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去职_关于米芾的故事

时间:2019-04-28  栏目:名人故事  

为民去职_关于米芾的故事

祖母的尸骨未寒,哲宗就已经迫不及待了,才过两个月,他就召来了臭名昭著的章惇和吕惠卿,让他们官复原职,让他们组阁,拿出适合自己心意的改革方案来。

史学家把哲宗亲政前的一段历史称为“元祐更化”,把此后的一段历史称为“绍圣绍述”。

所谓“绍述”,就是“继承”,而且专指哲宗对神宗所施行的新政的继承。这个口号是由刚刚复职回朝的李清臣和郑润甫提出来的,被章、吕等人接过去,用作呈哲宗的改革方案。哲宗是神宗的儿子,作为他的皇位继承人,对先皇所为有着崇敬,也有意效仿。神宗时任用王安石,推行新法,虽然并不彻底,但却是天下大治,疆域扩张,被誉为盛世。然而,神宗驾崩后,祖母主政,君权旁落,一切都是由高太皇太后说了算,新法尽废。作为孙皇帝,哲宗无法与祖母抗辩,只能除了沉默,还是沉默。然而在心底却是一直想恢复先皇的伟业,做一番有为的事,这才是赵家的好儿郎。所以,他亲政之后,就立刻施行改革。

哲宗亲政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章惇。章惇此人大奸大恶,被列入《宋史》的“奸臣传”中。他是个私生子,然而却勤奋好学,富有才干,和苏轼是同科进士。王安石变法时,看中了章惇的才能,授他以重任,他率兵血洗西南诸蛮,招抚梅山四十五州,拓边新土有功,被召进朝廷内任。哲宗正要改变高太皇太后的既定政策,便欣然接受了“绍述”的提法,甚至把第二年的年号也改元为“绍圣”,以恢复熙宁、元丰时的新政。他任命章惇为相,专以“绍述”为国是,凡是元祐年间被高太皇太后所革除去的一切新政,全然恢复,全面施行新法。又把蔡卞、林希、黄履、张商英这些当年的新法悍将们全部召回复职,各居要地,委以重任。让他们为打手,协谋朋奸,报复仇怨,凡元祐年间得志的旧党之人,无一得免,全部招祸,甚至罪及家族。

章惇重用的打手中,蔡京和蔡卞兄弟就赫然在列。他看中了他俩的凶残阴险,命他们穷逼那些旧党,罗织罪名,捕人下狱,甚至剥皮、拔舌。又命吕升卿等人到岭南任按察使,追杀那些已被流放的旧党人,手段之毒辣,令人发指。幸而哲宗没有同意,说:“我遵照我祖宗起就定下的规矩,从未杀戮过大臣,我不能开这个恶例,你把他们都释放了,不要治罪。”然而,章惇还是不放过其中的十几个人,甚至一次流放还不够,还要把他们流放三四次,天下人都为他们喊冤。当时民间流传着“二蔡一惇,必定沙门”的民谣,二蔡当然是指蔡氏兄弟,沙门岛则是当时专门流放罪犯之地。当时整个神州大地一片阴风惨惨,恐怖笼罩,人人自危。(www.guayunfan.com)章惇、吕惠卿、吕升卿、蔡京、蔡卞、曾布这几个恶棍,操纵着一位十九岁的少年天子,使已经偃旗息鼓的新法起死回生,重新施行。然而这时的新法,已非王安石时的新法了,已经被他们阉割偷换,即使是后人,也看得很清楚,写诗评述说:“蔡京奸计假荆公,绍述虽同事岂同?”这些假“新政”之名的人,实则是一批政治野心家,他们把北宋的大好河山送上了绝路。

