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去职_关于米芾的故事

为民去职_关于米芾的故事

祖母的尸骨未寒，哲宗就已经迫不及待了，才过两个月，他就召来了臭名昭著的章惇和吕惠卿，让他们官复原职，让他们组阁，拿出适合自己心意的改革方案来。

史学家把哲宗亲政前的一段历史称为“元祐更化”，把此后的一段历史称为“绍圣绍述”。

所谓“绍述”，就是“继承”，而且专指哲宗对神宗所施行的新政的继承。这个口号是由刚刚复职回朝的李清臣和郑润甫提出来的，被章、吕等人接过去，用作呈哲宗的改革方案。哲宗是神宗的儿子，作为他的皇位继承人，对先皇所为有着崇敬，也有意效仿。神宗时任用王安石，推行新法，虽然并不彻底，但却是天下大治，疆域扩张，被誉为盛世。然而，神宗驾崩后，祖母主政，君权旁落，一切都是由高太皇太后说了算，新法尽废。作为孙皇帝，哲宗无法与祖母抗辩，只能除了沉默，还是沉默。然而在心底却是一直想恢复先皇的伟业，做一番有为的事，这才是赵家的好儿郎。所以，他亲政之后，就立刻施行改革。

哲宗亲政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章惇。章惇此人大奸大恶，被列入《宋史》的“奸臣传”中。他是个私生子，然而却勤奋好学，富有才干，和苏轼是同科进士。王安石变法时，看中了章惇的才能，授他以重任，他率兵血洗西南诸蛮，招抚梅山四十五州，拓边新土有功，被召进朝廷内任。哲宗正要改变高太皇太后的既定政策，便欣然接受了“绍述”的提法，甚至把第二年的年号也改元为“绍圣”，以恢复熙宁、元丰时的新政。他任命章惇为相，专以“绍述”为国是，凡是元祐年间被高太皇太后所革除去的一切新政，全然恢复，全面施行新法。又把蔡卞、林希、黄履、张商英这些当年的新法悍将们全部召回复职，各居要地，委以重任。让他们为打手，协谋朋奸，报复仇怨，凡元祐年间得志的旧党之人，无一得免，全部招祸，甚至罪及家族。

章惇重用的打手中，蔡京和蔡卞兄弟就赫然在列。他看中了他俩的凶残阴险，命他们穷逼那些旧党，罗织罪名，捕人下狱，甚至剥皮、拔舌。又命吕升卿等人到岭南任按察使，追杀那些已被流放的旧党人，手段之毒辣，令人发指。幸而哲宗没有同意，说：“我遵照我祖宗起就定下的规矩，从未杀戮过大臣，我不能开这个恶例，你把他们都释放了，不要治罪。”然而，章惇还是不放过其中的十几个人，甚至一次流放还不够，还要把他们流放三四次，天下人都为他们喊冤。当时民间流传着“二蔡一惇，必定沙门”的民谣，二蔡当然是指蔡氏兄弟，沙门岛则是当时专门流放罪犯之地。当时整个神州大地一片阴风惨惨，恐怖笼罩，人人自危。(www.guayunfan.com)章惇、吕惠卿、吕升卿、蔡京、蔡卞、曾布这几个恶棍，操纵着一位十九岁的少年天子，使已经偃旗息鼓的新法起死回生，重新施行。然而这时的新法，已非王安石时的新法了，已经被他们阉割偷换，即使是后人，也看得很清楚，写诗评述说：“蔡京奸计假荆公，绍述虽同事岂同？”这些假“新政”之名的人，实则是一批政治野心家，他们把北宋的大好河山送上了绝路。

