹功夫，相信是最接近原作的一本修正版。此帖的原藏家杜宝臣听说了，连忙来信，要去了一百幅拓片留存，此拓本也被好事者广为流传于世。米芾很喜爱原先从盱眙得来的这个原本，在这年亲自把它装裱好，收在西山书院宝晋斋的致爽轩里，成为他庞大的晋唐法帖庋藏之一。装裱好的时候，恰巧是他努力去收罗来的那块洞天一品石运到园子里，第二天甘露又降在园内的林木竹石上，他视为这是祥瑞之兆，亲自在《三米〈兰亭〉》后题了两通跋，详述此事，称它为世间所有流传的《三米〈兰亭〉》之祖。

至于他家中收藏的另一本《兰亭》，也是大有来历，那是他在元祐年间从苏洎手中购得的。当年唐太宗令萧翼用计从辩才和尚手中赚得王羲之的手书《兰亭》之后，视为至宝，令手下的冯承素、韩道政、赵模和诸葛贞等人各自临摹一本，遍赐王公。当时褚遂良为起居郎，也摹有一本，以后诸本流传，皆是用双勾法来描摹字的轮廓，而褚遂良是著名书家，则是落笔直书，字写得清润有秀气，转折之间的锋芒毕备，字的神气全部保留，与真迹无异，这是非知书者而不能达到的境地。但由于褚是临写的，他在帖中改动了数字，这是判别此帖的一个根据。米芾也很喜欢此帖，特意为它作了长长的跋尾书，述说此帖的由来，并作了赞附后，也是在崇宁元年（1102）的六月装池，跋于大江济川亭内。

跋尾书是米芾的一项特长，就是他在历朝的名帖之后加上自己的题跋，内容并不仅仅做点考证，还细细写明此帖的流传经过，以及自己对此帖的评价等等，质最佳的还要附以赞，这已经无异于是一篇评论的小品文，也是宋人笔记体在书画上的一种延伸。北宋时的绘画，还很少在画上出现长长的题跋，这种跋尾书为日后画上的题跋提供了先例。米芾一生中这种跋尾书题了很多，自年轻时在阎立本的《步辇图》后留名题跋开始，大约有数十题，都是文书俱佳的绝品。他对于自己的这种跋尾书也很珍视，说从不轻易与人。

同样带到无为宝晋斋里的，还有另一本《兰亭》，那是褚遂良临摹在黄绢上的，所以称为黄绢本《兰亭》。这一本子原藏于前宰相王文惠家，米芾后来辗转从公孙 手中购得。据米芾评定，此书虽云王书，但全是褚法，显然这是一种“意临”的方法，关键在得其神。米芾对此帖也是赞不绝口，在跋尾书中用了无数华美的词藻来夸赞它，还对帖中的几个字做了考证，可谓细微。他称王书的《兰亭》为“天下第一法书”。

有了这些名贵的宝帖，他的这个“宝晋斋无为分号”才算是名实相符。

手中有了权，米芾又要起土木之念了。这时他已是地方上的一把手，有了签字权，已不同于真州和蔡河拨发任上了。回顾一下，但凡他担任过一手把的雍丘、涟水等地，他都要大兴土木，不是建殿，就是盖亭楼，这事风雅是风雅，然而却是劳民。

这次他建的是“仰高堂”。古代把一个男人一生中必须要学会的礼、乐、射、御、书、数这诸种技艺称为是“六艺”，这其中射是指射箭，御是指驾车，都是与军事体育有关的技艺。为了练习射箭，在县里都设有射堂，等于现在练射击的靶场。无为军衙北面原先有一座射堂，因为位于北面，所以依道家的说法，得名为北极帝君，司守北方的方位。但因年久失修，射堂的墙因漏雨而快要坍塌了，摆放在里面的弓箭受潮后都损坏了。管理者前来汇报，请求拨款修复。米芾亲自去看，决定修复。但在拆掉旧墙之后，发现原先被墙遮住的万叠北山显露了出来，他远望山景，兴致勃勃地为之写了一篇《仰高堂记》：