尽管北宋时的新党和旧党都互有利弊,各有所偏,但公正地看,旧党人士的思想虽保守,但却大都是品格高尚之人,都是忠诚正直、堪称为人师表的君子,他们也知朝廷的久存弊病,然而积重难返,不想触动大地主阶层的利益,恪守旧道。而新党的人士之中,虽然也有王安石这样的忠贞正直之士,是出于公心来拯救黎民于泥涂之中,然而绝大多数人的品质却极差,都是些阴险恶毒的小人,都是借改革之名来获取个人利益,都是反复无常、有空就告密、出卖朋友的无耻之徒。当然,由于这两党的长期积怨,以致一党掌权,就会把另一党逐出朝廷。然而要想把对方赶尽杀绝、送进牢狱,甚至掘墓鞭尸的事,也只有章惇这些人才做得出来。王安石在变法之初,看中了这些年轻人的血气方刚,有才干,把他们吸收到自己的集团中来,想借助他们的锐意来为自己出力。他们感激涕零,甘为犬马。但等王安石一失势,他们立刻落井下石,反目背叛,甚至把他的私人日记也拿到皇帝面前去作为告密的罪证。这使王安石悔恨不迭,在自己的书房里到处写上“福建子”的纸条来提醒。奇怪的是,这几个恶棍恰恰都是福建人。

章惇有才学,也善书法。他失意被贬逐,有八年的赋闲时间,他在润州筑有别业,闲暇无事时,经常练字解闷。沈括说他每天要临一遍《兰亭》,苏轼听了不以为然,认为这徒然是临摹而已,他的字还算不上是自成一格的书家,终不高明。南宋时有人评论他的书法说,章惇素以能书而自负,经常喜欢挥毫翰墨,虽然为相时公务繁忙,但却要每天练字数幅方休息。这种勤奋练字的做法,说明他对书法的兴趣极浓。米芾看过他的书法,认为:“章惇自认为他的真书写得好,批评我的书法写得太草,要我也像他那样写成排版的字或整齐得像算盘珠一样,我才不干呢!我认为,要写真书体必须要有体势才是最佳的。”米芾这些话其实是批评章惇的真书功夫还不到家,还欠火候,认为他的真书写得过于整齐划一,恰恰正是米芾所反对的“大小一伦”,如同书吏抄的公文一般刻板工整,缺少变化,他不取也。沈括因为与章惇是同党,反夸赞他善书,在《梦溪笔谈》里写道:“章子厚善书,曾经说:‘写字极须用意,不用意而用意者,皆不能佳,这种妙理,若不是得于心者,不可能懂得我的这些话。’我把章惇的这些话称之为‘墨禅’。”章惇的这些话,恰恰正是宋代书法最为讲究的“意书”的精髓,看来他的书法虽不是上乘,但却颇懂书理。他的同党夸章惇的书法精妙绝伦,丝毫也不亚于唐人,以至要超过虞世南和薛稷这两人了。甚至更有人夸他的书法已经深得晋人的笔意,而类似王羲之了,这些话出自于他的党僚之口,已是谀辞,过于拔高,是不能信的。

虽然不能与“宋四家”这些大家相比,但公正地说,在宋代的诸位官僚里,章惇的字还算是好的,只不过他的书名为他的恶名所掩罢了。后世有人评价说,他虽然有才,然而却是用在反面了,使他的英迈之才与他的书名都被湮没了,是一悲剧,太可惜了!

除了以书法而交往,米芾与章惇还有一层关系:米芾一向崇敬的宰相吕大防是章惇的舅舅,既然同在一城居住,章惇和米芾也时有交往,米芾和他的儿子章持等人都有书信往还。

米芾的靠山吕大防在为高太皇太后服务了六年之后,竟然没有能全身而退。因他为相时只对太皇太后忠心,始终不提让哲宗亲政的话,哲宗因此恨他,在上台几个月后,他就被章惇罗织罪名,作为旧党扫除,几度贬谪,竟然身死瘴疠之地,尸骨不能还乡。

高太皇太后一驾崩,她的威信立刻下降,以前满朝都是把她当成皇帝来对待的,朝廷下令,要避她父亲高遵甫的讳。现在禁令取消,“遵甫”二字都可以直接写了,这也是区别“绍圣”前后宋帖的一个标志。

雍丘是古时的杞国,这里曾经产生一则“杞人忧天”的故事:一个人整天担心天会掉下来,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整天望着高高的天空忧心忡忡。现在“天”真的掉下来了,对米芾一生中影响最大的那个女人去了。然而米芾除了伤心了一下之外,并没有觉得有多少的缺失,因为这位太后在他小时离他很近,现在却离他很远了。只是吕大防的去任,使他很是失落,他失去了一个靠山,一个仕进的阶梯,今后他得另想办法了。