尽管北宋时的新党和旧党都互有利弊，各有所偏，但公正地看，旧党人士的思想虽保守，但却大都是品格高尚之人，都是忠诚正直、堪称为人师表的君子，他们也知朝廷的久存弊病，然而积重难返，不想触动大地主阶层的利益，恪守旧道。而新党的人士之中，虽然也有王安石这样的忠贞正直之士，是出于公心来拯救黎民于泥涂之中，然而绝大多数人的品质却极差，都是些阴险恶毒的小人，都是借改革之名来获取个人利益，都是反复无常、有空就告密、出卖朋友的无耻之徒。当然，由于这两党的长期积怨，以致一党掌权，就会把另一党逐出朝廷。然而要想把对方赶尽杀绝、送进牢狱，甚至掘墓鞭尸的事，也只有章惇这些人才做得出来。王安石在变法之初，看中了这些年轻人的血气方刚，有才干，把他们吸收到自己的集团中来，想借助他们的锐意来为自己出力。他们感激涕零，甘为犬马。但等王安石一失势，他们立刻落井下石，反目背叛，甚至把他的私人日记也拿到皇帝面前去作为告密的罪证。这使王安石悔恨不迭，在自己的书房里到处写上“福建子”的纸条来提醒。奇怪的是，这几个恶棍恰恰都是福建人。

章惇有才学，也善书法。他失意被贬逐，有八年的赋闲时间，他在润州筑有别业，闲暇无事时，经常练字解闷。沈括说他每天要临一遍《兰亭》，苏轼听了不以为然，认为这徒然是临摹而已，他的字还算不上是自成一格的书家，终不高明。南宋时有人评论他的书法说，章惇素以能书而自负，经常喜欢挥毫翰墨，虽然为相时公务繁忙，但却要每天练字数幅方休息。这种勤奋练字的做法，说明他对书法的兴趣极浓。米芾看过他的书法，认为：“章惇自认为他的真书写得好，批评我的书法写得太草，要我也像他那样写成排版的字或整齐得像算盘珠一样，我才不干呢！我认为，要写真书体必须要有体势才是最佳的。”米芾这些话其实是批评章惇的真书功夫还不到家，还欠火候，认为他的真书写得过于整齐划一，恰恰正是米芾所反对的“大小一伦”，如同书吏抄的公文一般刻板工整，缺少变化，他不取也。沈括因为与章惇是同党，反夸赞他善书，在《梦溪笔谈》里写道：“章子厚善书，曾经说：‘写字极须用意，不用意而用意者，皆不能佳，这种妙理，若不是得于心者，不可能懂得我的这些话。’我把章惇的这些话称之为‘墨禅’。”章惇的这些话，恰恰正是宋代书法最为讲究的“意书”的精髓，看来他的书法虽不是上乘，但却颇懂书理。他的同党夸章惇的书法精妙绝伦，丝毫也不亚于唐人，以至要超过虞世南和薛稷这两人了。甚至更有人夸他的书法已经深得晋人的笔意，而类似王羲之了，这些话出自于他的党僚之口，已是谀辞，过于拔高，是不能信的。

虽然不能与“宋四家”这些大家相比，但公正地说，在宋代的诸位官僚里，章惇的字还算是好的，只不过他的书名为他的恶名所掩罢了。后世有人评价说，他虽然有才，然而却是用在反面了，使他的英迈之才与他的书名都被湮没了，是一悲剧，太可惜了！

除了以书法而交往，米芾与章惇还有一层关系：米芾一向崇敬的宰相吕大防是章惇的舅舅，既然同在一城居住，章惇和米芾也时有交往，米芾和他的儿子章持等人都有书信往还。

米芾的靠山吕大防在为高太皇太后服务了六年之后，竟然没有能全身而退。因他为相时只对太皇太后忠心，始终不提让哲宗亲政的话，哲宗因此恨他，在上台几个月后，他就被章惇罗织罪名，作为旧党扫除，几度贬谪，竟然身死瘴疠之地，尸骨不能还乡。

高太皇太后一驾崩，她的威信立刻下降，以前满朝都是把她当成皇帝来对待的，朝廷下令，要避她父亲高遵甫的讳。现在禁令取消，“遵甫”二字都可以直接写了，这也是区别“绍圣”前后宋帖的一个标志。

雍丘是古时的杞国，这里曾经产生一则“杞人忧天”的故事：一个人整天担心天会掉下来，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整天望着高高的天空忧心忡忡。现在“天”真的掉下来了，对米芾一生中影响最大的那个女人去了。然而米芾除了伤心了一下之外，并没有觉得有多少的缺失，因为这位太后在他小时离他很近，现在却离他很远了。只是吕大防的去任，使他很是失落，他失去了一个靠山，一个仕进的阶梯，今后他得另想办法了。