无为军宇北有射者，曰“北极帝君”，射家所忌，多折弓损指。夫南者，太乙所照，又东西理也。大泽气蒸，则害弓矢，积雨败堵，主者请缮。余初撤，不急不知。峨者、岌者、峻者、迤者，之在后也，其成也。交契于天真，仰止高山，景行前修，合于小雅。后之君子，岂以彀者、的者、铮者、镗者以易前四者乎！

这篇堂记中所写的内容并不重要，无非只是说明这里供射箭用的房屋里的一堵墙内有怪异之相，人们在此练箭时，多是折弓损指。他指出这是因为阴阳不顺所致，由于射堂是位于北面，背阳而湿，置放在里面的弓箭因受潮而损坏，于是拨款修建了这座仰高堂。拆墙之后，墙后所遮的北面的群山也看到了，他便提及要仰起头来崇拜高山，就如同效仿嘉人的德行，从而把一座普通的建筑拔高到道德和圣人的高度。米芾在题书了《仰高堂记》之后，却是让米友仁来用篆书为堂题书了匾额，这可能又是出于“誉儿癖”之念，还因为友仁到此时已经功夫纯熟，书法有成了，让他来题匾也不为过。但友仁一生中的篆书甚少，此题没有留存，难以得见其妙。

仰高堂建成之后，米芾在此举办了大射、燕射和乡射等一系列活动，以提倡古人之学。此堂日后在靖康之难中尚存，但堂上的匾额无存了。南宋的词人张孝祥来此看了，还为之补题了匾额，此堂一直到清代光绪年间还存在。

无为县城里现在有一座米公祠，这是当年无为军军邸的一部分，东邻军衙，左近有几座小丘，还有几处小池。西南还邻着一座著名的佛寺，地理位置是适中的。这是中国目前第二座米公祠，与襄阳的米公祠齐名。里面的主要建筑物有复建的宝晋斋和聚山阁，此外还有一座投砚亭和墨池。祠内栽有绿竹古树，假山亭宇相映，颇有园池之胜。当年米芾就在这里居住，每当公事之余，便回来散居，闲弄翰墨。后人仰慕他的光彩，于此建祠以祀。

祠中最高的建筑是聚山阁。阁名得自于他《早来堂》的诗句：“山聚诗增思，洋宽墨有池。紫金化夕境，岚翠发朝曦。”根据清代的《无为州记》中载，米芾曾在他居住的军邸内建有聚山阁，“阁上见群山聚列，唯二山为最，银屏之深秀，则松乔所居；宝峰之壮险，则吴魏之守也。”登上此阁后，可以北望数十里外的银屏山和宝峰山，此二山位于县城北部的石涧镇附近，即是《仰山堂记》中所提及的万叠北山。山虽不高，但林木葱茏，隆然起伏，宛然有润州南山之貌，米芾见此，如思家乡。

这座昔日的军邸当中有一口池塘，此池由一眼泉水溢出汇成，米芾来此饮后，认为其味甚佳，有诗称它“甘泉如惠山”，后来加以扩凿。据说他居于此邸时，嫌夏季池中有青蛙鸣声甚为噪闹，便投砚于池，蛙声立止，因此此池又得名为投砚池，后人因米芾曾任此，又称太守泉。投砚的第二天，米芾发现池中水居然全部变黑了，他就为此池而起名为“墨池”，池中之蛙也因为喝了墨水之后，蛙嘴皆黑。现在池畔还立有一块复刻的“墨池”碑，两个劈窠大字有二尺大小，出自米芾之笔。明代时有一位赵姓官员把这两字的拓本带到福建漳浦的赵家堡里重刻安置，而原碑则已破碎不完了。