新党当政,奸臣掌权,朝中最近乱成一团。这些事,既离他很近,又离他很远。东京不到百里之遥,朝中很多大臣是他的朋友,然而无论是“元祐更化”也好,还是“绍圣绍述”也好,眼前还触及不到他这个微官小吏,无论是谁来主政,作为一个县官,他只有执行的份儿,而不能像当年的苏辙一样,以从八品官的身份去神宗面前陛见。他日后曾自诩“不入党与”,确实是与新旧两党的人士都有交往,然而并未深入其中,成为哪家的党羽或打手。新党的头目王安石和旧党的领袖苏轼他都见过,新党的林希、沈括和谢景温都是他的朋友,旧党的苏辙、黄庭坚和吕大防也都是他的朋友,他巧妙地周旋于两党的夹缝之间,只谈艺术,不谈政治。眼看着新党上台打旧党,旧党上台又打新党,眼下又是新党在追杀旧党,一片混乱。将来究竟是谁家之天下?还很难说。

然而,从仕途角度着想,今后他将依附何人?

新,还是旧?这是个问题。

真正受到影响的还是他的朋友,曾经一度红遍天下的苏学士苏轼。早在高太皇太后势力未颓之时,他就被攻击,自求外任到扬州当太守。岂知太皇太后欣赏他,一刻也不能离开他,才就任半年,就又把他调回朝中,任翰林侍读学士,兼礼部尚书。幸好他聪明,高太皇太后一死,他知道护法神已倒,预感不保,就自请出任,到最边远的定州去任职,那里是最麻烦也是最危险的前线,同时担任文臣和武将。

定州位于东京的北方,前去赴任,应该向北渡过黄河。然而苏轼却是特意绕道东南,到雍丘来会米芾,这让米芾很感意外。

这事在元祐八年(1093)的十月,“天临殿”还正在修建中,吕升卿还没有借此题发作。去年苏轼米芾刚在扬州会见过,现在又在雍丘相会,分外亲切。

苏轼并不是第一次来雍丘,只是在雍丘第一次会米芾。早在嘉祐元年(1056)的时候,他才二十出头,跟随着他父亲苏洵赴京赶考,就曾经在雍丘住过一段时间,复习功课,后来此地还有一处“苏洵读书台”的古迹——其实应该是“三苏读书台”才对。然而几十年过去,这一少时的记忆已经淡薄了,令他不胜感慨。

还是在春夏之交的时候,米芾曾给苏轼一封信,谈及他到任之后,此地因处于黄泛区,又遭遇水旱双灾,好容易度过了青黄不接的艰难时日,田里麦苗正在生长拔节,在麦叶上却发现了很多虫子。它们小小的,爬在小麦秆上,专吃青嫩的麦叶,而不吃穗。然而被它们吸了浆后的小麦就瘪了,再也长不出颗粒来,当年就必定减产。米芾生在城市之中,没有学过农业,也不是昆虫学家,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麦虫,不知道怎么治。这种虫子密密麻麻地布满在麦子上,又不能用手去捉,也没有办法去除,只有靠向天祈祷。苏轼当然也不知道去除这种麦虫的办法,只有写信去叫他宽心。

谁知当年秋收时,雍丘的秋粮获得了丰收。米芾非常高兴,给当朝的宰相写信报喜,说自己的县里今年岁丰无事,有一个好收成,当足以养拙苟禄,饮食自给了。下面就说到宰相刚刚上任不久,希望能给百姓带来仁寿,作为县令的我将拭目以待佳音。

笔者颇怀疑米芾的这份报告是否属实?有没有谎报实情?明明小麦上都长了虫子,正在灌浆的时候,又来不及补种,收成肯定是减产无疑。如果是秋粮获得了丰收,但也是丰不补歉啊,他是只报秋粮之喜而不报夏粮之忧了。官场上的这些圆滑,他已经开始学会了。