新党当政，奸臣掌权，朝中最近乱成一团。这些事，既离他很近，又离他很远。东京不到百里之遥，朝中很多大臣是他的朋友，然而无论是“元祐更化”也好，还是“绍圣绍述”也好，眼前还触及不到他这个微官小吏，无论是谁来主政，作为一个县官，他只有执行的份儿，而不能像当年的苏辙一样，以从八品官的身份去神宗面前陛见。他日后曾自诩“不入党与”，确实是与新旧两党的人士都有交往，然而并未深入其中，成为哪家的党羽或打手。新党的头目王安石和旧党的领袖苏轼他都见过，新党的林希、沈括和谢景温都是他的朋友，旧党的苏辙、黄庭坚和吕大防也都是他的朋友，他巧妙地周旋于两党的夹缝之间，只谈艺术，不谈政治。眼看着新党上台打旧党，旧党上台又打新党，眼下又是新党在追杀旧党，一片混乱。将来究竟是谁家之天下？还很难说。

然而，从仕途角度着想，今后他将依附何人？

新，还是旧？这是个问题。

真正受到影响的还是他的朋友，曾经一度红遍天下的苏学士苏轼。早在高太皇太后势力未颓之时，他就被攻击，自求外任到扬州当太守。岂知太皇太后欣赏他，一刻也不能离开他，才就任半年，就又把他调回朝中，任翰林侍读学士，兼礼部尚书。幸好他聪明，高太皇太后一死，他知道护法神已倒，预感不保，就自请出任，到最边远的定州去任职，那里是最麻烦也是最危险的前线，同时担任文臣和武将。

定州位于东京的北方，前去赴任，应该向北渡过黄河。然而苏轼却是特意绕道东南，到雍丘来会米芾，这让米芾很感意外。

这事在元祐八年（1093）的十月，“天临殿”还正在修建中，吕升卿还没有借此题发作。去年苏轼米芾刚在扬州会见过，现在又在雍丘相会，分外亲切。

苏轼并不是第一次来雍丘，只是在雍丘第一次会米芾。早在嘉祐元年（1056）的时候，他才二十出头，跟随着他父亲苏洵赴京赶考，就曾经在雍丘住过一段时间，复习功课，后来此地还有一处“苏洵读书台”的古迹——其实应该是“三苏读书台”才对。然而几十年过去，这一少时的记忆已经淡薄了，令他不胜感慨。

还是在春夏之交的时候，米芾曾给苏轼一封信，谈及他到任之后，此地因处于黄泛区，又遭遇水旱双灾，好容易度过了青黄不接的艰难时日，田里麦苗正在生长拔节，在麦叶上却发现了很多虫子。它们小小的，爬在小麦秆上，专吃青嫩的麦叶，而不吃穗。然而被它们吸了浆后的小麦就瘪了，再也长不出颗粒来，当年就必定减产。米芾生在城市之中，没有学过农业，也不是昆虫学家，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麦虫，不知道怎么治。这种虫子密密麻麻地布满在麦子上，又不能用手去捉，也没有办法去除，只有靠向天祈祷。苏轼当然也不知道去除这种麦虫的办法，只有写信去叫他宽心。

谁知当年秋收时，雍丘的秋粮获得了丰收。米芾非常高兴，给当朝的宰相写信报喜，说自己的县里今年岁丰无事，有一个好收成，当足以养拙苟禄，饮食自给了。下面就说到宰相刚刚上任不久，希望能给百姓带来仁寿，作为县令的我将拭目以待佳音。

笔者颇怀疑米芾的这份报告是否属实？有没有谎报实情？明明小麦上都长了虫子，正在灌浆的时候，又来不及补种，收成肯定是减产无疑。如果是秋粮获得了丰收，但也是丰不补歉啊，他是只报秋粮之喜而不报夏粮之忧了。官场上的这些圆滑，他已经开始学会了。