“墨池”本是王羲之的故事，据说他在山阴时，每天临池习字，写后便到池中洗濯笔砚，天长日久，以致池水皆黑，他因之题了“墨池”二字。“墨池”二字应有双解：既可以说这是洗墨后变黑了的池，也可以说是取水来研墨用的池。这个故事已成为王羲之最有名的代表作之一，被移用到很多地方，直到现在，这两个字还被放大后嵌在绍兴王氏旧居对面的墙上。也成为若干与他有关或无关的景点名胜，并附丽虚构了许多的故事传说，使它成为奇碑。以后，墨池的传说也被移到了米芾的身上，因为他也慕王羲之的名而题写了这两个字，字体还可看出师法王书的痕迹。在中国，只要一提及墨池，不是归于王羲之，就是与米芾有关，这已经成了他们两人的专利。

米芾在无为还书写了“宝藏”二字，立在宝晋斋前，清代乾隆《无为州志》上说：“宝藏大书碑一座，宋知军米芾书，旧竖宝晋斋门右，内藏王羲之十三帖，缘帖散斋废，碑迁戟门外西廊，碑阴即载赵汝谈所撰《楚公祠堂记》。”米芾书此碑的原意是向人矜夸自己宝晋斋内的法书，书体与“墨池”两字相近。但奇怪的是，当此碑在无为无存之后，此碑的拓片却在英德被发现，又双双被移回此两字的原书之地无为安置。

在英德搜访米芾资料时，我就意外地在博物馆里见到“墨池”和“宝藏”这两通复刻的碑，这是清代一位襄阳人杨柱臣在任英德知县时，于康熙五年（1666）从无为县摹来而刻石的。而襄阳的米公祠里也有“墨池”和“宝藏”这两通碑。“宝藏”二字，甚至被做到了多个电视台的收藏或鉴宝栏目里去，被印在某些收藏的刊物封面上，足见大家都喜欢米芾的字，也喜欢这些碑文中的吉语，它们已经成为一种可以到处复制的标准件了，反正年代久远，作品的追赎期已过，不必付给米芾版税了。九百年过去，米芾还在创造着不菲的经济效益，为某些人挣着钱。

米芾在无为最为人所称道的轶事，就是“拜石”的故事。据说他初来到无为州报到时，见到衙门院子里立着一块奇形怪状的石头，为自己生平从未见过，不觉大奇，立刻令人铺设香案，自己敛衣整容，对着石头屈膝下拜，口中连称“石丈”！无情无义无血无肉的石头居然成了米芾的岳父，别人见了，既奇怪又好笑，称他为癫痴。

不过，还有一则笔记记载，说米芾在无为时，听说当地的河中有一块怪石，形状有异，不知它是怎么来的？别人都以为它来历不明、形状异怪而不敢取。米芾见了大喜，令人移运到他的府邸里，放在院内，成为自己日日欣赏的奇物。当这块奇石运到衙门的时候，米芾竟然在庭院里摆放了拜桌，在上面焚香，自己下拜在地，对着石头说：“石兄啊，我想见到你已经二十年啦！”这样一件事，无异于是幼儿园里小孩搂着玩具说话的幼稚行为，当然要被旁边看到的人笑话。笑他癫，笑他痴。有人说这两块石头其实就是一块，就是现存于无为米公祠里的那块“石丈”。

这块名为“石丈”的奇石现在就默默地立在米公祠荒芜的后院里，它已成为当地最有名的一景。但是，没有资料说这块奇石当初是如何来到州衙门里的，无为地近巢湖，那里有山有水，水石相激，是著名的太湖石的产区，稍远一点又是灵璧县，也是出奇石的地方。这些地方都有可能出产奇石，路过与无为相邻的巢湖市银屏山时，看见路边到处都摆放着奇异的景观石，有太湖石，有灵璧石，还有少量的黄石。我仔细端详了米公祠里那块著名的“石丈”石，它高不及人，宽也大致相当，石质粗粝干燥，颜色赭黄，既非太湖石也非灵璧石，当中虽有孔窍，但根本没有达到米芾所提出的“瘦、秀、皱、透”的相石审美标准，无论是它的石质石色、表面的肌理石脉，还是石头上沟壑的分布走向，都没有达到极品的地步，要想让米芾这位顶级的赏石专家见而下拜，癫狂称丈，似乎还差几个等级。何况，整块石上没有一个题字，米芾那样喜欢到处题字的人，何不效仿他在广州九曜石上题字的做法，来大书一通呢？疑惑的是在千年的岁月里这块名石屡隐屡现，时埋时藏，会不会有讹误，或是被人掉了包？