苏轼来到雍丘和米芾相见了,所谈恨少,米芾的大儿米友仁也在侧伺候。苏轼问起他的年龄,知道他已经二十了,刚刚及冠,就用黄庭坚送他的那方古印上的印文“元晖”做了表字,下年春天就要进京赴考了。米友仁把自己写的字拿给苏轼看,请他指教,苏轼连夸米友仁的书法有乃父之风,有功力。又说起米芾的长女嫁给起居郎乔执中的儿子为妻,次子友知亦知书等家务事。

雍丘城位于豫北的冲积平原之上,这一带原是丘陵之地,布有一些低缓的山丘,因此这一带有“丘”字的地名很多,如商丘、沈丘、雍丘等。雍丘原来位于三座较高的山丘之上,县衙就建在最高的一座山丘上,居此可以总领全县。县衙内有竹有槐,还有柏树,当然还有米芾搜集来的奇石。距此不远的西郊,有一处隆起的丘岗,上面植有青松朱樱,是春游之处,风景应该是不错的。一柏一槐两棵树一直留存到现在还活着,县衙的西面在明代建了一座文庙,五彩琉璃的殿顶,白石的台阶,非常壮观,俨然还具旧时之貌。

酒酣之际,两人谈得兴起,米芾说自己藏有三百张上好的宣纸,何妨与苏轼共书享受?苏轼听了也高兴,说是很久没有在一起共书了。米芾便令手下在大堂里铺开两张长案,上面各放上精笔佳墨,取来宣纸陈放在侧,旁边的桌上还放着酒菜,彼此说定今天一定要把这些纸写完才休息。

苏轼和米芾在县衙里对坐着饮酒,每饮完一轮,便秉笔抻纸对书。旁边有两个小童专门为他们磨墨,然而几乎都跟不上他们写字的速度。两人越写越高兴,字也越写越好。直到黄昏时分,酒喝完了,两人都大醉,三百张纸也写得光光,两人把自己的书法互相交换,各自带走,都觉得这一天自己的书法水平是平时所不及的,非常得意。

苏米对书这事,被后人视为风雅之举,曾有人根据此事书写了一块“苏米对书之庭”的匾,挂在雍丘县衙大堂前。到了清代时,有一位邵姓县令也善书法,非常仰慕苏轼和米芾,一次他接待了来此的著名书画家董诰,效仿着苏米对书的风雅做法,两人也在堂上铺纸对书,后人题有“又米堂”的匾,并将此地命名为“又米堂”。而原有的“苏米对书之庭”的那块匾一直到民国年间还存在,在抗日战争中被日本人劫回国内去收藏了。而那座县衙则被改造成了县政府,足见苏米的影响,直到千年之后尚存。

苏轼此行,本是北上抗敌戍边去的。按理说应该得到褒赏,临行前也应该陛见而壮行。可是哲宗对这位昔日的老师已经内心生厌,苏轼临走时,要求陛辞,然而没有被接受。苏轼不得一见而行,预感国是将变,皇帝本是他的学生,然而此刻不见他就是个坏兆头。他只得留下了一封书信给哲宗,以行劝诫。信中说皇帝一直居于内宫,接触的只是执政和大臣,并没有和广大的群臣接近,因而听到的下情很少。希望他在亲政后能够通下情而除壅蔽,能在三年之内有所作为,来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崭新大宋。

说归说,哲宗接到信后,根本没有放在心上,他自有盘算。看看《宋史》的《苏轼传》中,出现得最多的词就是“不听”,他的主意虽好,然而朝廷却不采纳。

苏轼夹着那一百五十张米芾的字走了。没想到半年之后,又一场政治的恶浪把他卷了回来。

元祐九年(1094),“绍述”之说正式推行,改元为绍圣元年。哲宗和章惇们都已站稳了脚跟,开始向旧党们复仇。章惇被拜为左相,第一刀砍向吕大防,第二刀砍向苏氏兄弟,把苏轼官降一级,从抗敌前线贬到南方的英州,把苏辙从中央贬到汝州。随后遭殃的就是“苏门四学士”,以及一帮元祐旧臣们,一场大清算开始了。