苏轼来到雍丘和米芾相见了，所谈恨少，米芾的大儿米友仁也在侧伺候。苏轼问起他的年龄，知道他已经二十了，刚刚及冠，就用黄庭坚送他的那方古印上的印文“元晖”做了表字，下年春天就要进京赴考了。米友仁把自己写的字拿给苏轼看，请他指教，苏轼连夸米友仁的书法有乃父之风，有功力。又说起米芾的长女嫁给起居郎乔执中的儿子为妻，次子友知亦知书等家务事。

雍丘城位于豫北的冲积平原之上，这一带原是丘陵之地，布有一些低缓的山丘，因此这一带有“丘”字的地名很多，如商丘、沈丘、雍丘等。雍丘原来位于三座较高的山丘之上，县衙就建在最高的一座山丘上，居此可以总领全县。县衙内有竹有槐，还有柏树，当然还有米芾搜集来的奇石。距此不远的西郊，有一处隆起的丘岗，上面植有青松朱樱，是春游之处，风景应该是不错的。一柏一槐两棵树一直留存到现在还活着，县衙的西面在明代建了一座文庙，五彩琉璃的殿顶，白石的台阶，非常壮观，俨然还具旧时之貌。

酒酣之际，两人谈得兴起，米芾说自己藏有三百张上好的宣纸，何妨与苏轼共书享受？苏轼听了也高兴，说是很久没有在一起共书了。米芾便令手下在大堂里铺开两张长案，上面各放上精笔佳墨，取来宣纸陈放在侧，旁边的桌上还放着酒菜，彼此说定今天一定要把这些纸写完才休息。

苏轼和米芾在县衙里对坐着饮酒，每饮完一轮，便秉笔抻纸对书。旁边有两个小童专门为他们磨墨，然而几乎都跟不上他们写字的速度。两人越写越高兴，字也越写越好。直到黄昏时分，酒喝完了，两人都大醉，三百张纸也写得光光，两人把自己的书法互相交换，各自带走，都觉得这一天自己的书法水平是平时所不及的，非常得意。

苏米对书这事，被后人视为风雅之举，曾有人根据此事书写了一块“苏米对书之庭”的匾，挂在雍丘县衙大堂前。到了清代时，有一位邵姓县令也善书法，非常仰慕苏轼和米芾，一次他接待了来此的著名书画家董诰，效仿着苏米对书的风雅做法，两人也在堂上铺纸对书，后人题有“又米堂”的匾，并将此地命名为“又米堂”。而原有的“苏米对书之庭”的那块匾一直到民国年间还存在，在抗日战争中被日本人劫回国内去收藏了。而那座县衙则被改造成了县政府，足见苏米的影响，直到千年之后尚存。

苏轼此行，本是北上抗敌戍边去的。按理说应该得到褒赏，临行前也应该陛见而壮行。可是哲宗对这位昔日的老师已经内心生厌，苏轼临走时，要求陛辞，然而没有被接受。苏轼不得一见而行，预感国是将变，皇帝本是他的学生，然而此刻不见他就是个坏兆头。他只得留下了一封书信给哲宗，以行劝诫。信中说皇帝一直居于内宫，接触的只是执政和大臣，并没有和广大的群臣接近，因而听到的下情很少。希望他在亲政后能够通下情而除壅蔽，能在三年之内有所作为，来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崭新大宋。

说归说，哲宗接到信后，根本没有放在心上，他自有盘算。看看《宋史》的《苏轼传》中，出现得最多的词就是“不听”，他的主意虽好，然而朝廷却不采纳。

苏轼夹着那一百五十张米芾的字走了。没想到半年之后，又一场政治的恶浪把他卷了回来。

元祐九年（1094），“绍述”之说正式推行，改元为绍圣元年。哲宗和章惇们都已站稳了脚跟，开始向旧党们复仇。章惇被拜为左相，第一刀砍向吕大防，第二刀砍向苏氏兄弟，把苏轼官降一级，从抗敌前线贬到南方的英州，把苏辙从中央贬到汝州。随后遭殃的就是“苏门四学士”，以及一帮元祐旧臣们，一场大清算开始了。