米芾在无为时，特意为此石画了一幅《拜石图》，此事的根据是元

图10 被保存在无为米公祠里的“石丈”石

代大画家倪瓒所作的《题米南宫〈拜石图〉诗》，可惜此图不存已久，但米芾拜石一事却是成为后人屡屡创作的题材。无为当地的史料还说米芾在此画过一幅《白菜图》，是他在宝晋斋边自己动手种菜时所画，后人还据此题了一首长长的“爱菜歌”以记事，明代曾被刊刻成碑，立在无为米公祠内，可惜在“文革”中被毁。

米芾在无为期间，幸而老天托福，没有遇上大灾。这年秋天，米芾正在西门的城楼上宴集，在抬眼远眺时，却见到田间不是一片金黄，而是遍地碧绿，竟然还有人在田间劳作。他感到奇怪，下楼走近一看，居然见到田间还有青青的稻子正在抽穗。他上前询问。一位老农回答说，今年的气候温和，雨水丰足，收获了稻子后，稻根内又长出新穗来了，这叫作稻孙。米芾听了大喜，认为这是祥瑞之兆，命人把这好事上报。并命人取来纸墨笔砚，题书了“稻孙楼”三个大字，做成匾额，悬挂在无为县城的西城楼上，从此，这座城楼就称为“稻孙楼”了。

米友仁的篆字没有见到，我却见到了米芾的篆书，这次他特意为宋真宗的《御制文宣王赞》书了碑。这是当年宋真宗赴孔子故里阙里祭祀时所作，最奇特的是他用了篆书，这是不常见的。他选用了篆书的原因或许是因为要与孔子的时代相配？此碑被他立在县学门口，以作宣示。

米芾一生中，最为擅长的，当为行书，这也是整个宋代的书风。有宋一代，真书、隶书和篆书写得好的书家，几乎找不出一二人，而以书意为主的行书最能体现出宋代文人的潇洒倜傥，最能体现出他们的不拘前人。米芾一生中的碑帖，行书占了绝大部分，写得好的也全是行书。他在涟水时也曾练过草书，但写得不像样，以致他自己也意识到了，以后不再写了。他的真书就没有出现过，反不如他的外甥王庭筠写得好。但这次他一下子拿出了篆书，真的要让人瞠目结舌了。

米芾的篆书并不仅此一碑，此外还留存有多通。与它相连的，还有他的隶字碑。这些碑的来源不知，据说是他在以后任书画博士时课徒时写的，书学要求生徒诸体都会，因此老师就要书字以示范。米芾虽不精于此道，但必须要写，可能就是这些碑的由来。按书理来说，篆字无论大篆小篆，都要写得含蓄，要用中锋行笔，起始都要藏锋，以圆润婉转为上品。因为那时的书法还没有写在绢纸上，是铭刻在金属器物上，或是刻在山崖上，或是蘸着漆书写在竹木简上，受材料的限制，也受篇幅的限制，这种书体不能写得非常奔放，因为还要经过锲刻才能用，因此用笔须慢。米芾也懂得这些，说自己“悟竹简以竹笔行漆”也，漆液黏稠，须用笔饱蘸着，强力运行，使漆堆在简上才行，所以写出的字就饱满而有滞意，且没有飞白。但米芾的行书大多是侧锋运笔，行笔之中又多有转折变化，按捺提点，刷掠逆拖，这些都是篆书笔法中没有的，他的篆书，实在不敢令人恭维，不仅字的结体有误，在运笔中也时现偏锋，不够沉稳，满是火气。