苏轼早有预感,然而没有想到会遭此种待遇。他是个乐观豁达的人,一生历尽磨难,已把忧患视为身外之事。然而对于这一次的迫害,他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没有预料到事件的严重性,以为大不了就像以前被贬到黄州一样,过几年,气候转变之后就会再度还朝复职的。他从定州交办了事务,仓惶就道,赴京后立刻就束装南下,赶赴谪所。

苏轼离京的时候,正是闰四月,京师槐花正开,绿荫渐浓。他没有想到,他一生中就此与这座使他爱恨交加的繁华都市永别了,因为他即使后来遇赦北还,也没有到过京师。

够朋友的是,就是在这种悲剧开始的时候,他也不忘绕道雍丘,去看望一下自己的至交朋友米芾。

朝中的变故,米芾已经听说。尽管上台的是他的朋友章惇和蔡京,然而还是为他的挚交苏轼的被贬而不平和伤心。当时他正在患痢疾病,一天要拉好几遍,身体虚弱得不行,难以外出,听说苏子过境来访,他还是撑着起来。他已经无力远行到郊外的码头迎接,只得派了县里的二把手专程前往长亭将苏轼请到衙里。自己抱病扶杖而出,与苏轼执手相见。

苏子尽管身处逆境,但还是英气勃勃,他还把朝廷贬谪他的免职令读给米芾听:

若讥朕过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诋诬圣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义。在于行路犹不戴天,顾视士民复何面目?汝轼文足以惑众,辩足以饰非。然而自绝于君亲,又将谁怼?

苏轼以前的职务是代皇帝起草诏书,现在皇帝反过来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向这位执笔者,他只能自咽苦果。而且这篇无异是声讨檄文的诏书却是出于他的昔日同科林希之手,不禁令他喟然长叹。

苏轼还说起一事:“此番我得罪南迁,诏令一下,满朝惊诧。正携众弟子和家人出京师时,路遇公麟,儿子苏过上前欲与其招呼,岂料他骑在马上,以扇障面,转过脸去,装作不识,匆匆打马而去。众弟子看了都很愤怒,说昔日公麟与我极为友好,书画往还,饮酒唱酬,还为我苏氏家庙画真容,不为不密。今日见我,立即变脸,世态炎凉如此,令人心寒。山谷(黄庭坚字)当场就尽毁平日公麟所有之画,弃之于途!”

米芾却是满含悲戚,无言以慰。半年之前,就在这堂上,两人还在秉笔对书,潇洒饮酒,豪情万丈,没想到再次见面时已遭这种际遇,纵有杯酒也难以浇化心中的郁积,只能悄然哽咽。

苏轼问起他的大儿米友仁,米芾说他今年三月刚刚赴京应举人之试。临行前,米芾还为他写了一首诗来壮行:

天下英才米大郎,朝来跨马入文场。

绪余惊世须魁选,归带蟾宫桂子香。

米芾把这首诗拿给苏轼看,诗虽然写得类似顺口溜,却全是好口彩,寄托了一位父亲对爱子殷切的上进希望。米友仁的这次科举没有中试,原因是考题变了。

苏轼说,今年是“绍述”之后的第一次科考,考题是由新任的中书舍人李清臣出的,凡是在试卷中赞扬新法的,都被录取居于前列,反之则不录取。令郎没有被录取,肯定是没有赞颂新法,落第是当然的。我的弟弟子由(苏辙字)已经上疏来谏此不对了,但朝廷不听,被贬到汝州去了。

由于苏轼将赴的贬所是英州,那里正是米芾在二十一岁时首次任职的地方,浛洸县属英州。宋代时如果把大臣贬到岭南,那就是仅次于死刑的第二等重刑罚。英州之地,在苏轼之前和之后,无数的逐客谪臣都曾被贬到这里。古代把岭南视为畏途,是百越文身之族所居的瘴疠之地,闻之而色变,苏轼也不能免。他细细地问了英州一带的天气、民风民俗、地理交通等问题,要带些什么物件和药去。然而,苏轼没有想到的是,英州并不是他此行的最后归所。