苏轼早有预感，然而没有想到会遭此种待遇。他是个乐观豁达的人，一生历尽磨难，已把忧患视为身外之事。然而对于这一次的迫害，他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没有预料到事件的严重性，以为大不了就像以前被贬到黄州一样，过几年，气候转变之后就会再度还朝复职的。他从定州交办了事务，仓惶就道，赴京后立刻就束装南下，赶赴谪所。

苏轼离京的时候，正是闰四月，京师槐花正开，绿荫渐浓。他没有想到，他一生中就此与这座使他爱恨交加的繁华都市永别了，因为他即使后来遇赦北还，也没有到过京师。

够朋友的是，就是在这种悲剧开始的时候，他也不忘绕道雍丘，去看望一下自己的至交朋友米芾。

朝中的变故，米芾已经听说。尽管上台的是他的朋友章惇和蔡京，然而还是为他的挚交苏轼的被贬而不平和伤心。当时他正在患痢疾病，一天要拉好几遍，身体虚弱得不行，难以外出，听说苏子过境来访，他还是撑着起来。他已经无力远行到郊外的码头迎接，只得派了县里的二把手专程前往长亭将苏轼请到衙里。自己抱病扶杖而出，与苏轼执手相见。

苏子尽管身处逆境，但还是英气勃勃，他还把朝廷贬谪他的免职令读给米芾听：

若讥朕过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诋诬圣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义。在于行路犹不戴天，顾视士民复何面目？汝轼文足以惑众，辩足以饰非。然而自绝于君亲，又将谁怼？

苏轼以前的职务是代皇帝起草诏书，现在皇帝反过来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向这位执笔者，他只能自咽苦果。而且这篇无异是声讨檄文的诏书却是出于他的昔日同科林希之手，不禁令他喟然长叹。

苏轼还说起一事：“此番我得罪南迁，诏令一下，满朝惊诧。正携众弟子和家人出京师时，路遇公麟，儿子苏过上前欲与其招呼，岂料他骑在马上，以扇障面，转过脸去，装作不识，匆匆打马而去。众弟子看了都很愤怒，说昔日公麟与我极为友好，书画往还，饮酒唱酬，还为我苏氏家庙画真容，不为不密。今日见我，立即变脸，世态炎凉如此，令人心寒。山谷（黄庭坚字）当场就尽毁平日公麟所有之画，弃之于途！”

米芾却是满含悲戚，无言以慰。半年之前，就在这堂上，两人还在秉笔对书，潇洒饮酒，豪情万丈，没想到再次见面时已遭这种际遇，纵有杯酒也难以浇化心中的郁积，只能悄然哽咽。

苏轼问起他的大儿米友仁，米芾说他今年三月刚刚赴京应举人之试。临行前，米芾还为他写了一首诗来壮行：

天下英才米大郎，朝来跨马入文场。

绪余惊世须魁选，归带蟾宫桂子香。

米芾把这首诗拿给苏轼看，诗虽然写得类似顺口溜，却全是好口彩，寄托了一位父亲对爱子殷切的上进希望。米友仁的这次科举没有中试，原因是考题变了。

苏轼说，今年是“绍述”之后的第一次科考，考题是由新任的中书舍人李清臣出的，凡是在试卷中赞扬新法的，都被录取居于前列，反之则不录取。令郎没有被录取，肯定是没有赞颂新法，落第是当然的。我的弟弟子由（苏辙字）已经上疏来谏此不对了，但朝廷不听，被贬到汝州去了。

由于苏轼将赴的贬所是英州，那里正是米芾在二十一岁时首次任职的地方，浛洸县属英州。宋代时如果把大臣贬到岭南，那就是仅次于死刑的第二等重刑罚。英州之地，在苏轼之前和之后，无数的逐客谪臣都曾被贬到这里。古代把岭南视为畏途，是百越文身之族所居的瘴疠之地，闻之而色变，苏轼也不能免。他细细地问了英州一带的天气、民风民俗、地理交通等问题，要带些什么物件和药去。然而，苏轼没有想到的是，英州并不是他此行的最后归所。