至于他的隶书，则更为恶俗，几乎是笔笔败笔。隶字的笔法要比篆字丰富，藏锋起笔，露锋收笔，变化多端，兼及篆真草，但总体须以方正沉厚为上。而米芾的隶字不知所出，圭角横生，锋芒毕露，东伸一条腿，西支一只胳膊，居然还有牵丝在里面，一个字中的笔画互相冲撞，有的居然同一走势，败病良多，看来是急急书成，犯了隶书之大忌。

后人评米芾的书法说他是“竹简之法，绝而不传。米元章得古简，始更制法”。此话不错，但这绝不是说米芾善书竹简体，而是说他的行书中吸收了竹简法。竹简固然要比一般的隶书难写，因为它在隶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草书的笔法，字的间架更加自由放纵，跌宕跳跃，变化无端，更与草书接近。米芾所书的不是竹简，而是用了竹简之笔法，“书竹简”和“竹简法”是两回事。或许米芾也有自知之明，也羞于自己的隶篆，所以他都以行书示人。

喜欢米芾书法的宋高宗，也曾说过，米芾以能书而得名，无负于海内，但我看他的楷书和隶、篆皆不甚工，只有行草为神品。这是中肯的评价。

米芾在无为期间，还曾撰写过三通有名的碑记，一通是《章吉老墓志》，另一通是《章吉老墓表》，还有一通是《芜湖县学记》碑。

章吉老，名章迪，字吉老。他是无为的一位名医，精通医道，以针灸术而闻名于当时。他持此术以救人治病，只要有人上门求医，他望闻问切，观肤透膜，即能取针去病，因而深得士民的声誉，称他为华佗再世。他把他的这一绝技传授给他的儿子章济和孙子章权，祖孙三代悬壶济世，发誓要救治三千人。米芾守无为时，听闻章氏父子的盛名，曾亲往医所，章济授医探脉，果然病除。这时章吉老已经去世，享年七十九岁，米芾无缘得见。章济请他的朋友周绅为他父亲撰写墓志铭，米芾认为如此之人，实为仁义，慨然为他书写了墓志。四年之后，可能章济想到当年米书的墓志已经被埋入地下，人所不见，而这时米芾的书法更是名声大震，他又得陇望蜀地亲来京师，请米芾再作一通墓表。墓志是被瘗埋在墓里的，而墓表则是树立在墓道上的，两者有所不同。彼时米芾已经调到朝廷任书学博士，但念及旧情，还是应允为章吉老撰写了长长的墓表，在文中表彰他一世积善，不以艺取人，行符施药，除病救人除害物的善行，以救民为道。今后的来人如果在墓前读到我这通墓表，希望他能以这种精神来勉励之！由于这是一通要刻碑的文章，不能如其他的法帖那样写得飞宕奔放，纵横恣肆，也不能如平时给朋友的信札那样自由随便，大小由之，此碑虽书写得比较工整，然而时时有精彩之笔溢出，变为草书夹在其中，字体偏瘦削，不失为他晚年的精品。

如果说米芾的这一通碑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是对于济世救民的一种仁爱的表彰，同时也是他礼贤下士的一种景行的话，那么他的《芜湖县学记》碑则颂扬的是教育，是对于民众的教化，以及在文化上的扶贫解困。

芜湖位于长江之南，与江北的无为南北相望，在文化上却是一脉相传，同为徽派，彼此的联系非常紧密。现在的无为县已经被划归芜湖市辖，通过长江大桥隔江相连，结合成一体了。

这通长长的碑文详细地介绍了芜湖县学成立的经过，神宗时号召天下要明人伦、师先王、习礼仪，令各县邑都要置学所，当年芜湖也置了县学，以培养乡里之士。这是一项德业上的善举，可以使其民有政、养育有道、考察有法、升迁有序。使造士与道德同宗。而朝廷乐有人才，崇建学校之意，无非在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根本之源还在乡里之间。这就是天子所以有望于乡里之间的道理。