潇洒倜傥的苏轼上船就道,辞别米芾,远奔路程去了。等待着他的,将是三千六百多里路的暗云晦月,将是满山满谷的野风冷霜,将是南岭的蕉风椰雨,以他的生命,以他的旷达,以他的睿智,以他的顽强和坚韧,将会渡过一切厄难。

米芾扶杖至长亭,折柳送别,执子之手,含泪不语。两人都以为这是他们今生的最后一次见面了,因为苏轼毕竟已经五十七岁了。而没有想到的是,竟然还有天旋地转、重新聚首的一天。

苏轼携儿子苏过和侍妾朝云一路行程,还未过南岭的时候,第二道贬令又追着他来。章惇觉得英州还不够远,不够险恶,把他放逐到更南的惠州。苏轼于是半路改道而往惠州,在英州仅做了停留。尽管身为逐客,他的潇洒之心依然未改,游兴也未减,还兴致勃勃地去了当地位于北江之滨的南岩,在岩壁上题书了“蜀人苏轼子瞻南迁惠州,舣舟岩下,与子过同游寿圣寺,至暮乃去。绍圣元年九月十二日书”的墨迹。以后被人刻成摩崖碑而留存。在他日后获赦北还,声名又恢复的时候,这些墨迹被人视为至宝。

民国年间,河南流行一个民谚,说该省有“水、旱、蝗、汤”四灾,因而贫穷。如果把其中专指某个时期某个官员的“汤”换成了“官”,那就可以适应任何朝代。“官”是指贪官暴政,任何朝代都出现过。雍丘北临黄河,这条千年的害河在北宋年间曾多次决堤改流,在豫东造成了千里的荒灾,直到元祐末年才改道北流,苏轼曾上书为之庆。然而,黄河给这一平原地区留下的祸害却是万劫难复,苏轼在颖州任职时就说,此地小河有水就流向大河,大河有水就流向更大的河,以致所有的河道里都充满了水,水道里因为有泥沙而被堵塞,以致四处溢出,漫向平原。这些淤积的泥沙遇到天旱,便形成风沙,四处肆虐。淤泥滋长了野草,草丛又滋生了虫卵,到了春天便孵化成蝗虫,成群地飞翔,遮天蔽日,贪食麦子,以致田里颗粒无收。蝗灾是古时最不可根治的病害之一,因为无药可灭,只能派人到地里去挖出虫卵来烧掉,或者到田里去捕捉成虫烧掉,或者在田头挥舞旗帜,到处驱赶。还有就是到庙里去烧香拜神,乞求神灵来帮忙。如果一地遇上了蝗虫,那是最恐怖的末日来了。

春天,雍丘一带遇上了蝗虫,正是天旱炎热,虫卵的孵化速度极快,很快就成千上万,聚集成群,遮天蔽日而来,如同乌云一般在空中移动,居然还轰然有声,所落之处,地里的庄稼顷刻就被吃光,只剩根根秃茎。一时,四面八方都来报警,米芾只能派人督促,到地头四处捕捉。有人建议,蝗虫为阴祟,要用红布为旗帜来驱赶,还要在庙里烧香祈祷。又有人建议,虫子怕烟,可以在田间焚烧秸秆,形成烟雾来驱赶。米芾没有学过化学,缺少灭虫知识,听说有人建议,便令照办,一时县里烟雾四起,蝗虫乱飞。

米芾接报,蝗虫的数量似乎少了一些,他刚松了一口气,突然接到邻县县令派公差送来的一份公文,说他们县里发现了蝗虫,有人指认方向说,这些蝗虫是从雍丘地界飞过来的,因为你们焚烟驱赶,所以蝗虫就飞过地界,落在我们县里来吃麦子了。请米大人不要以邻为壑,要好好处理自己县境里的蝗虫,不要让它们飞过界来,侵食敝县的庄稼。

这位县令写出这样一份公文来,当是非常糊涂的事了,蝗虫又没有户籍归属,可以遍地乱飞,不是县里的子民,可以管辖得住的。米芾当时正在与朋友饮酒,接到公文之后,看了不禁哈哈大笑,取来桌上的笔墨,在公文后面加批道:

蝗虫本是天灾,不由人力挤排。

若是敝邑遣去,须烦贵县发来。

米芾的这封信,只是一首打油诗,却说出了真道理:蝗虫本是无法控制它们飞翔方向的,只能飞到哪儿吃到哪儿。大家读了,哈哈大笑,相信那位邻县的县令看了以后,也只能苦笑,无可奈何。

久旱必有久雨,到了夏秋之际,豫东一带又下大雨,昼夜不停,四个月不止,水大涨,京畿路、京东西路、淮南与河北诸路全都遭殃,即将成熟的庄稼被淹,一片泽国。县民无食,一时哀鸿遍野,饥民四处流浪。

这回轮到米芾苦笑了,谷物受损,夏收严重歉收。他没有办法,只有上报灾情,请求免除今夏的税收,请拨款赈灾。

按北宋时的建制,国家设有常平仓来调节,遇到丰年就买进多余的粮食,遇到歉年就放粮而赈济。管理这个常平仓的官员叫常平官,俗称仓臣,具有很大的予夺之权。他不仅不免除今年的夏税,而且还要增收义仓之粟,频频下来催逼。美其名曰体察下情,实则是勒索,每次都是一来就两三个人,威风八面,官气十足,拿、卡、吃、要,一应俱全。每来一个,米芾都要忍气吞声,小心侍候,生怕得罪,已不胜其扰,这样,在水、旱、蝗灾之后,又遭受到第四灾——官。米芾动了书呆子气,索性上书朝廷,与这些官僚们力争,为雍丘县争赈灾款:

朝廷遣诏使,未离国门,诸监司纵横遣官,每司两三辈交驰,体访按察,将迎旁午,诏使未尝到,而郡县已不胜扰矣,未晓未晓!此岂朝廷德意?民之利病,州县利害,恬不恤,而点检钱物簿书,是何用事?

无论是作为一名官员,还是作为一名士,米芾都已愤怒到了极点,抱着为民请命的热血,他代表全县的人民向这些官僚们发出斥责和声讨,说他们竟然恬然不知体恤民众之苦,下级已不堪其扰!

在另一封给朋友的信札中,他又表示了自己的忧心:

讫力不能使直,愧见吏民耳!去都一舍尚尔,况幅员万里之远乎?嗟呼痛哉!

他认为是自己的治理不力,致使全县的生民涂炭,遭此祸灾,使他愧见下属和百姓了。而诸位官僚的种种做法,已使他忍无可忍,决心“与监司辩事于朝廷”。

米芾被激怒了,他上书朝廷,直指常平官,要为全县的子民们讨个说法。

然而,上诉书递上去,恰如石沉大海,杳无消息。他的朝中靠山已倒,两苏兄弟也都被逐出朝,没有人来帮他讲话,哪怕你是个名士也罢,官僚们才不理你那一套呢!

米芾一怒之下,把头上的官帽子也扔了:既然为民请命不成,我的面子也没有了,这个八品芝麻官也不要了!

东汉时雍丘有一位官员叫董宣,他在做洛阳县令时,公主的仆人杀了人,躲在公主府中不出来。董宣就趁公主的车子要出门时,拦住了车子把那个犯罪的仆人杀死。公主向父亲光武帝哭诉,说董宣是在欺负她。光武帝令他向公主叩头道歉,但董宣就是不肯。光武帝让人按着他的头,逼他叩头,董宣却是强挺着脖子,双手撑地,硬是不肯叩头。光武帝问清了真相,反而表扬了他,称他为“强项令”,就是硬着脖子不肯弯的县令。米芾此时的做法,也是与他的前辈相同,也是一种“强项”。

然而,知识分子的懦弱性和做事的不彻底性也在此暴露无遗,在盛怒之下的米芾,并没有说辞官回乡去做布衣老百姓,而只是说去“监庙”——他还是想做官的:

窃禄江湖事不撄,微祠旧足代深耕。

敢为野史摅幽愤,待广由庚颂太平。

向朝廷求一个官是极难的事,但要是想退居二线去监庙,那就会很快批下来。果然立刻任命就下来了:让他去监中岳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