潇洒倜傥的苏轼上船就道，辞别米芾，远奔路程去了。等待着他的，将是三千六百多里路的暗云晦月，将是满山满谷的野风冷霜，将是南岭的蕉风椰雨，以他的生命，以他的旷达，以他的睿智，以他的顽强和坚韧，将会渡过一切厄难。

米芾扶杖至长亭，折柳送别，执子之手，含泪不语。两人都以为这是他们今生的最后一次见面了，因为苏轼毕竟已经五十七岁了。而没有想到的是，竟然还有天旋地转、重新聚首的一天。

苏轼携儿子苏过和侍妾朝云一路行程，还未过南岭的时候，第二道贬令又追着他来。章惇觉得英州还不够远，不够险恶，把他放逐到更南的惠州。苏轼于是半路改道而往惠州，在英州仅做了停留。尽管身为逐客，他的潇洒之心依然未改，游兴也未减，还兴致勃勃地去了当地位于北江之滨的南岩，在岩壁上题书了“蜀人苏轼子瞻南迁惠州，舣舟岩下，与子过同游寿圣寺，至暮乃去。绍圣元年九月十二日书”的墨迹。以后被人刻成摩崖碑而留存。在他日后获赦北还，声名又恢复的时候，这些墨迹被人视为至宝。

民国年间，河南流行一个民谚，说该省有“水、旱、蝗、汤”四灾，因而贫穷。如果把其中专指某个时期某个官员的“汤”换成了“官”，那就可以适应任何朝代。“官”是指贪官暴政，任何朝代都出现过。雍丘北临黄河，这条千年的害河在北宋年间曾多次决堤改流，在豫东造成了千里的荒灾，直到元祐末年才改道北流，苏轼曾上书为之庆。然而，黄河给这一平原地区留下的祸害却是万劫难复，苏轼在颖州任职时就说，此地小河有水就流向大河，大河有水就流向更大的河，以致所有的河道里都充满了水，水道里因为有泥沙而被堵塞，以致四处溢出，漫向平原。这些淤积的泥沙遇到天旱，便形成风沙，四处肆虐。淤泥滋长了野草，草丛又滋生了虫卵，到了春天便孵化成蝗虫，成群地飞翔，遮天蔽日，贪食麦子，以致田里颗粒无收。蝗灾是古时最不可根治的病害之一，因为无药可灭，只能派人到地里去挖出虫卵来烧掉，或者到田里去捕捉成虫烧掉，或者在田头挥舞旗帜，到处驱赶。还有就是到庙里去烧香拜神，乞求神灵来帮忙。如果一地遇上了蝗虫，那是最恐怖的末日来了。

春天，雍丘一带遇上了蝗虫，正是天旱炎热，虫卵的孵化速度极快，很快就成千上万，聚集成群，遮天蔽日而来，如同乌云一般在空中移动，居然还轰然有声，所落之处，地里的庄稼顷刻就被吃光，只剩根根秃茎。一时，四面八方都来报警，米芾只能派人督促，到地头四处捕捉。有人建议，蝗虫为阴祟，要用红布为旗帜来驱赶，还要在庙里烧香祈祷。又有人建议，虫子怕烟，可以在田间焚烧秸秆，形成烟雾来驱赶。米芾没有学过化学，缺少灭虫知识，听说有人建议，便令照办，一时县里烟雾四起，蝗虫乱飞。

米芾接报，蝗虫的数量似乎少了一些，他刚松了一口气，突然接到邻县县令派公差送来的一份公文，说他们县里发现了蝗虫，有人指认方向说，这些蝗虫是从雍丘地界飞过来的，因为你们焚烟驱赶，所以蝗虫就飞过地界，落在我们县里来吃麦子了。请米大人不要以邻为壑，要好好处理自己县境里的蝗虫，不要让它们飞过界来，侵食敝县的庄稼。

这位县令写出这样一份公文来，当是非常糊涂的事了，蝗虫又没有户籍归属，可以遍地乱飞，不是县里的子民，可以管辖得住的。米芾当时正在与朋友饮酒，接到公文之后，看了不禁哈哈大笑，取来桌上的笔墨，在公文后面加批道：