这一通碑，比章吉老墓表写得更加圆润娴熟，满纸气韵生动，上下贯通，一气呵成，在行书之间还不时夹有草书，洋洋洒洒，显示出一种从容和自得。相比起来，它更像是碑。然而却是一通行书碑。

米芾在无为时还留有一通《题李公麟〈阳关图〉》的碑刻，碑文相当长，是一首古风，开头就写：

古人送行赠以言，李君送人兼以画。

写出阳关万里行，奉送安西从辟者。

澄心古纸白如银，笔墨轻成意潇洒。

按碑中的文意来看，当年安师文赴洮西任职时，李公麟前来送别，画了一幅《阳关图》以壮行。安师文也是一位著名的收藏家，米芾曾从他手中得到过古帖，李公麟与他友善，以画来送行是适合的。李公麟所画的就是两人执手于阳关之下，话酒送别的情景。米芾想必亲眼见过此画，在碑文中对画中的人物动态和景物都描绘得很细致，还借用了王维的《阳关送别》诗意来点出精髓。文中的最后还寄语画的作者：“凭君传语王摩诘，画个渊明归去来。”

就是这样的一通碑，却不载于任何米芾的书法集中，以前也很少有人提及此碑。此碑不是用米芾惯用的行书，而是用工整的楷书写的，这是相当罕见的事，而且全碑的字体不像米书。但此碑后附有董其昌的考证之跋，说：“此米元章早年之笔，尚未立家，出入率更登善，已自秀绝。”认为此书具有“以势为主，不使一实笔”的特点。他是后世研究米书的专家，也注重考证，提出此说应有道理。除了董其昌，此碑后还附有其他多人的跋或收藏印，显然流传有绪，然而却不见于《宝晋英光集》等处。如果此碑确实是米芾所书，那他和李公麟之间的交往则要提早到他年轻时了，那时他的书法尚未形成自己的风格，名声还远不如李公麟。此碑现存于无为的米公祠内。

米芾到了无为的任上，已经五十有四了，他在年轻时的抱负以及锐气，经过了一生的折磨，早已荡然无存了。经历过雍丘和太常寺两任与上司的争执之后，他虽然还不服气，但已经从心底败退了，也从力量上懈怠了。纵然他不会去做个贪官赃官，然而他却是可以做一名庸官糊涂官，他可以整日燕游，也可以整日书画，而荒于政事。他在无为的一年里，真正做到了“无为而治”，除了书几块碑之外，基本没有什么政绩，或者说他只对文化有贡献，但对文化事业缺少贡献。

信心一松，对自己的行为也就不介意了。据他自己的一些信札上说，他在无为时也放纵自己，做了一名风流太守。他也和朋友出入于秦楼楚馆之内，纵酒使气，举杯邀明月，泼墨酹江水，或是拥伎而歌，调笑填词，击鼓弹筝，插花鬓边。醉后也曾踉跄脚步，酒污袍袖。既然上司已经无分贤愚，何论忠奸，辛苦一辈子，到头来还是一袭青衣，一个穷措大的八品寒士！又何必去计较什么政绩，又何必去谈什么救民于倒悬！且贪杯，且贪杯！且贪杯啊！

他在醉时没有想到上司，然而上司却并没有忘记他，监察御史一直在冷眼注视着他，在一旁做着记录，伺机就上他一本，打个小报告，他们才可以有薪俸好拿。见他如此行状，有人参了他一本，说他在无为时是如此如此地不护细行，如此如此地癫狂。

这一本眼看就要奏准，上司已经发怒，又要将他罢掉了，没想到，斜刺里杀出一人，把米芾救了。

这个人，就是徽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