蝗虫本是天灾，不由人力挤排。

若是敝邑遣去，须烦贵县发来。

米芾的这封信，只是一首打油诗，却说出了真道理：蝗虫本是无法控制它们飞翔方向的，只能飞到哪儿吃到哪儿。大家读了，哈哈大笑，相信那位邻县的县令看了以后，也只能苦笑，无可奈何。

久旱必有久雨，到了夏秋之际，豫东一带又下大雨，昼夜不停，四个月不止，水大涨，京畿路、京东西路、淮南与河北诸路全都遭殃，即将成熟的庄稼被淹，一片泽国。县民无食，一时哀鸿遍野，饥民四处流浪。

这回轮到米芾苦笑了，谷物受损，夏收严重歉收。他没有办法，只有上报灾情，请求免除今夏的税收，请拨款赈灾。

按北宋时的建制，国家设有常平仓来调节，遇到丰年就买进多余的粮食，遇到歉年就放粮而赈济。管理这个常平仓的官员叫常平官，俗称仓臣，具有很大的予夺之权。他不仅不免除今年的夏税，而且还要增收义仓之粟，频频下来催逼。美其名曰体察下情，实则是勒索，每次都是一来就两三个人，威风八面，官气十足，拿、卡、吃、要，一应俱全。每来一个，米芾都要忍气吞声，小心侍候，生怕得罪，已不胜其扰，这样，在水、旱、蝗灾之后，又遭受到第四灾——官。米芾动了书呆子气，索性上书朝廷，与这些官僚们力争，为雍丘县争赈灾款：

朝廷遣诏使，未离国门，诸监司纵横遣官，每司两三辈交驰，体访按察，将迎旁午，诏使未尝到，而郡县已不胜扰矣，未晓未晓！此岂朝廷德意？民之利病，州县利害，恬不恤，而点检钱物簿书，是何用事？

无论是作为一名官员，还是作为一名士，米芾都已愤怒到了极点，抱着为民请命的热血，他代表全县的人民向这些官僚们发出斥责和声讨，说他们竟然恬然不知体恤民众之苦，下级已不堪其扰！

在另一封给朋友的信札中，他又表示了自己的忧心：

讫力不能使直，愧见吏民耳！去都一舍尚尔，况幅员万里之远乎？嗟呼痛哉！

他认为是自己的治理不力，致使全县的生民涂炭，遭此祸灾，使他愧见下属和百姓了。而诸位官僚的种种做法，已使他忍无可忍，决心“与监司辩事于朝廷”。

米芾被激怒了，他上书朝廷，直指常平官，要为全县的子民们讨个说法。

然而，上诉书递上去，恰如石沉大海，杳无消息。他的朝中靠山已倒，两苏兄弟也都被逐出朝，没有人来帮他讲话，哪怕你是个名士也罢，官僚们才不理你那一套呢！

米芾一怒之下，把头上的官帽子也扔了：既然为民请命不成，我的面子也没有了，这个八品芝麻官也不要了！

东汉时雍丘有一位官员叫董宣，他在做洛阳县令时，公主的仆人杀了人，躲在公主府中不出来。董宣就趁公主的车子要出门时，拦住了车子把那个犯罪的仆人杀死。公主向父亲光武帝哭诉，说董宣是在欺负她。光武帝令他向公主叩头道歉，但董宣就是不肯。光武帝让人按着他的头，逼他叩头，董宣却是强挺着脖子，双手撑地，硬是不肯叩头。光武帝问清了真相，反而表扬了他，称他为“强项令”，就是硬着脖子不肯弯的县令。米芾此时的做法，也是与他的前辈相同，也是一种“强项”。

然而，知识分子的懦弱性和做事的不彻底性也在此暴露无遗，在盛怒之下的米芾，并没有说辞官回乡去做布衣老百姓，而只是说去“监庙”——他还是想做官的：

窃禄江湖事不撄，微祠旧足代深耕。

敢为野史摅幽愤，待广由庚颂太平。

向朝廷求一个官是极难的事，但要是想退居二线去监庙，那就会很快批下来。果然立刻任命就下来了：让他去监中岳庙。